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教授、学者。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幼年读过四年私塾。在中学只读两年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辍学归国，与友人创办《晨钟报》，继续讨袁，倡导民族革命，反对北洋军阀。1918年2月，被北京大学聘为该校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为当时名教授。与陈独秀、胡适合办《新青年》杂志。

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等，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与胡适、陈独秀等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促成五四运动爆发。曾在文化层面与胡适论争过“问题与主义”。

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领导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年，他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二十二天后与十九位战友英勇就义。遗著编有《李大钊文集》。

(一)

李大钊与胡适都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新文化运动，共同迎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的时代英雄。

李大钊与胡适是通过《新青年》邂逅的。命运安排他们从1916年起在《新青年》先后亮相。该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青春》四个月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出现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五号上。

《青春》迂回地歌颂青春，以“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气势冲天地要冲破黑暗，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

《文学改良刍议》乃“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是掀起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二十七岁的李大钊与二十六岁的胡适，因缘萍水，亦非偶然。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代让二人风云际会。“现代中国”的大幕等待着他们共同拉开。历史让他们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他们二人的相遇、相交，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者结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联合作战，充满戏剧性，也充满悖论。

胡适与李大钊在北京谋面，是在1917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该校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之后。

胡适从大洋彼岸将现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带到中国，李大钊也同样添薪加柴，助燃新文化运动的熊熊大火。在1918年元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牵线，他们又都成为《新青年》的骨干。他们二人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四人队伍齐整，志同道合，配合非常默契。这个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为核心，着眼于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按胡适的思想，欲将《新青年》努力办成“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而“非政治的学术”阵地。李大钊接受了胡适的这一思想，但又觉得不满足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又和同样怀有政治热情的陈独秀创办了讨论时局与政治的《每周评论》。胡适很清醒，他与李大钊、陈独秀那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故李大钊、陈独秀为办刊向他征求意见时，并没反对，只是不积极而已。事实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胡适非但不干涉，还写文章给《每周评论》，只是文章不涉及政治而已。

后来，在封建顽固派办的《国故》杂志，激烈、凶狠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时，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坚定地站在一起，对林纾(林琴南)等为代表的自称桐城派的疯狂进攻，予以有力的回击，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尊严。

林纾，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清廷并未给这位举人什么恩宠，但清亡之后，他多次前去清陵，伏地痛哭。此举竟也感动了末代皇帝溥仪，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以表彰他对前清的忠心。林纾得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还赋诗“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以志。这样一位腐朽的遗老，却也对介绍西洋文学做过大贡献。他不懂外语，经别人口述，他竟以漂亮的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让中国读者，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林纾的骨子里，是极端仇视新文化运动的，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恨之入骨。1919年，他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短篇小说形式，来辱骂、丑化、攻击《新青年》的首领们。他早些时候的小说《荆生》亦然。他还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与新文化。对陈独秀的私德不检，更是大肆攻讦。

胡适、李大钊对顽固派的进攻，予以痛击。对于陈独秀因私德不检，二人予以同情，力排众议，但终未能阻止陈独秀被驱出北大。

李大钊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扶养成人，老人怕今后没人照顾他，就在他十一岁时，为他娶了一位二十岁的妻子。李大钊为人忠厚，夫妻不离不弃，直到他被张作霖杀害。胡适也是奉父母之命于1904年与大他一岁的江冬秀订婚，1917年从美国归乡，与之完婚。婚姻也一直到终老未变。两个留洋的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没有向传统婚姻挑战，因为那样做，无疑让两个女人，成为封建的最终受害者，他们对那两个无辜女人的生命尊严充满同情和敬畏。追求自由婚姻没错，尊重女性的人性尊严更可贵。

胡适、李大钊都支持蔡元培在北大建立进德会，以约束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为。李大钊见到蔡元培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关于提倡新道德的主张，即刻用朱笔画出蔡元培的相关词句，说：“看，蔡先生说得多好啊，改造中国应从这里入手，守常愿意加入进德会。”胡适刚从故乡完婚返校，也见到蔡的长文，他高兴地对范文澜说：“蔡先生提倡新道德非常好！一可律己，二可谢人，三是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他写了一组《新婚杂诗》，准备在《新青年》发表，让天下人知“胡适之的婚姻很美满”。

诗中一首，云：

十三年没见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起我，

我也不说对不起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从诗中“完结”二字，可窥见胡适与江冬秀之间曾有过纠结，一个留洋教授，一个乡间女子，难免出现间隙。但胡适主动弥合了，比起陈独秀的放纵欲望、鲁迅感情上的自私，他尊重了江冬秀的权利，又守住了自己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