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

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如果你要确定她的身份，还真有点拿不准主意。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种：七个短篇和一个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我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

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20世纪8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她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过《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当时留给学生，也留给我的问题。

因此便想到，要讨论杨绛这样的作家，最好是寻找到和她的风格相适应的方法。读了《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本书，猜测作者也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于慈江对杨绛的文论和创作风格有这样的判断：虽不乏“十足的实验性”，但基本上是沿着“经典的清晰脚踪规行矩步”，有着某种“保守”的、非时兴的性质。相应地，他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也在努力拉开与时兴的、八股式论说的距离。虽然开头部分仍留有当前学位论文的套子的嫌疑，但这本书既然本来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知道，面对时下如此强势的学术体制，有时你要不“就范”也不大可能。

于慈江这本书的展开方式，也许可以称为就事论事的方式。“就事论事”在这里没有贬抑的意思，指的是不预设理论框架，不生硬挂钩时髦话题，也没有频繁地对时尚理论引经据典。它以对象的性质为依据，平实地选择合适的论说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方法，一是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来倾听、理解对象的言说，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或质疑、辩驳；二是在相应的知识、理论准备之外，也开放心情、境遇、悟性等感性经验的加入。还有一点是因为杨绛的写作涉及多个领域，故而将文论、翻译、小说创作等各个方面加以勾连、比照，让它们互证互释，也是这部书论述方法的一个基点。这样做，有助于杨绛艺术创造奥秘的深入揭示，也补足以往研究大多侧重她的小说、散文创作，对小说翻译和小说理论关注不够的缺憾。

这种耐心的细读和感悟为我们显现了杨绛理论、创作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比如，小说既可娱目快心更堪阅世启智的主张，艺术虚构的重要性的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命题的提出……说杨绛的翻译是采取选字、造句、成章的“工序”，她的译文“将书卷气的文雅、精致和口语化的随和、自然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因素相当理想地交融于一体”；说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不乏良知却又终是肉眼凡胎”，“每思振作却又免不了和常人一样食五谷杂粮、得过且过”，“一旦有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机会，往往会畏葸不前、妥协退缩”；说她的小说描摹和透析人性与世态，但结尾仓促并不见佳，值得称道的似乎不在念兹在兹的人物塑造（“虽然尚称丰满，但前承后继个性雷同明显有类型化痕迹”），而是场面的安排和烘托……凡此种种，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部书中，比较突出而又论述充分的当是讨论小说翻译的部分。在这里，作者打开他的细读和感悟，将杨绛的小说翻译放置在近现代翻译理念争执的背景上，并在与其他翻译家、与其他版本的比照中，有说服力地彰显杨绛的翻译理念和译作的优长——也不为贤者讳地指出存在的缺失。这样深入的讨论，全书中还有许多。比如，在论及杨绛的菲尔丁研究（1957）和《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1980）这篇论文时，该书就用不少的篇幅，重点讨论了“虚构”的问题。于慈江注意到，杨绛有关“虚构”的强调，既是立足于小说的艺术方法、规律，也可能是在表明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叙事伦理。因此，才会引入批评家克默德、诗人斯蒂文斯关于虚构的论述：“终极信仰一定是在一种虚构之中”；“如果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构，或者如果连它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没有的话，那么命运就会变得非常残酷”。

当然，这个问题（包括杨绛有关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的讨论）也还可以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观察。在20世纪50—70年代，对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那场争论，文论家——也包括这个时期大学文学系出身的人——大都耳熟能详。我们明白，马、恩针对拉萨尔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涉及的是作品中人物真实性的判断，以及对济金根这一16世纪初农民战争中的“叛乱骑士”的政治评价。但是，如佛克马所说，“从文学观点看”，当拉萨尔“声称他的济金根不能用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评价，只能作为诗歌创作来衡量时”，他“提出了文学修辞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虚构性”的合法地位（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三联书店，1988）。在一个径直将艺术等同于现实，将画像等同于画中人物，将“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作为艺术评判最高标准的年代，“虚构”、独立解释世界是写作者需要争取的，但也难以获取的“权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这种“难以获取”得到了证明——在理据、逻辑上，这一批判也就是马、恩与拉萨尔冲突的当代中国版本。

谈到杨绛的时候，不少人都会触及“隐身衣”、边缘人的话题；《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册子里，也把杨绛和巴金放在一起，讨论当代作家的生活位置，他们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艺术方法上的不同选择。我也讲到杨绛为“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的生活态度辩护的情况。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辩护，这个辩护之所以得到普遍关注，是由于社会情势和思想传统，近现代中国存在着文人、作家必须介入政治，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才产生了杨绛式的对潮流边上、之外的生活方式合法性，以及他们精神上也可能高贵的申述或辩白。《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在最后一章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拓展和转移。它借助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将杨绛式“适情任性”生活态度的个体选择，替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含义的“业余性”，而后以“业余立场与专业精神”的描述，将它看作在专业化潮流中“抵抗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可供借鉴的生活与精神取向。在对杨绛经验的阐释中，这一替换、转移确实进一步发掘、提升了她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价值的那些部分。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涉及个体的人生选择，在重视如上所述的这一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它的同质化——作为一种精神态度，它不应成为个体多样选择的阻碍。其实，所谓“英雄”和“普通人”、“边缘”和“中心”、“业余”和“专业”，之间的边界并不一定那么分明和稳固。时势的变更，被重视之物不可避免的“本质化”进程，都可能让位置互换的事情发生。这正如诗人柏桦所言：“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

洪子诚

2012年10月于北京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