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译序 落叶听风

自深深处 作者:奥斯卡·王尔德 著;朱纯深 译


译序 落叶听风

如果真有天上人间,那么天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应该够热闹的了,有钢琴诗人肖邦浪漫的琴声,有神童比才以命相许的《卡门》火焰般的身影,还有普鲁斯特水一样不绝如缕的意识流淌……而这中间,当然了,少不了王尔德那华美的文字和机警的嬉笑怒骂。

人间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呢,则静静的宛如一个老者,在花都巴黎的车水马龙中,保守着一份沧桑阅尽的肃穆。在这里,鸟雀的喧闹与墓门人像的沉默、落叶的枯黄与碑碣前鲜花的艳丽、逝者与生者、历史与自然,共呈于眼前,足以让人从闹市中取一份三明治,偷得浮生半日的忘却,沿着似乎同历史一样幽长的园径,在这118英亩的宁静中徜徉,或悠悠思古,或怆然涕下。

风会不时地吹过,卷起草地上的落叶,时而滚滚如浪,沿路舞之蹈之地追寻着什么,时而翩翩似蝶,在蓝天里轻扬,在绿树间嬉闹,好像要还返往日的青葱岁月。借着风,落叶似乎有了魂灵,借着叶,风似乎有了声音。或者说,借着风和叶,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居民找着了自己的话语,众声喧哗地向造访的有心人弹奏着一曲曲绝唱,讲述着一则则旷世的往事。

因为《自深深处》的缘故吧,在这落叶风声中,听得到王尔德从调侃世间百态的不羁,到牢底心底中对悲怆的体认。风中飘落的字字句句,便如黑白键上奔泻而出的滑奏,展现着一个天才从天上到人间的陨落,或者,更应该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当然,一个人听到了什么,取决于他想听到什么。

也许,有人在这片片落叶中听到了流水账似的絮叨,或者欲言还休的情话,或者痛不欲生的悔恨,或者一段未必惊世但却骇俗的名人情史。但也有人听到了铅华褪尽、苦情尝遍之后的旷达与救赎,听到了以基督自况的passion。是的,是passion——既是不能自已的激情,又是殉道者赴死的受难历程。殉道,难道不是激情的最高境界吗?

当然,不管人们听到了什么,王尔德是不会也不屑去理的。他自己关心的是在绝对的谦卑中与自己灵魂的交谈:“当人同灵魂相交时,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而这种出自童心的文字,李贽将其标举为“绝假纯真”之至文。至于那些“事假事、文假文”的假人,王尔德则斥之为“是别人的人。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他们的激情是袭人牙慧的情感”。

正因为这样,王尔德认为儿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是“长辈的榜样”。认识到儿童是完美的,是一次归零,也是一次灵归,一次灵魂的回归。

这是一个灵魂历尽流水落花春去之后归来的私语。是私语。因为这封信的读者本该只有一个,其他人在本质上都是闯入者、窃听者。能读到私语的阅读,应该是一种感恩的阅读,应该在阅读中感恩。是这么一个灵魂的言说,让后人无论是在大庭广众,还是在天地间私密的一隅,都能无风无雨、不惊不怖地旁听它变化无定的心境、旁观它陨落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升华。

要听到这出自童心真心的言说,需要一份舍己的敏感和同情。王尔德自己说了,“不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眼睛耳朵不过是传递感官印象的通道而已……是在头脑里罂粟花红了,苹果香了,云雀唱了”,“一事一物,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看它的方式”。庄子一语道破,这样的文字,要“听之以气”:要听到悲怆之中的大爱,要听到作者与万物灵魂之间微妙的同情,就得虛而待之,就得听之以爱心,听之以纯真之心。

因此,听到了什么,又取决于用什么去听。而听到了什么,又决定了听者到底是在陪作者巡视阴沟,还是眺望星空。

阅读中的聆听,应该是一份是很个人、很令人谦卑的经验,是要怀着谦卑之心去让自己耳濡目染的。对读者,对译者,都是这样。只是译者必须把自己个人的这份经验形诸笔墨,公之于众,如果他幸运的话。万一他更幸运的话,有人喜欢上这份经验的分享,那他便得很感激地喜出望外了。

谈翻译好像都得比较。但正因为翻译同写作和阅读一样,是一种很个人的经验,所以除了技术因素的比对之外,对不同译文作主观的褒贬臧否,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翻译并非比赛,各译本应该是自立于原作和其他译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就象辛、苏的咏月词,各自都是对中秋月夜的“翻译”,可以各自欣赏,根据读者个人喜好和品味去看待,但无谓去对比其诗艺的高下,也无谓拿它们去与共同的原作中秋月夜相比了。

译者在原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读者又在译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取决于他们想听到什么,以及用什么去听。而翻译,怀着谦卑、虚着心从事的翻译,是要将人的思绪和目光带回转,投向对生命、对存在的思考。正是这种对生命、对存在的叩问,在芸芸歌风花咏雪月的篇什中成就了苏、辛还有张若虚等的旷古绝唱。

任何一种艺术方式,不管其表现的“雅”“俗”,如果关心叩问的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而非张扬某一特定的风尚潮流,或者出于虚荣在炫耀个人的技巧或机巧,那就是高尚的。换言之,将一时一地的价值判断或文化好恶置于生命的聚光灯下鞭挞叩问,从而彰显人类于天地间存在的意义,这是林林总总表现技巧必须为之服务的艺术——推而广之人类各项心智追求——的终极意义。

如果不跟这一终极意义相关,那翻译中常常谈论的押韵、句长、词数、对仗等,就显得苍白了,遑论“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耽于技巧演示的所谓艺术,不论是将自然世界翻译为文字的“创作”,还是将一个文本世界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即便脱得了俗气,也落得匠气了。

真心的翻译,无不是有感而发、而非因名而发的童心之作,追求的是“与天为徒”的神采和韵律,“至道通而集于怀”的浩然之气。这样的翻译,不但是艺术,更是生活的方式,看世界的方式。

至于说有些译文错误百出,那或许是译者训练不足,因此就不能算是专业意义上的“译者”,或许虽然训练足够,但对翻译不存敬畏之心,因此也不能算是生命意义上的“译者”。喜欢坐的板凳都不冷,因为那翻译的一刻,是与他人、与自己生命非常私密的交谈,是一种得失寸心知的painful bliss。如果一个译者能与笔下人物同哭同笑,那译文也就有生命了。因此,对翻译本体的审辩和思考,是超越技术评判的哲学,否则翻译永远只是个语言学习和检测的手段,而非人类赖以生存的居所。

另一方面,如果要对“大师”“大家”译作褒奖的话,那要问的是先译得好才被目为大师大家,还是先罩在“大师”等的光环下让人不能说不好?生命意义上的译者并不需要什么头衔。他们静静地聆听原作,默默地舒怀命笔,而后悄悄地期盼、感激有人阅读,尊重的是同读者心灵交通的纯粹与真实。

此中涉及的,既非文章的价值、境界的雅俗,也非作/译者敝帚自珍的情结或对信心与责任的秉持,而是文本与作/译者的关系。如果认同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这个观念,那作者(包括译者)之“死”,既解放了文本,使阐释不再囿于作者的意图或其他外在因素而成为大众灵感的源泉,也解放了作者,使作者的命运或名声不用因某个时代对其作品的褒贬评论而浮沉。

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前言,王尔德开宗明义提出了艺术的目的乃是展现艺术、隐去艺术家。紧接着他又颇带点后现代范儿地说道,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姑且译为:评论家这种人,能以另一种方式或新的材料翻译出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评论的最高形式,一如其最低形式,是一种方式的自传。

翻译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评论,正如所有的评论都是一种翻译。译者论者,将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翻译出来时,都是在以某种方式书写着自己。

阅读的尽管阅读着,翻译的尽管翻译着,评论的尽管评论着。王尔德自己呢,仍然在唇印的簇拥下,如斯芬克斯般地守在路边,用其独特的文字,在落叶风声中为那些以阅读、评论、翻译凭吊他的后人铺陈着一出“漫长而美丽的自杀”——如Melissa Knox写的传记书名所说,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朱纯深

2014年11月24日

于香港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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