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
小说的地理分布，表面上是指小说文本的地理分布，实际上，文本离不开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因此，小说的地理分布表现在两种形态：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与小说阅读者的地理分布。小说家的地域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小说文本的地域性，与小说家的地理所在几乎一致。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更重视小说的通俗性，“在明代，作者撰写白话小说的目的一般十分明确，即为了出版、为了进入市场，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将作品推向读者，即写作的目的在于向大众传播”(1)。写作目的决定了小说家主要集中在“俗众”与“里耳”众多的江浙一带。入清以后，因为圣谕宣讲的需要，白话短篇小说扩展至西部的四川、南部的广东等地区。与小说家的地理分布相一致，小说读者的地理分布也大致如此。宋明理学思想的地理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白话短篇小说题材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家之地理分布与小说之地域性
明清之前，文言小说是主流。明清时期，虽然白话小说极为引人注目，但从数量上看，文言小说家数量及作品数量远远多于白话小说。与白话小说作者不详或多用化名相比，文言小说作者大多姓名可查，故此，有必要先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做一梳理。
一、明前小说家地理分布及小说地域性概述
（一）先秦两汉时期小说家之地理分布
先秦小说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其作品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班固《汉书•艺文志》只载九家，然考之史籍，还有《山海经》《汲冢琐语》等。结合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等，共载先秦小说十三部，小说作者多不详。然据小说文本及今人研究，大致可见小说家的地理分布（见本书附表一《先秦小说家的地理分布》、附表二《两汉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先秦小说，首论《山海经》。《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博物体”小说，“山”与“海”显示了小说家对地理的关注。除《大荒东经》外，整个空间顺序为南、西、北、东、中（内），在具体叙述中，亦有此特点，如《山海经》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2)。记载顺序亦是南、西、北、东，方位表达模式比较固定。
《山海经》作者不详，有学者根据它的空间方位顺序及叙述习惯等，认为是南方人。有论者指出，《山海经》代表着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传统，《中山经》所在的地区应为“天下之中”，与中原传统的“天下之中”不同，指的是古巴、蜀、荆楚地区；《海内经》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是西南文化系统，所说的“天下之中”所指地域是四川西部地区。虽然《山海经》作者为南方人，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海内经》可能是古蜀国作品，《大荒经》可能是巴国作品，《五藏山经》《海外经》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的楚国作品(3)。袁珂从神话学角度指出《五藏山经》《海外经》《大荒经》《海内经》都是楚国或楚地之人(4)。关于《山海经》作者为楚国人的讨论甚多，胡小石《论文集》认为《南山经》等“方向由南而西，而北而东”，所以是“南方人所著书”；杨兴华从祖先崇拜和楚俗两方面考察，楚人作《山海经》之说是可信的(5)。《山海经》是荆楚人所作，是南方民族的巫风崇拜使然。“荆楚巫风的淳朴、天真、热烈而富于幻想的秉赋，正是《山海经》所需要的亲柔而温馨的母亲怀抱，而中原巫风的衰歇和儒墨的不言乱力怪神，人们对于以‘言怪’为其主要特征的《山海经》的兴趣，日渐淡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海经》远适南国就是很自然的了。”(6)
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北方人所作。张兵认为“《山海经》就很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燕齐的各国人士提供的见闻和原始记载编纂整理的一部带着巫术性、传说性的综合地理书”(7)。方孝岳《关于〈楚辞•天问〉》、程耀芳《邹衍五德论•九州论之源流》认为《山海经》是邹衍的作品。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也对“邹衍说”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其结论是：“《五藏山经》为邹衍所作，或邹派学者所作。”(8)
不论作者为何地之人，有一点不变，那就是《山海经》绝非一人所作。梅新林提出，先秦文学中，以神话为主体的时代是“族团性”的“文学创作”(9)。他对远古“族团性文学创作”进行推演，其一是创作主体为上层神职阶层，可由神职阶层的地理分布推知神话的地理分布；其二是可由宗教祭所的地理分布与流向推知神话的地域与流向，祭祀场所主要是宗庙与社坛。《山海经》有部分神话，但更多巫文化气息，其作者，无论南北，都具有一定巫术或方术之士，这些人员，不在民间，而在上层神职阶层。《山海经》产生于战国时代，其作者应该是当时巫风较为浓郁的上层神职人员。北方之齐国，南方之楚国都是当时方术或巫术盛行的国家，正因如此，《山海经》之作者，才有北方的邹衍与南方楚人或巴蜀人之说。
先秦小说，除了《山海经》，还有“古今纪异之祖”的《汲冢琐语》。该书出自战国中后期汲郡魏王墓，内容以占卜、占梦为主。因书得自魏王墓，且多记晋事，刘知幾认为它是晋国史书(10)，李剑国言，“作者更可能是晋室史官”(11)。
《汉书•艺文志》共列十五家小说：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12)
前九部为战国小说，后六部为汉代小说。战国小说虽作者不详，但从命名可窥见端倪。伊尹为汤相，传为商初的贤臣；鬻子为周文王臣，楚人以之为始祖；师旷为晋国乐师；青史子，依照班固注释，是史官；务成子是传说中尧或舜的老师；《宋子》之作者宋钘，战国时宋人，宋尹学派代表人物；汤是殷商开国之君，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史祖。当然，不能将书名中的人物当成其作者，但书中内容却与之相关。言“依托”“考”均说明是他人所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小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3)余嘉锡指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其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14)。《青史子》，班固注：“古史官记事也。”(15)所以，班固列举的战国小说家，虽不能判定具体作者，但为宫廷之士无疑。战国各国“稗官”依托本国流传的有关上述人物的言行事迹，加以整理，故班固有“依托”“考”之说。由此推之，先秦小说家的分布，必须考察“稗官”之分布。
然而，上述小说并非是先秦小说原貌。《汉志》道家列《伊尹》51篇，《鬻子》22篇，还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所以，可以说小说是在方术、道家学说盛行之时，大致形成于战国而完成于汉代。按照战国政治地理，除楚国在南方外，其他各国几乎都在北方。具体分布，则与各国都城所在地一致。按照文化分区，《山海经》《鬻子》《宋子》属于楚文化区，《汲冢琐语》《师旷》属于三晋文化区，《伊尹说》《天乙》《黄帝说》等属于关中文化区。
总之，先秦小说因作者姓名实难考证，无法准确界定其地理分布。但先秦小说重要的特点是与史官关系密切，而且道家色彩浓厚。这为考察先秦小说家地理分布提供了大致思路：一是集中在巫风或方术色彩浓郁的地区，如南方的巴楚地区与东部的齐国；二是周天子或诸侯国国都所在地。小说的内容虽志怪颇多，却都以周天子及其大臣或本国人言行事迹为主。
汉代小说的地理分布略有变化。依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所收录或记载的汉代小说32部，小说家29人，作者不详9人。其中，籍贯明确或大致明确者，属于黄河流域的13人，约占44%，属于长江流域的9人，约占31%。总体来说，北方黄河流域的小说家人数所占的比例大于长江流域的人数。再从文化分区看，齐鲁文化区5人，中原文化区6人，关中地区1人，楚文化区1人，吴越文化区5人，巴蜀文化区1人，小说家集中在齐鲁、中原、吴越三地。以朝代分，西汉小说家10人，其中齐地4人，河南2人，吴地2人，楚地1人，巴蜀1人，小说家以齐地为多；东汉小说家10人，齐地1人，中原4人，吴越4人，关陇1人，以中原、吴越为多。
汉代小说家地理身份影响到小说的地域表达。西汉小说家中，齐地籍贯的小说家多言神仙方术，中原籍贯的小说家则多史传。潘建国通过考证“稗”的含义，认为汉代稗官“最主要的成员乃是方士待诏、方士侍郎之类。就此而言，王瑶先生‘小说本自方士’的观点是非常准确的”(16)。《汉志》所列汉代小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待诏臣饶心术》《虞初周说》《臣寿周纪》《封禅方说》等五家出于方士身份的待诏或侍郎之手，他们的籍贯，与齐国相关。刘向虽为吴越籍贯小说家，但长期居于长安，加上任职原因，因而其小说亦多传记。此时的小说家对自己籍贯所在地甚为关注。扬雄为巴蜀人，其《蜀王本纪》记载古蜀之地理遗迹、民物风俗；袁汤《陈留耆旧传》为本地耆旧立传；《徐偃王志》虽不明作者，亦是东南之地的人对自己民族英雄的称赞；《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吴越籍贯者为之；《南越行纪》《楚汉春秋》为楚人所作。东汉小说家中，南方巫文化浓郁，《蜀王本纪》《徐偃王志》充满神异色彩。
小说家是流动的。汉代小说家中有很多在长安或洛阳为官。汉武帝时的待诏臣、东方朔、扬雄、陆贾、刘向、班固等人的小说创作主要在当时的都城长安、洛阳，从小说家的流动性来讲，长安与洛阳又是集中之地。空间流动导致空间书写的变化，当这些小说家为官京城，他们的视野也转移到京城空间。他们或言其“待诏”“臣”的身份，或写汉代帝王（主要是汉武帝）、妃嫔故事乃至大臣遗闻轶事，或写“西京”物事。
（二）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家之地理分布
依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参考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进行统计，共得魏、西晋小说家22人，东晋、南北朝小说家101人（见本书附表三《曹魏西晋小说家的地理分布》、附表四《东晋南北朝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1. 三国、西晋时期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三国、西晋时期小说家22人，有名姓者14人，籍贯明确或比较明确者12人（郭颁、史道硕籍贯不详），其地理分布格局有以下特点：
一是南北小说家数量大致平衡。北方籍贯小说家7人，占53%。南方籍贯小说家6人，占46%。
二是南北分布区域相对集中。北方小说家中，河南3人，山西1人，宁夏1人，山东1人，河北1人，小说家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山西、河南、山东），以河南最多，占这个时期整个小说家的23%，北方地区小说家的43%。南方小说家6人中，江苏4人，安徽2人，都集中在长江下游。在一地域内，因为文学家族出现，小说家也有家族化倾向，如沛国谯地的曹丕与曹髦，吴郡的陆云与陆氏。
三是小说题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北方籍贯的小说家偏爱史传、杂俎，南方籍贯的小说家偏爱志怪。在可知作者籍贯的15部小说中，杂史杂传志怪题材4部，有3部都是南方籍贯作家所作（陆氏《异林》、曹丕《列异传》、戴祚《甄异传》）；史传杂传共5部，有4部为北方籍贯小说家所作；杂俎2部，全部为北方籍贯小说家所作。
四是流动方向是从四周向洛阳。皇甫谧幼年过继于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戴祚曾任西戎主簿，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陆机与其弟陆云隐退故里；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到京城洛阳；曹丕祖孙虽为南人，却是魏国君王。前往都城，是小说家流动的主要趋向。
2. 东晋、宋齐梁陈、北朝时期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东晋、宋齐梁陈、北朝小说家共104人，小说120部。确知朝代的，东晋小说22部，南朝小说56部，北朝小说有12部。姓名详细且有籍贯可查者，东晋南朝49人，北朝5人，南朝小说家远远多于北朝小说家。其地理分布格局有以下特点：
一是北方籍贯的小说家总人数多于南方籍贯的小说家。北方籍贯小说家南朝26人，北朝5人，共31人，约占总人数的57%，南方籍贯小说家23人，占总人数的43%。
二是区域内小说家分布不平衡。北方籍贯小说家中，河南7人、河北2人、山西8人、山东6人、甘肃1人、宁夏1人，小说家集中在河南、山西、山东三省；南方籍贯小说家中，安徽1人，江西2人，浙江6人，江苏13人，四川1人，小说家集中在原来的吴越文化区。
三是北方籍贯小说家有总体向东南流动的倾向。南朝小说家中，有23人占籍北方却在南朝为官，是占籍北方人数的74%，是南朝小说家人数的47%。倘将从巴蜀迁到南朝做官的常璩算入其中，则整个南朝籍贯可考的小说家中，江表之外的小说家占了将近一半。
四是小说类型与地域有一定关联。南朝小说家占籍北方者，志怪小说家15人，小说15部；志人或杂史杂传小说家5人，小说7部；杂俎小说家4人，小说4部。南方籍贯小说家写志怪的19人，志怪小说25部；志人或杂史杂传小说家7人，小说8部；杂俎小说家4人，小说4部。南朝可知小说家地域的，志怪小说40部，约占小说总数的63%。北朝小说家籍贯可考者5人，小说8部，志怪小说只有两部，而杂俎、杂传类小说6部，占北朝小说总数的75%。可以说，志怪小说是南朝小说的主流，杂史杂俎是北朝小说的主流。
五是小说题材与地域相关。南朝籍贯可考小说家的小说，以神仙题材为主的有6部，与佛教题材为主的有14部，占籍北方的小说家所作的分别为2部、5部，占籍南方的小说家所作分别为3部、7部，南方籍贯小说家对道教、佛教总体上比北方小说家要热切。北朝小说数量虽少，但仍有2部宣佛小说。在地理博物小说方面，南朝北方籍小说家所作有4部（《玄中记》《述异记》《赤县经》《述异记》），南方籍小说家却没有一部。
（三）隋唐时期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根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综合各家进行统计，共得隋朝小说家17人，可知作者14人，籍贯可考者12人，其中河北4人，山东2人，京兆1人，河南1人，江苏2人，四川1人，山西1人，占籍北方者9人，他们代表了山左、关陇、江表三个文学群体，其中，以山左文学群体作家最多，占籍北方者3人（见本书附表五《隋朝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唐五代小说家共288人，确知姓名者231人，确知籍贯者只有142人。唐代小说家244人，确知姓名者194人，确知籍贯者124人，其中，陕西13人、山西16人、河北23人、河南25人、甘肃12人、山东5人、江苏14人、浙江5人、安徽2人、湖北3人、四川2人、福建2人、广西1人、江西1人。
下面柱状图可以更形象直观显示隋唐五代小说家地理分布情况：
按照传统南北划分，占籍北方小说家94人，约占76%，占籍南方小说家30人，约占24%，北方小说家远多于南方小说家。北方小说家较为集中之地，主要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南方小说家则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及吴越地区，以江浙为多。这与唐代文学家地理分布大势一致（《旧唐书•禇亮传》所载，唐太宗时所招揽的18文士，只有4人为南方人。《旧唐书•文苑传》中唐代115位文学家，北方文学家69人，南方文学家23人）（见本书附表六《唐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图1—1 隋唐五代小说家地理分布示意图
中原地区是小说家分布最多的地区，仅河南就有小说家25人，加上山西16人，比南方小说家总和还多。燕赵文化区的小说家数量仅次于河南。
唐代小说家地理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河陇籍贯小说家增多。唐朝在西北置陇右道，所辖之地除了辖有两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旧地之外，还增加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河陇小说家人数多，且成就较高。李朝威《柳毅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等小说，在唐代小说史上不容忽视。
南方地区小说家数量较少，而且集中在吴越文化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小说家共有24人，占了整个南方可知籍贯小说家的80%，江浙二省就有19人，约占总数的63%。
不同阶段的小说家及小说题材分布情况如下：
初唐小说家35人，小说40部，小说家籍贯明确者21人，其中河北6人、陕西6人、河南2人、山西3人，这四地小说家共17人，占所知籍贯小说家总数的80%。初唐志怪小说所占比例最大，共24部，确知志怪小说家籍贯的有11人，其中10人为北方籍贯；传奇杂俎小说家共12人，确知籍贯8人，其中北方籍贯6人（山西2人、河北1人、陕西2人、河南1人）。
盛唐小说家13人，确知籍贯小说家10人，其中北方6人，江浙4人。盛唐小说18部，传奇小说9部，写传奇的小说家就有6人。杂俎4部，志怪3部。
中唐小说家75人，确知籍贯者48人。小说108部，其中传奇64部，志怪21部，杂俎11部，志人12部，传奇小说所占比例最大。可知籍贯的小说家中，河南籍13人（11人曾作传奇）、河北籍9人（5人作杂俎）、甘肃籍6人（4人曾作传奇）、山西6人（5人曾作传奇）、陕西3人、山东3人，北方小说家共40人，南方小说家共8人，分别占中唐确知籍贯小说家的83%、17%。
晚唐小说家93人，确知籍贯者43人，其中，北方共31人（河南7人、河北8人、山西6人、甘肃5人、山东2人、陕西3人），南方12人（分别分布在江苏、浙江、四川、广西、福建、江西），分别占可知籍贯小说家的72%、28%。传奇46部，志怪24部，杂俎17部，志人24部，传奇与志怪仍是小说主流，志怪题材有所回升。
五代小说家44人，可知籍贯者20人，北方6人，南方14人，南方小说家超过北方小说家一倍以上。北方陕西、河北两省均无小说家，河南亦只有一位。五代小说共59部（篇），其中，志怪29部，志人17部，传奇、杂俎共13部，志怪小说明显占主流（见本书附表七《五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归纳之，初唐志怪小说较多，盛唐、中唐、晚唐传奇多，五代又以志怪为多。南北小说家比例，随着初、盛、中、晚唐到五代，北方逐渐减少而南方逐渐增多。晚唐南方小说家比例上升到28%，传奇小说仍占主流，志怪小说比例也有所回升。
（四）两宋辽金时期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根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等统计，共得两宋小说家420人，北宋222人，南宋176人，不能确定属于宋代哪一时期的22人。辽金小说家共6人，可以确定籍贯的都在北方（见本书附表八《宋元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北宋籍贯可考的小说家共147人，其中，北方小说家52人，南方小说家为95人，分别占籍贯可考小说家总数的35%与65%。占籍为北方小说家分布分别是：河南24人，山东13人，陕西8人，陕西3人，河北4人；占籍为南方小说家分布分别是：江西21人，浙江19人，四川18人，江苏11人，福建11人、湖北7人，安徽6人，湖南3人。其他各省均无一人。北方小说家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以河南、山东为多。南方小说家集中在长江上游的四川，下游的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小说家数量增加很快。
南宋籍贯可考的小说家119人，其中，北方21人，南方98人，分别占籍贯可考小说家总数的17.7%与82.3%。占籍为北方的小说家分布为：山西3人，山东3人，河南14人，河北1人；占籍为南方的小说家分布分别是：浙江28人，江西20人，江苏18人，福建10人，安徽10人，四川7人，湖南4人，广东1人，其他各省均无一人。
图1—2 两宋小说家地理分布示意图
两宋时期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北少南多。唐五代北方小说家总数超过南方，到两宋时情况发生逆转。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北方小说家总数都少于南方。就籍贯可考的小说家总数来看，北方共有73人，南方共有193人，南方小说家是北方的2.6倍。不过，珠江流域小说家仍少得可怜。
二是两宋时期南北小说家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北宋南北小说家比例约为2︰1，南宋南北小说家比例约为5︰1，小说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南方长江流域。
三是江西小说家比例提高很快。唐代江西小说家只有1人，五代，江西小说家3人。到了宋代，江西小说家增长至40人，位居第二位，江西成了小说大省。
四是四川、福建两省小说家比例提高很快。唐代，四川和福建都只有2位小说家。五代，四川小说家有3位，福建则无。到了宋代，四川小说家增长至25人，福建小说家增长至21人，与唐五代相比，简直是一个飞跃。
五是浙江小说家数量飞速增长。唐五代浙江小说家只有6人，宋代增长至47人，其数量位居第一，几乎是唐五代小说家的8倍。
六是两宋时期，南北小说家比例变化趋势不同。
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朝）小说家有54位，籍贯明确者28人。北方小说家极少，只有5人，且集中在河南，南方小说家有23人。南方小说家是北方小说家的4.6倍。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籍贯明确者总数之比分别为82%、18%。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朝）小说家有46位，籍贯明确者38人。河南、山东、山西小说家数量增多，分布集中。北方小说家数量增加到18位，比南方少1位。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总数之比各为54%、46%。
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朝）小说家数量最多，达到124人，籍贯明确者77人。其中河南籍小说家数量达到15位，位于第一，其次是苏、赣。南方小说家有53位，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浙赣、福建及上游的四川。南方小说家是北方小说家的2.2倍。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籍贯明确者总数之比分别为69%、31%。
南宋前期（高宗朝）有小说家63人，籍贯明确者49人。北方小说家14人，北方小说家以河南最多（9人），南方小说家为35人，苏浙闽是小说家最集中之地。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籍贯明确者总数之比分别为71%、29%。
南宋中期（孝宗、光宗、宁宗朝）有小说家50人，籍贯明确者41人，其中北方小说家5人，南方小说家为36人，苏浙赣是小说家最集中之地。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籍贯明确者总数之比分别为88%、12%。
南宋后期（理宗、度宗、端宗、赵昺朝）有小说家55人，籍贯明确者27人，其中北方小说家2人，南方小说家为25人，苏浙赣是小说家最集中之地。南北小说家占当时小说家籍贯明确者总数之比分别为7%、93%。
北宋一朝，南方小说家仍是主流，江西、浙江、四川三地小说家数量增长迅速，共58人，占北宋南方小说家总数的50%。到南宋，浙赣仍是小说家最多的地区，苏浙赣三地小说家共76人，约占南方小说家总数的80%。
宋代小说可以分志怪、传奇、杂俎类，因杂俎太杂，这里仅就志怪传奇来论。两宋志怪传奇南北地理分布仍旧遵循北少南多的规律，但具体到各地区又有分别。
两宋籍贯明确的志怪小说家共42人，其中北方11人，南方31人。志怪小说家具体分布为：江西11人，四川9人，浙江4人，河南4人，山东4人，安徽3人，江苏2人，河北、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分别各为1人。按照时间分，则集中在北宋前期与南宋后期。
两宋籍贯明确的传奇小说家共57人，其中北方17人，南方40人。传奇小说家具体分布为：河南11人，浙江10人，四川8人，江西6人，江苏6人，山东4人，安徽4人，福建3人，湖北2人，山西1人，河北1人，广东1人。河南籍贯传奇小说家最多，浙江、四川籍贯的传奇小说家次之，江苏、江西、山东传奇小说家再次之。按照时间分，则集中在北宋中后期与南宋前期。
根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元史•艺文志》等进行统计，共得元代小说家53人，佚名7人，籍贯不详16人。籍贯明确的小说家，北方5人，南方32人，具体分布情况为：浙江18人，江西6人，江苏5人，河北2人，河南2人，山东、安徽、上海、福建各1人。
元代小说家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其一，虽然元代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占政治地理优势，但没有成为小说家成长的优势。与宋代小说家南北地理分布相比，元代小说家南北地理分布仍是北少南多，南方小说家数量比北方小说家的6倍还多，遥遥领先于北方。
其二，南方小说的中心，总体上还是苏浙赣为多，尤其是浙江小说家多达18人，将近占元代小说家的50%，原来四川、福建小说家比例较高的地区小说家却下降厉害，四川没有一位小说家。
其三，北方小说家分布，唐代河陇、三晋、中原地区都有，宋代山西虽然较少，但还是有。到了元代，却转移到河南、河北、山东，三地总数只有5人，只占整个元代小说家的13.5%。
二、明前小说家地理分布之成因
汉代小说家集中在齐鲁、中原、吴越三地；三国、魏西晋小说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东晋、宋齐梁陈、北朝小说家北方籍贯多，且集中在河南、山西、山东，南方籍贯的则集中在江浙一带；隋朝小说家集中在河北、山东，唐五代北方籍贯小说家远领先于南方，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五省，南方则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北宋，南方籍贯小说家增多，北方集中在河南、山东、陕西，南方集中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四川。南宋南方籍贯小说家更多，集中在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安徽及四川，而北方籍贯最多的是河南。小说家的这种地理分布，总体上是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化而变化。但具体情况，却各有不同。
齐鲁文化区中的齐国、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是儒家文化的源地与稷下学派的发源地，文化底蕴深厚，到汉代亦是如此。大部分经学大师为齐鲁人。据《两汉五经博士考》及《汉魏博士题名考》，西汉经学博士95人，齐鲁地区的43人，占总数45%。黄老之学在稷下学派居于主导地位，齐地方士亦闻名于全国。《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17)西汉去战国不远，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信神仙，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术，齐地方士大行其道。小说与道家关系密切，故西汉小说家以齐地为多。西汉末年，受到赤眉起义影响，齐地文化遭受摧残，小说家数量减少。北齐之时，“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18)。唐五代北方小说家，齐鲁地区数量最少，只有5人（段成式的籍贯虽在山东，但青年时随父四处生活，后迁居荆楚），与该地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且战乱频繁有一定关系。南朝时，齐鲁之地士族因永嘉之乱而南迁，留在该地的士族在隋唐时期，亦向政治文化中心之地长安、洛阳迁移。毛汉光指出：“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于投身官僚层。”(19)此外，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唐代时山东境内的平卢淄青镇、魏博镇、横海镇除了与唐王朝之间有摩擦，藩镇之间亦有斗争。张继《送邹判官往陈留》诗曰：“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20)刘禹锡《平齐行二首》展示了溜青镇之乱对齐鲁文化造成的破坏，其一云：“鲁人皆解带弓箭，齐人不复闻萧韶”，“去秋诏下诛东平，官军四合犹婴城。春来群乌噪且惊，气如坏山堕其庭。牙门大将有刘生，夜半射落搀枪星。帐中虏血流满地，门外三军舞连臂。驿骑函首过黄河，城中无贼天气和。朝廷侍郎来慰抚，耕夫满野行人歌。”其二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享生愁烟。”(21)公元874年，王仙芝起义，次年攻克濮州、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山东曹州黄巢响应，与王仙芝合兵。黄巢起义对士族而言是灭顶之灾，山东士族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
唐代，燕赵文化区的小说家数量仅次于河南，这与自北朝时该地文学积淀与不断发展的经济有关。东魏和北齐时，河北是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除了原有的士族“范阳卢”“博陵崔”，还有渤海高氏、封氏、清河张氏、房氏等众多地方郡望成为传统“礼法经术”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河北曾被苏秦、耿弇誉为“天府”，“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22)，燕北宜牧，燕南宜种植，燕赵地区的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隋朝永济渠的开通，为唐代河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指出：“河北地区自战国以后直到唐末，它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内一个地方经济最发达和物产最丰富的地区，长期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23)经济富庶带来文学繁兴，据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统计，唐代就有245位河北道诗人。
中原文化区的小说家在西汉之时较少，到东汉却占了主导，这与统治者推行教化有关。汉宣帝时，郑弘、韩延寿、黄霸等在此地推行教育，西汉后期，此地游学京师之人增多。到东汉都城迁徙至洛阳，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文化中心的转移。《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24)东汉，中原地区私家讲学兴盛，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当时，“豫州人士常半天下”(25)，颍川“贵郡山川，多产奇士”(26)，“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27)。三国、西晋时，中原文化区是京畿所在地，桓帝时，有“太学生三万余人”(28)，汉末这一地区虽然曾遭受战乱，但战乱过后，文士余风犹在。曹操将都城仍定在洛阳，大规模屯田，兴修水利，中原经济迅速恢复。西晋时随着曹魏政权上的和平演变，经济文化持续发展。曹魏政权重视文化建设，曹操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曹操“唯才是举”，其周围汇合了建安七子等诸多士人。地方官也重视文教。西晋统一后，文化继续繁荣。北朝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中，很多中原士人南下，但亦有不少人留了下来。这些留下来的士人是北方文学的根基。中原地区各个政权建都洛阳，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29)，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30)。自唐宋时，建都长安、汴京，陕西与河南自然成为文人集中的地方。宋初，北方因战争破坏，小说家较少，很多小说家乃是在南方生长，由南入北的，如乐史、吴淑、徐铉、郑文宝是由南唐入宋，景焕、黄休复由蜀入宋，曹衍由马楚入宋，陈纂由吴越入宋。汴京有国子监、崇文院，还有书院等，为北宋培养了大量人才。
三晋地区是李唐的兴起之地，唐王朝看重山西的原因，与山西的交通地位、政治军事地位亦有关系。《旧唐书•地理志》云：“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31)在唐代，蒲州、并州成为仅次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之后的两座大城市。山西还是重要粮仓，天宝八年，河东道正仓、义仓、常平仓储粮数量，分别居于全国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河东文化底蕴深厚，“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成法”(32)，由于政治、军事、交通等原因，三晋出将相，亦出文学人才，文学士族多。《隋唐嘉话》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卑族为婚。”(33)“太原王”“荥阳郑”这两大家族，亦是文学家族，至于绛州闻喜裴氏一族，更是衣冠不绝。山西在五代时多遭战乱，自宋朝开始，山西的政治、经济方才稳定下来，原有的地理优势显现出来。由于后晋时山西北部被石敬瑭割给契丹(34)，北宋初，山西处于西夏与北宋之间，后期又处于宋金之间，到南宋又属于金国，因此北宋山西小说家不多。
汉代吴越文化区的文化发达，主要归之于“王国文化政策的开明与北方士人的南迁”(35)。汉高祖出生于沛，汉初皇室成员多吴越人，其后吴王刘濞与淮南王刘安都曾招揽天下士人，他们门下，聚集了很多文学家；西汉末年，北方战乱，大量士人由北方流入吴越地区，《后汉书•循吏传》曰：“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36)这些士人亦影响到当地文学风气。东汉末年战乱，大量北方士人南下，《三国志•吴书》列传人物中的北方流寓士人就有28人，他们在孙吴有较高地位，使得吴越人才济济。本地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北方人的流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加上吴越优厚的地理环境，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吴郡“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37)。三国西晋籍贯可考文学家184人，仅谯国、会稽郡、广陵郡、吴郡四郡就有38人，占总数的21%。东晋南朝时，大量北方小说家南移，聚居于吴郡、会稽郡两地的“吴姓士族”（江东土著士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南朝小说家人数大增。谭其骧指出：“中原遗黎南渡，虽为民族一般之趋势，然其间要以冠冕缙绅之流尤盛。……考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38)唐朝建立后，虽然政治中心发生了迁移，但文化底蕴还在，江浙原有的文化积淀，是小说家诞生的肥沃土壤。安史之乱后，一些北方士人南迁，“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39)，“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40)，“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1)。南迁士人为江南原有的文化与文学增加了血液与活力，“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42)，“（南渡士人）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43)。永泰元年（765）南渡之后，士人于此讲学授徒，“东南地区的私人讲学之风本来就比较流行，又得到北方南迁士人的推动，因而讲学之风大盛”(44)，促进了南方文学的繁荣。自宋开始，江浙一带经济一直遥遥领先，并延续到清代，文化繁荣也随之繁荣，成为文人汇聚地。
汉代，自文翁设教，成都文风很盛，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三国时，刘备带了大量文士入川，成都是西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唐代，因远离北部战场，唐玄宗、唐僖宗都曾到四川避难，北方士人亦多入蜀。“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45)五代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46)。关中、中原文士入蜀，刺激了蜀地文学的繁荣。入宋后，巴蜀文化没有被破坏，文化继续繁荣。宋代四川官员重视教育。张泳任知益州事期间，“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47)，韩绛“守成都，大兴学，学者至数千”(48)。宋代四川书院可以确定者为27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数的4.4%，在各省中位居第7位。其中，北宋时四川建书院7所，南宋时建书院20所(49)。由于四川地理位置及人才需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四川士人参与科考，南宋时，在川陕设立类省试。一系列科考优惠政策刺激了四川士人的学习热情与科举考试热情，也选拔了大量四川人才。两宋时期，四川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如张商英、宇文虚中、眉山三苏等。曾大兴教授指出，巴蜀文学的繁荣，得益于该地区经济的富庶、社会的安定，文化传统的悠久以及五代十国时北方士人的入蜀，还得益于蜀地文化人在朝廷的地位大大提高，一些著名宰相与文人对家乡士人的提拔、奖掖和激励(50)。巴蜀小说家之多，不离于此。
福建地处东南，远离中原，隋唐之前，人才极少。但福建偏于东南一隅，长期少受战祸影响。五代时“闽王”王审知之祖原为山东琅琊人，后居河南信阳。在黄巢起义潮流中，王审知与其兄王潮进入福建，光化元年（898）王审知成为威武军节度使，开平三年为闽王，在其统治期间福建无战事，大批人口涌入福建，福建人口迅速增长。王审知以儒治闽，重视水利建设，梁开平四年（910）“大濬侯官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算”(51)。他鼓励发展农耕生产，“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52)。“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53)经济繁荣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福建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福建麻沙板闻名全国。
唐德宗建中之前“闽人未知学”，常衮为福建观察使，“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54)。王审知主政时，重视发展文化事业。“昭武立国，宾至如归，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55)，“（王审知）颇折节下士，开四门学馆，以育才为意，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56)，在福州“建学（高等学府）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57)。在政府倡导主持下，到两宋时，来福建人士增多，福建教育大盛，甚至出现文学家族，如兴化府仙游县的蔡氏家族（蔡准、蔡京、蔡卞等），南剑州朱氏家族（朱弁、朱松、朱槔、朱熹、朱在、朱清等），莆田方氏家族（方慎言、方慎从、方苹、方希觉、方通等）。据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58)统计，宋代文学家庭有357家，福建地区有45家，占全国文学家庭总数的13%，仅次于浙江（86家）和江西（55家）。
三、明清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依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结合钱仲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赵传仁等主编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胡道静主编的《简明古籍辞典》，结合张振国《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以及各位学者发表在中国知网上的相应成果，统计得出明代文言小说家共587人，可知籍贯者485人。清代文言小说家(59)共618人，可知籍贯者495人（见本书附表九《明代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附表十《清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表1—1 明代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统计表
为更直观感知，将明代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柱状图显示如下：
图1—3 明代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示意图
明代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一是小说家主要在南方。南部省份小说家总数共415人，占整个可知籍贯小说家总数的85.5%，东南沿海尤其集中。按照可知籍贯的人数，前几位依次为：浙江130人，江苏124人，福建51人，江西41人，安徽30人，上海24人。湖北、河南、山东排在其后，但都没有超过15人。浙江、江苏二省最多，共254人，占可知籍贯的总数的52.3%。江浙地区周边省份的江西、福建、安徽、上海小说家数量也大增，共达到147人，占可知籍贯的总数的30.3%。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安徽、上海这五省一市小说家总数达到400人，占南方总数的96.4%。南方其他省份如两湖、两广、云南、四川均有小说家出现。
二是按照时间分期，前期北方小说家分布极少，只有1人；到了中期，略有增加，达到8人；后期增长至33人，所占比例从中期的1.6%增加到9%。无论哪一时期，北方小说家都远远低于南方。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籍贯小说家数量比两宋时期有所增加。后期，南方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上海等地的小说家远比其前期、中期之和还多得多，可谓是跨越式增长。浙江籍贯可考的小说家人数甚至在百人以上。
三是地理分布更广。除了东南五省一市，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广西，西北甘肃、陕西，南部广东、海南，北部河北，中部湖南、湖北、河南等都有小说家出现，面积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甚至还有越南人参与小说撰写。
四是地理分布略有新变。与宋代相比，小说地域虽然分布更广，无论是小说家数量，还是小说题材的地理分布，都更集中在江南五省一市。但有一个变化令人瞩目，那便是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两省的小说家增多，两宋、金、元时，湖北、湖南一共有文言小说家14人，但有明一代两百多年，两湖地区有小说家22人。由于国家统一，云南开始出现文言小说家。
明代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与明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大致一致。但广东籍贯的文言小说家却未能跟上。据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明代广东文学家37人，与河北并列第8位，但文言小说家只有4人，落至第13位。
表1—2 清代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表
为了便于直观感知，以柱状图显示如下：
图1—4 清代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柱状图
说明：吉林、山西、云南、甘肃只有1人，故该柱状图未将这些省份纳入。
清代文言小说作者的地理分布，有以下特点：
一是清代文言小说作者仍然集中在南方地区，人数共618人。按照可知籍贯总人数（528人）算，南方作者占总人数的85.8%，其中东南五省一市412人，占77.5%，江浙（因为上海在1914年以前属于江苏，在此仍将其纳入其中）二省人数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32人，占总人数62.2%。福建仍居第3位，达到35人。
二是与明代相比，北方作者数量持平。明代小说作者总数587人，籍贯为北方者只有45人，不到总数的8%；清代作者总数618人，北方作者只有53人，占8.6%。河北人数增加到14人，山东人数几乎未变，天津、北京、满洲、贵州均有小说家出现，这是明代所未有的。
三是与明代类似，从前期到后期，大部分省份小说家人数整体上都有增长的趋势。南方作者人数变化较大的是湖北与广东。明代，湖北作者15人，占2.5%，而清代却下滑至6人。与湖北人数下滑不同，广东作者却呈现上升态势。明代4人，到清代上升到23人。贵州实现突破，有3人。
四是小说题材的地理分布与小说家的地理分布几乎一致。小说家集中之地，志怪、传奇、杂俎等种类皆有。如河北、山东虽然人数只有十几人，却不乏志怪、传奇、杂俎等。至于南方地区，这些小说种类更多，不过，仍旧集中在东南五省一市。
明清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中心分布的影响。明清江南地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且自宋以来，这一区域就是全国文化中心，故大部分文学家汇集于此。明清继承了这一传统，东南地区重文，明初建都南京，加重了这一地区的文学传统，后来建都北京，南京仍作为陪都发挥其作用。清代虽以北京为政治中心，但上海、杭州经济持续繁荣，广州亦成为南方又一经济中心，故广东文学家也空前增多。明清南方小说作者的地理分布的具体原因，将在后文进行分析，此不赘言。
总之，先秦小说，主要存在于诸子文集中的神话与传说。神话传说虽然是小说的源头，但毕竟不是小说，而且其“作者”是大众而非个人，很难对其进行具体的地理考察，但仍能大致推断作品的地域性。从《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小说家”及相关说明，可粗见其地域。汉代小说家之小说，虽多为后人伪托，其地域性却可见一斑。魏晋六朝的小说家大多籍贯及行迹可考，小说文本的地域性，也较为明显。唐代小说家“有意所为的小说”，地理分布总体上北多南少，初晚唐与中盛唐题材及地理分布有别。与唐五代小说相比，宋代小说分布不再是北重南轻，南方籍贯的小说家是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南宋尤其如此。
中国古代小说家（文言）的地理分布，时代不同，分布地域各有差异。先秦时，集中在巫风或方术色彩浓郁的南方巴楚地区与东部的齐国，以及周天子或诸侯国国都所在地。两汉时，北方黄河流域的小说家人数所占的比例大于长江流域的人数。三国、西晋时，南北小说家数量大致平衡，分布区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东晋南北朝时，南朝小说家远远多于北朝小说家，但北方籍贯的小说家总人数多于南方籍贯的小说家，北方籍贯的小说家有总体向东南流动的倾向。隋唐时期小说家数量增多，北方小说家远多于南方小说家，北方小说家较为集中之地，主要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南方小说家则集中在长江下游，以江浙为多。两宋时，小说家北少南多，小说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南方长江流域。明清时，几乎都是两宋态势的延续。总体上，两宋之前，文言小说家的静态分布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上游地区，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在北方。明清小说家集中在南方地区，经济文化重心的影响超越了政治重心的影响。
第二节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明清白话小说家地理分布因时期不同而分布不同。嘉靖万历时期主要在福建，明末清初转移到江浙一带，到清朝中后期分布更广，以四川地区与广东地区为多。
一、从署名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署名，有真实姓名的，也有用笔名的，且以后者为多。署名的“真实”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小说家确为署名者所著，一是伪托当时名人所作，署名虽然真实，却不能断定小说为署名者所作。据统计，明清白话小说共155部（包括小说选本），作者署名真实的小说32部，小说家27人。其中，万历到清初小说署名真实者最多，达到20人，清中后期署名真实者只有邵彬儒、于茹川、王锡鑫、邓古纶、罗永仪、庄跛仙、戴奎等7人，且皆为善书小说作者。从署名来看，公案小说与部分最初写世情小说的作者或编撰者署自己真名，他们集中在江苏（9人）、浙江（6人）与福建（2人）一带。小说署名为笔名但已确定真实姓名者有8人，即“觉世稗官”李渔，“烟水散人”“天花主人”徐震(60)，“薇园主人”陆云龙，“钱塘梅溪氏”陈树基，“五色石主人”“笔炼阁主人”徐述夔(61)，“华阳散人”吴拱宸(62)，“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凯江省三子”刘省三。前四人籍贯为浙江，后三人为江苏，刘省三为四川。伪托的“真实小说家”，主要有李卓吾（《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李渔（《僧尼孽海》）、冯梦龙（《古今列女传演义》）、陈继儒（《详情公案》），他们都是当时江浙一带著名的文人或在江浙一带影响深远的文人。
明清白话小说用别名的人数，远远高于真实署名的人数。这些署名显示了小说家的不同心态，对此，已有一些学者论及，但却忽视了署名与小说家地域或经历的关系(63)。细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署名中有地名的小说家42人，小说52部，有意思的是，署名前有地名的小说家都是化名。别号前的地名，显示了作者的籍贯或所处的地域，如鸳湖烟水散人（《珍珠舶》等）之“鸳湖”在浙江嘉兴，云间嗤嗤道人（《警寤钟》）“云间”指江苏松江，吴中梅庵道人（《四巧说》）之“吴中”在江苏，西湖渔隐（《欢喜冤家》）、西湖逸史（《天凑巧》）之西湖在杭州，圣水艾衲老人（《豆棚闲话》）之“圣水”即杭州西湖(64)。东冶青坡居士《西湖遗事》之“东冶”为福建福州，果南务本子之“果南”为四川南充，石照云霞子之“石照”为重庆合川。从署名呈现的地域情况看，江苏11人，浙江15人，福建3人，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17人，江西2人，安徽、湖北、山东、河北、河南、云南、广东均为1人，江浙二省共占26人，占所有白话小说家化名人数的47.3%。
但是，不能简单因化名中包含的地名而将作者籍贯或经历坐实。“潇湘迷津渡者”虽然有“潇湘”二字，乃化用秦观的词作《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65)因此，“潇湘迷津渡者”之“潇湘迷津渡”是有所寄而不是真实地名，故不能纳入署名前的真实地名中考虑。从小说评点者署名，或许可以大致断定其地域。拟话本小说集《锦绣衣》，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存，日本无穷会藏清刊本。清无名氏撰。题‘潇湘迷津渡者编次’，‘西陵醉花樵叟，吴山孰（热）肠驿史细评’。”(66)两位评点者署名中的地名，都与浙江有关，再就小说内容看，作者对浙江、福建的一些习俗、地名、民风十分了解。因此，大致可以推断，“潇湘迷津渡者”或是江浙一带人，或是在此地区长期生活之人。
再如“桃源醉花主人”之“桃源”，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是湖南湘西桃源，但此命名与“潇湘迷津渡者”一样都是化用典故。此外，从小说内容看，也是以江浙一带为主，根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江苏宜兴与浙江温陵西北都有桃溪。宋戴昺《方岩山怀仙杂咏十首》：“桃源只在桃溪上，不信壶中别有天。”(67)小说第五回故事发生在杭州，主人公为作者之友。第六回发生在杭州武林，第十二回在宁海海口与鄱阳湖口，第十三回在碧溪蚬湖（大致在太湖流域，其中有《山歌》云：“男慕仔个娇姿，女慕仔个才，郎才女貌，看来也勿用子个猜。阿呀，这个好良宵，莫教仔虚掷了，大家且紧搂深偎，不教仔闲。”）又道“此一节是耳闻的，再说个目击的。闽南有一山，名壶山，壶山之麓，村名山屏……”作者交代此回故事，“予与生寓相隔数武，偶过访，见其神气尽脱……尽以告予”，“此予目击者”(68)。可见，作者行迹，曾至福建。第十四回发生在江苏铜山与秦望山。秦望山，浙江有之，江苏亦有之。第十五回发生在金牛江螺滩，有民歌道：“哥爱仔槽儿，弟爱仔个窍，终朝去擦痒痒儿价消，忽价仔一朝失了那槽和窍，呵呀，硬得那骚根硬断子腰。”(69)这两首民歌，均是江浙一带语气。由此观之，“桃源醉花主人”应为江浙一带人，而非湖南桃源人。
小说家化名中的地名，可能是作者的祖籍，也可能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醉醒石》署名“东鲁古狂生”。“东鲁”或为其籍贯，或为其生活之地。小说中有不少江浙方言，且作品多写江浙一带，而少涉及山东，故可大致推断东鲁古狂生在江浙一带生活，东鲁或许是其祖籍。戴不凡《小说闻见录》据某些方音特点推断“或许是孔氏南宗的后人”。再如李渔，他是浙江兰溪人，但其交游活动主要集中在他移居杭州和南京之后。
小说家的自序与自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家的行迹。《三刻拍案惊奇》亦有梦觉道人之序，其序云：“游天台仙府，诣诸名胜，凭吊陈迹，愈觉山河变幻。今春卜室孤山之麓，时梅影横瘦，竹阴展新，斜阳映水，峰际流云。”结尾署名“孤山梦觉道人漫书”(70)。孤山位于杭州，梦觉道人“卜室孤山之麓”，显然至少曾在杭州长时间居住。《生绡剪》之“谷口生漫题于花幔楼中”，花幔楼是苏州书坊，谷口生亦当是苏州人或曾滞留于苏州。《欢喜冤家》的作者西湖渔隐主人自序署名“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山水邻”是明崇祯时钱塘人王元寿的室名，故“西湖渔隐”或为王元寿本人，或为与王元寿往来密切之人。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结尾署“自题于虎丘精舍”，《女才子书自叙》结尾署“漫题于泖上之蜃阁”，鸳湖为浙江嘉兴南湖，虎丘位于杭州，泖上位于上海松江，由此可见烟水散人主要行迹或小说出版时其地域流动所在。王寅《今古奇闻自序》云：“寅昔年藉书画糊口，浮海游日本国，搜罗古书中，偶得《今古奇闻新编》若干卷。”结尾署名“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甫识于春申江上”(71)。此自序交代了王寅获得该书的经过，也交代了他的活动轨迹。《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是“金陵万卷楼虚舟生镌”，亦伪托为李春芳作。李春芳序曰：“余偶过金陵，虚舟生为予道其事若此，欲付诸梓，而乞言于予。”结尾署“晋人羲斋李春芳书于万卷楼中”(72)，此序交代了虚舟生与李春芳的交往，亦说明了李春芳写序的缘由。
二、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地理分布的时代性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不是固定不变的。明末清初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至清代中后期，广东与四川、云南地区白话短篇小说大量增加。尤其是四川、云南地区，因为保持了宣讲圣谕的传统，出现了大批白话短篇小说。
嘉靖万历时期，有白话短篇小说16部，小说家15人，小说以公案为主，小说家主要集中在江浙及福建一带。其中，福建2人，江苏4人，浙江3人，籍贯不详者5人。
天启崇祯到雍正时期，有白话短篇小说及选本68部，小说家51人，小说家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其中，江苏16人，浙江11人，作者不详及地址不详的20人，福建1人。小说以世情为主，小说选本逐渐增多。
乾隆及以后，白话短篇小说数量急剧下降，但小说家的地理分布却更广。江浙一带小说创作不多，小说选本却有好几部。广东地区，出现了《俗话倾谈》《谏果回甘》《鬼神传》三部白话短篇小说。西南地区，据笔者目前所见，四川地区40余部，云南5部，贵州1部。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自嘉靖以后大兴，福建书坊功劳不小。明初至正统年间，“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73)，“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74)。嘉万之时，福建书坊如林，余象斗、熊大木既是书坊主，也是小说家，他们的小说编撰具有引导意义。尤其是余象斗编撰公案小说后，引发公案小说编辑热潮。福建毗邻浙江，建宁府地处福建北大门，北与浙江勾通。公案小说畅销，也吸引了浙江书坊主。
明代万历以后，建阳坊刻衰落，刊刻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古今小说》《警世通言》乃因为商家请求而作，出版后非常畅销，“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75)，“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76)。冯梦龙编撰“三言”起到典范作用，受他影响，一些短篇白话小说相继出现。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说其“二拍”就是受到“三言”影响：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77)
“三言”以其典范性受到读者追捧，也为其他文人仿效。他们亦从前代故事中寻找材料，加以编辑。凌濛初即是如此。《拍案惊奇》的成功，令他继续了《二刻拍案惊奇》的编撰与创作。《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道：
（《拍案惊奇》出书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78)
冯梦龙、凌濛初的成功吸引了晚明其他文人。此后，《型世言》《西湖二集》《欢喜冤家》《石点头》等一大批白话短篇小说开始出现。万历以后，江浙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印刷业发展迅猛，且文人汇集，闲暇阶层人数增多，交通方便，这些都刺激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清代中期，由于清政府的禁毁淫书等政策，江浙二地白话短篇小说深受其害，小说作者人数寥寥无几，小说选本也只有影响力不大的几部。广东地区，在明末迎来第四次人口迁移，但清前期受“禁海令”“迁界令”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到清中后期由于政府政策的调整，经济开始恢复，鸦片战争以后，成为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与此相应的，便是书院繁荣，刻书业的兴盛。“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79)清末，宣讲圣谕小说《俗话清谈》的出现，亦与此相关。
四川的刻书业自乾隆开始发展起来，“通俗小说的发展对于印刷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倘若印刷业尚未发展、普及到一定的水平，或者出版界对于刊印通俗小说尚无较浓厚的兴趣，那么通俗小说的处境就必定是十分困难的”(80)。四川地区是清代乾隆以后又一重要小说刊刻地，据统计，清代乾隆以后四川地区共有小说书坊22家，刊刻小说共计41个版本，主要是历史演义类小说，且翻刻本居多(81)。但是，因为圣谕宣讲的盛行，四川地区出现圣谕相关的白话短篇小说多达38部，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只有《跻春台》，其他白话短篇小说《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辅化篇》《大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济险舟》《孝逆报》《保命金丹》等，都与《跻春台》类似。在云南，亦发现不少以宣讲圣谕为主题的白话短篇小说，如《千秋宝鉴》《辅世宝训》《省惺集》等。其出版地，多为当地的善堂。
图1—4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分布热力图
三、与文言小说及中长篇通俗小说作者地理分布之比较
依据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及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书，明清文言小说作者以江苏、浙江二省最多，安徽、福建、江西的文言小说家增多，这些地区成为继江浙之后文言小说作者分布较为集中之地。北方再次出现了文言小说作者，一些偏远之地如云南、广西、贵州、满洲、甘肃、海南亦有文言小说作者出现。与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作者相比，文言小说作者分布更广泛。清代，可知名姓的白话短篇小说作者减少，而文言小说作者更多，在地理分布上，北方文言小说家增多，白话短篇小说家却几乎没有。
明清中长篇通俗小说作者集中在江浙二省，其他各地也有分布。如山西（罗贯中《三国演义》）、陕西（罗懋登《西洋记》）、广东（少植《昙花偶见传》）、四川（“西蜀酉阳野史编次”《三国志后传》）、北京（曹雪芹《红楼梦》）、江西（“吉水邹元标编订”《岳武穆精忠传》）、湖北（“景陵钟惺敬父编辑”《有夏志传》《有商志传》）、河南（“荥阳清溪道人”《扫魅敦伦东度记》，李绿园《歧路灯》）等。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统计，明代籍贯可考的白话长篇小说作者共64位，依次为：南直18人、浙江17人、福建12人、江西7人、山西2人、陕西2人、山东2人，湖广、河南、北京、四川均为1人。南方六省49人，占总数的76.6%，北方五省15人，占总数的23.4%，仅南直隶与浙江省二省的小说作家就有35人，占总数的54.6%(82)。这些只是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作者分布，白话短篇小说并无籍贯属于江西、北京、山西、陕西的作者。
各种数据表明，与明清文言小说及白话中长篇小说对比，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分布相对集中，范围也更狭窄。其原因在于，文言小说是文人的文学，其作者及读者均是文人，作品生产之后，不必面对广大的市民，不必考虑小说的销路，即便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亦可独立创作。白话中长篇虽然有说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一种文人才学的显现，如《镜花缘》《红楼梦》等，其间亦有发愤抒情，或寄托寓意，相对白话短篇小说，其文人化色彩相对浓郁一些。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更多是“话本”或“拟话本”，商业需求相对浓厚。清中期初，白话短篇逐渐朝着中篇发展，最终导致它的衰落(83)；清中后期以宣讲圣谕为主的“劝善小说”并不追求经济效益，小说作者（或宣讲者）更关注落后区域民众的道德教化，但由于涉及到刻书，人员比较集中且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刻书更容易，四川与广东恰好符合这一点，故此成为以宣讲圣谕为目的的白话短篇小说流布的区域。
表1—3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情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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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桂生《话本叙录》认为虚舟生当为莫是龙（字云卿，号虚舟子）。李春芳，明扬州兴化（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任朝廷多职。在该书《序》云：“余偶过金陵，虚舟生为予道其事若此，欲付诸梓，而乞言于予。余亦建言得罪者，忽有感于中，因喜为之序。”（第431—432页）陈桂生认为是托名自高身价。
②见刘楷锋《张应俞籍贯建阳考》，《武夷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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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醉西湖心月主人的“西湖”作家身份，可以参见郭敏《晚明“西湖”作家群拟话本小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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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黄强、王玉超《〈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为袁黄所作考》，《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②文革红《清代通俗小说编辑家步月主人考略》（《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指出，署名“步月主人”的有17部小说，刊刻地有苏州、福建、广东、长沙等，“步月主人”最早应该出现在苏州，其他地方署名“步月主人”，只不过是促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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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书题“五一居主人编”、“雷湖梦史校”。“雷湖”，即“雷池”，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即大雷水。在今湖北黄梅县和安徽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一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71页）《汉语大词典》云：“水名。其源叫大雷水。自今湖北省黄梅县界东流，经今安徽省宿松县至望江县东南，积而成池，称为‘雷池’。”（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678页）
②即浙江嘉兴南湖，由鸳湖烟水散人与《后七国演义》之“古吴烟水散人演辑”比照亦可见，“鸳湖”在“古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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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博古斋评点小说警世奇观》十八帙。”其后补充：清叶岑翁辑。“古闽龙钟道人汇辑”，“豫金呵呵主人校阅”，卷首自序署“龙钟道人”（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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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照世杯》为“酌玄亭主人编次”，“吴山谐野道人”为之作序，王定璋《光明洞达烛照幽微——〈照世杯〉的文化价值》（《文史杂志》，1997年第4期）指出，吴山谐野道人也就是作者“酌元亭主人”，那么，该书作者即为吴山人。
②云阳，春秋时吴地，即今江苏丹阳。《清一统志•镇江府》谓丹阳县为“战国楚云阳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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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玉山，即昆山。自怡轩主人《序》云：“草亭老人家于玉山之阳，读书识道理……”（〔清〕草亭老人编：《娱目醒心编》，汪原放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原《序》第1页。）
②《醒梦骈言》的作者有争议。徐文军《守朴翁是不是蒲松龄？——〈醒梦骈言〉作者初探》（《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4期）认为，该书作者为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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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冶：今福建福州。《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第2979页）
②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指出，“清无名氏撰，作者广东人”，小说故事也多发生在广东（第121页）。
③以《跻春台》为代表的清末“宣讲圣谕”的小说，其“案证”多讲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虽然有些涉及公案，但小说的主旨不在于此。蔡国梁《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将《跻春台》归之于“公案既世情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其归于“世情”，似乎更为合理。
④汪燕岗：《清代川刻宣讲小说集刍议——兼述新见三种小说集残卷》（《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介绍了《孝逆报》《保命金丹》《阴阳普度》三种川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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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扉页署“乐至松茂山房发刻”。
②扉页署“简州夏月亭捐刊”。
③竺青：《稀见清末白话小说集残卷考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④竺青：《稀见清代白话小说集残卷五种述略》指出，《辅化篇》《大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济险舟》与《跻春台》《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属同类作品，即川刻白话短篇小说。
⑤“平羌”乃清四川嘉定府乐山县，今为四川省乐山市。
⑥该书现存卷一、卷二，卷一前面几页残破厉害，“清刻本光绪丙午”，笔者收存。
⑦汪燕岗：《论清代圣谕宣讲与白话宣讲小说——以四川地区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指出，《挽心救世录》《万善归一》《阴阳宝律》《解倒悬》《觉无觉》《惩劝录》等，属于四川地区白话宣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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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地震雷》开头云“本朝光绪年间南部县”，可知成书于清光绪年间。
②该书卷三下署“川北乐至县松茂斋梓”，http://www.kongfz.cn/2725214/pic/.
③《同登道岸》，现存卷二、三、四。笔者收藏。卷二、卷三最后一页，右写“案证”，左下署：“版存广安州长生寨”。故事以四川为多，且以四川方言叙事，与《跻春台》类似。
④《保命金丹》现存卷一、二、四，不署撰人，笔者收藏。据故事发生地及语言，属于清末四川小说。
⑤《浪里生舟》现存卷一、二、三。笔者收藏。卷一目录存三页，正文1—90页，卷二1—100页，卷三前后缺页，残本。卷二署名“石照云霞子编辑，自省子校订”。“石照”在现在重庆市合川。
⑥《节义全》开篇称“本省涪州城”，而涪州清代属四川重庆府，可断定本书亦为川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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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南镜》，右署“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岁新镌”，左署“板存广安长生寨”，小说结尾署名：“广安贡生李义峰 广安职员王宝三捐赀合刻”，“广安增生李维周编辑校阅”。笔者收藏。
②扉页下署“前任青神县训导贯卿周先甲序于鹿头关”。
③此为孔夫子网“于头的书摊”拍卖《福缘善果》所照图片首页所注。见：ttp://www.kongfz.cn/3342788/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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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部泰记《〈聊斋〉故事在“宣讲圣谕”》（《蒲松龄研究》，2016年第3期）对《宣讲醒世编》《万选青钱》《宣讲宝铭》等有介绍。
②书籍扉页有“版存苍邑”字样，其序署名为“高坪柄山梦觉子自序”。书多西南官话，“苍邑”即苍溪（见http://www.kongfz.cn/29641433/pic/）。光绪九年重刊《法戒录》有《重刻法戒、闺阁二录序》，云：“夫法戒、闺阁二录，肇始于西蜀善士，参订于砖坪信人金诚信士”（见http://www.kongfz.cn/3549626/）。同治十一年刊本序亦有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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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部泰记《起源于四川的宣讲集之编纂——从方言语汇看宣讲集的编纂地》（山口大学《亚细亚的历史与文化》第九辑，2005年3月）所介绍的大量使用西南官话的宣讲小说，有《宣讲集要》《宣讲金针》《缓步云梯集》《宣讲汇编》《宣讲珠玑》《宣讲回天》等。
②龙溪有几个地方，重庆亦有之。阿部泰记《〈聊斋〉故事在“宣讲圣谕”》未言该作者籍贯。王宝红《清末拟话本小说〈缓步云梯集〉中的方言俗语初探》（《钦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指出，该小说保存了大量四川方言，作者应该是江北龙溪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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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孝遇仙连》中有“光绪二十三年”之句，可断定该书成于光绪二十三年之后。
②此书不同于晚明天然痴叟拟话本小说《石点头》，而是圣谕宣讲小说，笔者存卷一、卷三。
第三节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读者的地理分布
古代文人创作，有欲立言不朽者，也有自娱娱人者，还有传播思想教化民众者。这三种情况，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作品孤芳自赏、放于斗室之中。小说家有以“小说以干县令”的，也有将其视为补史的一部分的，还有宣传佛教道教的辅道目的的。自宋以后的劝诫需要、商品经济发达以后的商业目的等，更是决定了小说的“直面大众”性。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明确地说道：“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85)小说家的创作就是直面读者，当其作品出来以后，接受者作用非常大。白话短篇小说的商业需求决定了小说的市场的城市定位。虽然小说读者很难确定，这给研究带来一定的麻烦，但从有关禁毁小说的相关材料、小说的评点者、小说的选编、刊刻等情况，可以大致看出读者的地域性。
一、从禁毁小说的相关材料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读者的地域性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没有被禁毁。到了清代，相关的禁令不断出现。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苏巡抚汤斌下达了《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严禁江苏书坊编次、刊刻、发卖各种宣淫诲诈、伤败风俗的书籍，但此次没有列举出具体小说篇目。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刑科给事中刘楷启奏：“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86)刘楷提出包括一百五十余种小说的书单尚未找到，但被禁毁的小说性质，大致属于世情小说一类。这些措施之下，仍有不少通俗小说存在。康熙五十三年（1713）四月，再下禁书诏令：“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87)乾隆三年（1738）再次禁淫词小说，刑部议覆广韶学政王丕烈奏禁淫词小说，亦未见白话短篇小说书目。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申请禁书的官员，均与江苏有关，他们奏请禁毁的书籍，都在自己辖区有广泛读者。
康熙年间，首先遭禁的书籍是李渔的《无声戏》。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刊发《违碍书籍目录》中有《五色石》《八洞天》。虽然经过多次禁毁，仍有很多白话小说在民间流行。道光十七年（1837）《禁苏州刊行淫书小说》称：“据吴县侯廪生陈龙甲等禀称，窃淫书坏人心术，久干例禁，生等赴试金陵，见书铺中各种淫书，业经出价购取，板本销毁，并请江宁府沈出示刊碑严禁。兹复以苏地各书肆，及赁书铺中，淫书亦复不少，种种名目不一，秽亵异常，射利者辗转流传，坏人心术，莫此为甚。”(88)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江苏按察使裕谦发布告禁毁小说，道：“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卖，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炫人心目……乃苏郡如阊门桃花坞及虎邱山门内等处，耳目昭著之地，公然悬挂售卖。”(89)所开“计毁淫书目单”列115种，其中有白话短篇小说11部，它们分别是《载花船》《贪欢报》（又名《欢喜冤家》）、《一片情》、《十二楼》、《八段锦》、《拍案惊奇》、《弁而钗》、《锦绣衣》、《宜春香质》、《今古奇观》、《石点头》。这些被禁的小说，在《劝毁淫书征信录》之《禁毁书目》中再次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员仿效江苏的做法，设公局收缴淫词小说，开列《应禁各种书目》凡120种，上述书目榜上有名。到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计开应禁书目121种，“计毁淫书目单”中的短篇小说列入其中，只不过增加了《龙图公案》。同治十年（1871）六月丁卯，因御史刘瑞棋奏请销毁小说书板，再颁小说禁令。相同的书籍在不同时代被江浙地方官反复禁止，不能不说这些书籍在江浙有广泛的市场。现在，李时人《中国禁毁小说大全》中白话短篇小说，全同于上述书目，其《禁毁小说夜谭》增加了《僧尼孽海》《龙阳逸史》《十二笑》《无声戏》《五色石》《八洞天》。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所出版的白话短篇小说，又添加了《别本二刻拍案惊奇》《雨花香》《通天乐》《阴阳显报鬼神全传》《跻春台》《觉世雅言》《再团圆》《贪欣误》。除了《跻春台》属于四川地区，其他小说皆在江浙一带流行。
二、从小说刊刻地看读者的地域性
小说传播对书坊的依赖远远强于抒情文学。“通俗小说的发展对于印刷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倘若印刷业尚未发展、普及到一定的水平，或者出版界对于刊印通俗小说尚无较浓厚的兴趣，那么通俗小说的处境就必定是十分困难的。”(90)明代刊刻中心集中在东部地区，南京、杭州、建阳就是明代三大刊刻中心，也是小说的主要刊刻中心。据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统计，在“三言二拍”中，可知其刻印地点的有14种，其中刻印于苏州的共有11种，占总数的79%。三言二拍的14种选本中，可知初刻本编印地点的有7种，其中，编印于苏州的1种，编印于福建、上海的各2种，编印于杭州、成都的各1种，总体而言，还是以江浙及周边地区为主。在改编者籍贯可考的59人中，江苏籍作家26人，占总数的44%，浙江籍贯的作家14人，占总数的23%，上海4人，安徽4人，江西2人，江浙沿海一带作家是改编的主流军。由此可见，“三言二拍”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91)。明清刊刻小说的书坊，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是江浙地区禁毁淫书运动风行的主要原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92)。据统计，明代建阳小说刊刻55种，江浙51种，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逐渐由福建向江浙一带转移(93)。明代苏州有15家出版者刊刻了通俗小说，总数达到22种(94)，刊刻的短篇小说有金阊叶敬池刊《石点头》《醒世恒言》，天许斋刊《古今小说》，金阊存仁堂陈怀轩万历年间刊《杜骗新书》，金阊尚友堂刊《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宝翰楼刊《今古奇观》，叶敬溪刊《醒世恒言》等，其中，《石点头》《醒世恒言》有3家刊刻。明代杭州书坊9家，刊刻小说14种，所刊刻的短篇小说集有洪楩清平山堂的《六十家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陆云龙峥霄馆的《清夜钟》《型世言》，笔耕山房的《宜春香质》《弁而钗》，心远主人的《二刻醒世恒言》等。明代金陵书坊有九十三家，其中有十余家刊刻过通俗小说，所刊刻的短篇小说集则有金陵兼善堂的《警世通言》，万卷楼的《百家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三多堂的《古今列女传演义》等。
清代，通俗小说刊刻重心完全转移到江浙。苏州地区有出版者52家，杭州地区有32家，金陵有16家，湖州5家，扬州、绍兴、常州分别有3家，嘉兴有2家，其他省共有13家(95)，江浙书坊所占比例达到90%。白话短篇小说的刊刻中，苏州地区书坊14家，刊刻小说14种，如花幔楼《生绡剪》、山水邻《欢喜冤家》、墨憨斋《十二笑》、三近堂《无声戏合选》、东吴赤绿山房《双剑雪》等；南京书坊7家，刊刻11种，如万卷楼《警悟钟》、金陵王衙《西湖佳话》、白下翼圣斋《禅真逸史》等；扬州刊刻则有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清代浙江刻书丰富，刊刻短篇小说的书坊21家，刊刻小说32种，如瀚海楼《今古奇观》《豆棚闲话》，消闲居《拍案惊奇》《十二楼》，武林三益堂《西湖佳话》，湖州好德堂《一片情》等。归纳之，整个明清时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刊刻，江苏书坊35家37种，其中世情小说22种。出版的书名页上，往往冠有“金阊”“吴郡”“姑苏”“阊门”“苏城”“吴门”等字样。浙江书坊23家33种，除了一部《龙图公案》，其余全是世情小说。汤斌《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载：“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96)为了促进销售，“江南士大夫文人的园林景致常常出现在通俗小说版画中。版画中的庭院环境多以园林式的曲房幽厅、亭台楼阁、栏楯台砌、小桥流水、假山异石、茂林修竹、梅兰芭蕉、仙鹤梅花鹿为主，均刻画精致”(97)。小说内容之淫，图画之精致，自然吸引广大读者，也无怪乎朝廷及江浙官员对江浙实施禁书政策，尤其是对淫书小说极为关注了。
清代后期，四川地区的刻书增多，成都、重庆、绵竹、岳池是四川四大刊刻中心，刊刻过不少话本小说，如成都藜照书屋的《今古奇观》、守经堂的《删定二奇合传》、松茂山房的《救生船》、古渝宏道堂的《孝逆报》、叙府竹春堂的《石点头》、遂宁经文堂的《龙图公案》等，在乐山、合川、平武等地，亦有四川方言白话小说出版。据现有资料统计，成都共有书坊15家，刊刻通俗小说版本28种；重庆有书坊9家，刊刻通俗小说15个版本；绵竹有书坊3家，刊刻通俗小说3个版本；其余各地（包括书坊地点不清的）共有书坊10家，刊刻版本25种(98)。在四川地区刊刻的白话短篇小说不下于40部。
清代广东地区刊刻业也甚为繁荣。清代广州著名的文化街加前后可考的书坊有70余家(99)，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广州和佛山两地可考的书坊有近三十余家。又据罗志欢《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人刻书简述》(100)与仲宽《清代广州坊刻及私人刻书拾萃》(101)，广州书坊超过30家，佛山书坊业最发达时期也有近二十家书坊，著名书坊有佛山近文堂、羊城长庆堂、羊城丹桂堂、粤东拾芥园、醉经堂、省城丹柱堂、五桂堂、文道堂等。其中，广州地区小说书坊共29家，刊刻小说107个版本(102)，长庆堂、成文堂、丹桂堂等都曾刊刻过小说，《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有“省城富经堂藏板”，《俗话倾谈》《俗话倾谈二集》有“省城学院前华玉堂藏板”，“羊城聚升堂”曾刻《警世选言集》。
读者与销售、刊刻地的关系分两种，一是刊刻地在读者集中地区，二是刊刻地不在读者集中区，书坊主将小说刊刻后，或自己或通过中间商人运到读者中心区。显然，第一种情况更经济适用。书坊主刊刻小说，主要是为“射利”计，市场需求是其关注的首要。购买者的人数、身份、兴趣爱好、购买能力等都很重要。据毛庆臻《一亭杂记》载：“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大夫爱玩鼓掌。”(103)所以，“购买小说文本的直接读者，因受高售价的限制，人数有限……主要集中在商贾（包括其子弟）、官宦子弟、富家子弟及部分家境较为殷实的知识分子（包括低级官员、科举考生、退隐官宦等）等类人物身上；在地域上，则集中于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104)。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经济领先于全国，伴随着城市的繁荣，是消费的繁荣，闲暇阶层人数的增多。当小说购买或租赁者增多，小说市场也就随之繁荣起来。所以，以苏杭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是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地区，也是读者集中区。
以劝善为主的圣谕宣讲小说多为“行善”而免费发行，寺庙、道观及善堂是刊刻、保留善书的主要场所。如光绪六年重镌的《大愿船》，左栏题“善堂版藏”。其序中有“幸有柳溪刘子崇善等，欲济人而化世”句，可见刻书过程中捐款人及其地域。序后有《总发纲领》阐明《大愿船》《脱苦海》《上天梯》均为“募化刊刻”，书后有捐刻之人的姓名。光绪丙午年《萃美集》之《序》其中言“简邑好善诸公”搜罗古今果报，撰案证劝人。结尾云：“光绪丙午年冬月上浣岳邑，吴永清捐。”道光间小说《指迷归正》云：“善信杨吉照男杨星权、杨星枢。梓人杨星柄敬刊。版存永北清驿，若有愿印送，自备纸烟，不取板资。”(105)《惊人炮》“乐邑松茂山房”本为“东海德慧子捐赀”。光绪九年《闺阁十二段锦》题目辞有云“是编为安邑彭梧轩先生所订”。宣统元年《节孝格天》为“南阳众善信捐刻”，《孝逆报》序言及赵氏、补超氏捐钱刻书。《指南镜》结尾署名“广安贡生李义峰广安职员王宝三捐赀合刻”。《孝逆现报》有《募起前蒙》，言各善士捐资刻书。善书捐资者，大部分是本地有一定财力之人。《千秋宝鉴》最后有捐刻书者姓名。善书的捐资者，亦是善书的接受者与传播者。
善书所标示的刻书之地多为善堂。《大愿船》有“同善会善成堂版藏”，“善堂版藏”，“版存至善堂”。同治壬申年《救生船》下注有崇善坛、慕善坛、种善坛原本，会仙堂存本。还有刊刻《千秋宝鉴》的“悔过堂刊”，刊刻《辅世宝训》的“蒙阳辅世坛”，刊刻《福海无边》的四川绥定府“聚善堂”等。也有书坊刊刻善书的，如《惊人炮》就有“版存成都省四马路民众书局”本，“铜邑成文堂”本，“东海德慧子捐赀”的“乐邑松茂山房”本。有时，一种善书流传并不只限于一地。如《宣讲拾遗》版本甚多，足见其地域之广。相对于以经济为目的的话本与拟话本，白话宣讲小说的出版对经济发展程度要求不高，在经济落后地区亦可发行。西南地区的劝善小说刊刻地，并不都是在省城。劝善小说的接受者，也不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城市、乡村皆有。此或为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而又逐渐纳入“内地化”的西南地区的广大乡村，以宣传圣谕为主旨的劝善小说流行的重要原因。
小说的刊刻，一定有其目的。话本小说与宣讲小说最直接的目的是给人看或讲给人听，进而实现经世之用或教化之功。明清两朝，西部地区所刊刻的话本小说屈指可数：《今古奇观》（道光九年、道光十四年四川遂宁经文堂，道光二十三年、光绪七年成都黎照楼刊刻）、《删定二奇合传》（咸丰十一年成都守经堂、光绪四年重庆二圣会刊刻）、《石点头》（四川宜宾经文堂在道光年间有四次刊刻）、《龙图公案》（四川遂宁经文堂与成都黎照楼分别于嘉庆十三年、咸丰十一年刊刻）。东部地区宣讲小说的刊刻地主要是在上海，刊刻作品以《宣讲拾遗》与《宣讲大全》为主。话本小说与宣讲小说传播的地域特点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读者的地域性。民众的需求是多样的，娱乐性质的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以劝善教化为主的善书小说（即宣讲小说）东西部都有。总体上，以民众爱恨情仇为主要题材的话本小说的刊刻地是西部城市及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市镇，以“圣谕十六条”规定的道德伦理为主的宣讲小说的刊刻地则集中在乡村善堂。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的传播。“不同地域的读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不一样，所携带的地理基因不一样，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就会有地区差异。”(106)地形、地势、交通、人口密度、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劳作时间等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条件，都是书籍刊刻种类及刊刻地选择的重要参照。
三、序跋者、评点者、校正者的地域性
小说的序跋者与评点者，乃至校正（订）者，是特殊的读者群。“小说评点是晚明以来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形态，也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107)，“评点本来是为阅读理解而创造的批评形式”(108)，小说出版后，往往有读者对其进行序跋或评点。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小说家为了小说的畅销而有意冒名或请人写序跋或评点，二是作者的朋友以序跋、评点为小说捧场，三是作为小说文本的知音人，心有所想而评点。为了商业目的而请人评点小说（有些是假托他人或化名而实为自评），则所请者应为作者所认识。至于新书刊出，亲朋故旧或其他喜爱之人为之作序或评点者不在少数。以劝善为目的的圣谕宣讲小说之序跋，往往假托神灵降临，署名处却也点明降临之地。
明清时期是小说评点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评点者对小说的评点较为广泛。以书坊主身份评点小说者，有杭州书坊主爽阁主人夏履先，翠娱阁主人陆云龙，苏州刻书家袁无涯，福建刻书家余象斗，芥子园的李渔等。在商品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序跋与小说评点成为书商牟利的一种方式。为了书籍畅销，书商常托名当时著名的文人评点、写序。天许斋所刊的《古今小说》在识语中就大肆宣传：“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显然，这是以作者为“名人”扩大小说影响力。至于评点者假托的名人就更多了，李贽、陈继儒、汤显祖、徐渭、冯梦龙、钟惺等人都常被假托。被托名评点之人都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大儒。盛于斯指出：“余最恨今世龌龊竖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将自家土苴粪壤，辄托一二名公以行世。而读者又矮人观场，见某老先生名讳，不问好歹，即捧讽之。”(109)李贽，福建泉州人，其思想在江浙一带影响深远，“（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110)。徐渭，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冯梦龙，南直隶苏州府吴县长洲人，编撰过很多小说，是“吴下三冯”之一。陈继儒，松江华亭人，隐居小昆山，后居东佘山。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以这些人在江浙的闻名程度及影响力，促进书籍的传播，是书坊主常做的事。以李贽为例，“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第寝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111)，“时尚批点，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且或称卓吾，或称中郎，无论真伪，反惑人真解”(112)。《世说新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都有托名为李贽评点的情况。在假托名人的评点的情况下，不能将被假托的名人的籍贯，视为评点者的真实籍贯。
从地域角度考察，小说序跋与评点有以下特点（由于“自序”者就是创作者，因此不归于评点者之中）：
1，小说序跋或评点者署名及内容没有任何地点暗示。
小说序跋者在序跋或评点中对该书主旨、作品特点、作者情感予以说明，或署名中点出自己兴趣爱好，但无任何地点暗示。如“梦闲子”之《古今传奇序》，“天空啸鹤漫题”之《豆棚闲话叙》，“素星道人”评《载花船》等，“伪斋主人漫题”之《无声戏序》，署名为“且笑广芙蓉僻者评”“般若天不不山人参”所评的《宜春香质》等。署名与序跋、评点内容，都没有地名，这类读者的姓名、地域令人费心费力考证。一些圣谕宣讲小说假托神灵降著，如《阴律救生船》的“大成义圣关帝序”，同治年间《救生船》的“大成义圣关帝序”，《阴阳宝律》首有“白云大仙降”等。有的善书是扶鸾之作，扶鸾者的署名也是如此。《辅世宝训》，其下注曰：“竭诚子校，明心子扶，维世子恭缮。”这些校对者或扶鸾者都是化名，最多从善书的版藏地及善书传播的特殊性推测他们大致的地域情况。
2，在署名中点出序跋者或评点者的地理身份(113)。
少数序跋或评点者署名真实，他们在自己署名前加上地名，如《雨花香序》署名“文林郎内阁中书改授扬州府江都县儒学教谕兼训导事年家眷弟袁载锡拜题”，《题女才子序》署名为“华亭通家弟钟斐题”，这类评点者的地理身份，与小说作者之关系十分明确。《龙图公案叙》署名为“孝冈李西桥题”。《照胆台》“序”后落款曰“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孟春月岳邑廪膳生祝珊张籍题于培文书房”。《脱苦海序》结尾署“同治癸酉岁南吕卯木山人题于果城之柳溪书屋”。这类评点虽不详评点者与作者的关系，但其地理身份十分明显。
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者署名前加地域一样，序跋者与评点者亦然。从其所署，大致可以断定他们的地理身份或地域流动情况。“广陵琢月山人校阅”（《警寤钟》）、“圣水艾衲居士漫定”（《跨天虹》）、“江东老蟫跋”（《京本通俗小说》《醉醒石》）、“豫章无碍居士题”（《警世通言》）、“武林抱膝老人
谟甫评”（《西湖二集》）等署名中的地名，要么是作者籍贯，要么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姑苏”“广陵”“江东”“武林”“华亭”“吴门”“金陵”“古吴”“镜湖”“孤山”等所署地名来看，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序跋或评点者以江浙为多，这与小说出版地几乎一致。
书坊主为了小说销路，或者请人评点，或者为节省人力物力，就请书坊“工作人员”评点，如此一来，会出现一书有多个评点者，部分评点者署名也会体现出其地域特征。《鼓掌绝尘》的评点者颇多，有“赤城临海逸叟”“永兴清心居士”“钱塘百拙生”“钱塘椅椅主人”“钱塘伯益居士”。由此可知，评点者有钱塘人，或“临海”而居者。《型世言》四十回，评者有“盐官木强人”“海昌草莽臣”“三吴至性人”“燕市酒徒”“秦淮女中丈夫”“罗刹狂人”“盐官草莽臣”“鲁国奇男子”“武林解诗媪”“匡庐石隐”“颖水赤憨”“锦江浣花人”“闽海奇人”“君山老人”“江右明眼人”“濮阳仙吏”“吴淞仙吏”“五羊黄须儿”“海昌烟波叟”“吴兴逃名客”“八桂说鬼君”“江海迂儒”“毗陵逸老”“彭城髯奴”“吴淞浪迹翁”“河西衣葛佣”“荆国研田农”等。这些评点者来自各地，从燕市到海昌，从河西到闽海，东南西北无不具备。评点者27人中，带有江浙地名的9人（秦淮、颖水(114)、吴淞、毗陵、彭城、吴兴、三吴、武林），带有福建地名的5人（盐官、海昌、闽海），带有江西地名的2人（匡庐、江右），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评点者共16人，约占总数的59%。至于“江海迂儒”之“江海”应不是表达浪迹江湖之意，而是与“江海”相关，想来也大致是江浙一带。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署名的评点人，大部分都是陆云龙的化身，或者自己的号(115)。古人十分重视自己的籍贯或郡望，虽然他可以化名为多个人物，但都在前面冠上不同地域的地名的情况实为少见，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这些人大部分是陆云龙的化身，因为他这么做，实在有些难以解释。所以，笔者更愿意理解为陆云龙作为书坊主，书坊中有不少来自各地的下层文人，或者认识不少各地的下层文人。这些评点，是书坊主及评点者在共同经济利益追求下，合谋对书籍评点的结果。
3，小说序跋中出现地名标示序跋者经历之地。
有时，即便序跋署名不真实，但却署上作序跋时所在地，或者在序跋中点明曾到过某地，如“庚辰秋仲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叙》），“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言静楼”（《遍地金序》）。“磊道人”“哈哈道士”籍贯不详，但“撰于西子湖之萍席”与“题于三台山之言静楼”，至少透露出他们在小说刊刻时居住地，或在何地接触到该种小说。
也有在序跋内容与结尾都点明地址的。醉犀生《古今奇闻序》云：“今夏薄游海上，晤燕北耕余主人，以重编《古今奇闻》一书出示……”结尾署名为“光绪辛卯中秋，虎林醉犀生挥汗书于歇浦读画楼”(116)；谐道人《照世杯序》道：“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结尾署名“吴山谐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117)。二书序跋内容与署名双重证明写序跋的地点。钟斐《题女才子序》道：“及己亥春，随风而抵秀州，泊于城南湖畔，即范大夫载西施处也。”(118)秀州，即嘉兴，序中透露出序跋者与作者的关系，以及初见《女才子书》之处。部分白话圣谕宣讲小说的序跋中，也可见作序者行迹。《孝逆报》卷一前有“与善子罗素”之序，言：“客岁辛卯仲冬，遇进洪邑高庙场，收善书功德。”可见罗素曾至“洪邑高庙”。假若神灵降临为序，在其结尾也会交代降临之地。《挽心救世录》次有云游仙李序，署“南阳郡了真沐手，光绪庚寅年仲冬月中浣”。神灵降临之地，应为作序者所在地域或行迹所至之地。
小说评点者的评点口吻，有时也会无意识地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月邻主人评《女才子书》第二篇《杨碧秋》曰：“越地固多名姝，而贞烈罕著。如我西家施，亡吴霸越，复为范大夫载去。其色固美，其操可知。”(119)说话语气似为越人口吻。又评第五篇《张畹香》评曰：“予家泖上，被□焚掠殆尽。每夜栖踪露草，莫展一筹。今读《张畹香传》，智能逆料，胆足全身，岂徒贤淑二字足以定褒？直可谓之女侠耳。”(120)自称家在“泖上”，“泖上”与“苕上”相隔甚远，月邻主人可能曾经在“泖上”一带居住过，后来定居在湖州。《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对小说中结交朋友的议论，评者批道：“苏州人尤甚，可恨，可笑。”可见评者应对苏州人非常了解。《型世言》第十二回，王指挥道：“服侍有了采莲这丫头与勤儿这小厮，若没人作伴，我叫门前余姥姥进来陪你讲讲儿耍子，咱去不半年就回。”这一情节，眉批道：“忽作北音，入情入趣，看官勿得艸艸。”(121)评者“匡庐石隐”以“北音”二字称呼小说中人物口音，则其或生活在南方。《生绡剪》第十一回“我侬家婆一束假发拖了去”，眉批：“卖药的真正苏州人。”语气亦颇似苏州人。
4，不同区域读者对小说审美形态的影响。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刻书类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明末清初东部地区的拟话本小说与清中后期西部地区的宣讲小说上。两者出版的直接动因不同。拟话本小说虽然也有劝善意图，却主要出于利益驱动。因此，书坊是主要的出版地。西部宣讲小说着力于劝善，不取“资费”，善堂、宫观是重要刊刻地，其出版经费多为募捐而来。
明末清初东部地区的拟话本小说与清中后期西部地区的宣讲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因小说家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小说审美差异。拟话本小说的作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如意的文人，如凌濛初、冯梦龙、李渔、陆云龙、周清原等文学修养极高；而宣讲小说的作者，大部分不知其名姓，就所知者，多为西南本地人，文化水平不可与拟话本小说家比。因其如此，拟话本小说题材多样，才子佳人、英雄、历史、公案皆有之，人物形象丰满，情节曲折，艺术性高，融诗、词、民歌于其中。西部宣讲小说以宣传圣谕为主，更多关注故事的劝诫意味，在题材、人物形象刻画上比较粗糙，自然场景描写更是缺乏。同为劝善，拟话本小说讲究故事的曲折，讲究“奇”，甚至以“奇”命名，如《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小说注意将“醒心”与“娱目”相结合，大多时候，“娱目”占据了主导地位。故此，小说或言才子佳人，或言帝王将相，或言僧、道、儒，各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宣讲小说甚少在情节上夸饰，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宣统二年云南正心子出版的《采善集》凡例有说明：“劝善书原以情理为贵，所以奇奇怪怪以及头绪繁冗者概不采入，恐说理不明反乱人之听闻。即间有取者必反复辨明，使人知理有固然，不至妄加訾议。”(122)因致力于劝善，恐故事性太强而令人重故事反忘记故事背后的劝诫意图，有意忽视故事性，不惟是《采善集》，其他宣讲小说也大抵如此。
在形式上，拟话本小说的标题比较典雅，讲究对仗，如《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单个篇目是七言，两个相连的篇目形成对仗。《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这是单篇内的对仗。拟话本小说开篇诗词、篇中引用诗词，通常是“古典”的，有词、曲、赋，引用文人诗词的比例较大，这些引用的韵文，仍是“讲”的一部分，它们可以是对故事内容的概括，也可以是场景的描绘，人物心情的宣泄，说书人的议论。宣讲小说故事标题以三字、四字为多。小说讲述故事后，以“讴”“歌”等提示将进入唱词部分。唱词句式有五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十字句等，唱词有时整齐划一，有时不同句式的唱词组合在一起构成参差之美。其唱腔，因个人不同，所在地不同，故事不同，有所差异。《血河救母》佛引哭母一节是十字句，调子为三三四式。如《节孝全身》李氏哭亡夫一段，是两句五言与两句七言交替；在遇到猛虎时，李氏哭腔八字句较多，但调子却有三五式、四四式、五三式。有论者指出，四川善书表演较常见的是“‘哀思腔’‘车灯腔’‘佛歌腔’‘民歌腔’‘山歌腔’等。唱腔根据说唱的情景的不同而改变，这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紧密相连”(123)。故事中的唱词，“既不用于叙述故事情节，也不用于描绘景物场面，而是主要用于抒情，多半是在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急剧转折、陷入巨大不幸之际，由他们自己感叹身世，对天抒怀，或向有关亲人诉说苦衷”(124)。
再看文本结构。拟话本小说的结构大约有三个部分：入话、正话、结尾。入话部分的议论及头回就暗示了正话部分的主题。正话部分是对入话部分观点的故事敷衍。《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入话诗道：“犬马犹然知恋主，况于列在生人。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伤伦。能为义仆是良民，盛衰无改节，史册可传神。”后面徐老仆的故事就是对主仆关系的阐释，对义仆的表扬。结尾部分的诗亦是对人物品质的评价。宣讲小说在结构上与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类似，但却是赤裸裸的以故事为证。一般的模式是，小说先引诗，再发议论，接下来讲述故事，常见的引入语是：“位列宽坐，待吾说……与众一听”，“话说至此，引一案以证之”，“列位不信，听吾说一果报以证之”。故事讲完，结尾也有议论，常见的引入语是“从此案看来”。
当然，地域差异并不是导致这些区别的直接原因。但，自然地理及村落分布，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对创作者及接受者的影响，都对文本审美形态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考察拟话本小说与宣讲小说的文本差异，不能忽视地域因素。
考察读者的地理身份，不仅部分窥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小说传播的地域，发现不同地域读者对小说的接受情况，从而思考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状况对作品流布与接受的影响。
表1—4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刊刻地及评点者情况(125)
②刊刻时间尊重书籍本身所写，其格式不求统一。如原书中为“光绪癸巳年”，就不必改为“光绪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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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之“古今小说不分卷”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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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文革红：《江西小说刊刻地——“云林”考》，《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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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署“版存川北乐邑善书铺松茂山房”，http://shopimg.kongfz.com.cn/20090522/1078426/9948BFHG2n_b.jpg.
②扉页署“板存平邑上村庙明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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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节义全》开篇称“本省涪州城”，而涪州清代属四川重庆府。
②扉页署“鹿关敦孝堂诸子编辑校正”。
③扉页署“乐至松茂山房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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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书署有“四川夔州府云邑北岸路阳甲培贤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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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书不同于晚明天然痴叟拟话本小说《石点头》，而是圣谕宣讲小说，笔者存卷一、卷三。
②书署“聊邑乔保斋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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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署“版存成都省四马路民众书局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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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地理分布与理学地理分布
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题材以世情为主，即便有神怪题材，也主要融合在世情叙事中。宋元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白话短篇小说的生产、繁荣有莫大关系。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商品经济、理学的兴盛几乎同步。此问题似乎提醒研究者，小说的生产空间与理学空间并存，并非巧合。
一、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从刊刻（包括翻刻）地看，现存明刊本拟话本小说中，浙江23部，江苏24部，福建4部，江西1部，安徽1部。小说刊刻地，小说作者（或编者）籍贯，都以浙江杭州、江苏苏州为主，一些不署作者真实姓名的艳情小说，如《欢喜冤家》《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也多在苏杭刊刻。福建、江西、安徽等靠近苏杭的地区则数量很少。
东南之地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据统计，明代文人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五省一市共有文学家1055人，占明代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总数1342人的78.61%。其中，江浙二省文人又占上述五省一市总数的61.89%。清代文人中（截至1840年），这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271人，占清代全国著名文学家总数1744人的72.88%，其中江浙二省占上述五省一市的70.13%(126)。仅从明代考中进士的数额看，江苏以3667名位居首位，浙江以3391名位居第二位，次之是江西籍进士共2690名，福建籍进士共2192名，再次是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几省，其他直省则不逾千人(127)。
按照经济发展及科举比例所显示的文化教育状况来看，江浙两地出现众多白话短篇小说家理所当然。但有几个问题有待探究：
其一，虽然江西、安徽、福建三省经济相对落后，但教育并不落后，且都离江浙二省很近，其刻书亦很精良（如徽州刻书），但话本小说极少。
其二，福建在明万历、泰昌时期，通俗小说的刊刻最多，最繁盛。建阳书坊中，历史演义、神魔、公案题材最多，世情题材少，苏、杭书坊中世情题材增多。
其三，关于建阳书坊的衰落，一致的意见是明末清初当地兵灾严重，且顺康间多次禁小说。江浙也曾出现屠城情况，天灾也频频(128)，禁毁小说不分地域。但天启崇祯时，通俗小说刊刻中心转移到苏杭、南京一带。
其四，明嘉靖到万历前期，是福建书坊最为繁盛的时期，以建阳为中心的刻书区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众多通俗小说在此刊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宋中兴演义》《水浒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嘉靖万历时期，王阳明心学盛行(129)。万历泰昌时期，福建所刻通俗小说26种(130)，却没有一种情色小说。当其他地方大量刊印情色书籍以追求利润时，一向对市场把握准确，并以劣质刊刻来追求利润的福建刻书家并没有跟风而上。
解答上述问题，应从理学思想影响入手。有学者指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所以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131)此说乃为至论，可惜没有展开。明清理学的两大阵营在东南之地根基各有不同，对小说刻书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尤其对刻书种类与题材选择影响较为明显。
二、福建理学与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刊刻
福建理学以朱子学为主。朱熹生在新安，却在福建长大，是闽学开创者。朱子闽学提倡居敬穷理、反躬践行，推崇“四书”。他以讲学传道为己任，讲学时以经学义理教育为主，要求人们明人伦、晓义理。朱熹利用刻书，或宣传自己的学术著作及传播学术思想，或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教学用书(132)。朱熹门人也以福建籍为多，这些闽学者的后代多为刻书者。如建阳刻书家刘氏、魏氏、熊氏、黄氏、蔡氏、叶氏等，都是闽学者的后代，且闽学与书林人物之间也多存在错综复杂的姻戚关系(133)。建阳书坊林立，刻书丰富，刻录了不少理学著作。据林应麟《福建书业史》统计，福建官刻书籍407种，经部66种，占16%，史部70种，占17%，二者共占总数的33%(134)。在明代建宁府私刻书籍1603种，其中经部234种，占14.59%，史部295种，占18.4%，经史共占总数的33%。很多书坊往往同时兼刻通俗小说与科考书籍。如余氏书坊共刻书235种，其中经部40种，史部46种，小说38种；刘氏书坊刻书297种，其中经部32种，史部64种，小说13种(135)。总之，福建刻书很重视经史一类的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福建的广泛传播。
福建王学学者不多。黄宗羲《明儒学案》虽设《粤闽王门》，但言及闽之王学者只有马明衡、郑善夫。王学福建籍弟子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闽中学者中即使有个别来越师从阳明者，后来也大都转向了朱学”(136)。即便是马明衡、郑善夫，也没有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可以说，在明代福建地区，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阳明之学显得冷清。晚明福建的文化巨人谢肇淛（1567—1624）自二十七岁调任湖州司理，此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辗转做官。他与心学人物袁宏道等颇有交往，但对阳明心学却有所保留，认为“良知”“止修”之说只是拾人唾余，欺世盗名而已，对于信奉李贽学说之人，“甚恶之，不与通”，听闻李贽之死，其评价是“此亦近于人妖者矣”(137)。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杭州出现了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这其中，不乏世情题材，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风月相思》等。谢肇淛万历三十四年（1606）评《金瓶梅》(138)，1607、1608两年都待在福建老家(139)。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将此书交给书坊刻印——那时，正是福建书坊繁盛时期。与《金瓶梅》同时的，还有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1606年刊出的《玉娇李》(140)，万历三十八年（1610）《金瓶梅词话》在其他地区刊出。据嘉靖《建阳县志》载，当时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141)，书市盛况空前，与外界商贾往来甚为频繁。对于外界情况及需求，福建书坊主应有所了解。
明代福建刊刻的话本小说只有《熊龙峰小说四种》，四种小说中，《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均属于婚恋题材。建阳熊龙峰刊刻过的婚恋题材的作品还有《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142)。建阳刻书中双峰堂的《万锦情林》、世德堂的《绣谷春容》，所选内容有《钟情丽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娇红记》《吴生寻芳雅集》《三妙传》《刘熙寰觅莲记》等，属于世情乃至艳情题材。余象斗建阳书坊主所刻《万用正宗不求人》中设有“风月门”，录有很多情书套话和关于春药、房中术乃至其他风月知识。可见，建阳本小说并非不懂或不晓采用世情题材，更不是找不到新的题材，而是不愿意使用这些题材继续编撰话本小说。否则，以福建人之才华，以建阳书坊主之精明及职业敏感，书坊主集书坊、小说编写者于一身的便利及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他们编写、刊刻更多的话本小说不是难事。话本小说先在福建刊刻，当话本小说盛行时却没有继续刊刻，除了没有专业人才从事创作话本小说外，或许当与话本小说的题材多与婚恋有关(143)。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福建书坊刊刻小说时有意识弱化世情题材，进而束缚了白话短篇小说在这一地区的刊刻。谢肇淛评而不传播《金瓶梅》，也当与其作为福建士人固有的观念相关。
三、江西安徽理学与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编撰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在江西及安徽也很寂寥。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早在明嘉靖时，徽州歙县书坊林立，刻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万历以后，“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144)。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145)谢肇淛也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146)徽州官刻、坊刻、私刻颇盛。所刻书籍种类繁多，谱牒、经史子集、日常用书都有刊刻，“以数量而言，明代徽州私人刻书数以千计种次”，“清代前期，徽刻承明代遗风，还较兴盛，比较有影响的刻铺仍有三十多家，刻书仍有数百种之多”(147)。然而，这众多的刻书中，通俗小说却极少。究其原因，当也与理学有关。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朱子阙里”。徽州民众“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148)，“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149)，“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还，硕儒迭兴，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寿其传”(150)。徽州刻书中，理学书籍众多，如休宁陈若庸刻《性理字训讲义百篇》，休宁倪士毅刻自撰《四书集释》，歙县郑玉刻自撰《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徽州路总管郝思义刻《朱文公语类》等。逮至明代，新安理学更为兴盛，刻书繁荣。其中直接研究和传播朱熹本人学说的有官刻图书中的《文公年谱》《晦庵语录》《四书集解》《朱子语录》等。私家刻书有歙县汪正刻朱熹辑《上蔡先生语录》三卷、休宁程至远刻朱熹撰《孝经勘误》一卷、婺源朱崇沐刻《朱文公奏议》、新安金氏问玄馆刻朱熹《四书集注》十七卷等。吴勉学与吴养春合刊的收录朱熹著作的《朱子大全集》就多达百余卷。同时，明代理学新家的著作也广为刊刻，较重要的有程敏政的《心经附注》《新安文献志》，程曈的《新安学系录》，汪应蛟的《汪子中诠》等(151)。在底蕴深厚的理学熏陶下，徽州人有一种自觉的理学精神。不过，明中后期的心学也影响到徽州地区。据大略统计，投身到心学门下的徽州学者达二十四人(152)。这些弟子学成归来，即在本地推行会讲、讲会，传播心学思想。湛若水、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龙溪、罗汝芳等都先后到过徽州主讲盟会。心学讲会多样，有月举、季举、岁举，自正德十年（1515）至天启元年（1621）新安大会“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座”(153)。在程朱理学与心学的颉颃中，朱子学说的阵营遂有所压缩，但仍屹立不倒。嘉靖以来徽州讲会在汪应蛟、余懋衡讲学推动下，与东林讲学相呼应。户部尚书汪应蛟在家乡徽州居留十九年，主持徽州六邑大会并参与各县的讲会，在正经堂、富教堂、三贤祠、福山书院频繁出席讲学活动，以朱子学为其宗旨。清初程朱理学重兴，徽州学者讲会亦以朱子学为尊。正因为如此，徽州书坊也刻过《第一奇书金瓶梅》《觉世明言十二楼》《牡丹亭》《西厢记》等小说、戏剧，但数量远远低于江浙一带的书坊所刻。
江西也是理学家汇集的大省，甚至有人认为宋明理学就是“江西之学”，因为它不仅是理学的发源地，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大家都曾在江西为官讲学。周敦颐在江西南安创立了理学，讲学于濂溪书院，二程在江西受学于周敦颐。江西也是朱熹主要讲学之地。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在此讲学。与朱熹关系密切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丰城县的盛家洲书院和龙光书院、安福县的竹园书院、新城的武彝讲堂、玉山县的怀玉书院和草堂书院及刘氏义学、余干县的忠定书院和东山书院、德兴县的银峰书院和双佳书院(154)。“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在赣州任职时讲学，一时弟子如云。陆九渊本是江西人，在江西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书院讲学多年，“鹅湖之会”使其名声大噪。明中期两个重要的理学家吴与弼、胡居仁都出身于江西。吴与弼一生授徒讲学不辍，弟子众多，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吴与弼认为要成圣，需要“静时涵养、动时省察”，“敬”与践履工夫不可少。胡居仁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以“主敬”为其学术主旨，倡导慎独、力行。娄谅、胡九韶以及罗伦、张元祯等学者，也共创讲会、聚集门徒，宣传程朱理学。在江西诸多朱学者中，罗钦顺是坚守朱学的中坚力量，“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155)。罗钦顺对朱学的坚持，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推动了朱学发展，“大有功于圣门”。
江西王学极盛。王阳明江西籍的学生有邹守益、欧阳德、何廷仁、魏良弼、刘阳等，“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156)。然江右王学代表之主张，与吴与弼、胡居仁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邹守益、欧阳德的“主敬”与“慎独”，聂豹、罗念庵的“归寂”与“主静”等。江右王门的这一派被誉为王学修正派，其观点与程朱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黄宗羲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157)江右理学的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文人的思想。“在小说类型的选择上，江西、福建籍的作者仍倾向于历史演义和文言杂俎，有所依本，具有很强的史实性，完全虚构的内容很少。……言情一类相对较少，在符合统计要求的范围内，福建只有2部世情小说，江西一部也未发现”，“原因就在于：福建书坊大量刻印历史小说，而当时很多科举不得意的江西文人，都被聘请到福建书坊进行创作”(158)。
四、江浙理学与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编撰
通俗小说的崛起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王阳明倡导良知说，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四民异业而同道，以向下的姿态拉近了士与农工商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人们的通俗小说观念。王阳明在浙中讲学时，“诸友皆数千里外来，人皆谓我有益于朋友，我自觉我取朋友之益为多”(159)。四方鸿俊，千里负笈，“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徒”(160)。王阳明在浙中讲学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影响广。《万历野获编》云：“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161)阳明心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浙中学派讲学实现的。“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162)，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王畿、王艮之讲学，将其推为极致。“自闻阳明夫子良知之教，无日不讲学，无日不与四方同志相往来聚处。”(163)王艮大肆发挥阳明学的现成良知，很注意对下层民众的宣传，鼓吹“愚夫愚妇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164)。倡导“真性”“天则”，“真性流行，自见天则”是其常说之语。王畿主张真性流行，反对虚假做作：“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认为“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须从发上始见”(165)，味、色、声、臭、安逸于口、目、耳、鼻、四肢乃是自然之性，把人性归结成自然本性。王畿在阳明之后孜孜传播其学说达40年之久，无日不讲学，在江苏、浙江、安徽徽州、江西讲学达36次之多(166)。这对明清之际的自然人性论直接产生影响。
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学派创始人王艮“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言百姓日用即是道”，“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王艮《年谱》）。又提出明哲保身论，呼唤对生命与自我价值的尊崇，把人的主体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后王襞、王栋、徐樾、颜钧、赵大洲、罗汝芳、何心隐等，都得王艮真传，他们多能“赤手搏龙蛇”，乃“名教之所不能羁络”者。泰州学派的影响也最广。据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载，当时泰州学派宗王艮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可考者共计487人，其中江西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167)。如韩贞讲学，“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听韩贞讲学者“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168)。王襞继承其父衣钵，在家乡，每三个月在东淘精舍举行一次大型讲会；在外地讲学，其所至，“士庶辄百十为辈，群聚讲下，吴、楚、闽、越之间，信之尤笃，感孚既众，德誉日腾。一时缙绅、督学币檄交驰，或本郡师帅构室敦延”(169)。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其“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对民众思想启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平民关怀、不泥古、不盲目迷信权威的怀疑精神，对独立主体精神品格的构建影响最为明显。
深受王畿、王艮影响的李贽尤为“离经叛道”。他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70)，把饥来吃饭困来眠等最自然的要求都看作是“道”，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欲求。其“童心说”对小说影响巨大。他认为《水浒传》《西厢记》都是天下至文，把小说与经史并提，极大提高了小说地位。
要之，浙中王学与泰州王学的传播本来影响极广。加上江浙的经济发达、文士辈出，有一大批人从事小说的编撰与创作，最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无论心学是否受到官方的推崇，但通过讲学运动，毕竟在民间得到传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始终居于主流地位，阳明心学作为下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盛行不衰。不管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消长如何，它们对于人们的影响都不可忽视。二者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是社会化的人们的必然追求，阳明心学对个体人格的认同、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必然受到民众欢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在本质上都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民众而言，同时接收二者并不难。
文学创作相对于社会思想而言，有同步性，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嘉隆之时是阳明心学高涨之时，但细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数量并不多，且以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为主。通俗小说的繁荣时期在万历后。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统计，嘉靖、隆庆共51年时间，全国出版通俗小说共9种；万历、泰昌共48年时间，全国出版通俗小说共有52种；天启至弘光共25年时间，全国出版通俗小说共有通俗小说67种(171)。汪燕岗统计的数据为嘉靖至隆庆时期共51年刊刻通俗小说8部，万历至泰昌时期共48年刊刻通俗小说76部，天启至崇祯时期共24年刊刻通俗小说80部(172)。世情故事到万历后发展迅猛。这一时期，色情小说大量刊行，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寻芳雅集》《素娥篇》《绣榻野史》《金瓶梅》《浪史》等。其原因，固然与成化、嘉靖时盛行房中术有关，也与嘉隆时王学的讲学之风为艳情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对人欲的肯定有关。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及深厚土壤，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令小说在肯定人伦物欲之际，仍坚持伦理教化。甚至在色情小说中，作者往往再三表明其中的教化意味。《绣榻野史》篇首《西江月》：“都是贪嗔夜帐，休称风月机关。防男戒女破淫顽，空色人空皆幻。”(173)并以果报之说劝人警醒。《浪史》作者在序中宣称“情先笃于闺房，扩而充之，为真忠臣、真孝子，未始不在是也”(174)。《肉蒲团》作者在第一回中称：“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渲淫。……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蘼荡极矣。……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矍然叹息……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175)
自《熊龙峰小说四种》《清平山堂话本》刻出之后，直到天启元年（1621）以后话本小说才重新抬头。通俗小说家经过程朱理学、心学、东林、复社运动洗礼，其创作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或有言情乃至艳情之作，如《欢喜冤家》《一片情》《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即便是凌濛初这样的正统文人，在二拍这样充满告诫之作中也有许多色情描写。但总体而言，明清之际的白话短篇中，艳情题材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的，连篇累牍的色情描述的篇幅也不多，作者或说话者常常跳出来对故事进行干预倒是比比皆是，其教化色彩相对于中长篇小说更普遍，也更浓郁。
概言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白话短篇小说都比较少，这与福建刻印通俗小说要讲究题材的要求相一致，其原因在于福建程朱理学的底蕴深厚。而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也是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之地，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这些王学传人在宣传阳明心学时，也在不断修正阳明之学，使之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则不然。其经济更发达，思想更活跃，加上科举考试之盛、王学左派长期讲学、东林之活动、复社之广泛，这一地区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心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白话短篇的世俗性与教化性特征显著。
(1)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第137页。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第249、273、295、314页。
(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183页。
(4)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页。
(5)杨兴华：《从祖先崇拜和楚俗看〈山海经〉作者的族别》，《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6)孙致中：《巫术文化的南兴北衰与〈山海经〉的修订》，《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7)肖兵：《〈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的交汇——兼论〈山海经〉由东方早期方士整理而成》，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辑：《〈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8)参见邹濬智：《〈山海经〉疑难字句新诠——以楚文字为主要视角的一种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6页。
(9)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10)《史通•杂说上》云：“《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唐〕刘知幾：《史通》，黄寿成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1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1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4—1745页。
(13)《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14)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第268、267页。
(1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4页。
(16)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8—1369页。
(18)〔唐〕李延寿：《北史》卷八一《儒林列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7页。
(1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20)〔唐〕张继：《送邹判官往陈留》，《全唐诗》卷二四二，第2720页。
(21)〔唐〕刘禹锡：《平齐行二首》，《全唐诗》卷三五六，第3998页。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〇《李全忠传附子匡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683页。
(23)黄冕堂：《论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地位》，《山东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5页。
(25)《晋书》卷七一《陈
传》，第1892页。
(26)〔东晋〕袁宏：《两汉纪》下册《后汉纪》卷十八《孝顺皇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第347页。
(27)《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第2034页。
(28)《两汉纪》下册《后汉纪》卷二二《孝桓皇帝纪下》，第432页。
(29)〔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64页。
(30)《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87页。
(31)《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386页。
(3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33)〔唐〕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33页。
(34)包括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
(35)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第75页。
(36)《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第2460页。
(37)〔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治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5页。
(38)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39)〔唐〕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78页。
(40)《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2页。
(41)〔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全唐文》卷三四八，第1561页。
(42)〔唐〕李华：《送张十五往吴中序》，《全唐文》卷三一五，第1415页。
(43)〔唐〕穆员：《鲍防碑》，《全唐文》卷七八三，第3630页。
(44)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第196页。
(4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王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87页。
(46)〔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8685页。
(47)〔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第1575页。
(48)〔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刘琳等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63页。
(49)平楚苍：《宋代四川士子的读书热情与入仕路径》，《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50)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第277页。
(5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〇《太祖世家》，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0页。
(52)《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第1792页。
(53)〔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210页。
(5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五〇《常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810页。
(55)《十国春秋》卷九五《闽六》，第1372页。
(56)欧阳英修，陈衍纂：《民国版：闽侯县志》，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95年，第654页。
(57)《新五代史》卷六《闽世家》，第846页。
(58)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9)本处所指的清代从明朝灭亡到辛亥革命（1644—1911），但所选小说，是有别于“新小说”的“传统小说”。
(60)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提出天花藏主人即嘉兴徐震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0页）。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徐震，字秋涛，别署烟水散人，浙江嘉兴人。”（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王青平《关于徐震及其〈女才子书〉的史料》（《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等都主此说。
(61)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诸家俱主此说。
(62)王汝梅《〈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50—351页）认为，华阳散人即明遗民吴拱宸。萧欣桥《话本小说史》等都赞成这一观点。清代王豫辑《江苏诗征》“吴拱宸”条注释：“吴拱宸，字襄宗，丹徒人。崇正丙子举人，著《觚斋集》。”
(63)参考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作者“别号”蠡测》（《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春之卷），孙京荣《关于明清通俗小说作者别号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秦川《明清通俗小说评本署名考释》（《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黄文《明末清初小说家署名特色研究——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中心》（《文艺评论》，2016年第3期）等，都着重论及署名与小说家心态问题，但只有纪德君一文提及署名的地域性。
(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豆棚闲话》的出版说明云：“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
(65)唐圭璋编纂：《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第592页。
(66)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67)〔宋〕戴复古：《戴复古诗集》，金芝山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68)〔明〕桃源醉花主人：《别有香》，张树平点校，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200、203、212、213页。
(69)《别有香》，第248页。
(70)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90—791页。
(71)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第853—854页。
(72)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第1605页。
(73)〔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74)〔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第46—47、142页。
(75)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第775页。
(76)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第780页。
(77)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第785页。
(78)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第789页。
(79)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6页。
(8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81)文革红、欧阳伟：《清代乾隆以后四川地区通俗小说刊刻考略》，《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82)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252—253页。
(83)关于清代中期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落，原因很多。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张俊、沈致钧《清代小说简史》，代智敏《清中期白话短篇小说衰落原因探析》（《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陈大康《通俗短篇小说的兴起、衰落与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傅承洲《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对此都有论述。归纳之，篇幅增长、乾嘉学风影响、文言小说复兴、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效颦剽窃”侧重于礼教宣传的“劝善”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清中期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落。
(84)本表依据张永葳《稗史文心：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研究》附录（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陈桂声《话本叙录》（珠海出版社，2001年），吴邨《200种中国通俗小说述要》（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综合统计。
(85)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74页。
(8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87)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27页。
(88)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132页。
(89)《得一录》卷一一，第767页。
(9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165页。
(91)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5—216页。
(9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55—57页。
(93)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94)汪燕岗：《明代苏州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95)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47页。
(9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9—100页。
(97)韩春平：《传统与变迁：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7—158页。
(98)汪燕岗：《论清代四川雕版印刷下通俗小说的出版》，《四川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6期。
(99)黄国声：《清代广州的文化街》，《岭南文史》，1997年第2期。
(100)罗志欢：《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人刻书简述》，《图书馆论坛》，1993年第2期。
(101)仲宽：《清代广州书坊及私人刻书拾萃》，《羊城今古》，1993年第6期。
(102)文革红：《清代广州地区通俗小说刊刻考略》，《暨南学报》，2010年第2期。
(103)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377页。
(104)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105)转引自汤志波：《清末民初“说善书”文学探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
(106)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1—222页。
(107)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108)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109)〔明〕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9页。
(110)〔明〕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见〔明〕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序》第4页。
(111)〔明〕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见〔明〕李贽：《续焚书》，《序》第4页。
(112)〔明〕陈邦俊：《广谐史•凡例》，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78—979页。
(113)所谓地理身份，包括籍贯身份，流寓者流寓身份，在流寓地的暂住身份等。
(114)据《食物本草》卷四：“颖川泉：在杭州府九曜山之麓。”（〔明〕姚可成汇辑：《食物本草》，达美君、楼绍来点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疑此“颖川泉”即“颖水”。
(115)〔明〕陆人龙编撰：《型世言》，陈庆浩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导言》第31—32页。
(116)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54页。
(117)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36页。
(118)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32页。
(119)《女才子书》，第29页。
(120)《女才子书》，第70页。
(121)《型世言》，第212、221页。
(122)正心子：《采善集凡例》，http://book.kongfz.com/1746/277444390/.
(123)易可：《表演理论视域下的四川民间善书说唱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4)刘守华：《口头文学与民间文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140页。
(125)本表主要依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韩锡铎、王清原编纂《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冯保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谭正璧学术著作集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闵宽东、陈文新、张守连《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统计，并参考其他资料以补充。对不能确定具体刊刻地者，只写省名。
(126)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98页、162—164页。
(127)王玉超、刘明坤：《明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
(128)如1645年四月，扬州城被屠城后，豫亲王多铎下令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据《扬州十日记》，五月二日寺院焚烧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载《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第241—242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载清将李成栋攻克嘉定之后，下令屠城。明清小说对天灾描写的有《西湖二集》第二十九卷写明州瘟疫，《石点头》第二十四卷写扬州灾难后的灾荒等。
(129)“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列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13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565页。汪燕岗统计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有40种（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1)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32)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133)方彦寿：《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福建论坛》，1988年第2期。
(134)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135)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第310页。
(136)钱明：《闽中王门考略》，《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
(137)谢肇淛云：“以吾儒之教譬之，为贫贱所驱迫，发愤读书，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轮回者也。志愿已毕，自揣无以逾人，而倡为道学之说，或良知，或止修，拾纸上之唾余，而刻画妆饰以欺世盗名，而世亦靡然从之，直谓上窃洙泗之传，闽洛不论也，此离合忧惚，自以为奇者也。至于老学究，童而习之，白尚纷纷，藉口青衿以别凡民，则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于吾儒之道，何曾仿佛见耶？”又云：“近时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髡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在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均茵伏。余甚恶之，不与通。无何入京师，以罪下狱死。此亦近于人妖者矣。”（谢肇淛：《五杂组》卷八《人部四》，傅成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5、149页）
(138)袁宏道在《与谢在杭》信中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王汝梅先生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谢肇淛评《金瓶梅》的时间，大约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天启四年（1624）这十五年间（王汝梅：《再论〈金瓶梅〉崇祯本评改者是谢肇淛——崇祯本第六十四回回首诗补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39)陈庆元：《谢肇淛年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0)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第26页。
(141)朱凌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建阳县志》卷三，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第6页。
(142)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143)《万锦情林》《绣谷春容》虽然也是白话，却属于通俗类书，不是专门的话本小说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篇目较长，属于“文心”者居多。
(144)〔清〕钱泳：《履园丛话》，张伟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324页。
(145)《少室山房笔丛》，第59页。
(146)《五杂组》，第241页。
(147)叶树生：《徽州历代私人刻书概述》，《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148)〔清〕吴翟辑撰：《茗洲吴氏家典》，黄山书社，2006年，第3页。
(149)〔元〕赵汸：《东山存稿》卷四，〔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
(150)〔清〕程曈辑撰：《新安学系录》，黄山书社，2006年，第1页。
(151)李涵：《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
(152)李琳琦：《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153)〔清〕施璜编：《紫阳书院志》，黄山书社，2010年，第293页。
(154)〔清〕谢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第491—507页。
(155)《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列传一》，第7244页。
(156)〔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358页。
(157)《明儒学案》，第331页。
(158)王玉超、刘明坤：《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
(159)《明儒学案》，第590页。
(160)〔明〕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1页。
(161)《万历野获编》，第608页。
(162)《明儒学案》，第703页。
(163)〔明〕王畿：《王畿集》，吴震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48页。
(164)《王畿集》，第132页。
(165)《王畿集》，第82、79、187页。
(166)方祖猷：《王畿评传》，《王畿的讲学活动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2—3页。
(167)俞樟华：《王学编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262页。
(168)《明儒学案》，第720页。
(169)〔明〕王襞：《新镌东崖王先生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678页。
(170)〔明〕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页。
(17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565页。
(172)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73)〔明〕情颠主人：《绣榻野史》，远方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74)〔清〕风月轩又玄子：《浪史》，见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思无邪汇宝》第四册，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37页。
(175)〔清〕李渔：《肉蒲团》，春风文艺出版社，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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