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说到驻外记者，我这个许多年前的报人不由得心生情节。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职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普利策奖管理人约翰·霍恩伯格在1964年曾经出过一本书，名叫《外国飞鸿：伟大记者及其时代》，新华出版社1985年推出的中译本易名为《西方新闻界的竞争》，淡化了驻外记者的角色，但在那个“热眼向洋看世界”的年代，书中所描述的西方驻外记者的人和事，令无数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神往。

记得1980年代中期，我由海军的一名新闻干事转业为地方报纸的记者，一听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某某驻外记者，心中充满羡慕。那个时代已经迥异于当下，国家刚刚开启国门，能出国者主要是极少数精英——政界人士、外交官和所谓国字号的少数记者。

当然，那个时代的向上精神也非今日所能比拟。国家精英们深知“文革”和极“左”路线的多年折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痛定思痛，“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国家精英的共识，向先进国家学习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驻外记者在那个时代，除了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政经大事，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法律、社会生活及其机制体制。

（一）

江亚平先生生逢其时，就在新华出版社推出《西方新闻界的竞争》的当年，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国际部，承担着作为未来国家和国际新闻精英的使命。自1989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担任驻外记者，到后来足迹留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年过天命仍然坚守在国际新闻的第一线，江亚平先生这整整30年的国际报道和评论生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听闻江亚平先生此前出版过《一位中国记者眼里的波黑悲剧》，《跟女王聊天》和《印度：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等书，还有译著问世。如果说前者是他驻外记者部分生涯的记录，后者是他在作为记者笔耕之余的文趣，那么我相信，《走向五大洲：江亚平国际新闻作品选》则是一部增加了他进入21世纪和迈入知天命之年后全新感悟的文集。这也是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书稿的感受。

《走向五大洲》汇集了江亚平的80多篇文章，他自己分为通稿和特稿两个大类。这个分类在今天看来就可以讨论一番。按照传统的分类法，新闻文体有消息通讯特稿评论等类别，今天的官媒大概还用这个分类，而且历史比较悠久的新华社还有独特的新华体。但随着外来影响的扩大，另一种分类法出现了：首先是分为报道和评论两大类，报道可以再分为消息和深度报道以及特稿。评论可分为社论、专栏文章等。

我宁愿将江亚平的80多篇文章首先分为报道和评论两大类，再将其中的报道大致分为深度报道和特稿，将评论分为时评和随笔。在我看来，江亚平的上述文章中最吸引我的是特稿和随笔。我还发现，在江亚平的特稿和随笔中，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媒体文化这三个题材上的大类是最有特色的。

（二）

我佩服江亚平对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发生的相关新闻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和解读，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搬来他山之石的拳拳“攻玉”之心。

怎样防止官员尸位素餐和营私舞弊？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大难题。《在英国议会听辩论》一文给我们诸多启示：看着布莱尔频频站起来作答，我心中颇有感慨。这样的首相显然当得艰苦，甚至有些寝食难安，这种做法的特点是政治上充分开明，首相和大臣对自己负责的事务丝毫不敢含糊和懈怠，充当滥竽的南郭先生在这里一天也混不下去，秘书写稿照念的现象被彻底杜绝。另外，有反对党监督质问，可以将执政党官员作弊或不负责任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像中国经常听说的什么胡子工程、头脑发热就拍板定案的情况极难发生，因为所有重大政策在出台前必须从各个方面受到反复审查和质问，以确保它正确可行。

这两年，国家高层制订了“八项规定”，遏制官员奢靡。可是曾几何时，一些官员花起纳税人的钱是多么无所顾忌。副部级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曾说：“每月交际花一两百万算什么？”那就看看《因为差旅费下台的女高官》一文吧。上任不到两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首任女省长雷德福便在哽咽声中宣布辞职，起因是她前一年曾带了几个随从坐头等舱出席曼德拉葬礼，前后花费公款45000万加元（约合40000美元）以及动用省政府飞机从省府埃德蒙顿飞到温哥华出席叔父的葬礼，并在出公差时带上女儿，共计花费3156加元（约合2809美元）。49岁的雷德福干得风生水起，让地处偏僻山区的阿尔伯塔省生机勃发。可是功不抵过啊，而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对腐败零容忍才能让官员生畏。

当然，加拿大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度。《加拿大，一个宽容的国度》告诉我们，有一男子做变性手术，上万加元的手术费由地方财政支付，为的是让一个男人圆女人梦。诚如江亚平所言：“这不但需要雅量，更需要自信。唯有自信，才有包容，唯有包容，才有和谐，而有了和谐，才更加自信，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自信未必非要建立在经济十分发达的基础上，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深植‘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加拿大的魅力正源于此吧。”

在《政府诚信的误差率》中，江亚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澳洲一位七旬老太收到超速罚款单后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把老太的车运到专用赛车道上测试，发现该车即便油门踩到底，也无法超速。于是检查测速摄像头，发现它存在万分之二的错误率。老太的罚款被免除并获得致歉，当地政府交通部门还决定将根据这个摄像头监测结果开具的一千多张超速罚单全部作废，向每位受罚司机退赔并寄送致歉信。据说一位因罚款和罚分被吊销驾照的出租车司机不但拿回退款，还凭借这张退款单进行交涉，居然把吊销驾照期间的薪资也要了回来。这能不让我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汗颜吗？

2015年春季以来，中东和东亚的韩国等为“中东呼吸综合征”而困苦，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即一些致命疾病的全球传播肆虐。《疯牛病带来的眼泪》一文揭示，艾滋病之外，疯牛病也早早就在1986年的英国发生了。可是公众和媒体一是不知情，二是不懂行。英国政府出于“维稳”和商业等各种考虑，将疯牛病成功地隐瞒了整整十年。甚至其间在1990年5月农业部长还对着电视镜头让他4岁的女儿吃牛肉汉堡包，以证明英国牛肉是放心食品。这对于我们国家太有借鉴意义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主动公开信息，必须立法强制政府公开，从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到今天，我们终于以血的代价换来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

（三）

我也佩服江亚平从无数新闻故事中以小见大，精彩地解读英国和印度等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本领。

《蓝血残阳——英国贵族百年沧桑》是走访一位名叫豪的勋爵之后写出的佳作。有上千年历史的英国贵族如今向何处去？现在的贵族怎样生活？他们是否还过着打猎饮酒一类豪奢的生活？想必这些都是中国人关心的话题。如作者所言，豪勋爵家庭的故事透视英国贵族的百年沧桑。豪勋爵曾经从政，官拜副部级，如今在乡间生活依旧高雅精致，但已经与奢靡无缘：不动产寥寥，收入也有限，用不起仆人。当代的世袭贵族在城里与一般市民无多大分别，但在乡村，人们还是对贵族尊敬有加。这与进入20世纪倡导均贫富的工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强大不无关系：对富人和贵族征收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当代贵族必须有自己的职业，因为过去那种靠收租过好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记者有所触动的是豪勋爵的豁达和睿智：“世袭贵族仅凭出生而决定一生的命运，这种事情没有也罢。不劳而获得来的财富，未必是一种幸运。”未知这是否代表着英国当代贵族的多数声音，但是这种细腻的采访写作无疑令我增加了许多新知。

近年来，慈善事业在国内遇到很多问题，而且并不限于官办慈善机构。在《慈善的要义是尊重而非怜悯》中，江亚平告诉我们，慈善是建立在尊重而不是怜悯基础上的帮助，至于利用做善事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则是对慈善事业的亵渎。英国每年的捐款总额少则上百亿英镑，多则200多亿英镑，既有大公司大财团成千上万的慷慨赞助，也有普通民众3镑5镑的涓涓细流。钱虽然滚滚而来，但不得任意挪作他用，每个机构都有专门的信托基金委员会来管理每笔捐款，筹款和开支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账目都必须公开，要向捐款人有详细交代。中国慈善机构往哪里去？不消说，改革的路径已经有了。

考驾照比考托福难，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可是在江亚平笔下的英国这是铁一般的现实：考试时必须在城市街头驾驶30到45分钟，22个规定动作如有一个不合格就告失败。《给一生驾驶系上“安全带”》写的是似乎老派的英国考官如何不让江亚平这位有多年国际驾龄的老司机轻易通过考试。当时他的愤懑可想而知，可是理性告诉应考者，冷血考官的严格，使安全意识牢牢地根植在驾驶员的脑海里。

原以为江亚平从“大英帝国”发源地到其前殖民地，因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差会产生新的文化隔膜，谁知他的多篇印度特稿却同样引人入胜和入木三分。

当今的国人，包括一些文人雅士，对印度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糟糕。我在2015年3月参加一个与印度学者对话的研讨会上，就听到一位资深的印度作家抱怨，他从网上看到，有的中国人不但嘲笑印度，而且嘲笑印度的民主，说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就会像印度那么糟。一些去过印度的知识分子回国会告诉亲友说印度如何肮脏不堪，简直无法片刻忍受。可是我们如果读一读《人与神的桥梁——苦行僧素描》，我们就可能发现，我们对印度教文化和苦修哲学太不了解了。作者抵近那些外表脏兮兮的苦行僧的细腻观察和交流会大大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世俗文化观。

作为对照，《俱乐部——培养精英的摇篮》则写出了国人不了解的另外一个印度，即文雅体面的印度，和这种上流社会的交往空间。作者以其独特观察告诉我们，英国人开创的俱乐部在印度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尤其是土豪新贵的天地，而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式社会精英的摇篮：入会者申请时长可达数十年，他们须举止文雅，容易相处。有的俱乐部“拒富”，百万富翁未必有缘置身其中；而有的俱乐部则“拒贵”：2007年春铁道部长拉鲁突发奇想，提出要加入“印度国际中心”，他找人插队，直接把申请递交给了中心主任，两个月后申请给驳了回来，理由是他是政客，而会员必须是有学术和研究水平的人。作者最后感慨：“何时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俱乐部，新闻界的同行们可以在一起自由交谈、聚会聊天呢？”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梦吧。

（四）

新闻媒体应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吗？传统观点认为，媒体记录自然和社会事件，而少谈自身。可是到了20世纪晚期，麦克卢汉的名言似乎越来越应验了：媒介就是讯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亚平作为新闻记者在笔下适度关照新闻文化的变迁，则是顺理成章的。

本书中最早提及媒体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记述的是1990年代波黑内战中首都萨拉热窝一家名为RADIO M的音乐电台作为东欧第一家私营电台如何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而艰难生存：它超越种族和战争各方，通过看不见的电波为炮火中的民众和士兵传递亲人的信息以及为年轻人牵线搭桥做红娘。战争的残酷与电波的温馨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道主义风景线，令人感念和难以忘怀。

世纪之交，互联网崛起，以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式微，这令传统报人唏嘘不已，因为最早的新闻文化乃是由拥有400年历史的报纸开创。跨越三个世纪、有128年历史的澳洲《公报》2008年1月关张，引得常驻该国的江亚平不胜唏嘘。我们还看到：4年半后的2012年10月，当一度发行300万、深刻影响美国舆论的《新闻周刊》不再出版纸质版时，作者又好好怀旧了一把；而进入新世纪，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家》在澳大利亚发行量提升，则令江亚平欣喜。

当然，江亚平对于新媒体也全无敌意，特别是在新媒体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时候。《纪念赖利》写道：2007年，1899年出生在英属澳洲的老妪奥莉夫·赖利以年近百岁高龄，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博客主人，一举告别了她过去籍籍无名的107年，而这个新获得的名声主要依赖的是博客的公共性：“在……奥莉开始写博客前，她只属于自己的家人，但开了博客后，她便属于全世界了。”中年读者会这样给老妪留言：“谢谢你，奥莉。你给我年迈的父母竖立了榜样，帮助他们克服了对电脑的恐惧而积极行动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励志故事。

从江亚平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这位代表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资深驻外记者和曾经的战地记者在各国受到了普遍礼遇，甚至被奉为上宾，能见到西方记者求而不能的外国政要。那么江亚平心目中有没有偶像级的同行呢？有的。在《战地记者阿内特印象》中，他表露了这样的尊崇。CNN的彼得·阿内特告诉他：要成为好记者，首先需要在一个信誉好知名度高的国际新闻机构工作，“想到哪里去采访CNN就让我到哪里去采访”。而针对战地记者是危险职业的常人看法，他却不以为然，因为战地记者并不是冒风险最大的人，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当地人。

这位1966年因报道越南战争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王牌战地记者对全球化时代新闻的客观性的看法颇有意思：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新闻报道并不完全客观，有时甚至带有偏见。现在不同了，全球范围内合作多于对抗，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着。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愿意接受采访，让别人接受和了解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做记者比过去容易一些，竞争也更激烈，独家新闻更少一些。另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已经很难，报道也越来越趋于公正；有了全球意识，也有条件获得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记者和读者看待国际事务的角度和深度都与从前不同，要比以前公正和客观多了。

关于新闻客观性的争议中外长期有之。阿内特的这些观点对于那些不相信客观性的人来说不是有启发呢？阿内特先生后来退出国际新闻一线，任教于我国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在他和其他教师的熏陶下，一批学生记者奔赴美国、缅甸、南非等国，报道大选、世界杯足球赛等重要事件。他们秉持了阿内特先生的精神和理念，受到国内学界和业界赞赏绝非偶然。

西方媒体凭借其传统至今影响力不减，那么经济落后的印度如何呢？《媒体——社会的良心》告诉我们，绝不能小觑印度媒体。印度报纸数量超过5600种，每天用超过100种语言出版，百年老报并不稀罕，还发行近4万种期刊。江亚平分析，印度媒体不但数量多，而且独立、大胆、活跃、具有公信力？第一是没有主管部门限制干涉，基本做到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二是竞争使然，竞相努力挖掘独家新闻造就了百花齐放的传媒世界。第三是记者编辑收入高，免于卑躬屈膝地为某他人涂脂抹粉，也无需挖空心思去拿好处费、封口费和版面费。第四是私立媒体经济自立和编辑权独立。

印度新闻从业者的待遇有多高？据江亚平调查，在印度的拿工资人群中，媒体仅次于军队，而远远高于一般官员和大学教授，这纠正了我的一份错误预判。我也跑过一些国家，对其新闻界有一些调查。此前我知道，在西方国家中，除了日本记者享受高薪外，欧美国家记者待遇普遍属于中下。我还以为经济不算发达的印度也是如此呢。

家族制如何影响媒体？江亚平在与《印度时报》的主编交流时被告知，这份家族报纸的老板实行的是“具有印度特色”的无为而治：老板一年有8个月在北部山区修行，2个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报纸的时间只有2个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对下属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针，一般的报道基本上让总编辑管理，不过问不干涉。我们千万别小看1838年创刊的严肃大报《印度时报》，它在各国报业的衰退大潮中逆市上扬，已取代英国黄色小报《太阳报》，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英文报纸，2013年末发行量超过了332万份。

（五）

世事沧桑。《走向五大洲》所折射的时空和世界巨变是当下的80后和90后难以轻松理解的，而我恰恰认为，这些是他们、尤其是未来的国际新闻传播业者所必须知晓的。哲人有三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先不说人类的起源，也不说霍恩伯格教授所描述的驻外记者两百年历史，如果说连从三十余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到当下这段不算很长的历史都不了解和尊重，我们就没有根了。央视某位在国际上知名的主持人之所以出问题，种种缘由中肯定包括年少得志和过度轻狂，其根由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何为昨日，何为今天。

正如江亚平所言，30年前作为中国的一名驻外记者有很多光环和荣耀，而随着国门的敞开和经济的发展，一度为人艳羡的职业可能发生了反转。你爱国际新闻和驻外记者这一行吗？那就意味着你发财无望，升官受限，天伦难乐，而那些过去艳羡你的人可能今天家财万贯，前呼后拥，神气活现。但是，谁的人生阅历和精神感悟能与一个全球化时代浪迹天涯的时代记录者相比呢？何况没准有一天，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能像日本和印度同行那样，拿着比大学教授还高的薪水呢！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我会向学生们推荐江亚平先生的这部凝聚了30年心血的新作。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