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笔记

环境与生态

该岛在地理、文化、政治等层面自成一格，和邻近的约比自身宽度长七倍的陆块迥然有别。冬季相对严寒，其他季节岛上气候一般极为温和，然而两百年来的土地开发与工业发展，使该岛近年来夏季极度湿热，近似赤道气候。小岛经纬度为40°43'42"N与73°59'39"W。

岛上生态适宜人类居住——食物与饮水等资源十分丰富，易于取得，疾病十分罕见，完全无掠食性动物。岛上最富裕的居民，活在史上资源最丰富的特殊地带。富裕生活使他们得以将大量资源，一视同仁用于每一个后代身上。大量的时间、精神与资源被投入到繁复的社会习俗中。

整座岛尽管食物、饮水及各种资源极为丰富，但部分区域至今依旧存在高度贫穷的情况。岛上人口密度极高，贫富不均情形极为严重，穷人与富人各自生活在不同区域。此外，在育儿与工作方面，岛上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分配。前述特点或许能说明岛上富裕居民的奇风异俗，亦即后文即将探讨的重点。

岛上居民

岛上居民主要居住于垂直式建筑物，每个人将自己的家，直接盖在他人住宅上方。建筑物由光滑石片组成。岛上土地面积有限，人口高度稠密，空间为短缺的珍稀物品，此类“垂直式村庄”让居民得以扩大生活空间。在部分区域，尤其是最富裕的居民聚集之处，垂直式村庄严格管控人口，由“长老会”组成的秘密组织判定哪些人士具备入住资格、哪些人士又该排除在外。本人所研究的部族女性，最繁重的工作为寻找可居住之地——绝大多数时候，此工作毫无例外由初次生产的女性承担，并由“住宅巫师”负责引导与协助女性寻找房屋。寻求住所等同于确认身份地位，对这个极度昂贵、冗长、辛苦的社会化过程，“巫师”会提供专业知识，引导妇女，并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支持。

岛民之地理起源

该岛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许多居民原本生于偏远的小型乡下村落，性成熟后离开原出生族群，迁徙至此处，寻求更好的职业、交配与婚姻。其余居民则为当地人。相较于外来者，土生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若于岛上特定区域成长，并于成长过程中进入特定“学习茅舍”求学，则将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岛上居民对自身的看法与外界认知

该岛居民在外界眼中心高气傲，居民与小岛本身都显得高人一等，不论是土生土长者还是后来移居者，皆较国内其他同胞高尚。众多来参观的游客及当地居民亦抱持相同看法。岛民为天之骄子，待人颐指气使，装扮令人目眩神迷，并在交易与谈判等方面十分精明。近年来，岛上居民的交易内容大部分都是无形想法与抽象事物，进而让岛上居民具备高人一等的知识的形象更深入人心。移居该岛的奋斗故事，人人争相传颂，以口耳相传与传统书写等方式，留下成功者可歌可泣的事迹。据传一旦能在该岛立足，在全世界皆能立足。

资源取得与资源分布

整体而言，该岛居民为全国最富裕的国民。历史上，全球人类的生活深受地理环境限制，该岛居民则得天独厚，不受天然条件限制，可轻松为自己及后代取得充分卡路里，无须像全球史前时代的人类，以及今日世界各地的父母一样，疲于应付生态考验。即便如此，本人研究的该地的父亲，深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如同许多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类，他们一般忙于工作，以求提供妻子与家人较为无形的资源，包括财务资源、社交资源与文化资本。该岛女性一般会外出工作，但众多富裕女性于分娩与养育孩子时期，认为自身该扮演的角色应是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此时她们通常由“异亲”从旁协助。异亲系指父母之外扮演双亲角色的人士，俗称“管家”、“保姆”或“婴儿护理人员”。

岛上分区

在岛民心中，该岛一共分为四区：上城区、下城区、左区、右区。“上城区”与“下城区”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区——上城区适合养育孩子，下城区主要适合尚未进入生育期的居民，以及文化上的“外来者”。此外，下城区亦为夜间寻欢作乐之所。除上下之分，岛民进一步将小岛分为左右。左右两区如同上下两区，性质迥异，天差地别。左区较为随性，寻求改革；右区则代表传统与保守主义。

在岛民心中，上、下、左、右不仅代表方向，也不仅表示坐标。上下左右还是强大的标签，岛民的身份地位与日常生活完全受这四字影响。岛民进一步根据象限划分为不同层次族群，如右区人、左区人、上城区人、下城区人。岛上居民对于居住在小岛邻近区域的同胞，一般抱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鲜少造访其他地方，几乎不与四周同胞交谈。对岛民而言，若要踏出自己的岛，进入偏远地区及群岛范围之内的其他岛屿，交通十分复杂，须特别规划路线，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岛民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以及地理上的区隔。

岛上四区与社会地位

岛民自岛上一区进入另一区时，大多惊慌失措，惶惶不安，认为此类出行十分不便，耗时、麻烦，甚至可能带来不幸。部分岛民出于迷信，特地将日常生活安排在住家附近，与医疗巫师、金融巫师和育儿巫师见面时，几乎都不会离家太远。岛上的象限划分，亦影响居民之穿衣方式、装扮方式、育儿方式，以及季节性的自愿迁徙模式（夏天时，西区居民较可能移居山中，东区居民则偏好特定的海滩度假胜地，上右区的居民尤其如此。冬季时，各区居民之避寒胜地亦各有不同）。

岛上一致公认两区最“适合”育儿与成家：紧邻广阔“大草原”的上右区与上左区。岛民崇拜大草原，认为该处是圣地，无不向往居住在大草原旁。草原崇拜可能源自岛民史前时代之集体记忆。草原居民平日躲进树林避难，土地拥有者需要不断提防敌意入侵者，因此岛民自“安全”的高度俯视一望无际的区域时，最为安心，进而向往居住在拥有大草原景观的住宅。相关区域房价最为昂贵，得以居住在大草原四周的岛民，享有崇高社会地位，住址又可强化个人地位。此外，人们相信大草原为育儿的理想地带，孩童在教师、父母、异亲（最为常见）的监护下，在大草原玩耍。大草原不得进行任何工业活动，商业亦维持在最低限度。大草原为神圣区域，居民认为进入该区对健康极有助益：据传凝视大草原，在大草原散步，可以放松心灵，强身健体。住址位于上右区（亦称上东区）最靠近大草原的居民，为全岛最富裕人士，拥有最为独特、源远流长的奇妙的部落风俗、仪式与信仰，亦即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我和先生决定搬到纽约上城区，好让儿子能有“更好的童年”。上城区毕竟有夹在上东区与上西区之间的中央公园，那是城市之中的绿洲。再说了，上城区有很多优秀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下城区难以找到的服务，例如适合带孩子上门的餐厅、童装店，以及孩子可以坐在消防车造型的椅子里，一边剪头发，一边看幼儿律动节目的美容院。此外，我们夫妻俩也需要远离下城区的“九一一”事件遗址。那起恐怖袭击事件虽已过去多年，但废墟依旧以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祸的恐怖——糟糕的室内空气品质、永无止境的焦虑，以及随时涌现心头的伤感。我和先生希望搬到有儿童游乐场、适合家庭居住的街区，还需要一个好学区。此外，我们希望住得离先生的父母与哥哥一家人近一点。在我们夫妻俩失眠、脾气暴躁的时刻，他们能伸出援手，用亲情抚慰我们。既然我们决定还是要住在曼哈顿，那就只有一个区符合条件——上东区。

每次我和下城区的朋友提起我们要搬到上城区，他们会瞪大眼睛看着我，就好像我刚刚告诉他们：“我好兴奋，我要加入邪教了！”某天晚上，我和朋友喝酒聊天，朋友的先生说：“下城区的花瓶老婆至少是戴着眼镜、有博士学位，还管理着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上东区的花瓶老婆一头金发还隆胸，平日就是在家带孩子。那种人就是那样，对吧？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除了拜访先生的家人，以及偶尔参观博物馆，我已经多年没踏进过曼哈顿西二十三街以北的地方。

当然我知道那里的人都很时髦，发胶喷得比谁都多，而且每家店、每个角落，路上行人都光鲜亮丽，一切的一切都金光闪闪，但我从来没特别留意过那里的母亲，毕竟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住在上东区的妈咪。在上东区当母亲会是什么样子？她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朋友嘲讽：“记得要留点钱买貂皮大衣。”我大笑，先生被腰果呛到。人们对于上城区与下城区的不同，有着诸多成见，我迫不及待想知道那些说法是真是假。

不过首先，我得帮一家人找到住的地方，因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找公寓的任务塞给我。理论上，由我负责找理所当然，因为孩子出生后，我为了带小孩，重新安排了工作行程，我是所谓“时间很有弹性”的作家，是“自由工作者”，可以安排自己连续几天或几周不工作，而且我外出找房子的时候，兼差的保姆可以帮我带儿子。事实上，先生把事情丢给我的做法，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曼哈顿这个地方，帮家人找住处是女人的责任，而且女人也得付账，至少得分担一半。在异性恋的婚姻里，不论夫妇两人谁负责做什么，找公寓的责任通常落在女人头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决定把一切归因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人类的祖先以狩猎与采集为生，他们在大地游荡，四处寻找食物，扎营与拔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会为了占有土地而留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人类过渡到以农作物为主的经济形态后，一切就变了。人类开始具备财产概念，（“这块地是我的！”）女性也开始不再到处跑，更常排卵，变得越来越多产。没错，原本部族每日要消耗的卡路里，几乎都靠女性提供，也因此女性有地位、有影响力、有自由；但农业生产出来的杂粮一出现，女性就从食物采集者变成负责管理炉灶、照顾房子的人。她们能说嘴的事，只剩下自己一天花了多少时间煮饭，什么地位都没有，沦为负责生孩子的子宫。

其实要我带孩子没关系，要我做家务没关系，要我负责找新家也没关系，由我来做那些事合乎逻辑，因为先生在外头做事赚的钱远比我多，而且我非常希望自己带刚出生的儿子；但午夜梦回时，我会想起那次喝酒时朋友夫妇说对了：相较于下城区，比起随心所欲、比较接近下城生活、采取狩猎采集制度的昆桑人（!Kung San），上东区的性别政治，更近似农业社会的班图人（Bantu）。

虽然我对房屋市场一无所知，但我感觉卖掉我家原本的联排住宅，搬到上城区的公寓，不会是太难的一件事。毕竟在纽约市，联排住宅是阶级最高者的住所。对曼哈顿人来说，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上面和下面都没有邻居，简直太梦幻、太值得珍惜了。理论上，联排住宅可以为你提供私密空间，而西方人非常重视隐私。除此之外，在房租以每平方英尺计算的城市，联排住宅绝对是奢侈之极的空间。尽管我家不是什么豪宅，厨房小小的，也没电梯，但想买房子的人，一定会排队参观我家。我把房子保持得干干净净，而且一有人按门铃就识相地马上离开，让中介还有购屋者可以好好“欣赏”房子。

中介带人看我家房子时，我会在附近的咖啡厅打电话给其他中介找新家。大部分的中介都是女性，她们会在电话上一直盘问我，问一堆有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先生是做什么的，我做什么工作，我是哪里人，我念哪所学校，甚至还会问我家有多少财产，但却不会自我介绍。

曼哈顿人在派对和聚会上，也会问这些问题，详尽到有如在做人口调查，目的是要确认把你摆在哪个社会阶层。第一次遭遇这种身家调查的时候，我感到莫名其妙，但先生是犹太人，他告诉我：“哦，他们在对你做犹太族谱调查（Jewish Geography），他们想知道你是谁。”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和宗教无关。在大型的城镇，调查你和某人是否认识，你们是否有共同认识的人，或者你是否想认识他们认识的人，虽然有几分（或是十分）势利眼，但这么做有其道理。中国人称之为“攀关系”，他们靠着这套方法，串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每次中介调查完我的背景之后，都会说他们手上没有我想看的那种房子，但可以带我去看其他地方。事实上，我在网络或传单上看到的那些漂亮公寓，似乎一间都不存在。每次我打电话，得到的答案都是我想看的那间房子“已经售出”，或是“已经被别人订走”，我之所以还会看到那些房子的广告，只是因为“网站尚未更新”。我告诉先生这件事，他说房产中介都是用那一套骗人上门，我们需要聘请自己的“买家中介”。我心中的人类学家兴奋起来，问先生那种人是不是“类似某种地陪？那种带外地人认识当地的人？”我先生说没错，买家中介扮演的就是那种角色。我需要这种专家给我建议，让我弄懂某些事，就像日复一日帮助动物学家黛安·福西追踪大猩猩的忠诚地陪；或是巴芬岛上，对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的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解释自身文化的因纽特人。

先生给了我一名女中介的电话。几年前，那位中介曾经帮他卖掉上东区的一间小套房。第二天我就打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想看某几间公寓。我还以为这下子有人帮忙，一定可以顺利看到房子，看来我实在太天真了。我只不过是打开了大门，前方还有艰辛的旅程等着我。

我的中介叫英嘉，口音很好听，听先生说她是丹麦人，以前当过模特儿。英嘉公事公办，有什么说什么：“首先，让我确认一下，你们原本的房子有人帮忙卖，对吧？因为下城区一般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英嘉解释，上城区与下城区的房地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除此之外，上“西”区不是她最拿手的区域，她主攻上“东”区。

我有点结结巴巴：“哦，这样啊，好，没问题，我们想住东区。”显然对中介来说，不同区的房子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彻头彻尾不同。我镇定下来，告诉英嘉：“而且我们希望房子要位于好的学区。”电话的那头安静了好一阵子，接着英嘉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事不好办。”看来我的要求让中介不悦，我垂头丧气，顿时陷入“这事不好办”的无助中。

英嘉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我开始爱上她的北欧口音，“还是可以试试看，我手上有几间你可以看的房子。”我再度燃起希望，暗自松了一口气，觉得未来有望，英嘉有我可以看的房子！太棒了！我有向导了！我挂电话的时候，心中浮现一种感觉：英嘉能帮我的，将不只是让我找到住的地方，她还会教我有关上东区的基本知识。每个人类学家都至少需要一位可靠、熟门熟路的地方向导。这个向导必须热情带路，还得帮忙翻译，解释习俗，透露自己的文化中黑暗的小秘密，以及大家心照不宣的事。简单来讲，向导会帮你找到门路，我很确定如今已经找到正确的向导。

找房子的第一天，我独自抵达公园大道上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英嘉还没到。一位脖子上围着爱马仕（Hermès）围巾、全身上下都是高级品牌的女士，迟疑地问我：“你老板今天会来吗？”她打了肉毒杆菌的僵硬又光滑的额头，传递出一股淡淡的疑惑。

我伸出手自我介绍，结结巴巴地告诉她：“嗯……我没……老板……”显然这位女士看到我“时髦的文青打扮”后，把我误认为英嘉客户的助理。看来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的衣服是下城区的人在穿的，而上城区没在工作的女人们，都有个人助理负责帮忙找房子。在接下来的寻屋之旅，我得让服装升级。就在此时，一个棕发的绝世大美女走了进来，她身材高挑，穿一身米白色高雅套装，是英嘉来了。我看得出来，刚才接待我的女士仰慕英嘉，我松了一大口气，知道这下子不必担心。我该穿什么，该做什么，要怎么找房子，通通交给英嘉就好了。

我的判断是对的。曼哈顿负责买卖公寓的房产中介专为女性服务，那是女人的世界，上东区尤其如此。人要衣装，衣服会说话。卖方中介所穿的衣服，让外界知道她的客户有多尊贵。买方中介所穿的衣服，则要在气势上压倒卖方中介，她的形象，代表着客户的形象。要买房子的人，也会靠着身上穿的衣服，同时让买卖两方的中介，知道她认真看待这件事（但如果是超级有钱的富太太，则可以随便穿，她非常清楚中介知道，她已经有钱到不必玩这一套，只有中介得穿上最好的衣服巴结她）。每一天，每一次看房子，在每一间接待大厅，都是一次服装大赛。想了解那种情形的话，不妨想象在破晓时分，在西部电影导演莱昂内的音乐中，穿着希内罗·古奇拉利（Brunello Cucinelli）与诺悠翩雅（Loro Piana）等奢侈品牌的女人，面对面分列两方准备对决。

皮包似乎是重点中的重点。在我看房子的第一天，英嘉带我看了四五间公寓，那些公寓的中介，很多都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香奈儿（Chanel）包。有的拿提链掀盖式，上头有经典双C标志，有的则拿小牛皮材质、有提把设计的扣环长形包，下方同样也有双C，简单优雅。第一天看完房子后，我在快天黑时回到家，半开玩笑地告诉先生：“如果想找到房子的话，我得买一个新包包。”我精疲力竭，走得腿都要断了（后来才知道，我太不上道。上东区要买房子的人，一般都会帮自己和英嘉安排司机），而且心理上也很疲惫，我没料到看个房子以及和中介互动，要上演那么多内心戏。每看一间房子，我都得改变标准，改变期望，我开始怀疑真的能找到房子吗？

接下来几周，每天早上，我会穿上我的上东区看房战袍：端庄的紧身裙，配上雅昵斯比（agnès b.）或French Sole平底鞋，外加我最淑女的皮包——显然就我的任务而言，松垮的帆布包并不合适。最后，我会绑好一个利落（希望如此）马尾，毕竟我可是要踏上时髦国度的战场。梳妆完毕之后，我会搭上出租车，朝着东北前进三十分钟，接着在某栋战前建筑的大厅和英嘉碰面。几乎每一次，我们两人都在莱辛顿大道以西会合，因为我和先生的目标是理想学区。换句话说，基本上我们是在全曼哈顿最贵的地带找房子，只为了有一天孩子能念免费的公立学校。很讽刺，我知道，先生也知道，英嘉也知道。英嘉很快就变成我和先生之间的“第三者”，我们比较熟了之后，有一次她委婉地劝我：“如果不那么坚持学区房的话，我们可以看的房子，就会多很多间。”不过我看了她一眼之后，她马上改口：“但我知道你们夫妻俩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们继续在这一区努力吧。”

我们似乎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现在正是经济繁荣的时候，房地产市场正热。卖家开出天价，买家只能任人宰割。英嘉一再暗示，我和先生想住的地方，是全纽约市最难搞定的地方，我们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我和英嘉看了“理想楼盘”“优秀楼盘”，甚至是有“白手套楼盘”之称的“经典六十年代房”与“经典七十年代房”。所谓的“白手套楼盘”，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接待人员都戴着白手套。我们看的每一栋建筑，都有负责迎接的门童，而且几乎每一栋楼都有电梯服务人员帮你按楼层。然而不管是“理想楼盘”、“优秀楼盘”或“白手套楼盘”，等级都不如“高级楼盘”。“高级楼盘”可能和其他等级的楼盘位于相同街区，甚至外观也一模一样，但“高级楼盘”要求你付巨额首付款，而且不能贷款。想买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流动资产至少是房价的三至五倍，甚至是十倍。英嘉事先就告诉我，高级楼盘除了有此类资产要求，还可能依据你的身份另外提出要求，因为这类公寓基本上是私人俱乐部，住户管理委员会有自己的规矩，只有愿意遵守的人才能住在那里。公寓一般拒绝有钱名人入住，就连尼克松总统和麦当娜都曾被拒于门外，只能愤愤不平，被迫住独栋的房子。高级楼盘的住户一般是工业巨子，以及他们的上流社会老婆。人们用地址称呼那些楼盘，例如公园大道七四○号、第五大道九二七号、第五大道八三四号，或是第五大道一○四○号。有的则有名字，例如贝尔福德、圣雷莫、达科他、河岸山庄。那些水泥建筑都由罗萨里奥·坎德拉或埃默里·罗斯等著名大师设计，不适合我，不过显然它们原本就不是“家庭楼盘”。“家庭楼盘”听起来像是我要找的完美房子，但我问起的时候，英嘉耐心解释：“家庭楼盘的意思，不是它们有儿童游戏室，而是贷款可以贷九成的房子，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英嘉告诉我，她身上穿的吉尔·桑达（Jil Sander）、Piazza Sempione、普拉达（Prada）反映着我的身份地位。我买哪一间房，也将反映她的中介地位。她希望我们能住在最好的房子，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会影响到她。

哪间房子代表什么社会地位，我其实不是很关心——我和先生只希望在学区还可以的地方，找一间还过得去的房子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就算我的标准相当宽松，也同样很难实现，弄得我很沮丧。中介一再告诉我们，纽约的房屋“存量”不多。此外我没想到的是，到别人家看房子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体验，感觉很怪，好像在入侵他人的人生与空间。我看着他们的私人物品，看着他们的生活习惯，但事实上，我看不到什么个人特色。我发现上东区的风格都一样，每间屋子的布置都使用大量花纹布，而黄色和蓝色是最主要的色调。我很难想象自己搬进去之后要如何改造风格，我家的家具和这里根本不搭。我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人，我先生、我儿子，还有我，搬进其中一间公寓。哪个角落可以摆婴儿床？如果想生二宝的话，哪一间房可以给二宝住？那间房子适合在家工作的人吗？一堆问题在我脑海里打转。

某间公寓通过初步筛选后——学区对了，卧室数量对了，光线充足，景观还可以——第二天我先生就会和所有人的先生一样，过去看一看。此时女人们（英嘉、我、屋主的中介，有时屋主本人也会在场）会极度兴奋，滔滔不绝地介绍，努力讨好男主人。我感到一阵荒谬，我和其他女人就像《财富之轮》的美女主持人凡娜·怀特一样，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公寓，打开每一道门，打开每一个衣柜。我不是个会假笑奉承的人，但此时脸上却带着笑容，希望讨好先生，就好像所有人正在演一出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按照剧本，接下来先生会四处看一看，打量一下房子，中介会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仔细观察他每一个动作，希望找出他喜欢或不喜欢这间房子的蛛丝马迹。此时先生一般会礼貌待人，但不会太和蔼可亲，不会在中介面前透露自己的想法。他会很快在屋里绕一圈，然后立刻回到男人打拼事业的世界，再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觉得刚才那栋房子如何如何。

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自己有如家庭剧《欢乐时光》（Happy Days）里的妈妈玛丽昂·坎宁安，但我知道，我们最后会买哪一间房子，做主的人会是我。女主内，男主外，房子是女人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中介都是女性，出面的买家也是女性。男人扮演的角色是一脸严肃地出现，让人战战兢兢，然后就消失了，最后负责签字，或是不签字。在那之后，女人想怎样就怎样，房子由我们负责，欢迎来到上东区的世界。

我思考着在我未来的新栖息地，男女如何分工，以及性别分工所代表的意义。不过我忍不住也想到另一件现实的事：如果是在亚特兰大，或是密歇根第二大城市大急流城（Grand Rapids），我们这次准备买房的钱，足以买有游泳池的豪宅。然而在上东区，只够买间破破烂烂的小公寓。每一间房子都一样，都位于公园大道、麦迪逊大道或第五大道等“尊荣”的地址，大厅都很豪华，闪闪发亮，还有人帮你开门，但上去之后……我每次看到房子内部都差点昏倒。上东区全身名牌的女人们，都住这种鬼地方吗？我经常感到难以置信。有些房子很干净，不管是厨房、浴室，还有从房子整体来说，都称得上整洁，但就是有一种年久失修的感觉。地毯都磨破了，不晓得是什么年代的产物，还有厨具一看也是使用很久了，而且墙壁发黄。另外奇怪的是，几乎每一间房子，都一定有个女佣正在掸灰尘，或是正在擦拭银器和叠衣服什么的。

除此之外，每一间客厅，真的是每一间，一定都摆着相框和一些小纪念品，而且大家都一样，令人瞠目结舌。我造访的每间客厅，一定有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旁边摆着她的毕业证书，学校不是布里尔利（Brearley）就是斯宾塞（Spence），也就是全纽约最难进的女子私立学校。另外也会有年轻男孩的毕业照……旁边一样摆着裱好框、以龙飞凤舞的烫金拉丁字母印制而成的毕业证书，发证的学校也一定是霍瑞斯曼（Horace Mann）、巴克利（Buckley）或圣伯纳德（St. Bernard’s）等首屈一指的学校。照片中的男孩女孩，发型一丝不苟，年轻的脸庞上毫无皱纹，完美的笑容露出矫正过的牙齿。一天，我在八十几街和麦迪逊大道交叉口看房子时，突然像是被雷击中一样，恍然大悟——那些屋主之所以要卖掉自己的家，换成比较小间的房子，是因为不得不那么做。他们花了很多钱费心养大的孩子，如今终于毕业，或是可以独立了。这些年来，为了请人打扫，让孩子上高级私立学校，他们山穷水尽，但还是得维持一定的体面。现在责任已了，他们可以把大房卖掉，带着毕业证书还有管家搬进小屋子。

我恍然大悟的那天晚上，踏进家门后，重重倒在床上，问先生：“你相信有这种事吗？”那天我累坏了，心情低落，连续看了四间公寓，四间都有富丽堂皇的大厅，外加破破烂烂的旧地毯，以及第一志愿的毕业证书。

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他小时候住布鲁克林区，青少年时期才搬到上东区，所以他算纽约人，但不是土生土长的曼哈顿人，他十分熟悉我每天参观的那些公寓住户的渴望、信念、焦虑，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事物，但又能保持局外人的观点。他告诉我：“一切的一切，管家，私立学校的文凭，那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摆出来好看，他们的人生就是为了那些东西而活。”

先生打了个呵欠，但我突然清醒到睡不着。我想起我的人类学教授，曾经试图让学生了解他研究的也门部落的荣誉概念。许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坐在爆满的大学教室里，教授说：“对他们来说，荣誉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有人污辱你，你不能只是感到不舒服，然后无视那个人，就那样算了。”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污辱你，那就像是有人砍下你一块肉，你切切实实受伤了，你缺了一块东西。这下子我明白了，私立学校的文凭和管家，不只是虚荣的地位象征，不只是你骄傲地在众人面前炫耀的东西，而是如果你是上东区人，你一定得有。那些东西非常重要、非常基本，为了支付好学校和管家的钱，你什么都能省，宁愿不要新地毯，不要装潢厨房，家里破破烂烂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