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当记者·初尝歧视

——八八回忆之八

像我这一辈老人，“五·四”两个数字只不过代表了一件可以想象的历史大事；可是“九·一八”、“七·七”“一二·九”这些数字所给我的感触就不同了。我深深记得“九·一八”给我幼小心灵带来的羞辱感；“一二·九”令我要快快长大去北方参加学生运动；“七·七”时我恰在上海，兴奋地听到一位杨姓女童子军向闸北国防军队献国旗的故事。今日身处纽约，最令我心惊肉跳的数字当是“九·一一”。我曾亲眼看到天空浓厚烟雾，亲耳听到人们哭号，亲嗅到空气中的酸溜气味。这些数字简单而明确地代表了人对世界大事的记忆，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当年听到纳粹德军进攻波兰新闻时的震惊还是记得很清楚。

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抗战胜利后，我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外勤记者。不久，英国选出新首相，选民摒拒了战时功绩伟大的丘吉尔首相，选出了工党领袖阿特里来处理和平复兴大事。其时，一艘中型英国兵舰前来上海，停靠在外滩码头，招待中外记者参观。恰好阿特里的儿子也在此舰上服役。这位年龄不到二十、身材瘦高的水兵一时成为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他羞羞答答地回答的态度还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首次感到“无冕之王”的种种方便。此后，我也有机会见到由杜鲁门总统派来调停国共争执的马歇尔特使，统率驻华美军的魏德迈将军，《时代》周刊与《生活画报》的主人亨利·鲁斯等名人。这样的方便更增加了我对新闻事业的兴趣。在少年时，我曾对父母声言，我要做作家，情愿过穷苦的亭子间生活（记得那时只有鲁迅一类作家才有号召力，足够赚得维持一个中等生活的稿费）。后来发现，做专业作家根本不可能谋生，许多都另有职业，不是教师，便是记者。因此，我往美国留学的主课不是英美文学，而是新闻学。

一九四七年秋我初到密苏里大学新闻研究院，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在热烈准备初选运动，筹划次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选定了纽约州长杜威为总统人选，而民主党的现任总统乃是因罗斯福病逝而由副总统继任的杜鲁门。他虽曾下令在长崎、广岛丢了原子弹而结束大战，但声名仍不如杜威响亮。思想较为进步的民主党人以及其他所谓左派思想分子另组了一个进步党推出当时的农业部长华莱士作为第三党候选人。这样的做法当然分散了民主党实力，很为人所不满。

但是华莱士在青年群中还是颇得人心。那时，退伍军人已纷纷返家，在国外见过世面——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生长的土包子——许多退伍军人因有政府津贴，可以免费进大学，都不放弃这个特别权利。一时，美国各大学中多了一批年龄较大而成熟的一年级生。这些新生对政治有兴趣，特别注意进步党活动。华莱士乃趁机前往各大学校发表演说。一九四八年春，他也来了密苏里大学。当时我自己因思想关系，在校中所交朋友都属民主党中较左的学生团体。我们一起去听了华莱士演讲。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中，我也用了上海《东南日报》的名片参加，与他握手相谈几句。他见到在这小小的大学城中，竟有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似乎很高兴。美联社一位摄影记者替我们照了相，我立即把照片寄给了上海的老父，令他高兴了一下。

华莱士当然没有当选。我与朋友相谈，问他们为何不投他一票。他们说，他们不要共和党当选，如投了华莱士一票，反而削弱了民主党票数。而我竟是这么幼稚，连这一点常识也不懂：你可以思想前进，但在实际政治上，你必得取胜，不要天真地浪费你的票数。果然，天真的进步者显然不少，一般报纸舆论都预测杜威必会当选。你可曾在历史书中看到那张著名的新闻照片——杜鲁门笑嘻嘻地向记者指着一份日报的封面，大标题是：“杜威取胜”。杜鲁门虽因华莱士而失去不少票数，还是胜利了。

位处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正在内战时期的南北分界线上，因此仍保持了许多南方传统，即使在我们较为开明的大学城中（如哥伦比亚，有三所大学，除了州立大学之外，其他是两所贵族性的私立女子大学，专门培养南方闺秀），黑人住区也完全与白人住区隔离。黑人不能在餐馆进食，只能做工；在电影院中，他们必得坐在楼上；乘公交车，必在后座等等。我就读的新闻学院虽是公立大学，本州学生免费进学，但黑人学生直到五十年代才由州议会通过法律准许入学。

因此，在我们国际学生群中（也有皮肤黝黑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南美人等，没有非洲人），对这类种族隔离习俗很看不惯。特别是印度学生，有的竟在头上包了头巾（好似我在上海所见一样），以免被误认为黑人。印度学生因为肤色而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歧视，我也亲眼所见。一般而言，华人学生颇受外宾似的礼遇，有时我与女同学或两所女子大学的女生交友、看电影和参加舞会，都无障碍。但印度学生的遭遇可不同。某个周末，我与一位皮肤特别黝黑的印度朋友去附近大城市圣路易斯游玩，中午进入一个自助餐馆，向柜台后的一位中年妇人要菜。她瞟了我们一眼即说：“你们这些孩子（you boys）上楼去！”印度朋友一听，马上转身就拉了我出去。我当时不懂，以为到楼上进食又何妨？后来才恍然大悟，那位妇人把我的印度朋友看作了黑人，叫我们上楼去黑人进食的餐室。

当时密大的学生团体中，除了“兄弟会”、“姊妹会”以及教会团契之外，尚有思想进步、成熟学生所组成的“民主党学生组织”与“进步党学生组织”。那时正是国内国共内战激烈之时，校园中经常有讨论会。某个晚上，我应邀去一位教授家中聚会，听一位外来学者的演讲。集会听众都轻声细语，好似不敢大声喧闹，以免惊醒邻居。不久，一辆汽车开到，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尊严的黑人大踏步进入客室。他就是主讲人，乃是外埠一个黑人大学的名教授。我今日所记得的不是他的演讲内容，而是当时所感到的黑人于晚上进入白人区做客的聚集者小心翼翼的气氛，六十年后想起来，真觉可笑。

我在大学城内有时也偕朋友于星期日去做礼拜，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社交机会。哥伦比亚有许多不同教会（长老会、圣公会、循道会等等）的教堂，我们去做礼拜，总受欢迎。每个教堂于周末有社交性的集会，专门欢迎大学生。哥伦比亚通常人口两万余，学期一开始，学生数目使人口增加一倍，餐馆、干洗铺、花铺、酒吧等等生意兴旺。同时，我受教堂牧师的介绍，经常应邀去乡区小教堂演讲。大战结束刚不到三年，许多乡民对中国局势非常有兴趣，特别是因宋美龄战时在国会的演说仍深深印在他们脑中。

他们把中国当作是战时盟友，不明了国共战争的真实情况，而我恰是一个年少气盛、向往革命、憎恶国民党官员贪污而思想纯洁的青年，因此我的演讲大失那些乡民所望。例如，他们在问问题时期望我称颂蒋介石、宋美龄，而我所说的意见恰是相反。通常，演讲完毕后，教堂必布置茶会，款待外来演讲者，有礼貌地随便交谈。某次，在一个这样的茶会中，我突然发现无人理睬我，慢慢地理解到他们对我所说不以为然。我不愿逗留，乃请牧师开车把我送回校园。通常，教堂必赠送演讲者一笔小小的“车马费”。这次我没有收受，说是捐给教堂吧。

我经常劝告有意前来美国留学者，不要直赴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等，特别是纽约。纽约不是纯粹、真实的美国。它是个人种复杂、语言众多、三教九流、习俗各别、同类人集居的各种社会合并的国际大城市。要学习真正的美国，你必须到中西部与南方的小城镇去居留一段。在那里，特别是城外的农乡，你才可以遇到居留已有数代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不一定见过世面，他们思想保守而待人处世态度纯真。他们信教助人的热心是真诚的。但是，这类小城镇也在变化。近年来，有好几个小城镇的教堂好意收容了很多伊拉克、索马里难民，不料他们迅速繁衍，而且招来亲友移民。忽然间，小镇也产生了贫富不均，种族、宗教不同的隔阂。不同教徒之间起了冲突，社会不再安宁，犯罪也开始滋生……

这样的景况，将是未来美国的缩影。

二〇一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