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漫谈

《家》繁体字纪念本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版本太多了，每本书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真要谈起来，还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那么，还是从最新出版的一本《家》谈起吧。为了纪念《家》出版七十五周年，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策划、香港文汇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繁体字纪念版的《家》，这本限印六千册并逐本编号的《家》，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装帧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颇值一说。

几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曾见过开明书店为巴金先生制作的特装本《家》《春》《秋》，它们都是用绸缎做的封面，典雅、大方，兼具中西书装之美。这批数量不多的特装本是专门为作者赠送亲朋而特制的，并不在市面上流通。捧着这样的书，我当时就心中一动，像《家》这样印行数量巨大、影响了几代读者的新文学名著为什么不能有几种装帧精美、印制精良的特装本，给喜爱它的读者作为珍藏或馈赠之用呢？我手上的《家》，不论是平装本还是精装本，印制得都很一般，有的用纸也很粗劣。后来看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印刷本的《家》《春》《秋》特装本，深蓝色的布面精装，也算大方得体，巴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拿它作为礼品赠送过人。这个本子不知道印了多少，内文的纸张很一般。我还看到过一个精装本，是1989年印刷本的《激流三部曲》精装本，也算做得比较好的了。较近的一次是用2005年后的印本制作的，用的是蓝布面，内芯就是平装本的芯，书脊装成如同笔记本一样平，翻起来与市面上劣质的精装书感觉没有什么不同。这书大概市面上也没有卖的，向作者的家属打听，说是出版社共送了他们三十套，或者总计就做了这些？《家》已有几百万册的印刷量，现在的印刷技术、制作工艺、纸张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往昔岁月，但图书的制作水平长进不大，实在令人耿耿于怀。

刘旦宅先生为《家》所绘插图

也是那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还发现了另外一本精装本的《家》。素白的封面上一个菱形的红方块，中间是隶书的墨黑书名“家”，下面是巴金的手写签名（后来才发现，这本《家》还有一个护封，以刘旦宅先生的插图为背景，画面是觉慧和鸣凤在梅林中交谈的场景；封面的下角是一个红色的隶书“家”，也有巴金的手写签名），版权页上标着：“1962年1月北京第1版，同月北京第1 次印刷。”这是配有刘旦宅彩色插图的一个版本，这本书上有巴金赠送给他弟弟李济生的题签，不知怎么又讨回（或者未送出）捐赠出来了。扉页上还有巴金的两行字“这是唯一的中文插图本 金”。看到这两行字，我当时就愣住了，在我的想象中，《家》这样的书应当根据不同的读者需要有不同的开本、装帧、印制方式，出版社从一个主品种的书可以开发出不同的副产品。可是中文插图本就印过一次？我几乎有些不相信，巴金写着的“唯一”似乎是在叹息，也能够看出他对于这个插图本的珍惜。刘旦宅先生的插图很有特点，倒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家》的英文版、阿拉伯版等外文版本都用过，而且我们发现刘先生同一情景实际上画过两套细节和风格均有差别的插图，这个问题容我另外再谈。我想说的是，那天翻着这本书，我很受震动，当时就想，要是有一天能够重印这本插图本，让1962年印本不要成为“唯一的中文插图本”该有多好啊！

这个愿望，终于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于今年有了实现的可能。繁体字纪念版的《家》前面配有多幅珍贵的照片和手迹；巴金曾数次修改过《家》，故内文也曾考虑过用初版本或做文字校勘，但这些都是巴金生前所反对的，因为他认为修改本的《家》比初版本在艺术上要完善得多，印书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作者的意愿，至于研究者为了研究去查考版本，做这样的功课也是理所应当。附录中收录了巴金为《家》各版本写的前言后记，各种外文译本写的序跋，以及谈《家》创作情况的几篇文章，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书。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以手稿的形式在附录中收入了写于1928年的《春梦》残稿。巴金先生曾回忆：“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1928年10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后来写《激流》（后改名《家》）的时候，巴金才决定将《春梦》改为《激流》，“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关于〈激流〉》）《春梦》是想仿照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写法写成一部连续性的小说：

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谈〈新生〉及其他》）

其他几部小说的内容，巴金也已经构思好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谈〈新生〉及其他》）可小说并没有写下去：“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谈〈新生〉及其他》）就这样，除了上面提到的用到其他小说的情节，当年写下的文字就沉睡在这本廉价的笔记簿上。不过，巴金的大部分想法在《激流三部曲》和《憩园》中都写出来了，只差一部《黎明》（《群》）多少次计划要写也未能动笔。

《春梦》残稿历经劫难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幸事，稿子的第一页有巴金的说明：“《春梦》（一九二八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残稿）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这次以影印的方式而不是整理成文的方式附在书后，正是为了存真，让读者看到八十年前原汁原味的作者创作心迹。对于很多普通读者，看看手稿体味一下就可以了，未必太在意具体的内容；至于研究者，相信都具有识读手稿的能力，所以，我们并没有将手稿整理成文。从保存下来的这部分手稿看，主人公的名字作者尚未确定，初以“杜△△”代替，后来才出现“杜大心”，到最后一章，又出了个“杜奉光”。手稿中还能够看出巴金早年的创作习惯，如同《灭亡》一样，这个小说也不是依据情节连续写成的，而是先写成片段，上面还有“以后再作一两章”这样作者备注的话。现有的这几个片段，开头是主人公欲投湖的心理描写，后来被家人劝解，家人劝道：“你不能为你的妻子而死，你要娶妻生子，光耀你的门第，振兴你的家业。”接下来一章写的是主人公生病，表妹张文莲悉心照顾他，及二人的情感交流，但这种照顾又受到家族中他人的非议，表妹只好离他而去。最后一个片断是“春妹”患病将死，“杜奉光”去探视，两人生死告别的场景。后面一部分手稿，是用铅笔写的。整篇残稿，文字给人以凄婉、哀伤的调子，正如巴金说的“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大约这种调子也是巴金后来所不喜欢的，所以没有写下去，但是残稿对于了解巴金的早期创作，乃至研究《激流三部曲》的构思过程、写作变化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还要透露一个秘密：计划中的繁体字纪念版的《家》本来全部是精装，而且配有制作考究的木盒。但这套制作工艺极其复杂，在纪念《家》出版七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实在来不及制作完成，最后决定，先制作两百册特装的平装本（编号为5801—6000）以馈赠与会贵宾，这无意中又给这部书多贡献了一个印本。哈哈，相信搞收藏的朋友对此或许更有兴致。

2008年10月6日于竹笑居

南国版和天地版《激流》

在海外行销量较大的繁体字版《家》《春》《秋》，当属香港南国出版社印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本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仍在印行的版本。

南国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巴金一系列的小说和作品集，版式都差不多，《家》《春》《秋》三本也属这个系列，封面用两种色调上下分割，《家》的上三分之二是浅绿色，靠书脊一侧粗宋体写着“巴金著”，下三分之一是墨绿色，横印“香港南国出版社”。《春》《秋》两本封面差不多，上鹅黄，下墨蓝。这套书版权页上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可能多次翻印。如《家》的版权页写着：

家 定价港币八元八角

著作者：巴金

出版、发行者：南国出版社

香港德辅道西292号A二楼

印刷者：联合印刷文具公司

红磡民裕街36号荣业大厦九楼B座

电话：3-638211-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其实，这标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书也是未经作者授权的“租型本”。对于此事，余思牧先生曾经有过介绍：“‘南国出版社’自1952年以来，即一直通过‘三联书店’租用前‘开明书店’战前版的巴金散文集、小说集的纸型来印行于海外，销途颇广，成了海外专门出版巴金著作的出版社。”据余先生介绍，南国出版社的负责人是林永铭、郑应彬两位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余思牧先生曾兼职该社，为其主编语文丛书。大约是在与余先生通信中，巴金先生得知香港租型印行他的作品后，在1961年7月13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态度：

我不希望用旧报纸型重版我的旧著。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我早在开明书店结束的时候就对该店的负责人讲过将那些纸型作废。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例如《海行杂记》还是一九二七年初赴法途中写的，那时我不过二十二岁多。一九三二年虽然做了些文字上的改动，但是还有许多毛病。现在印出这个版本，对谁都不会有好处。请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别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至于别的书，暂时用旧纸型重版也不要紧。（其实《家》《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

差不多一年后，在1962年5月20日致余思牧的信中，巴金再次表达了这一意愿：

《家》《春》《秋》将来如重排，我仍希望能依照《文集》本。我指的是内容，不是排版格式（我倒喜欢排直行）。文集本《家》字数可能少于旧本，因此排工不会超过旧本。文集本《春》比旧本虽多了一章（《秋》[《文集》本]多了两章），但字数增加并不超过一万（《春》只增加四五千字）。旧本中有不少冗长的句子，我很不喜欢，“底”字太多，我现在看到也不舒服，此外还有些缺点，我实在不愿意让旧本流传下去。

但香港的出版社为了节省成本吧，一直没有按照巴金的想法另排，还有竟成书局盗印巴金的作品，甚至胡编滥造把一些不是巴金的作品编在巴金名下。余思牧说：“他再一次谈到对其盗印书及旧纸型的不满，他给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交涉过，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虽然不愿意让人再印他自己早已删改了的文字出来广为传播，可是，直到1986年的今天，那些‘开明’版的旧纸型仍然销数盖过新版《巴金文集》在海外广为流行……”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说，南国出版社翻印巴金的作品在特殊时期满足了海外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传播新文学作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在“文革”期间，南国出版社翻印了十四卷本《巴金文集》，成为海外最大规模的巴金作品集的翻印。“直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巴金著作在香港国营书店中绝迹。其实当时不只巴金的书被禁售，绝大多数的文史著作，包括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共代表会议报告或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全部禁售，书橱上空空如也，香港的读者猜不透是怎样的一回事。人们还不知道巴金先生在国内正被揪出干校到处去批斗。在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空前巨变的时候，南国出版社却重印了巴金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细心地修订和校正过的十四卷本《巴金文集》，发行于海外广大地区，作为我们对巴金先生的关注。……我们重印《巴金文集》是真的在表示抗议。海外的读者，包括日本的读者，都抢购这套《巴金文集》，以示爱戴及肯定巴金、重视及珍惜中国新文艺。”巴金后来也为自己在遭受非人的待遇时，海外读者能够通过这套文集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动。

以改订本付排，巴金的这个心愿终于在198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家》中得以实现。巴金为这个新排本特意写了新序，在序言中，他说：“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为香港新版写的序》）

作者的观点很鲜明，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作者最后或最完美的修改本。关于《激流三部曲》的修改，我以前曾谈过，此不赘述。我的感觉，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写作技巧的熟练，修改本的确比以前的本子增色不少。至于修改本中体现出的时代痕迹，我认为这不可避免，人是活的，作者不可能不呼吸外界的空气，这些也都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至于作者的修改是不是为了趋时而伤害了艺术，这些作为学术问题都值得讨论。不过，对于一些研究者如同处子情结般地崇拜初版本，我却不能无条件赞成。一是，我们没有权力阻止作者的修改，毕竟那是作者的创作，他的想法改变或者他认为需要修改，那么这部书的创作就没有终结。至于越改越好，还是反不如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读者可以进行比较，也可以根据比较的结果选择不同的版本。不排除作者最初创作时不成熟，在后来的修改中逐渐成熟的情况，修改了不下八次的《家》应当就属此例。二是，学术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未必一致，普通读者未必关心初版本、再版本，倒可能要求艺术上更成熟的本子或代表着作者最终意见的本子，至于研究者要研究初版本、对比各版次的差别，写文学史依据初版本等等那尽可以去做，在这一点上，大可持开放的态度，不能作者一改作品就仿佛犯了不赦之罪似的。

香港天地版《激流三部曲》书影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香港版）的《激流三部曲》，已经印行二十多年了，我以前曾见过，但一直不曾买到。大约是在半年前，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订购了一套，可算是迟来的欢喜。此书设计朴素大方，封面用的是水禾田拍摄的一幅巴金肖像，页面上端是镂白的“家”“春”“秋”的大字和横排的“巴金著”的小字，衬托三本书书名的色块分别是红、绿、黄，与书名的意义相对应。现在得到的版本信息是这样的：《家》，1985年10月初版，1991年、1994年、1998年均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二元。我所见最后一次印刷是2008年，定价已经是港币六十五元了。《春》，1987年1月初版，1989年、1994年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五元；2005年印本，定价港币六十元。《秋》，1987年5月初版，1989年、1990年、1995年曾重印；2000年印本，定价六十五元。

关于繁体字版《激流三部曲》，巴金还有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61年12月11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说：“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多少年了，中文本“激流”印了那么多次，居然没有出过一个方便携带的袖珍本，倒是日文和法文出过袖珍本，作为把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的后代，真为这种在文化工作中越来越粗劣、只知赚钱的作风感到无地自容。

2009年2月14日下午

《家》的初版本

我没有想到如今找一本《家》的初版本竟然是那么不容易。平常我用的都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排印的初版本《家》，直到去年在整理《激流三部曲》版本图录的时候，才想用一下原本。可是，在沪上几个大图书馆的目录检索中都找不到初版本，没有办法只好托李存光老师在北京找，他说国家图书馆一定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去拍过图片。不料，目录中检索不出，不知什么原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多种版本《家》中，也找不到初版本。这时候，我有点慌了。我记得八十年代《新文学大系》重印时，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工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为旧作新版写序》）这说明：一、巴金当时自己手头都没有初版本；二、初版本印数少，很难找。二十多年过去了，会不会我们再也找不到？看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保存工作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存光老师兴奋地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初版本。（这个经过请见李存光《寻访〈家〉的初版本》一文。）后来去查对，这还是当年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藏品，品相一般——这是做《家》版本图录最为苦恼的事情，这书可能当年太流行了，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几乎都是被人翻破了的本子。

《家》初版本封面设计者莫志恒曾这样描述：“巴金的《家》（再版本），据作者说，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所以我把‘激流’二字放大占封面四分之三面积，以细点空心字印橘红色，上面套印一个‘家’字、‘巴金著’，都写美术字，黑墨印，封面用白色。”书的版权页写的是：

民国廿二年五月初版发行

实价大洋一元七角

发行者：杜海生

印刷者：美成印刷公司

总发行所：开明书店

在版权页的下角有小字：“小294”。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编号？因为在后来几次印刷中，它变成：“说294”，是否表示小说类第294号（种）？

初版《家》的内容已经有很多人谈过，我就不多谈了。

《家》的第二版，与初版本属于同一体系，内容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第二次印刷，是在1933年11月，恰好初版半年后重印。这个版本，倒是很多图书馆有藏，上海图书馆的藏本扉页还盖了个“胡德泉”的红章，不知何许人也。巴金本人也藏有重印本，扉页上有他直行所书“赠现代文学馆 巴金（一九）八三年八月”。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原本是黄源先生（字河清）的，后来怎么到了巴金手中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在全书后记页（第六百五十六页）结束的空白上，有黄源用钢笔写下的一段话：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和巴金同往开明，他买了此书送我，我费了三天看完了。读完此书，我对他似乎更认识一点。

河清 九月一日

在这段话后面，是巴金晚年用水笔写下的小字：“看到河清的字，感到亲切。”应当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这本书和这段话一定又引起巴金很多青年时代的回忆。

《家》第四版书影及巴金题词

第三版的《家》印于1934年9月，版权页上发行者改为：章锡琛。其他的没有变化。而巴金自藏的第四版的《家》，可以说是一本特别珍贵的版本，主要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巴金的修改，正文前的空白处还有为了修改所做的很多功课，应当是研究《家》的版本历史最为难得的一份资料。此本是1935年4月发行，实际上是巴金修改的底本。在该书封面上，巴金写道：“这是第四版”，“十版代序缺”。扉页上有一个蓝色的条形章，作为《家》的印刷记录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这个印章的内容是：

4版2000册

印单第2270号

24年4月29日印成

发交：新艺装

因为好多人关心《家》的印数，初版本已经没有记录，根据当时印书的常例估计是1000—1500册，而这一本却清楚了，连内文印成的时间都有了，太难得的记录了！

同在这一页上，还有“P338有改”的字样，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所书。巴金倒是在捐书时于本页写下：“这是新五号字本的底本”，并同样写到：“赠现代文学馆 巴金一九九三年”。巴金不是在每一本赠给现代文学馆的书上都有题签的，而这样的题签足见出他对该书的珍惜。在“激流”总序的最后一页，还有一个大大的“金”字，巴金很多自存本上才有这样的署名。更为难得的是，在本书的版权页后面的两页广告页上，巴金于晚年还写下了《家》的几次修改记录：

三次五版；五次孤岛版；七次文集版

（一九）三七年底根据新五号本清样重排；八次改订本应当是四川十卷选集的底本。

根据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的提示：

《家》第一次修改：“1933年我第一次看单行本的校样，修改了一遍，第三十五章最后关于‘分家’的几段便是那时补上去的，一共三张稿纸。”

第二次：“1936年开始写《春》，我又读了《家》，做了小的改动。”这就是后来印出的第五版，（故上面巴金说“三次五版”是否有误？）该本于1936年4月出版。

第三次：“1937年上半年书店要排印《家》的新五号本，我趁这机会又把小说修改一遍，删去了四十个小标题，文字上做了不少的改动，欧化句子减少了。这一版已经打好纸型，在美成印刷所里正要上机印刷的时候，‘八一三’日军侵沪的战争爆发，印刷所化成灰烬，小字本《家》永远失去了同读者见面的机会。”

第五次：“这年年底开明书店在上海重排《家》，根据的就是这一份清样，也就是唯一的改订稿。我一边看《家》的校样，一边续写《春》。”这就是巴金所说的“孤岛版”，也是《家》的第十版，于1938年1月出版，是“（一九）三七年底根据新五号本清样重排”的。

第六次：“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重印《家》，1952年10月我从朝鲜回来，又把《家》修改了一遍才交出去排印。这次修改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第七次：“1957年开始编辑《巴金文集》，我又主动地改了一次《家》，用‘的’字代替了‘底’。”

第八次是1980年11月的改动，“上个月的修改，改动最少，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十卷本《巴金选集》就依据这个底本。

这样排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或者，巴金与我们上面排列的次序不一样，他把初稿算作一稿，初稿后的修改（或者算二稿）看作是第二次修改（即1933年排印单行本时的修改），这样我们排列的次序与他写的才是吻合的。

《家》有这么多版本，可见作者对它的珍惜。至于作者本人则多次表态，他不认同初版本定乾坤的做法，对于《新文学大系》用初版本印刷，他持保留意见：

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为旧作新版写序》）

这里巴金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考察《家》的历史形态，仅仅依据初版本也是不够的，如他所说：“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

但在今天初版本这么难找的情况下，我倒想：亏得还有一个《新文学大系》。

2009年10月7日夜

《家》连环画

去年为了纪念巴金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了画家徐恒瑜所绘的《家》连环画。这书以前一位老师曾借我看过，是1985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蓝色的封面，方方的大本，背景绘得很精细，人物都是细长地规规矩矩地置放在线框中。连环画，我们叫小人书，自然是我们这代人童年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当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时候，对着图依旧连编带蒙绘声绘色给小朋友讲火焰山、牛魔王、铁扇公主，讲大闹天宫，讲林冲、鲁智深，讲瓦岗寨、罗成、秦琼、李元霸，讲铁道游击队……不用说，我非常喜欢那种线条清晰、勾勒清楚的连环画。我买的最后一本小人书是《霍元甲》，一来已经上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更多阅读纯粹的文字读物了，另外，不能忍受传统连环画的那种工笔的线描功夫的彻底丧失，画一个人不要说没有表情，连面部的轮廓都弄不清楚（大有当今日本动漫的恶俗——请原谅），实在目不忍睹，从此我就告别了连环画。而徐恒瑜的《家》虽然比传统的连环画已经有了画家更为个性的笔法，但不脱那种趣味，所以看起来总还顺眼。

再细看，我特别喜欢作者那种精致的背景勾勒功夫，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非常细密，大胆地占据着画面的大部分，相比之下，画面的一角才是人，人之渺小和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凉被画家的这种构图完美地表现出来了。画家自述中说：“……我采用封闭式构图，刻板凝滞的线条，麻木胶滞的人物，以及压抑、沉闷的背景来体现即将崩溃的前夜。”此次重印，是标准的三十二开精装本，拿在手里正合适。更为难得的是有五个场景的画面作者曾精心画过五幅彩色工笔，1984年还获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此次重版，这五幅画以画片的形式附于书中。看梅林中的觉慧和鸣凤，廊柱下孱弱的梅，相拥而泣的觉新和瑞珏，正襟危坐的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少城公园中指点江山青年男女们……这一幅幅画面带着我们去回顾那经典的遥远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们的声音和身影又如在眼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又一次翻看了这本连环画，如同在重温童年的旧梦，是啊，多少年过去，当年读小人书的情景如在眼前。

费新我绘《家》连环画书影

其实这套连环画在2003年8月还曾印过一个两册线装的收藏本，十六开，外有缎面的函套。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豪华本”，总觉得没有小人书的感觉，就像穿惯了粗布的农家小孩，突然给了他绫罗绸缎，他会浑身不自在的。上海人民美术版新印本印了三千册，去年开会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千册，没有想到没几天就发现几乎被人要光了。我慌忙跟出版社联系再买，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全发完了。这么快，不到一个月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连环画！或者仅仅是为了那个放不下的童年梦买来收藏？幸好，最近他们又加印了一些，这次不敢怠慢赶紧下手。

据说另外一本连环画才珍贵呢，那就是钱君匋编、费新我绘的《家》连环画。我不收藏连环画，还是那位老师借给我的。此书是由上海的万叶书店在孤岛时期出版的，版权页上印“1941年7月30日印刷，8月20日初版，国币一元二角”。万叶书店，1938年7月由钱君匋、李楚材、陈恭则、陈学綦、顾晓初、季电云等每人出资一百元创办的。最初店址在天潼路宝庆里三十九号，后期迁到南昌路四十三弄七十六号。钱君匋任经理兼总编辑。书店主要出版算术、美术、音乐方面的教材，如《小学活页歌曲选》《儿童画册》《子恺漫画选》等。文学方面，还出版过月刊《文艺新潮》，由钱君匋、李楚材、锡金主编。同时出版过“文艺新潮丛书”，收有巴金的《旅途随笔》、丰子恺的《率真集》、靳以的《希望》，以及茅盾、李广田、王西彦等人作品。抗战胜利后，以出版音乐读物为主。1946年改组为股份公司，费新我任董事长，1954年迁北京，改为音乐出版社。钱君匋和费新我都是当今受人追捧的闻人，大约这也是本书受追捧的原因。我喜欢这本书首先是细节上比较讲究，淡绿色的封面上，一个红红的“家”字特别醒目。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蝙蝠，张开大爪子扑向一张小小的古琴，琴边写着“五千”两个字，大约代表着五千年的文明，一股危在旦夕的紧迫感油然而生。扉页右页是费新我1940年为巴金画的像，戴着眼镜，目光向下看着，似沉思，又有一种忧郁感。左页则是一个大张的虎口，虎口尖牙中是一个“家”字，图下方有“1944年7月7日”的字样和费新我的签名“FISHINGWOOD”。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二页和第三页，作者连画两页《家》的人物头像，画出《家》中二十四位主要人物，形形色色，表情不一。这等于是《家》的人物谱了，今天看来，作者是如何想象和勾画人物，通过这个头像可见一斑了。

在扉页后，还有陈秋草钢笔手书的《关于〈家〉的连环画》，相当于序言了：

这一册以巴金先生的名著《家》为题材的“连续图画”，作者是“白鹅”的老同志费新我兄。白鹅，这一个将要在一般人意念中消失去的艺术小团体，说来正和已有的“连续图画”一样，素未尝为我国艺坛所重视。

“连续图画”在以艺术为桥梁而达到教育大众的意义上，说起来，是应该有它光明的前途的；但当然也需要好的内容和技术。如果我们想所谓某种高贵艺术仅许有些人们作为盛世雅赏，和什么《彭公案》《红莲寺》等小人画本影响到大众意识为何如的时候，自会感觉有新的内容和技术的连续图画的兴起是怎样切要的事。

万叶书店着意出版这一类图画，和作者对于这一项新创作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推荐的。按作者为万叶编绘范本多种，予学者印象很多。本书在制图的时候，对于每一画面景象的位置，画中人物面貌的揣摩，和语意的象征写出等，都有过很审慎的思考；画的技术也颇合水准。这是具有“新启蒙运动”价值的艺术，让大众来欣赏这本《家》的默片演出吧。

我们应该为大众欣幸。

陈秋草

（民国）三十年六月

陈秋草在这里谈到了连环画对于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作用，与鲁迅等人看法是一致的。从启蒙的角度，他肯定了这种艺术样式的价值，并预言了它的未来。需要多说几句：陈秋草（1906—1988），名蔯，字秋草，号犁霜、实斋，室名风之楼。祖籍浙江鄞县，生于上海。幼喜绘画，1925年肄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在上海明星影业公司做字幕装饰并为大理石厂做造型设计工作。1928年起与潘思同、方雪鸪创办国人第一所职工业余美术研究团体白鹅画会、白鹅绘画研究所，招生授课。白鹅画会以交流和集体研究为宗旨，重视自由探讨，鼓励自觉精神，是上海最早创立的职工业余美术创作研究团体，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1934年，又在长春路开办白鹅绘画补习学校，出版《白鹅画刊》，江丰、程及、费新我都曾求学于此。在此期间，陈还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美术杂志》编辑，编辑过《白鹅年鉴》《装饰美》等美术书刊。1955年起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我们这代人熟悉的插图《小蝌蚪找妈妈》即出自他的手笔。

费新我1934年起在上海白鹅画校及白鹅画会学习西洋画，当是陈学生辈的人了。费新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今年三月间到上海，君匋先生偶然谈起要我绘《家》的连环图画，当时因为自己觉得太稚拙，哪能当此重任？所以没有答应。回苏后遇到友人萧君，他却竭力怂恿我尝试，同时我又感到家庭间的烦恼，于是乎就把《家》读了一过，试着预备起来，直到六月初脑病之后，始发心涂绘，六月下旬特把稿子带到上海就正于秋草老师和君匋先生。”（1941年7月）我特别注意到画家说：“感到家庭间的烦恼”，可见他是受了《家》的感染才执笔的，这从另外一面可见《家》在当年是触动了社会的普遍问题，触及了青年人内心的苦闷和困惑。这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论述的，仅仅是一个观念层面上的臆想，也是有活生生的现实的。钱君匋曾经为巴金的《家》等多种开明版的书设计过封面，与巴金自然很熟。在后记中，他说：“五年前我在一个中学里的钟楼下接受了巴金兄的嘱托，把他所译的《我的生活》的铅印清样研读着预备制作插图，当时我就打算把他的那部《家》给它从头到尾画一套。结果战事发生了，我离开了那个住了十多年的钟楼，流亡到遥远的地方，两件事都被搁置了。今年在上海与新我兄偶然把往事提起，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很有意思把《家》试作一套。我因栗六异常，没有时间来执笔，便托新我兄绘作，新我兄研读着《家》，经过相当时间才开手，态度是十分郑重的。”“当第一幅画到我手中时，我便思考着如何写它的说明了。因为要通俗，文字一定要浅显些，又因每面字数有一定，而原书的事实颇丰富，往往有不能尽收之憾，但在可能范围内，总使它不失原意为主。这样再四易稿，成就了今日的样子。”（1941年8月10日）这已经把书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

这套连环画在艺术上很有特点，我是外行，谈不了很多，但我感受深的，特别是与以后的那种标准的写实的相比，这本有很强的想象力和跳跃性，作者时不时用分格的办法，把不同时空的场景和人物内心活动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有从两格到四格，或者环绕中心，虽然画面是固定的，但犹如电影镜头的切换，很有特点，尤其是能够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更是难得，这也是它超出诸书的地方。比如画觉新被长辈逼迫放弃学业的事情，在他捂着脸痛苦的主画面周围，有他母亲的画像，长辈的狰狞面孔，书和算盘等，凸显着他理想的破灭。画新年前景象，就用四格，分别画出了在厨房做年糕的忙碌、女人们剪花折锭、孩子买玩具、仆人张灯等场面。画觉慧与鸣凤最后的告别，叙述觉慧以社会理想为重、轻漠了少女的祈求，画面上是觉慧仰着头，眼睛看着天上的样子，在他的头顶上有一架天平，左端是砝码，写着“献身社会”，右面是鸣风无望的眼神，天平显然更倾向于左边。画琴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有一幅画面也十分惊人，是她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很长的路，上面躺满女子的尸体，文字是：“她明白这条路是几千年修好的，充满了女子的血泪……”总之，作者能够放得开，用尽可能多的形式，将呈现在人们面前平面化的画面立体化，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动态，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他的高明，我想画《家》这样的经常叙述人物内心活动的现代作品，必须要有这样的探索和创新不可，这和古代的以人物外在行动为主的作品大不相同。

我查了一下《家》的评论文章索引，能够感觉到这部作品与《灭亡》有很大的不同：《灭亡》发表后一段时间内评论如潮，但《家》则是一个慢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话剧的改编，电影的拍摄，包括连环画的出现，对于扩大它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在画法之外对比一下，各改编者在文字上的取舍等等，不但有意思，也能够看出不同时间和不同的人对于《家》的接受和认识。

2010年9月10日于巨鹿路

《家》 《春》 《秋》的特装本

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说有些书的特装本，大多数量有限且不在市面流通，只有跟作者有私人关系的人才有可能拿到。时过境迁，倘若还能发掘出来，可真是昨夜做了好梦。这等好事，我从来都不去想的。多少年前，年轻气盛，相信世界是我们的，什么都想拥入怀中，买书也是这样，一书不得，连日难眠，四处折腾亲友帮我买，而且恨不得想到的书都要买到。现在想来，固然当时买书不易，想读的书多半读不到，不过未免也有一点少年的贪心。后来明白了：不但世界不是我的，就是现在握在手上的也未必就是我的；就算是我的，时光匆匆，真正能为我们细细品味、静静相对的东西有几件？生也有涯，何必为无尽之物而累呢？我们的天空很小，来来往往大多是过眼烟云，聚聚散散，只能随缘。我喜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会心和惊喜，而不喜欢处心积虑的算计和安排。对于书也是，心中有它，就有相逢的机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甚至也不必在乎是否拥有，借来的书不是读得更细？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珍本书与简陋的平装本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做研究查考版本，有复印本、有图片什么的，对我已经足够了。藏书毕竟不是攒金砖，书可把玩，但它的生命更在阅读。所以对于那些特装本，能够看一看翻一翻，望梅止渴，足矣。

巴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他的《家》《春》《秋》单独做过特装本，用以馈赠亲友。现在看来，它们的装帧还是一流的，既华贵又大方。三本书都是缎面硬壳精装。其中《家》是浅褐色的枫叶图案，封面上没有书名，书脊上是粗壮的红漆大字“家”，该书正文是开明书店1938年1月修正版《家》，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家》的第十版，当时的售价是国币一元。《春》是灰色的底面，墨绿色甚至偏黑一点的枫叶图案，书脊上是烫金的“春”字，为1938年3月的初版本。特装本的《家》和《春》应当是作者自己掏钱特装的，不清楚当年印数有多少，大约就在十册至二十册之间吧，现在算是极为罕见的书了。迄今为止，我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文库中见过，是巴金所捐赠。（顺便说一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巴金文库目录》，这是一件造福读者的好事情，但里面关于版本、版次的勘定之随意也常常令人吃惊，使得本来很好的一本工具书反而让人不敢轻易利用和相信，即以《家》的特装本图版为例，居然标着“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这会极大地误导那些没有机会见到原书的读者。在内文中，由于没有标示特装本，我检索不到该书，或者就是标着开明书店1938年1版的那本？但那是本普通的平装本也说不定。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该馆后出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中：其中《秋》与《家与春》特装本条目，仅著录为精装本，但它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在市面上发售的精装书，这种特装是不在市场流通的。如此标示，未免把人参当萝卜了。）

《秋》的特装本，最初我是在成都慧园见到的，封面是黑色和墨绿色的图案，金黄的竖框中印有黄字“秋 巴金著”。该书版权页标为“1940年4月初版发行，国币二元二角”。最为难得的是，在扉页上有巴金的一段题词：“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版本《秋》，用辞书纸加印十五册，大半毁于战火，我这里还有两本，分一本给慧园。”它让我们清楚了，此特装本仅有十五册！

巴金曾两次提到特装本的《秋》：

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厂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关于〈激流〉》）

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〇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关于〈龙·虎·狗〉》）

这本书在巴金那次绕道法属殖民地的南行中，还成了他的身份证明。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登记时，同行人中唯有巴金遇到了麻烦，他的护照上写着：“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检查者问他在哪一家书店工作，巴金说：“开明书店。”对方要看证件，巴金身上没有，对方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护照就被扣下来了。“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印、签了名，放我过去了。”（《关于〈龙·虎·狗〉》）说不定这个长官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巴金在《秋》特装本上的题词

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中《秋》的特装本与慧园的缎面图案大为不同，是蓝地的龙凤图案，很有传统织锦的风格。而唐弢文库中又是另外一种图案，是那种蓝色、红色、绿色相间的类似菊花的图案，显得更为大气和奔放。关于此书，唐弢在他那著名的书话中曾经专门写过：

《秋》装云者，非谓秋天的装束，乃指巴金长篇小说《秋》的装帧也。友好知我爱书，时以所著见惠，自从《书话》里谈及装帧，更多以特印本相赠。其间赠书最多，厚意最可感激的，当推巴金。实我《书话》，他日当一一记之。记得1940 年，巴金将内行，我和圣泉、柯灵等饯之于霞飞路一酒楼，巴金即携其所著《秋》一册见贻，方于4 月初版，益犹当时之新书也，但为坊间经见的本子。去年，巴金在某一次来信里，问起我有没有《秋》的精装本，我回信说没有，不久，他就差人送了来，并附条说，他自己藏的已经赠完，这一本是向人索回转送的。检视款识，果有用橡皮擦去重题的痕迹。此书用道林纸印，织锦硬面装，书脊及封面烫橘黄色细笔题名，围以长框，酷似日本书籍，富丽堂皇，为他书所不及。友人黄裳见告，巴金此书，原已赠其太太，所谓向人索回转送，实则从太太处要回者也。闻之失惊。此一对贤伉俪之盛情，委实令人感念，世有书痴，当能领会我这一点意思也。

十五册，尚存三册，亦属不易。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见到第四册！去年秋天，我们整理巴金故居南小楼二楼的资料，其中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些巴金的老版本著作，还有一些巴金研究的专著。我扫了一眼，这本《秋》的特装本一下子跳入眼帘，我当时真有中了大奖的感觉，又有故人相逢的激动。我想起巴金给慧园的题词，“我这里还有两本……”，那么这就是他留下的一本了。在资料的搜集和保存上，很少有作家像巴金这么细心和精心，从资料保存的完整性而言，也很少有作家能跟他比。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拂去灰尘，常常有意外的惊喜。这本《秋》的外观与唐弢文库中的那本差不多，颜色比唐弢的那本稍微深一点，也许是年久的缘故。可是，捧在手里历史的分量、岁月的沧桑，特别是时光消失而惊艳如故的感觉，让人久久回味。

在特装本中，还有一本书数量更少尤为珍贵，它是《家》与《春》的合订本。绿布面硬壳精装，封面无书名，书脊上压了四道红线，居中烫金镂白的大字书名“家与春”，上下分别是小字：“激流第一部”和“巴金著”，未见版权页。这一册是巴金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此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中还藏有一册，是巴金送给唐弢的，如果没有巴金在扉页上的题词，大约现在就很难弄清这个版本的来历了：“合订本由钱君匋兄装帧，共五册，1938年5月装成。”下钤巴金的篆印。哇，五册，古董挖掘迷们，谁去把其他三册挖掘出来吧。有一个细节我没有注意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的编者倒有描述：“两书之间有一绿色厚纸相隔，绿纸前是《家》之‘后记’，绿纸后是写有‘春 激流之二 巴金’的薄纸，纸背印有如下广告：‘激流之一：家

每册一元；激流之二：春 每册一元；激流之三：秋 在著作中；激流之四：群 在著作中’。”（见许建辉《后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将此书名著录为《家春》似乎不妥，出版社待考也很奇怪，其实书芯就是开明版的《家》和《春》。）这种装法倒让我想到，至今还不曾有一本《激流三部曲》的合订本，但是书太厚是个麻烦，不过可以试着出十六开本，或者用软精装、辞典纸印三十二开的本子，见过不少西方的书是这么印的，厚厚的书，软软的纸，翻起来很舒服。巴金想过把《家》与《春》合订，是否想过三部长篇合订呢？

1949年以后，特装本越来越少了，大约这种小情小调与普罗大众的口味相去甚远，出版部门更是懒得去理作者的要求。在巴金的藏书中，倒有平明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穆旦的译诗所做的精装本，非常精美，以后我再谈它。反正，当时给人的感觉，很多出版社做精装已经心不在焉，更没有心思做特装。傅雷就曾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对该社精装书的粗糙表示不满：

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做得好。

倘附印一部分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

傅雷简直是在压着怒火谈印装。“私营出版社”是巴金和朋友们后来经营的平明出版社，傅雷的信中也能看出，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对待文化的态度，革命是疾风暴雨，无暇去绣花，我们的文化就这样越来越粗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规整，六十年代纸张困难，纸差了，接下来，有的书居然天头地脚切得都是斜的，布面的精装书也少起来了，更可气的是原本一些书有着非常好的插图，重印本通通取消！进入二十一世纪，插图稍微得到一点重视了，但有的印制不是美化图书，而是污损图书。典型的代表当属某国字号出版社的那套“名著名译插图本”，低廉的纸张不说，那插图黑漆漆如墨涂，真是辱没了这些好书。我是向来主张印书两极分化的，一极是低廉的普及本，供大众传播的；一种是豪华本、特装本、限量本这类的，满足小众趣味的收藏者、阅读者。这种趣味代表着文化的精致和高度，也是在电子出版的时代中，纸制书不会废弃的重要理由，因为一本好书除了阅读的功能之外，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如同大多数人都不用毛笔写字了，但大家可以欣赏书法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出版社印出来的书能气死曾经发明印刷术的祖宗？

《家》《春》《秋》发行上百万册，算是够普及了。（大约是为了更普及，用纸越来越烂！）难得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居然有特装本。我请教相关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初是巴金自己提出要求用稿费来做的，还是出版社主动为他做的，或者乃是因为经营其事者是巴金的朋友王仰晨——他也是保持着旧时习惯的老出版人。反正，这个本子还不算差，是蓝布面，简洁大方的“家”“春”“秋”三个字分别端居在粉、绿、黄的菱形框上，书脊上也是这样的菱形打底的图案，烫金的作者名和出版社名，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二版，1980年4月第二次印刷。美中不足的是书脊是平的，而不是椭圆，但布面平整，设计大气，不失为难得的版本。弄不清楚这个特装本做了多少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到巴金寓所宣布授予他1982年但丁国际奖，并赠四大册《神曲》给巴金，巴金回赠著作中，就有这套《激流三部曲》。1983年5月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上海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时，巴金赠送给他的书中也有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