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一些重要篇章，酝酿于笔者博士论文《胡风研究》的准备和撰写阶段。

记得最初在阅读1950年《人民日报》针对“七月派”的重要作家阿垅的两篇文论作品《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所发动的那场理论批判的相关材料之时，一个极为清晰的感觉就已在我的脑海中形成：批判的发动者与其说是有意胶着于文学创作中一些十分具体的实践问题，而与阿垅展开一场字斟句酌、寸土必争式的理论论辩，不如说是试图通过清除胡风文艺思想在作家和整个文坛中的巨大先在影响，推行新时代文学理论的系统主张。因此，在这场理论的前哨战中，就已经明显展现出了交锋双方所秉持和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和话语逻辑的分歧。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逻辑与美学逻辑的矛盾和歧异，显然也预示和规定了即将紧随而至、直接针对胡风本人理论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具体展开方式。

这也是《阿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和探索》一文的核心思想，它早于我的博士论文而萌生。事实上，两种理论思维和话语逻辑的纠缠与歧途，后来构成了《胡风研究》整篇论文的中心线索，其最早的启悟和灵感就获自于此。但也正因为《人民日报》对阿垅的批判，几乎就是“胡风事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理路的一次具体而微的预演，所以顺着这一醒目的提示，我直接就顺利进入了通往“胡风研究”关键问题和核心区域的主干道，而未暇停下脚步对这场理论批评和论争本身进行一番比较深入和细致的考察。

调头弥补这一缺憾的机缘一直等到2007年才获得。2007年是阿垅诞辰的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他含冤瘐死狱中的四十周年，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阿垅的亲友发起筹备“纪念阿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当我在年初收到胡风先生的女儿张晓风老师发来的邀约参会的邮件的时候，其时的我正在日本东京都的一间大学里任教，搜集论文所需的参考文献的条件并不凑手。但好在我对论争双方当年正式发表的文章都非常熟悉并保留有复印资料，又蒙晓风老师慨允，于研讨会召开之前，从阿垅先生的独子陈沛老师处获赠刚刚出版的《阿垅诗文集》和《后虬江路文辑》这两本重要的参考书，于是利用暑期回国休假的机会，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潜心研读，并将论文的大致构思和一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带回日本。这次研讨会我仅仅是寄出论文参会，本人并没有请假回国，但后来获悉会议开得“十分成功，现场气氛令人感动”。

阿垅身上令人感动的质素远不止一处，痛苦不幸而又不无传奇的人生经历，丰富细腻而又深挚专一的情感态度，对待家国、亲友和工作的热爱与赤诚，坚持真理、勇于担当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果阅读阿垅那些几乎字字用心血和生命凝成的文字，比如那篇《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狱中遗言，更容易引发深切的感动。回顾和梳理当年的论争文章，其中显露出来的理论“症候”一如既往地触目：阿垅批判者的逻辑跨越或断裂虽然远大于被批判者的理论漏洞或罅隙，但前者反而表现出真理在握般的超级自信，其对新时代文学系统要求的宣示也是不容丝毫置疑地斩钉截铁。令人动容的是，就在权力或权利严重失衡导致如泰山压顶般的艰难处境之下，阿垅仍然坚持对现实主义理论展开理性而严肃的探讨，在“文学与政治”“新旧现实主义与立场或世界观”等当时重大敏感的理论问题上，不惧与批判者展开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锋，守护经典论述；对一些诸如“深入私生活是否有损革命领袖的尊严”“能否写出反面人物的笑容和柔情”等前沿美学命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并以自己对马列著作真诚而不教条地学习和领悟，切实掌握了革命导师进行鞭辟入里的社会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武器，从而获得了一些领先于时代的理论洞见。这些洞见具体表现在：透过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谴责贪婪”的表层意涵，阿垅进一步察觉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欧洲对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仇恨，其分析的独到和目光的老辣，与数十年之后才在欧美风行起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文本的解构式阅读方法构成了深刻的契合；在文学表现倾向性问题上，阿垅坚持“艺术即政治”这一显示了对艺术本质深刻理解的命题，以抵制所谓“艺术加政治”的庸俗机械理解，又在事实上体现出了深得马克思那种后来被杰姆逊命名为“意识形态还原”的方法之精髓。当然，限于在日本写作时文献核查的不便，对于这些发现，笔者当时都只能采取仅凭阅读印象和记忆概述的处理方式。此次借该文收入本书之机，作者对注释作了必要的增补。

《重评鲁迅阐释史上的一件往事》则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另一段理论公案相关。保存下来的胡风通信和日记均显示，从1952年8月底开始，胡风对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不仅亲自对耿庸的思考和写作做了多方深入和细致的指导，而且还嘱托各地的朋友全力帮助耿庸进行全面的斟酌和把关。各种迹象都表明，当时正在接受系列文艺思想座谈会“帮助”的胡风，是把耿庸的鲁迅研究视作自己与对手们所进行的理论和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自然也进入了我在《胡风研究》中考察“胡风集团”文化生态的视野，只不过当时我只是直觉地认定，耿庸的这一著作事关胡风与批判者对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话语主导权的争夺。

2007年，由于胡风子女主动将胡风与梅志的文物分两批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受赠一方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协助之下，准备于2009年底召开“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看到会议通知的研讨主题，首先进入我意识中的就是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如果对之展开重新考察，不仅与会议主题在字面上非常贴合，而且还可以补足“胡风集团”文化生态中未及探明的方面。

但《〈阿Q正传〉研究》带给我的最初感觉却是失望。我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原先的研究期待与实际阅读印象偏离如此之大的情况。且不说耿庸直接的发难对象是曾经与胡风一道被划归“鲁迅派”的冯雪峰，即便仅就争论的问题而言，冯雪峰的新作《论〈阿Q正传〉》明显表现出了探索鲁迅的小说诗学、奠定鲁迅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超前的理论用心，且多有独特的理论概括与发明。耿庸则显然执着于对鲁迅的政治阐释，在诸如鲁迅与阶级革命论、阿Q的阶级属性和革命性等问题上拘泥于辨析何为政治正确。在今天看来，冯耿两人的鲁迅论述不仅高下存在明显的差别，就是从当时的态势来看，耿庸的表现也大失论争的基本水准。因为他非但对冯雪峰的诗学探索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和理解，而且在争论中甚至根本没有瞄准冯雪峰文章的核心、抓住冯文的重点。相反，被他死死揪住不放、并展开长篇累牍的批驳和论争的，都仅仅是冯雪峰在文章中袭用的一些当时鲁迅阐释中流行的套语，这些套语没有一个出自冯雪峰的首倡。

我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提纲和在会上的发言，都诚实明白地表达了我的失望，因此当时我对耿庸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否定的。尽管在发言的时候，我心中既有不安，更充满了困惑：耿庸这样一个对待理论问题向称严谨认真的人，为什么其所写作的批评在今天乍一读之下，会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样的文章当年为何又会受到胡风如此的看重，胡风甚至说“这是为主观机械论者——机会主义者挖坟的工作”？被指名批评的冯雪峰，缘何没有正面应战，导致这场由耿庸挑起的笔战最终只以两篇局外学人的反批评文章草草收场？在这些问题获得合理而清晰的解释之前，对耿庸的评价能否做到恰如其分地客观和公正？

带着这样的疑惑继续阅读和研究，我逐渐发现，这场论争表面涉及的四篇论著仅仅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作为鲁迅的热爱者，耿庸向来怀有全面综合研究鲁迅的抱负，并对在他之前的鲁迅阐释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并随时准备对话。当1948年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胡绳意在进行自我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一文之后，耿庸显然有进行理论回应和反击的责任自觉。因为胡绳的文章是以瞿秋白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著名概括“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为纲的，所以从胡绳立论的源头之处寻找理论的破绽，也不失为一个釜底抽薪的论辩策略。又由于耿庸深感，瞿秋白原本尚有一定弹性的论断，中经艾思奇、创造社诸人出于各种原因的加工或引申，已经逐渐被机械割裂并固化和庸俗化为鲁迅思想发展的“两截论”或“转化论”，所以意欲沿波而讨源，对这一思想史的谱系展开类似后来福柯意义上的系列知识考古。

换言之，对于耿庸而言，《〈阿Q正传〉研究》较好地兼顾了他个人的学术心愿和集团同人协同作战的道义要求。但鉴于“胡风集团”在当时的文化政治版图中所处的被动位置，耿庸如若想对瞿秋白、艾思奇、郭沫若和胡绳等人的权威鲁迅论述提出公开质疑，既极少可能，也殊为不智。因此，1951年冯雪峰《论〈阿Q正传〉》的发表，才被他当作了自己鲁迅研究成果发布和理论出击的契机和由头。

将胡风曾经的朋友冯雪峰选作自己的理论靶子，不无在别无更好的选择时的权宜意味。所以虽然名为论争的双方，但两人一开始便在核心论题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枘圆凿方、彼此不相入的局面：耿庸主要关注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问题，而冯雪峰则系心于《阿Q正传》的艺术探究；尽管对《阿Q正传》进行系统的文本阐释，也是热爱并熟稔鲁迅作品的耿庸的研究兴趣之一，但耿庸实际注目和着意的一系列“暗辩”对象的存在，又决定了即便在《阿Q正传》的文本阐释这一他与冯雪峰“明争”的论题方面，两人也存在着政治或意识形态阐释与诗学探索这样巨大的视角或方法的歧异。

由此看出，由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对冯雪峰《论〈阿Q正传〉》的批评所引发的这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争论，实际上包含着显在和隐藏的双重结构。论争的显在部分双方观点明显针锋不接，而隐藏部分则是一团由思想史、文化政治史、文学史及文学理论史所纠缠而成的乱麻，但这场论争的学术和思想史的价值也恰恰体现在这有待研究者重新发现和彰显的部分：如果说，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代言了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在指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文艺的新方向”之中“鲁迅方向”的权威解释的话，那么，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也即“胡风集团”同人对《大众文艺丛刊》所主导的胡风批判在鲁迅精神阐释方面所做的回击，双方所构成的“暗辩”态势更加醒目地标示出，文艺理论论争，曾经如何充当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耿胡的“暗辩”与耿冯的“明争”，都构成了鲁迅阐释史上的重要环节，论争各方复杂的角力关系也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了耿庸和冯雪峰鲁迅研究和论述的具体形态，使前者的理论洞见和发明，难免掺入一些特定年代庸俗社会学的成分，更使后者探索鲁迅诗学的雄心和理论新创的可能，几乎挫伤殆尽。

从2009年初准备会议论文开始，《重评鲁迅阐释史上的一件往事》的写作时间，几乎长达两三年，这可能也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但解开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谜团，笔者私心还是颇感欣慰的，因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胡风事件、耿庸和冯雪峰的鲁迅研究，无论哪一个，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它们都和耿庸与冯雪峰的这场争论纠结在一起。无视或者轻易否定这一场论争，抑或对论争的显隐结构视而不见甚至轻忽不察，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个研究对象的重新考察，其结论都可能与历史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而尝试着将这些课题关联起来进行综合讨论，或许是恢复或者更新这场极有可能被误解（就像我的会议论文提纲和发言）的争论之学术价值的一种较为恰当的方式。

在建国前后胡风及其朋友与对手的理论对峙中，处于最前沿火线的，还有“胡风集团”中最有才华的小说家路翎。不过，《文学对生活空间的垦殖和作家精神空间的建构》一文，着眼的却是路翎前此在重庆度过的八年有余的抗战岁月。这是专门为2010年在重庆市合川区召开的“路翎与合川”学术讨论会准备的论文，文章尝试着采用后现代空间研究的方法。举办方对于会议主题的选择和设定，也从某一个角度，折射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空间兴趣的高涨。

迄今为止，文学研究中的“空间”因素至少可以由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表现为自然山水、地方风土等较接近地理科学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在我们素常所熟悉的政治经济状况或社会关系等传统议题中阐释和挖掘出空间内含。我的文章兼顾了两方面的因素：作为抗战时期陪都的重庆，它首先表现为文坛年青新秀路翎得以在其中成长和确立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而路翎从自己置身其中的“人间大学”这一生活空间中辛勤垦拓出矿区的劳动世界和小知识分子生活这两大题材的“殖民地”，并通过持续的文学生产，建构起自己作为作家独特的精神和诗学空间的过程，则集中体现了空间研究后一方面的含义。

在研究材料方面，路翎一文还较多地利用了胡风与路翎之间的通信。这固然与信件在“胡风事件”中曾经发生过的重要作用不无关系，但同时也因为“七月派”成员之间的通信，几乎天然地就是他们当年文学活动的实时记录和编年档案。在撰写《胡风研究》的时候，北大中文系资料室的一本《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就已经体现出了很大的史料价值，2004年，晓风老师又惠赠我钤有梅志先生赠书章和路翎先生印鉴的《致路翎书信全编》和《致胡风书信全编》，这为我的研究和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此必须对胡风先生的女儿晓风老师表达诚挚的感谢。自从2004年首月收到她寄赠的《我与胡风》（2版增补本）以来，我还从她那里陆续得到了《胡风家书》《我的父亲胡风》《梅志文集》《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胡风全集补遗》《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等对我的研究大有助益的图书。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章就是直接受惠于这些书籍的结果。《反省大事件复活小细节》记下的是我阅读《我与胡风》增补本的感受，这套收文60余篇近90万字的两卷本大书虽然出版于我的博士论文之后，但它的初版本《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在我准备论文的过程中，不仅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诸多启示，而且还在情感上给我以强烈的震撼。

也是因为《梅志文集》的一条线索，我起意要查找梅志先生的处女作《受伤之夜》。能够让梅志先生第一篇通过批评家丈夫严格审查并得到后者夸赞的作品重见天日，在我是为2014年梅志先生百年诞辰并逝世十周年所献上的一瓣心香。我曾经跟人说过，如果没有梅志，就算有三个胡风，恐怕也等不到出狱和平反的那一天。对于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胡风的友人喻之为胡风在苦难的一生中幸运得到的一颗红宝石，也有人将她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相提并论。这些赞誉之词都很贴切，但梅志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她在《往事如烟》中的一段回忆。

那是1965年底，梅志刚接到公安部对她本人“不予起诉”的审查结论，奉命参加街道派出所专门为“地富反坏右”分子举办的思想改造学习班。因为预计自己可能会被要求在街道居委会的管制下参加劳动，于是她预先“就去附近医院作了一次体格检查，希望没病身体好。”“结果是一切正常，连双眼的视力都是1.5。”看到这个结果，梅志先生当时的想法是：

这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不管怎样，只要身体能支持，我就无所畏惧了。

在发出这段感言的时候，梅志已经51岁。在此之前，她已经度过了10年不知胡风下落和死活的岁月，其中6年自己也是在关押审查之中。在这之后，她还将陪护并因此零距离目击胡风经历14年流放、监禁和备受各种身体和精神疾患折磨的苦难。但当时身处这一历史间隙的她，面对周遭的高压和“不可知的未来”，却能表现得如此冷静从容、云淡风轻。这不由得不让我省悟到，她在举国滔滔对胡风等人妖魔化的情形之下，自愿为丈夫提供无条件的守护和精神的强大支撑，绝不仅仅出自普通的夫妇之情，而是立基于她对丈夫的人格和事业最深刻的了解，以及发自心底的信任和认同。人如其名，梅志先生确实如她为自己所取的笔名一样，充分体现了梅之质和梅之志：顽强、坚贞、美丽、高洁。其实，她的本名也和她的个性品格十分相称：屠玘华，如玉石般散发着莹润的光华。

由于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早年著作，在1955年事件发生后都曾经遭遇过书店和图书馆下架、查封甚至销毁的厄运，所以在一段时间内，研究“七月派”成员的资料普遍比较缺乏、难以寻觅。较极端的如“七月派”的重要作家阿垅，其生辰甚至连朋友至亲都不能准确说出。因此，对存世史料的抢救、重新发掘和整理出版，就一定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小的推进。《诗卷兵书总可哀》一文就是在看到《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之后的一些发现。《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的出版，不仅可以校订和完善作家本人的生平年谱等基础信息，更重要的是，书信这种较少矫饰的文字，其所投注的光亮可能还更容易照进历史的褶皱和幽暗地层，从而有利于我们放下某些非学术的执念，同时为另一些原本看似棘手和敏感的问题，提供更加合情合理且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的线索和角度。

在我研究胡风和“七月派”的过程中，我也确曾遇到过因资料缺乏导致无米为炊的情形。大约是2004或者2005年，我收到了“绿原诗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那时候我手头绿原先生的作品几乎没有，书店里也搜求不到，因为绿原先生作品的较完整重印还需等到2007年。更不巧的是，当时正好又赶上北大图书馆西楼改造，几乎所有文学图书都被打捆停止借阅。因此，尽管我知道给我发邀请的是当代诗歌研究界的著名专家，并且还曾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但因为没有足够的绿原先生的诗歌作品作为依凭，我只能遗憾地缺席这次研讨会。更未曾料想到的是，当我再次接到与绿原先生相关的会议通知时，竟然会是2009年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绿原先生追思会。在电话里，我并没有要在会上发言的打算，但当我坐在追思会的现场，受到当时气氛的感染，竟然也即席表达了我对绿原先生的印象。会后，绿原先生的女儿刘若琴老师将我发言的速记稿发给了我，《深刻睿智而又敏感正直》一文就是根据会场发言的要点修改扩充而成。那天是11月2日，北京刚下过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但还不到全市规定的供暖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高大宽敞的会议室里，参会人员济济一堂，我也一直将自己裹在黑色的皮衣里，但依然感到冰冷彻骨。

本书将几篇与“七月派”最核心成员相关的研究文章编为前两辑，而第一辑中的3篇文章则基本围绕着阿垅这一中心对象立论。当然，《写出痛痒相关的“真”》同时也是阿垅与另外两位《七月》上的抗战文学作家丘东平和曹白的三人合论。这篇文章原本是为了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而作，最初只准备考察阿垅一人的。思路缘起也非常直观：阿垅是1937年淞沪抗战的直接参与者，并在战场负伤之后开始了他的抗战文学创作。阿垅的抗战书写几乎都以胡风当时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七月》为发表平台，而胡风在编印刊物的当时，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七月》将成为“抗战文艺史的宝贵的材料”。但略略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是阿垅的抗战作品，还是胡风的《七月》杂志，都远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研究，因此，抗战纪念反倒为这两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契机和恰当的角度。

阿垅之所以引起我特别的留心，也与2012年秋我在哈佛大学东亚文明系旁听王德威教授给研究生开设的讨论课“从历史到虚构”（Semina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rom History into Fiction）不无关系。在其中一个名为“作为大流徙的历史”（History as Exodus）的专题之下，该课程重点研讨了阿垅的《南京》、萧红的《马伯乐》和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在赴美访学之前，我就已经深切感受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优秀论著的一个显著特长：基于对文学作品细读基础之上的精到的美学分析。一般我们的理解是，这是由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在研究目的、接受对象乃至学术训练和操作理路方面，都与国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置身哈佛课堂，我似乎能够更真切地领悟到这一优点形成的一个更直接、因而也是更内在和必然的原因：当研究者必须使用另一种语言来讨论中国文学的作家和作品的时候，即便研究者本身是华裔甚至中国留学生，研究对象在纯粹母语环境中原有的那种表达介质的透明性也就自然不复存在。在必不可少的作品翻译和研究者思维和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转换过程中，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肌质也随同受到反复的审理、斟酌或分析比较，换言之，作品中被俄国形式主义者称之为“文学性”的因素，得到了空前的凸显，几乎变得具体可触。

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来以对历史和现实课题的关切，以及与作品文化语境的融通无隔见长。如何在继续发扬原有研究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文学作品美学质地的切近把握，也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心和重视。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对于战争文学，我们并没有多少现成的分析和阐释的理论工具可供选用。这也是我想把阿垅的战争作品放置回《七月》这一抗战文学即时发表的重要平台去考察的原因，因为只有在作品产生的原初语境中，研究者才最有可能感受甚至触摸到与特定时代氛围血脉相通并因此而气息鲜活的作品的血肉，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批评理论家的《七月》杂志主编胡风，他当年对抗战作家和作品的检阅、批评或总结，也可以被激活并转化为今天我们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而在重新翻阅《七月》杂志的过程中，另外两位与阿垅一样“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作家丘东平和曹白也自然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研究对象的三人并置，不仅仅使他们各自获得了相互比较的参照坐标，而且还共同投射并聚焦突显出了一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发生过十分深远影响的作品——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中国现代文学，从它诞生之初，就带有与生俱来的比较文学性。而我们今天通过对阿垅、东平和曹白等人的研究，又能够比较明显地感觉到，当时的左翼进步文坛，仿佛存在着一份被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高度共享的书单。在这份被一个时代共享的书单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先生亲手翻译并详加阐释和推介的《毁灭》，曾经长期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由此，一条由法捷耶夫、鲁迅，以及胡风和阿垅等《七月》同人接续起来的文学传统依稀可见。

在切实感触《南京》的文学质地、具体分析作品的场景设置、意象表达和情节构思等艺术匠心的同时，我也屡屡心折于阿垅于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军人良好的空间感知，进而产生走出书斋按图索骥进行实地踏勘的冲动。显然，《南京》也是一部颇具空间研究潜质的文本，因为在文学空间研究偏重地理科学一路的发展历程中，军事地形学或军事地理学亦有功焉。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如果不是将之纳入与阿垅和丘东平等人比较研究的框架，毕生只有一部薄薄的作品集《呼吸》行世的曹白，恐怕很难获得研究者比较深入的关注和恰切的探讨。但无可否认，曹白之于《七月》又并非不重要，相反，他甚至可以称得上《七月》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第三辑中的《王元化是怎样炼成的？》是本书中最新近写成的一篇，它脱胎于笔者于2016年8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的《王元化评传》的自序和后记，并于该书问世之后在两者的基础上补充而成。该书是我的老师王岳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中的一本。王教授之所以指定我来执笔《王元化评传》，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因为我研究过胡风和胡风事件，而在长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王元化也曾经厕身于胡风集团分子之列。因此，王元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也成为很多人深感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对于我而言，研究王元化，与其说是让我得以再一次重温胡风事件和胡风理论，不如说是顺着胡风与王元化的思想关联，将自己的研究触角和空间，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发生“胡风事件”的阶段，进一步延伸、转移并拓展到王元化所置身和引领的时代。

收为本书最后一篇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研究——以胡风为个案》，是我在商金林教授课上一次客串的讲稿。2004年，我硕士时期的室友陈改玲从她当时任教的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回到北大读博，投在商老师门下。一天我到她宿舍闲聊，恰好她的同屋，一名新入北大的理工科博士正在感叹刚聆听不久的一场名家讲座与她的预期有些距离。于是我就安慰她说，某某名人也曾经说过，精彩的讲座本来就不可能时时遇到。因为这位年高德劭的人回顾一生，发现让他终生难忘的讲演也就不过两场，其中一场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讲演，梁老先生的表现固然不错，但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反倒是演讲过程当中的“插曲”或“花絮”：每当梁先生用粉笔写满一黑板，他就吩咐坐在台下的儿子说：“思成，黑板揩揩。”然后，我又很“体贴”地接着分析，也实在不能对讲演者太过苛求，尽管他本人确实学富五车，见解超卓，但难保仰慕者请他讲的题目，就一定是他最有心得的，最经常的状况常常是讲座主办方根据当时听众可能关心的热点或流行话题，要求对方“命题作文”。即便照常理说来，主办者的“命题”与所请之人的研究领域总有一定的相关度，但邀请的时机又未必总能与邀请对象学术表现的巅峰时期正相契合。

如果这场议论就此打住也就天下太平了，不料那天不知怎么一时轻狂，竟然还有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接着滑出：“所以有时不是名家的人未必就没有话说，比如现在就可以请我讲讲博士论文。”原本以为这该死的大言也就止于闺密和同学之间解颐一粲的玩笑，不曾想却被改玲全盘“出卖”给了商老师，商老师又将它当真记在了心里。2007年春季学期，商老师给研究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研究”一课，计划让我承担其中的“胡风”一讲。不难想象，身处现当代文学之交的胡风本来应该位于这门课的后半部分的，但不巧那一年正好系里准备派我去日本任教，照例要求4月1日之前到任，于是又硬生生地将商老师的课程安排打乱，将胡风一讲提前。今天看来，这份讲稿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读之徒令自己汗颜，但感念于商老师的厚谊高忱，所以不辞浅陋，留存以资纪念。

本书虽然是论文的合集，但所有文章均围绕着胡风创建的“七月派”这一专题。由于书中涉及的各个论题，都是作者在研究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先后不期而遇的，所以本书各篇章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亚于一般的专著。又由于这些议题相互之间的关联是内在、本质和有机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生长在一起的，所以也可能不是那些从外部按照常规思路接近和探索“七月派”的学者所能够轻易发现和触及的。在学术界，很多严肃的学者对自己长期关注和浸淫的课题不时地会有“重返”研究或学术“再探”之举。我也希望本书会成为对“七月派”研究的重返和再探，并且同样希望，这种学术研究的重返和再探，能够抵达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所期望的“深描”抑或“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深度。

后以《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为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
两书均收入阿垅当年受到批判的两篇文章，在后一本书的第二辑“文论四篇”中，研究者第一次得以读到阿垅当年认真准备而没能获准面世的两篇反批评长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后记》，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一枝不该凋谢的白色花：阿垅百年纪念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阿垅：《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上），2版（增补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8页。
胡风1952年8月28日自北京致耿庸信，见胡风著，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后一方面空间研究的开创者和杰出的实践者，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 ）等，其理论基本上都含有明显可追溯的马克思主义血缘。戴维·哈维有一个基本论点：“空间和生态差异不仅被‘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的过程’所构造，而且由它们构成。”见［美］戴维·哈维著：《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胡风、路翎著，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胡风著，张晓风整理：《致路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路翎著，徐绍羽整理：《致胡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晓风选编：《胡风家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晓风著：《我的父亲胡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晓风编：《梅志文集》（全4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张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胡风著，张晓风整理：《胡风全集补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胡风著，晓风辑注：《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阿垅著，陈沛、晓风辑注：《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梅志：《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绿原著：《绿原文集》（6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
《七月第四集合订本》的书讯，载《七月》第5集第3期，第122页，重庆，19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