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年的五月，都是大学教师的大忙时节。正是在这个时节，杨宗红教授来电，要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写一个序言。面对她发来的长达40万字的电子书稿，我刚开始是有点发愁的。以我并不快的阅读速度，得专门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读完。但是一打开书稿，我就被其中的见解和文字吸引住了，真是新意扑面，精彩纷呈，而语言又简洁、流畅，读来令人忘倦。于是我就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除了讲课，就是读她这部书稿。

综观全书，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小说地理的问题。近百年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但是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成果“或侧重于介绍、整理、考证，或重在话本小说史的编写”，真正从地理的角度入手者，例如像刘勇强、胡义海那样考察西湖小说，还是很少见的。杨宗红这本书不一样。“绪言”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性”，“结语”为“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地域特征研究的思考”，“附表”为中国历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表；正文五章，一是“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二是“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空间”，三是“地理与叙事母题之关系”，四是“此在与彼在：地理身份对小说叙事之影响”，五是“寄生韵文与小说地理表达之关系”。全书八个部分，从小说作者的地理分布、小说读者的地理分布再到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从小说的地理叙事再到小说寄生韵文的地域性，全是从地理的角度入手，所探讨的问题全是小说地理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探讨小说地理的专著。

二是相对完整地考察了中国历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本书第一章的重点，虽然是考察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但是她在正式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把先秦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有考证，有分析，有统计，有图表，有总结。许多结论可谓妙趣横生，是我们读以往众多的小说研究论著所未曾遇见的。也就是说，她不是单一地考察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而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地理版图内进行考察。而在书稿的最后部分，她又附了一组十张从先秦到明清各个朝代的小说家的地理分布表。我认为，如果把附表九、附表十与第一章第二节中的附表“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情况”加以综合，这十一张表就是一张相当完整的“中国历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表”了。这些表格的制作无疑花费了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中既吸收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含了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这些表格对以后的相关研究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三是首次考察了小说读者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性问题。以往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对于作家的地理分布与作品的地域性的考察是比较充分的，相关成果也很多，但是对于读者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性的考察则比较薄弱，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数据缺乏，且不知如何下手。杨宗红用了18000多字的篇幅，分别从“禁毁小说的相关材料”、“小说刊刻地”以及“序跋者、评点者、校正者”的地理信息着手，来考察小说读者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性，最后总结“不同区域读者对小说审美形态的影响”。她的这一部分研究，不仅填补了小说地理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也为文学地理学的读者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

四是多层面地考察了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是多样化的，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城市，较少涉及其他。杨宗红的考察要丰富得多。她所考察的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不仅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仅有沿海，还有内陆。更重要的是，她还进一步考察了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的流动性及其成因，考察了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典型景观尤其是文学景观等。需要强调的是，小说的文本空间研究，是近年来的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热衷于研究它，文学地理学批评也热衷于研究它，但前者所讲的空间是哲学意义上的、泛化的空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空间，后者所讲的空间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具体的空间，是有地点、有中心、有边界的空间。杨宗红所关注的小说文本空间是指小说文本的地理空间，她的考察属于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考察。

五是首次从地理的角度考察了小说的叙事母题。关于小说的叙事母题，例如动物精怪、自然灾难、高僧红莲、杀生放生、洞天福地、斗法显法、骗赌、娼妓、才子佳人等，前人多有研究，但是殊少从地理的角度进行研究者。杨宗红在这一方面也有重要突破。她通过对这些叙事母题的地理考察，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例如：“小说中的精怪以狐狸、蛇、猿猴、虎为多。狐故事以北方为多，蛇故事几乎都在长江流域，猿猴故事都在东南一带，虎故事南北皆有。故事的地理分布与这些动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几乎一致。”“诈骗、赌博、娼妓故事主要发生在京城及各大都市，苏、浙一带尤盛，‘男风’可谓‘南’风，在江南大盛。这与江南区域经济有很大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小说叙事母题的地理分布与地域特征，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可以解决小说叙事母题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还可以为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叙事母题研究提供借鉴，某些研究成果甚至还可以供地理学、动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俗学学者参考。

六是细致深入地考察了作者的地理身份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杨宗红强调：“作为说话产物的白话小说，其故事情节结构、故事发生地、故事的语言表达，既受到作者自己地理身份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受到他面对的听众的地理身份的制约。”她结合大量的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文本，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一是“此境身份与此地叙事之影响”，二是“地理身份对小说改编的影响”，三是“地理身份对小说语言表达之影响”，四是“异域叙事与异域想象”。她的考察是非常细致而深入的，许多结论也是妙趣横生的。

七是首次从地理的角度考察了小说的寄生韵文。这里所讲的“寄生韵文”，是指小说中的诗、词、曲、赋等韵文，它们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小说母体“散韵并存”。尤其是小说中的诗词，向来引人注目。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论著不少，有的对小说中的诗词进行评注笺释，有的考察古代小说融入诗词韵文传统的发展变化，有的全面考察古代小说与诗词的关系，其中不乏专门研究明清白话小说与诗词之关系者。但是，这些研究虽然比较重视小说中诗词的源头、功能与意义，却很少对这些诗词的描写、抒情等功能进行文学地理学的考察。杨宗红指出：“小说中的很多诗词，都具有地理学意义，它们配合小说母体，共同表达小说的地域性。”为此，她专门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一是“寄生韵文与小说的地理表达”，二是“寄生民歌的地域色彩及地域表达”，三是“地域转换与寄生韵文的地域表达”。她用了将近12000字的篇幅来考察小说中的寄生民歌问题，这一点尤其有眼光，因为民歌与文人创作的诗、词、曲、赋相比，其地域性是最强的。

除了以上七点，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色彩。实证，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在本书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作者的每一个结论，每一个观点，都是以大量的文献考证、文本细读和数理统计为依据的，都是以实证研究为前提的。不讲一句空话，不讲一句看似玄妙高深实则不知所云的话。这一点在今天这种浮躁虚矫的学术环境中，尤其值得肯定。

曾大兴

2019年6月10日于广州世纪绿洲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