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灵顿爵士的“新”莫扎特

已经熟悉诺灵顿指挥伦敦演奏家古乐团录制的莫扎特交响曲的乐迷，可能对诺灵顿在斯图加特的“莫扎特新声”有更强烈的渴望，一个曾经的“侵占者”，会帮助“退避三舍者”收复失地吗？

我很愿意把英国指挥家罗杰·诺灵顿爵士和伟大的赛尔吉乌·切利比达克作为音乐诠释的两种极端去比较，此举不仅令我“开放的”耳朵不断迎接考验，而且深感其乐无穷，还可能有效地为我中得太深的切利比达克之“毒”施以“独门解药”。

诺灵顿早已脱离“古乐”演奏的范畴，他以演奏现代乐器的乐队行“本真音乐”之效，不独创造出全新的音响色彩，还为正日益分化对立的所谓“复古”与“现代”两大乐队营垒指出调和的道路。诺灵顿已经是当今世界顶级乐团争相邀约的客座指挥，其所到之处总是带来声音的奇迹，这种颇具实验性的声音当然既不“本真”，亦非“原貌”，它们不过来自诺灵顿的“研发”与想象，当然是具有极高级趣味的天才想象，是对泛滥一个世纪的越来越铺张夸大的现代管弦乐之声的“除锈”。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用“时代乐器”演奏莫扎特大行其道，这不断让“现代”乐队在该领域面临“演奏方式”的尴尬，这正是几年前芬兰指挥家奥科·卡姆说到的那种情景：“现代”交响乐队慢慢在给“古乐”演奏主动让出莫扎特之前的曲目地盘，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像“时代乐器”那样地道，因为我们首先在“乐器”上吃了亏。

“古乐”正逐渐演变成一种风尚，但音乐表现首先在于探索一种接近“历史真相”的合理声音，而不仅仅拘泥于乐器的音色质感。诺灵顿十余年前接手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之后，便开始实践他在现代乐器上的“原典”理念，他从早期浪漫主义的贝多芬出发，经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再到柏辽兹、瓦格纳，目前止于布鲁克纳和马勒。这个“实验”过程无论对乐手还是听众都充满近乎极端的刺激，斯图加特一个接一个的音乐季，只要有诺灵顿登台，曲终时便有山呼海啸般的喝彩。一个新的“朝圣地”诞生了，前来朝圣的人无不心怀企盼，这种企盼甚至没有确切目的，因为人人相信诺灵顿足可将所有他所染指的音乐“点石成金”，其中甚至包括音乐会形式的歌剧，管弦乐的“诺灵顿之声”在为歌唱伴奏时呈现的“奇妙和谐”简直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已经熟悉诺灵顿指挥伦敦演奏家古乐团录制的莫扎特交响曲的乐迷，可能对诺灵顿在斯图加特的“莫扎特新声”有更强烈的渴望，一个曾经的“侵占者”，会帮助“退避三舍者”收复失地吗？2006年的斯图加特“欧洲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生二百五十年，诺灵顿指挥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以系列音乐会演奏了二十余首莫扎特交响曲。2007年，HÄNSSLER唱片公司以Mozart Essential Symphonies为题陆续发行六张CD，让没有机会亲临现场的人在最短时间内便通过录音领略到诺灵顿的“新境”。

我曾经在十余年前的文章里谈到切利比达克在乐队诠释方面不可能“终结”莫扎特的理由，论据全然出自感性的臆想，不可当真。然而今天当我听到诺灵顿指挥曾经与切利比达克相濡以沫十年的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莫扎特时，却不由为当初的“妄言”击掌！命运的安排竟是如此冷酷吗？为什么呈现两极的声音由同一个交响乐团发出？！尽管我所听过的切利比达克在斯图加特的大量录音并没有莫扎特，但从他日后在慕尼黑爱乐乐团的莫扎特的举轻若重、“句句珠玑”，如大理石雕刻般温润剔透而宝相庄严，可以想见切利比达克在斯图加特的莫扎特也必然像他一贯解读的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一样，结构具有夸张的清晰感，音响织体绵厚沉郁，简直可以做莫扎特的墓志铭。

诺灵顿在担任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同时，还兼任萨尔茨堡学院室内合奏团的音乐总监，这差不多是解读莫扎特音乐的最佳平台，能够将诺灵顿的“尝试”赋予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其实步入“今日之境”的诺灵顿不再需要标新立异或另辟蹊径了，他的音乐流向已经成了“纯朴自然”的代名词，他率领“现代乐队”塑造的“本真”音色不仅赏心悦目，而且沁人肺腑，那是一听就令人心房发颤的声音，具有难以抵挡的魔力。这种散发无穷感官之美的音乐竟可以铅华褪尽，一尘不染！无论你听过多少种版本的莫扎特，无论“哈夫纳”、“林茨”、“巴黎”、“布拉格”、“朱庇特”多么耳熟能详，诺灵顿给予的都是最新潮、最鲜活、最具灵性、最富生命力的解读。

诺灵顿在“莫扎特年”里将莫扎特“终结”，这“终结”不是“切利比达克式”的不可复制，亦非某种诠释观念的毁灭。相反，诺灵顿为交响乐演奏的方法及风格拓展提供了前景明朗的可能性。诺灵顿的学说和实践都很有说服力，他是可以模仿的，他的经验有很直接的借鉴意义，任何人在接受诺灵顿方面都不会存在障碍。

我想我在聆赏音乐的途中还是应当感到幸运，因为，即便切利比达克是“毒品”，我也找到了诺灵顿这剂“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