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社会·

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1]

——以《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康健

内容提要 本文详细考证了《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作者的乡贯、姓名，并对作者家世进行考察。指出该日记的作者为祁门县西乡下汪村人汪光淼，他具有生员、商人、局董等多重社会身份。该日记详细记录了光绪初年有关利济桥建设的桥局运作、经费筹集、兴修过程、匠班管理条规、石料选择、经费开支等内容。通过对该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徽州乡村桥梁、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实态。

关键词 晚清 《局董日记》 汪光淼 乡村社会 公共工程

日记作为一种民间文献，是以记录作者个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载体，属于一种“微观”史料。徽州日记种类多样，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2]在徽州日记研究方面，王振忠教授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最为丰硕。^[3]纵观以往的徽州日记研究不难发现，学界关于徽州日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士绅、学徒、商人、官僚、学生、农民等撰写的个人生活日记，而这些日记内容的“职业性”较强，内容多以个人生活的“私事”为主，学界对于反映徽州乡村社会中公共工程建设“公事”的日记关注不够。

近来笔者在王振忠教授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中阅读到《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4]（以下简称《局董日记》）。仔细研读后，发现该日记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记录了作者日常生活等“私事”，而且还记载大量的“公事”，尤其是详细记录了作者作为修建利济桥桥局局董参与地方公共工程建设的“公事”。换句话来说，相比于学界所关注的日记而言，该日记既具有一般日记所含的内容，也含有一般日记所不具备的、大量的关于晚清徽州乡村社会公共工程（桥梁、水利）建设的资料，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有鉴于此，笔者以《局董日记》为核心资料，对作者乡贯、姓名进行考证，分析作者的家世，并在此基础上，对晚清徽州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内容进行全面考察，以期对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州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 《局董日记》及其作者

《局董日记》1册，光绪写本，共有182页，另散件1页，全文39000多字。该日记第1页和最后几页略有残缺，其他内容保存完整，详细记载了作者从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九日至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底的个人见闻、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教育、民间信仰和修造利济桥的相关事情，其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徽州乡村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内容介绍

《局董日记》主要记录了从光绪四年到光绪七年底的作者个人生活情况和其所见所闻之事。

从记载的时间来看，《局董日记》详细记载了光绪四年六月十九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光绪五年、六年元旦（大年初一）到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光绪七年元旦（大年初一）到十二月底的内容。也就是说，《局董日记》记载的时间跨度为四个年头，其中，光绪四年仅有半年，五年、六年、七年则是一整年的事情都有记录。

从内容来看，《局董日记》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来说，包括个人“私事”和“公事”两类事情。前者包括个人家庭日常生活、乡村见闻、人情往来（拜客送礼、各种宴席等）、婚丧嫁娶、科举考试、民间信仰、宗族祭祀、乡村纠纷、商店经营、茶市信息、田地收租等。后者则包括两大块内容，第一为桥局公事，主要是有关利济桥重建的筹备工作、桥局办公、下乡劝捐、订立工程承包合约、勘查石料情况、监督造桥、各种工匠的分工任务和工资情况、匠班治安规约、工程进展与验收等情况；第二为作者作为地方乡绅协助知县下乡催征钱粮和调节乡村纠纷。在各种内容中，因作者作为重建利济桥的局董，因此关于桥局公事，在日记中占用的篇幅较大，内容较为集中，提供了不少关于桥梁建设的细节，为研究晚清徽州乡村社会公共工程建设实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素材。

但《局董日记》并未记载作者的姓名和所属的村落。为便于研究，故需要考证作者的乡贯、姓名，并就其家世做简要梳理。

（二）《局董日记》作者考证

《局董日记》虽然并未透露作者的姓名和所在的村落，但通过相关内容可以考证出这些信息。现将考证内容陈述如下。

1.作者乡贯考证

《局董日记》先后两次提到“诒燕祠”，具体内容如下：

清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连日阴雨，是日自寅□□□□□□□□□涨，诒燕祠内水深二尺有零，□□□□□□塍路自我家凌家园□□园起□□□□□门边止汆扫一光，二兄□店□［新］屋□□□□列柱过乐意屋前地，四婶叶氏三店屋□□中前半截余屋耳，门边一截，尽成长河。新屋墙倒时，我等仍在楼上，后由正屋照眼，度余屋水势小退，划水走至志勤堂。此自迁居以来，未有奇灾，新屋遭毁情形，更令人心伤目惨，数十年蓄植花木、松柏，及案头等书目、日记，尽付洪涛。是夜，率燮元等在祠淤泥中驻足。前堂新椅棹，继祖等水将退，冒险捡收，族达之弟，同为出力。^[5]

光绪七年六月三十日，晴。血温。共五十千六百。养山会付钱廿千六百，龙公祀九千，诒燕祠十二千，万公祀九千。^[6]

第一条资料记载，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九日，天降暴雨，河水暴涨，造成诒燕祠内积水两尺有余。当时作者就在村中，而他的新屋墙体被洪水冲倒的时候，作者还在楼上，后趁水势稍退之时，划水走到地势较高的志勤堂。从作者的描述来看，这是村中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而作者的新屋在这次水灾中受到严重冲击，数十年培植的花草盆景和书目、日记被毁。

同治《祁门县志》卷九《舆地志·祠堂》记载：“汪诒燕堂，赤山派，在十几九都下汪村。”由此可初步推测，《局董日记》作者姓汪，为祁门下汪村人。

作者在《局董日记》中还提到嘉庆年间水灾造成历口的利济桥倒塌，其曾祖父荣序公倡议维修利济桥。具体内容如下：

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晴。许佩和先、黄兴茂先、冯胜英先、宗殿三先、春成先耑函，着轿接至历口，集议重建利济石桥。该桥嘉庆二年丁巳，曾祖荣序公捐银三百两倡首。局暂设义泰店，下午到局晚饭，和兴店宿。

从上揭资料来看，嘉庆二年（1797）作者的曾祖父荣序公率先捐银300两，倡议重建利济桥。荣序公是何许人也？同治《祁门县志·义行》记载：

汪荣序，字储文，国学生，西乡汪村人。弱冠居父丧，哀毁骨立，见者皆叹息泣下，尝以父不逮养为憾，自号南陔，以寄哀思，家故贫，事母至孝，服贾以勤俭起家，同怀三人，兄蚤亡，抚孤侄慈爱逾己子。生平不蓄私财，子侄九人，从无异视，临终嘱子谦吉，将手置产析为九，子侄均之。族有故远贫寡者，拨己产为立嗣，并为请旌建坊，他如建宗祠，捐祀田，造桥修路，各义举难更仆数。吴殿撰廷琛状其行，邑令王吉士给额曰“敦崇孝友”。

由此可见，汪荣序字储文，号南陔，为祁门西乡汪村人，是勤俭起家的商人。这里提到汪荣序“造桥修路”，再结合日记的内容来看，汪荣序出资兴修的就是利济桥。

又查，光绪九年（1883）刊印的《重建历口利济桥众善捐输芳名册》^[7]（以下简称《捐输芳名册》）中捐输名录则有如下记载，“十九都下汪村，汪南陔祀洋银20元”。^[8]

再查，成书于光绪年间的《舜溪汪氏重修宗谱》，有日记作者曾祖荣序公的传记。现引如下：

先生讳荣序，字储文，南陔其号也。世居祁门汪村，先生之父省斋公有隐德，家故贫……先是，历口有硚，为江汉要津，年久就圮，往来行人咸苦之，先出橐金为倡首，使复其旧，后蛟水冲突，复倾颓，因与董事复议，捐资重构，乘成将有冀矣。功未竣而先生竟即世，行路人辄叹息泣下，盖先生之义举不一而足，而此犹荦荦大者，宜其入人深，而感人速也……^[9]

由此可知，《局董日记》《捐输芳名册》和族谱中记载的汪荣序的名、字、号和生平事迹完全一致，即三种资料记载的汪荣序为同一人。因此，日记作者的曾祖父汪荣序为祁门西乡十九下汪村人。由此推之，《局董日记》作者汪氏为祁门西乡十九都下汪村人。^[10]

2.作者姓名考证

从上述内容来看，已证明日记作者为西乡十九都下汪村人。但仍不知作者的具体名字，于是仍需加以考证。

光绪四年（1878）七月初一的日记说：

耿扬兄邑回家，与其熟商合村基址情形，非□力建造老河坝，后虑深长，万难居住。越数日，伊邀仝登儒叔、起仁兄、振和叔、含辉叔等集议，绍祠各户名目，共写捐洋 元，实皆勉力倾诚，约计估工，仅敷其半。侄绳祖等筹商此事，幸合族同心，我家不尽力勉出重资，万难成事。

从上述资料可知，汪耿扬为作者的“兄长”，绳祖为作者的侄子。

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中的世系图，发现耿扬、绳祖等均有记载，现将二人行记载抄录如下：

（91世）春阳，榜名光烈，字耿扬，号觐堂，又号橄庄，别号暗然。生道光八年戊子十月十四日戌时。道光甲辰岁试，季院拔取入学一名，邑庠生。道光乙巳修谱，缮誊谱稿。咸丰辛亥科试，李院考取一等帮增，庚午科房荐，乙亥科堂备。咸丰十一年，办理团练防堵岭隘，曾文正公报奏奉上谕，即选训导。同治十一年，署太平府当涂县训导。同治甲戌，重建赤山祠，筹捐经费。光绪甲午，署颍州府太和县教谕。……

（92世）必燡（光禄子），榜名绳祖，字汝承，号小亭。同治丙寅，朱院入学一名，邑文庠生。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月初八日巳时……

又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的“凡例”得知，从85世至94世的字辈排行依次为“宗、允、兆、荣、发、高、光、必、尚、文”。^[11]可知“光”字辈为第91世。

结合上引族谱中关于汪耿扬的记载，可以得知日记作者与汪光烈同属于“光”字辈，为91世，而绳祖则属于92世的“必”字辈。

《局董日记》中最后一页是散件，其内容记载有“庚肭廿九，春江字”。^[12]从落款为“春江”可知，“春江”很可能为作者的字或号。

又因，汪荣序为《局董日记》作者的曾祖父，于是再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世系图中荣序的所有曾孙信息，即91世“光”字辈的曾孙世系，发现其曾孙中只有汪光淼字“春江”。为便于论述，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91世）光淼，光祉，榜名汇江，字春江，号虚舟。咸丰九年邵院三名，入学邑文庠。同治六年朱院一等二名，补廪。光绪八年徐院，考取临贡，由岁贡生咨部注册，以教职补用，授修职郎，选用教谕。公践履笃实，纯心读书，惟体气虚弱，因加涵养，诗文愈见清真，岁试、科试，辄列前茅。咸丰辛酉，贼驻贵池、石埭，合境难民无算，乏食汹汹，公撰代饥民乞食启，并先自赈，人因感动，存活甚众。光绪戊寅，历口利济桥汜，公经捐督造，三年成功。甲申又遭水损，迄今病涉，人多叹息，谓公若在，桥已复成。生于道光十年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殁于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巳时。聘渚口岁贡生倪世隆女彩辉，娶桃源贡生陈驾之公妹陈氏，生于道光九年己丑四月十一日，辰时，殁于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卯时。子一：思祖。^[13]

上引材料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汪光淼字春江，与上述落款“春江”，完全吻合。由此推之，“春江”很可能为《局董日记》作者的字。

第二，族谱记载汪光淼出生于道光十年（1830）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查《局董日记》，发现有两次记载作者生日的信息，现罗列如下：

光绪五年四月三十日，晴。焕妹壻因予五十生辰，耑函送大泥马褂料一件。^[14]

光绪五年五月初九日，晴。承许佩和先、黄茂兴兄、吴钦明先、冯胜英先、栋材先、濬川先、宗殿三兄，知予本月生日，在胜英先宅出己资备盛席。予临席，见其开席，华烛彩爆，愧不敢当，记感厚意。

由此可见，日记作者的生日当在农历五月份，且在光绪五年，作者已有五十岁（虚岁）。由此推断，作者当出生于道光十年。而上揭族谱记载，作者出生于“道光十年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由此得知，日记和族谱记载当事人的生日完全吻合。

第三，族谱资料显示汪光淼只有一个儿子，即思祖。查《局董日记》可知，思祖不仅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且与作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现将《局董日记》中有关思祖部分的相关信息摘录如下：

光绪七年正月初五日，思祖赴县考，新祖挑铺盖考具，接绍祖一仝用饭。辰正，动身到历口歇，带去川洋三元。^[15]

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晴。午风阴寒，夜大雷雨。着大旺挡信出邑，约接妹夫日期，寄与思祖洋四元，又与绍祖一元。^[16]

光绪七年闰七月［廿五日］。思祖邑回家，和兴号留餐，宿灯下呈阅，今……所做课文，颇觉明白有进益，少慰。^[17]

光绪七年九月十九日思祖赴馆，在局宿。^[18]

光绪七年十月廿四日，晴。接焕信，思祖脚生疮疖，有小碗口大，现讬外科用药医。

光绪七年十月□□日，晴。寄信问思祖足疮患轻重。^[19]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绍祖邑回，接思祖信，足疮已全愈。^[20]

从上引资料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光绪七年正月，思祖到祁门县城参加科举考试中的县考，二十六日作者寄给思祖的钱有4元，远比绍祖多，说明作者与思祖的关系比绍祖更近。其二，当年七月，思祖从县城回来，留宿和兴号，作者检阅他撰写的习作，觉得比以前有进步，感到甚是安慰，说明作者与思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三，当年十月底，思祖患脚病，作者急忙请郎中治疗。不仅如此，作者还一直关心思祖的病情，先是在十月底寄信询问思祖病情，后来又在十一月十九日，接到思祖的回信，说足病已痊愈。从思祖患病到痊愈整个过程来看，作者与思祖的关系非同一般，远远超出一般亲情的范围。而上揭族谱内容显示，思祖正是汪光淼的独子。由此观之，就不难理解日记作者为何一直关心思祖的科考和病情了。概而言之，《局董日记》作者与思祖为父子关系。

第四，汪光淼在光绪四年利济桥被水冲毁后，督造重修，经过三年修成新桥。族谱记载汪光淼在利济桥重建中的角色，与《局董日记》的作者作为局董的角色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两者很可能是同一人。

综上所述，族谱记载汪荣序的曾孙辈只有汪光淼字“春江”、出生年月、子嗣情况和其在重建利济桥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信息，都与《局董日记》中作者的信息完全吻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局董日记》作者为汪光淼，他是祁门西乡下汪村91世，字春江，在光绪五年（1879）出任重建利济桥局的局董，负责监督桥梁的兴修，思祖为其独子。

（三）作者家世

从上文已得知《局董日记》作者汪光淼为祁门西乡下汪村人。为便于论述，现对其家世做一简要概述。

舜溪，在祁门县西九十里，明代称汪村，清代改称下汪村。该村为汪氏世居之地，故称舜溪汪氏。^[21]舜溪汪氏为唐越国公汪华七子爽公后裔。四十九世景瑞公迁赤山镇，成为祁门汪氏始迁祖，再七传至雅公，始居井亭，雅公四传至显文公，始迁居祁门西乡舜溪，为舜溪汪氏始迁祖。六十世显文公四传为靖公，靖公生二子：正卿、余卿。六十五世正卿守居舜溪，余卿迁居尚田，二人成为各自支派的始祖。此后正卿公支六代单传，至念九公始生四子：一大公、二大公、三大公和四大公，此后枝繁叶茂。一大公生伏振、伏生二子，伏振迁徙太平县石云河，伏生公生永希、永贤和永贵，永贵迁居贵池县黄石；二大公幼殇；三大公后裔迁至太平县云头坑；四大公生龙、麟、日、月，除龙公守居舜溪外，其他三子皆外迁。因此，舜溪汪氏基本是一大公和四大公两个支派的子孙。^[22]

汪光淼的曾祖父汪荣序，字储文，号南陔，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商人，被列入《祁门县志》《安徽通志》义行传。他自幼贫寒，白手起家，善于经营，到26岁之时，已是“阜通货贿”，家业稍丰了。汪荣序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多行善举。嘉庆初年，位于商业通衢的历口利济桥被洪水冲塌，行旅苦之。嘉庆三年（1798），他首倡重建，捐资兴修，兼任桥局董事。但桥成后，过几年又被大水冲毁。此后，他又带头捐资重建，嘉庆八年（1803）工程未竣之时去世，民众多为叹息。除了捐修利济桥有功外，汪荣序还积极投身于宗族建设，“扶祀建祠，修路平粜诸大事”，无不竭尽全力，有“外滥交，内无私蓄”^[23]的美称。

因汪荣序为宗族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后裔为纪念他，设立南陔祀会，专门祭扫。《局董日记》曾记载，光绪六年（1880）九月初六日，汪光淼与族中的族叔、子侄一起分家析产，“己置屋业、店屋、田租，与弟、延寿叔，品搭均分，尚不失先祖南陔公遗意，令人称羡，晚备酒二席”。^[24]由此可知，汪光淼与族人析分的产业也有其曾祖荣序（号南陔）遗存下来的产业。在《捐输芳名册》中也有“南陔祀”捐资的记载。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最大特色，汪荣序一直以“不得习举子业”为恨，崇尚风雅，喜与文人交游，“虽居市，有儒者风”，后援例明经，为国子监生。他十分重视对子侄的教育，子侄中有多人“身列黉序”。^[25]

汪光淼的祖父发铨，榜名谦吉，字抡英，号牧堂，一字地山。在其父荣序公的教导下，师从著名学者戴可亭先生，后因“学优行笃，望重儒林”，他曾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与族兄发漯一起编修支谱。这是舜溪汪氏首次编纂支谱，此前都是与其他支派合修宗谱，故而意义非凡。此后，光绪年间编纂的《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便以此为基础。汪发铨还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事业，倡始西乡文约，为当地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26]

光淼之父高瀚，榜名俊卿，字搢生，号慎庵，邑文庠生。咸丰年间因筹饷有功，被授予贡生，例授修职佐郎，赠奉直大夫，后筹办团练，他出力甚多。^[27]汪高瀚虽然有生员身份，但“岁科屡列优等，乡试荐而不售”，无意仕进。虽然志不在仕途，但他却积极倡导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尝劝捐合乡集成文约，经费累万，定章课奖，并文武生童，自县府院试，以至选拔举优，乡会宾兴，均有佽助，士林赖之”，^[28]为地方文教发展、士子读书应考提供不少资助。

高瀚生有八子，光淼为其幼子。光淼，榜名汇江，字春江，号虚舟。生于道光十年（1830），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族谱记载，他于咸丰九年（1859）获得邑庠生，同治六年（1867）获得廪生资格。这些科举身份信息与《局董日记》中，光淼于光绪六年（1880）参加岁考之时，填写的岁考册的信息完全一致。^[29]

从日记内容来看，汪光淼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始终未能通过乡试，没有获得举人功名。在光绪七年（1881）三月、四月和五月等几个月的日记中，他大量抄录历代科举世家和官宦世家，如溧阳史氏、昆山徐氏、桐城张氏等家族关于科举教育、人文修养的诗文、楹联等内容。由此可知，他始终抱有强烈的考取科举功名的追求，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于是他通过在日记中抄录这些内容寄托自己的科举理想。同时，他也抄录陆九渊、苏轼、陈继儒等历代名人关于修身养性和治家的格言，试图以此来提升自身的修养。^[30]由此可见，汪光淼既对科举仕途抱有理想，也积极讲求个人修养和家庭教育。光绪八年（1882），通过选贡的方式，“以教职补用，授修职郎，选用教谕”，^[31]终于得到一个教谕的官职。

值得注意的是，光淼还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人物。据《局董日记》记载，他还与亲友在祁门西乡闪里镇合伙开设和兴店、喻义店，从事商业经营，每年获得一些收入。此外，他还曾做过塾师，在西乡西塘村做馆教书。^[32]他也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徽州惨遭战乱，民不聊生。他积极赈济难民，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四年（1878）利济桥被大水冲毁，重建利济桥之时，他出任桥局局董，负责监督工程建设事宜，“经捐督造，三年成功”^[33]。到光绪九年（1883）二月，利济桥兴建完工。《局董日记》详细记载了他从光绪五年至七年（1879～1881）兼任桥局局董期间所承担的各种工作。从这一点来说，他算是继承了其曾祖父汪荣序的衣钵，继续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

二 《局董日记》所见徽州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

徽州地处山区，峰峦叠嶂，山谷崎岖，陆路交通不便，山多田少，加之河网密布，降水量较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得徽州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对于徽州民众来说，地方的桥梁、河坝、古道、津渡等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它们直接影响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因此，徽州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商人热衷于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建桥铺路的事例不胜枚举，留下大量记录，各种征信录遗存颇多。征信录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举凡修造桥梁的缘起、凡例、捐资名录与金额、各种费用开支等都有记载。但这些内容都是在修桥结束后刊刻成册的正式文本，关于桥梁建设具体实态的资料记载不多，利用征信录研究地方公共工程建设存在一定局限。而《局董日记》则是作者汪光淼以局董的身份，逐日记录的日记。除了日常生活内容外，关于桥局公事的记载最为集中，举凡利济桥建设缘起、资金筹集、兴修过程、各种规条、费用开支、工程进展等都有详细记录，相比征信录而言，是一种更为原始、极细致的史料，故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笔者以《局董日记》为核心资料，同时结合《捐输芳名册》，对晚清徽州水灾情形、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做一初步考察。

（一）水灾情形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徽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尤以水灾、旱灾为多，造成的损失也更为严重。^[34]举其要来说，乾隆^[35]、光绪^[36]时期水灾较为严重。具体到祁门县来说，其在徽州历史上水灾发生频率更高，危害更大。光绪四年（1878）、五年、六年、七年的几次水灾，造成屋宇倒塌、桥梁被毁。

光绪四年夏季，祁门连日大雨，造成重大灾情。《局董日记》记载，作者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房屋倒塌、祠堂进水、河坝被毁：

清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连日阴雨，是日自寅□□□□□□□□□涨，诒燕祠内水深二尺有零，□□□□□□堘路自我家凌家园□□园起□□□□□门边止汆扫一光，二兄□店□［新］屋□□□□列柱过乐意屋前地，四婶叶氏三店屋□□中前半截余屋耳，门边一截，尽成长河。新屋墙倒时，我等仍在楼上，后由正屋照眼，度余屋水势小退，划水走至志勤堂。此自迁居以来，未有奇灾，新屋遭毁情形，更令人心伤目惨，数十年蓄植花木、松柏，及案头等书目、日记，尽付洪涛。是夜，率燮元等在祠淤泥中驻足。前堂新椅棹，继祖等水将退，冒险捡收，族达之弟，同为出力。^[37]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在这次灾害中受灾十分严重，诒燕祠水深两尺多，淤泥积压甚多。汪光淼的二哥、四婶叶氏在村中开设的店铺也被大水冲毁。最令作者伤心的是，作者新造不久的房屋在这次水灾中受灾最为严重，墙体倒塌，数十年积累的盆景、书籍和日记都被大水冲走，作者汪光淼触目心伤，发出强烈感叹，认为这是汪氏迁居该村以来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水灾。

大水退去后，汪光淼的不少亲友、佃仆纷纷来询问受灾情形，并帮助清理杂物，打扫卫生。对此，《局董日记》记载：

廿一日，阴。伦坑致远叔、殿三兄著家人来探灾。浆坑叶亲来探问。^[38]

廿二日，阴。邓家淑辉之夫特来探问，挷同收理砖物，邬才喜来新屋内，挷同畚扫后堂。沧溪庄胡光旭来仝光金兄、新祖等，畚扫祠堂。^[39]

这次水灾还造成下汪村的重要水利工程老河坝被冲毁，亟待重修。于是，在水灾后，汪光淼集中族众在祠堂中讨论维修老河坝的事情。具体内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晴。耿扬兄邑回家，与其熟商合村基址情形，非□力建造老河坝，后虑深长，万难居住。越数日，伊邀仝登儒叔、起仁兄、振和叔、含辉叔等集议，绍祠各户名目，共写捐洋 元，实皆勉力倾诚，约计估工，仅敷其半。侄绳祖等筹商此事，幸合族同心，我家不尽力勉出重资，万难成事，亦写一捐单，鸣位捐洋七十元，蕴兄弟、锡光堂捐洋三十元，春捐洋十元，洺捐洋十六元。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得知，老河坝不仅关系村中农田水利灌溉，而且还关系到村中族众屋宇和生活安危，因此，需集族众之力共同兴造。但因工程浩大，族众出资的经费远远不够，因作者饶有家资，于是主动承担剩下所有的费用。

光绪四年（1878）七月的狂风暴雨，也造成汪光淼与亲友合伙开设的店铺受灾。现将其内容摘录如下：

十六日，晴，午大雨。和兴店宗仰南兄着伊令郎来该店，前月□□修理墙垣，一切渠成。因我家中被灾更甚，故未便来讲。不料，昨午狂风暴雨，店背后冯姓虎形坟山几抱围古木当腰折断，压在店屋中，进尽行倾倒，请我到店商量，动手建造费用。^[40]

七月廿四日，晴。晨到和兴店，该店年久毁损，木料概不堪用，现已雇齐砖木各工，与仰南兄、冯濬川酌议，中一进索性办新料建造，一□（劳）永逸。^[41]

由此可见，水灾造成汪光淼与朋友合伙开设的和兴店被风刮倒的大树压倒，合伙人汪仰南、冯濬川商谈后，决定将该店中间一进用新木料重新建造，以便永固。

光绪四年（1878）的水灾造成最大的影响是，祁门西乡历口镇的利济桥被大水冲毁。对此，《局董日记》记载：“旧夏（光绪四年夏）鲸波肆虐，蛟水为灾，溢川涨于须臾，隳石梁于顷刻。见之者咸为太息，闻之者莫不咨嗟。”^[42]光绪五年任祁门知县的柯家璆在《重建历口利济桥启》中称：“蛟水为灾，桥复圮，百余年来利赖之津，一旦而失，人咸苦之。”^[43]汪光烈在《重建历口利济桥记》中也说：“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淫雨连日，蛟水直冲，西洞先卸倒塌无存。”^[44]

除了光绪四年发生大水灾外，《局董日记》也记录了其他年份的水灾。光绪六年五月底、六月初，祁门连日大雨，造成水灾。对此，《局董日记》记载：

五月廿七日，大雨，涨水。

六月初一日，大雨。历口水涨上虎形坦，闻家中大水，较前年六月十九，亦只小二尺。

初三日，晴。接汝侄家中大水平安信。

从上述资料可知，继光绪四年六月水灾后，光绪六年再次发生水灾。这次发生水灾之时，利济桥已在兴建过程中，历口的水势涨到虎形坦，对桥梁的兴建造成一定影响。此外，这次大水还使汪光淼的老家下汪村又一次受灾，水灾仅比两年前水势小二尺，直到接到家中亲人报平安信，作者才安心。

光绪七年（1881）三四月间，祁门再次发大水。《局董日记》记载了几次水灾情形，摘录如下：

三月二十七日，雨。夜大雨涨水，大桥俱倒，所做河坝未成，我心急虑，一夜目未交睫，天明去看，幸仍无事。

廿八日，阴晴。午雨，夜涨水。^[45]

四月初一日，晴。桥局轿来，二更到，因避水，走若坑。^[46]

四月十七日，大雨。涨水。^[47]

四月二十二日，酉刻，雨甚。戌刻，水涨上历口虎形大路。幸雨歇。戌正水退。^[48]

四月廿三日，晴。酉刻，闻家中昨日水至福茂店门口，新造塍坢又汆，奈何奈何。

四月廿四日，晴。芬弟来局，说伊昨日家中来，所造新塍坝只水头冲处，损四殳之一，尚可修复。^[49]

从上引资料来看，光绪七年水灾情形较六年的更为严重，水灾对屋宇、桥梁、河坝等造成一定破坏。这次涨水之时，水势也涨到了历口虎形大路。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水势很大，村中桥梁倒塌，当时老河坝尚未修好，作者心急如焚，第二天查看后，老河坝尚未损坏，心情稍有平静。水涨至村中福茂店门口，而且新造的塍坢再次被洪水冲毁四分之一，仍需重修，作者发出无奈的感叹。

综上所述，从《局董日记》记载的内容来看，光绪四年至七年，除了光绪五年尚未发生有影响的水灾外，其他几年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尤以光绪四年的水灾最为严重，造成利济桥被冲塌，下汪村老河坝被毁、屋宇倒塌。也正是因为这次水灾造成的重大灾情，利济桥的兴修被提上日程。值得关注的是，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以汪光淼为代表的祁门地方士绅已集议商讨重建利济桥，并在义泰店（后移双和店）设立桥局，管理修桥事务。但光绪六年、七年水灾发生之时，利济桥尚未修建完成，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桥梁兴建的难度和费用负担。

（二）利济桥的重建

利济桥，原名集福桥，^[50]为徽州行旅通往江西、湖广等地的重要通衢，正所谓“地当四达之冲，上通浔汉，下达苏杭”。^[51]该桥的交通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历代多有兴建。该桥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由资福庵的僧侣亦云募资兴建。后在嘉庆二年（1797）被洪水冲毁，嘉庆三年再次兴建，嘉庆六年桥成。光绪四年（1878）水灾时，再次被冲塌，光绪五年夏开始兴建，于光绪八年冬完工。光绪十年（1884）发生重大水灾，该桥河西三洞被毁，仅存河东一洞。此后十年因资金无措，仅架木桥，设渡船，供行旅往来，未能重建石桥。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开始兴修，到光绪二十四年秋竣工。这次兴修工程更为巨大，费用更多，^[52]此后的历次大水皆未对该桥造成影响，桥梁至今保存完好。《局董日记》保存有重建利济桥的缘起、工匠承包合约、匠班规条、各种工匠工资、工程进度等修造桥梁的实态资料，颇为珍贵。下面笔者以该日记为核心资料，就光绪五年起造的有关利济桥的建造过程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