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孔子

一

孔子乃中国一圣人。“圣”之一字，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有名称。人格修养，达于某种境界，某种标准，则尊为“圣”。中国文化主要在讲究如何做人。以今语说之，可谓中国人做人道理是“大群主义”的，与西方社会之崇奉“个人主义”大不同。个人主义乃求在大群中完成其个人，大群主义则主以个人来完成此大群。故一主“分”，一主“合”。一重“争”，一重“和”。大群和合之最先一步则为“家”，其更大象征则为“国”，尽其量则曰“天下”。中国文化之主要目标，处家则求“家齐”，处国则求“国治”，处天下则求“天下平”。其一切工夫，则从各个人之“修身”做起。修身指人之品德言。具此品德始能成此事业。其事业最明显之表现则为政治。人能具此品德，成此事业，始为“圣”。

中国自古已多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故中国至西周时代，兼包黄河、长江两流域，已完成一和合大群，表现出一民族文化和平统一之大国。当时称之曰诸夏。夏之外尚有夷。其时中国则尚未达成一“平天下”之境界，然距此境界已不远。

下逮孔子时，周德已衰。孔子之所慕，则为周公。周公虽未登王位，然实际完成西周一代和平统一之大业者，则皆周公之功。孔子之志，则在此。孔子虽未在政治上得意，然其品德之修养，则犹有超乎自古圣人之上者。故其弟子称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后人承此意，尊孔子曰“至圣”。孔子以下，遂皆不得称圣人。如颜子、孟子，亦仅称“亚圣”。

二

然孔子未尝自居为圣。《孟子》记之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孔子常以“仁智”教人。孔子所谓“仁”，即犹本文所说之大群主义。惟其志在大群，故其所需之知识亦自与专为个人谋者有不同。欲修养其品德，即有待于种种知识，种种学问；而孔子则仅自居为一学者。孔子志在学古圣人，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盖古圣人有其业，而孔子则仅能阐其道。故孔子不欲以圣自居。

孔子又曰：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当我身不能行此道，果此道传于后世，则后世必有能行之者。故孔子具此志而学，又推此心而教。孔子亦自居为一教者。中国大群主义之人文传统遂不专限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乃表现在教育上。此一大群主义之人文大道，遂广泛普遍流传于全社会，则自孔子始。孔子之功，乃尤大于周公。故后人又尊孔子曰“先师”。

中国人常称“天地君亲师”。人生天地间，必求其能群。群道行于上，有国，斯有君。君者，群也。非其人之能群，又乌得为之君？群道行乎下，有家，斯有亲。“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不知亲父母，又何群之有！故中国人在家知“孝”，在国知“忠”，此皆人群大道。而传其道者则为师。故师与君亲乃得并列而为三。古书有之曰：

作之君，作之师。

又曰：

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

师亦有“众”义。使其人无道，不得为人师，又乌得长其群而为之君？故就中国文化言，师犹当在君之上。中国人群大道之创建，先有君，而继之师；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得以卓绝人寰之一大表现与大成功。自孔子以下历代国君，莫不知尊孔子。君位相承曰“治统”，三四百年无不变。孔子之教曰“道统”，则两千五百年来无有变。“道统”在“治统”之上，斯又中国大群主义之文化大统之所寄也。

三

自孔子以后，中国乃有四民社会，农、工、商之上有士。为“士”则学孔子。此乃中国之学统，亦即道统之所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以友天下之士为未足，乃上友古之人。孔子乃古之至圣先师，尊师孔子，亦上友古人之极则矣。自孔子以下，全部中国史即莫不以“士”为中心。然天下之士则代不数人。范希文生北宋时，当唐末五代道统将绝之际。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道又昌，国运又隆。顾炎武生明清之际，其言曰：

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自有炎武，而中国民族之文化大统仍得延续不绝。如希文，如炎武，皆所谓“天下之士”也。一国之士，则史不绝书。一乡之士，其名字或不见于史乘。然而中国民族之犹得为一中国民族，至于今不衰。举世各民族，其历史之悠久，疆土之广阔，人口之繁盛皆无堪伦比。何以致此？则曰：惟孔子。

四

近代或以孔子比之释迦牟尼、耶稣与穆罕默德，则又非是。释迦说教，诸天皆来听，则释迦尚在诸天之上。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为举世能代上帝发言之唯一人。孔子尚不敢以圣自居，更何论自居为一大教主。孔子惟以学古为人，而即以其所学教。故其告弟子曰：

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曰：

有朋自远方来。

则孔子之视其诸弟子，亦如一友朋。孔子之卒，其弟子丧之如父母而无服，庐墓三年而散。时子贡为诸弟子之首，故再留三年。其时来学者，皆自称“弟子”，亦称“门人”。谓得进其家门之内，如家中之子弟。则孔子亦如其家中之父兄矣。

为一自然人，则必知有父母。为一文化人，则必知有师长。孔子乃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先知先觉，为中国此下民族文化一远祖，如是而已。此又大群主义之人生大道始有之。则又何得以超世之大教主相拟！

抑且生逢乱世，信释迦，尚可一人盘坐证涅槃。信耶稣、穆罕默德，尚可死后灵魂上天堂。信孔子，则孔子自言：“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又何所望？孔子又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是信孔子而为一士，既无教会组织，又无信徒供养。孔子自言之，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赞其大弟子颜回则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后世尊奉孔子者，遂以“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为一大课题。又曰“安贫乐道”。以此较之佛、耶、回三大教，其困难又远过之倍蓰而无算。故凡为中国社会中之一士，尊奉孔子，不啻为半个和尚，抑且可谓是一双料和尚，因其不忧一己身家之生计，而更以大群天下为虑。遁世而无闷，独立而不惧。而中国社会乃亦能善养此一辈士，历两千五百年而不衰益盛。则中国文化之伟大优深，亦可由此窥入，而约略得其依稀仿佛之所在矣。

五

孔子一生之言论行事，所思所教，其弟子皆各有所记，历三四代，汇为《论语》一书。自汉代始，《论语》即为中国识字人一人人必读书。北宋初，赵普有言：彼曾以半部《论语》佐宋祖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佐宋祖治天下。赵普在中国士林中，卑卑无足数；然其当五代之季，而犹能发此言，则中国人对《论语》一书之重视，既可知。而《论语》一书之值重视，亦可知。故欲尊孔子，约而求其要，则惟《论语》二十篇。扩而论其详，则自秦以下，一部《二十五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民族之所以为中国民族者，乃莫不与孔子有关。我惟有曰“大哉孔子”。实甚憾于无言以加之矣。

六

孔子生在中国，已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而孔子之前，牺农以来，中国之为中国，亦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自有中国人，乃始有孔子。自有孔子，而中国人之得为中国人者，乃益见其安定而昌荣，日进而无疆。而今则时异世易，民国以来，中国人之在此世界大潮流之冲荡横逆中，已无自信之心，亦无自拔之力。七十年来全国人心几乎一仗西化，认为国家民族前途惟此一线堪赖堪望。而孔子其人，《论语》其书，乃终不免为国人所鄙弃与忽忘。一部《孝经》，何能御黄巾？《论语》二十篇，亦何能抵原子弹，乃及国际之经济侵略？试问今日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曾读《论语》者有几？然则今日而言尊孔，亦徒尊其名而已。孔子之品格修养，与夫其得尊为中国之“至圣”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孔子之道之高明宽厚，博大而精微，其得以随时乘化，而尊为百世之“先师”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然则居今日而犹尊孔子之名，诚亦为不可多得一大事矣。

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即孔子之在前代，亦何能尽为人知，然则当前吾国人纵使尽弃故常，回返孔子以前之牺农皇古，果能凭空拔起，崭然创建一新中国？孔子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已历五千年于前，焉知其不再历五千年于后。而孔子其人，既崛起于前，又焉知孔子其道，不再复兴于后？要之，孔子乃一中国人，孔子所学亦学其以前之中国古人而已。今中国人能自振拔，使后世犹有中国人，则正孔子之所欲学。孔子其人，与其道，终亦必应有再兴起再光昌之一日。言念及此，诚不禁其私人之馨香祷祝，鼓舞向往，于无竭无穷之一境矣。孔子有神，尚其鉴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第二千五百三十年诞辰钱穆写于台北外双溪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