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打开了柯灵的门

——八八回忆之二

我在宁波浙东中学初三、高一时期，因为受了巴金旧礼教小说的影响以及反日情绪的激发，思想开蒙，参加了学生政治活动，乃被校中训育主任（国民党员）目为“左倾”。小小年纪经常在梦想去延安的鲁迅文学院学习。听到了朋友中有兄长前往参加新四军便觉得很艳羡。这类天真的少年理想主义梦想是非常单纯的，我也不能怪那位训育主任怂恿那位善良的基督教徒校长把我开除。

父母并不因我失学而发怒，甚至让我独自（十六岁时）旅行，乘巴士与航船前往附近的义乌县一个新开中学去继续学业。那是经过一位对我同情的老师推荐，谓那校的老师们都思想开明。我高兴而去，两个月内即因思乡病而回宁波。父母乃打算把我送到上海叔父家居住。

当时已在上海求学的大哥与三弟常寄我上海《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我对副刊主编柯灵所集的几位散文作家，如晓歌、何为等作品很欣赏，也在学写散文，何其芳的著名散文集《画梦录》好似成为教科书。我大胆地将在义乌思乡时所写一篇短文《铃声》投稿寄去，竟被柯灵看重发表，一时注定了我的前途命运。那时的青年作家们都爱学成名老作家（巴金、鲁迅、茅盾）的样子，用笔名发表作品，我的第一个笔名是“坚卫”，此后就在柯灵所编的各日报副刊中发表了多篇散文，到了那时，我已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附中进学。

柯灵所编的副刊与杂志是上海孤岛时期最受知识青年喜爱的读物，除了上述的晓歌、何为之外，经常写稿者还有沈寂、徐开垒、沈毓刚、王殊、越薪等，许多名字我都已记不起来。我后来于一九七八年开始经常回国探亲，每到上海，柯灵必要请我们这些门徒共聚。我常在纪念文中戏称我们都是孤岛时期“柯灵麾下一群小喽啰”。这些小喽啰中，何为成为著名散文家，沈寂成为专写上海滩的名作家，徐开垒写了巴金传记，沈毓刚成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王殊任过驻德大使……

我在复旦附中与圣约翰大学时期发表的文章多是用“坚卫”笔名，后来也用过其他笔名，如“桑紫”（短篇小说）、“田妮”（诗）等，“令狐彗”是最后一个，后面再述。当时能够发表的刊物很多，有柯灵所编的《万象》、文宗山所编的《生活》、沈寂所编的《幸福》等。敌伪统治时代的一本最新颖动人的刊物名字就是《杂志》，主编姓吴，名字我忘了，我曾用“桑紫”笔名在该刊发表过小说。（记得有一位老报人警告我：不要多用笔名，不然你怎可成名。）《杂志》的内容极为迎合思想开明而又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年以后乐山告诉我，此本在内容上可以冒犯敌伪政府的刊物原来是由当时在伪政府任高职的袁殊在背后撑腰，而袁殊乃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说到《杂志》，弟弟乐山用“麦耶”所写而出名的剧评就是在此刊物上发表的。孤岛时期，美国电影绝迹，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乃把兴趣转向话剧，戏剧界很热闹，上海有好几个剧院因经常演出而卖座，未赴内地的戏剧人才乃都有了发挥之地，曹禺、于伶、吴祖光等的名剧都被搬出。通过剧评家麦耶，我也认识了不少戏剧界名人，导演如黄佐林、姚克、胡导，演员如刘琼、石挥、乔奇、白文、小凤以及黄宗江、黄宗英兄妹等。那时我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乐山是十九岁左右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这么年轻，对戏剧有如此认识，受到戏剧界名人仰慕，至今回想起来，令我费解。（按：二〇〇一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李辉编辑的《董乐山文集》收有全部麦耶剧评。）

我们一家四兄一妹中，以年龄相差只两岁的老二（鼎山）与老三（乐山）最亲近。我们自幼即是同样的读书迷，到了中学我开始投稿发表时，他与我同样高兴。不久，他的知识与努力就超过我。（母亲常说，老三比老二更聪明。）他少年开始写作，现在读来还是很成熟。在政治意识上，他比我更前进、更激烈。到了晚年，他对现实大为失望，以为我们少年时期所向往的理想主义乃是乌托邦幻想，容受不了时代的磨折；他在“反右”、“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令他不能从自己深觉被冤枉了的愤怒中解脱出来，往往把凡事看作“黑白分明，不容灰色存在”。而我在国外的多年（六十三年）生活，则把我塑成为美国知识界的典型自由开明分子，避免对什么都采取极端态度。我们兄弟间后期思想上发生分歧后，一些前曾尊重他，但受过红卫兵熏陶遗毒而出了国的职业反共分子就把我作为诅咒痛骂的对象。

一九四五年八月某晚，我正在家中休养（盲肠炎开刀后的复原）之际，突然听到街上人声沸腾，甚至有人放炮竹，不久，一个邻居半夜敲门，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刚从无线电中听到日皇已向盟军投降之讯，八年抗战终告结束。我们整夜不能入眠，等不及上街参加民众的庆祝。

那时我刚自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尚未找到职业。上海已不再是孤岛，大批政府官员自重庆前来上海接收，市上一时充满乐观之象。不久我就在新闻界找到职业，文化界朋友众多，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夏两年间，是我生活最愉快的一段。

二〇一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