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19年，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撒《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与李大钊闻讯，一夜无眠。天刚亮，胡适即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不久，罗章龙也到李大钊家。他们商量的结果是：首先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尽快向社会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是借用学界力量，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胡适提出由自己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向段祺瑞求情。

果然，招招见效，先是《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的消息，顿时舆论大哗，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呼请政府立即开释。胡、李活动之后，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岑西林等也都站出来为陈说情，孙中山更是痛斥当局。段祺瑞无奈，只得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并开释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李大钊召集《新青年》同人在饭店为他接风，蔡元培等来作陪。席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话并不多，但他们间的深厚友情，却在相互的眼神里传递。又是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化装成乡下人的陈独秀坐骡车逃出北京，乘火车去天津，坐外国轮船到了上海。

能说明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站在一起，并肩战斗的事迹很多。就在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的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联合蒋梦麟、陶孟和、王徴、张慰慈、高一涵等人在《晨报》上，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指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故而专门宣传，并提出四种最基本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政府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种种限制。

1922年5月14日，胡适拟就《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丁文江等十六人赞同签名，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改良政治，建立“好政府”的第一个具体纲领。得到已成为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支持，说明胡适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不相悖。

1926年7月，胡适赴欧路过苏俄，在莫斯科停留三天做了许多参观，如参观“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还访晤了在那里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蔡和森诸人。他在给徐志摩、张慰慈等友人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苏俄社会建设、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欣赏。李大钊在被捕前，得知胡适对苏俄的态度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他往西走，打美国回来。”可见李大钊对胡适的关心和希望。

胡适、李大钊的私交也很亲密，胡适母亲亡故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李大钊赠赙仪。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胡适一直怀念这位好朋友，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大雪，到京郊西山，去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故，夫妻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泪眼滂沱，悲从中来，回去后，他即找到老友蒋梦麟，让他为李大钊补立一碑。

其实，李大钊就义后，其家属的抚恤事宜，全由胡适一手张罗筹办，直到1932年北大重建后，胡适历时五年，费尽心血，李大钊家属抚恤之事，才有了圆满的结果，不仅每月的款项有所增加，而且抚恤期限也得到延长。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扉页题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李大钊被列为四位朋友之首，足见胡适一直在敬重怀念他的这位挚友。

四年后的1934年7月，胡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时，竟还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

胡适的科学人生观，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非没有扞格与论争，但他与共产党人李大钊并肩战斗，意外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这就是胡适与李大钊友谊的坚实基础。成就了中国文人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