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忧患始·成长学习

敢于质疑，学会方法，弄清缘由，一追到底，苏轼的成功心得，就是从小能自觉站在与先生同平台的位置上说天道地。

喜得天砚，“文曲”下凡

“文状元会朝堂，武举人保边关。”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相辅相成，和谐共生，方能保万世太平。

中华民族，中庸中正，延绵昌盛，青春永葆，蓬勃昂扬。而文人和武人便成为国家的开拓先锋和守护卫士。

文人以“软实力”为资，修文史子集，显文章高论，千辛万苦，只有一个目标——齐家治国。

武人以“硬功夫”为本，十八般武艺，十八般兵器，百炼成钢，唯有一种精神——保家卫国。

武人一生知己“刀叉棍棒枪”，文人相依相伴“笔墨纸书砚”。提到砚，有代表的人物故事，苏轼倒是有雅事趣闻供后人说道。

苏轼曾作《天石砚铭》（并叙）：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怎样的“天石砚”，值得苏轼洋洋洒洒几百字作铭文纪念？

苏轼自己说，我十二岁时，和一帮小朋友在纱縠行的空地上挖土玩耍，挖着挖着，就发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它形如一条鱼儿，温润晶莹。浅表上呈碧色，表、里皆有星星般的银色斑点，细密相缀。轻轻敲击，石头竟然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来。甚喜，亦惊讶，遂当作砚台一试，慢慢研磨之，甚能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将石呈于父亲鉴赏，父亲说，此乃天赐砚台。这砚已具备砚台之品质，只是形状不太完美。于是把它还给我，并告诉我，这方砚真乃好预兆，预示你的文章将会大成。于是，我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作下铭文。铭文大意是，一生使用此砚台，不再做更改或修饰，不会转送他人，真诚接纳上天慷慨的馈赠。学习这砚台的精神实质，不在乎其形状的不完美。若得其精髓，取之精华，则好处受之不尽。而做人亦当如此，要注重德行兼修，不要仰人鼻息、跪人脚下，随波逐流，没有自我。

一块意外得来的石头，不但成为一方千古传颂的好砚，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文学家苏轼的一生。何以这样说呢？

中国人讲究因缘，凡有不凡人，都会挖掘其背后的不平凡故事。别人挖，自己挖，后来人亦挖；当时挖，后世也挖。对于苏轼得“天砚”一事，最早的挖掘、传播人便是苏洵。且先不说得“天砚”的寓意何在，就苏洵生就的聪慧和洞开的思维，就非同一般。十二岁的年纪，正是孩子发奋努力之期，这个时期的苏轼，亟待一种自然之力使其提速奋发，而偶得的砚台，恰好给了苏洵打开其精神之契机。

暗示的作用是无限大的，大到会有始料不及的效果。苏轼得到这方“天砚”，砚台又经过父亲的“加持”，于是，“我要写好字，我要作好文，我要成为一位有品德、有风格、有文华的人”的信念便扎根在了苏轼的脑海中，因为老天预言的，必会兑现，成就传奇。

经此“洗脑”后，苏轼开始发愤图强。特别是在书法的练习上，更加刻苦研习。不但临摹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历代大家的作品，还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注重自我风格的研修和形成，不拘一格地行书走笔，最终成就了“苏体”。

相传，苏轼家门前的小池塘，因为苏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此清洗毛笔和砚台，这一方小池塘最后被染成了墨色，被人称为“东坡洗砚池”。

世间诸事的成功，皆基于内外力量的激发和作用。

苏轼得“天砚”, “天砚”时时刻刻督促和影响着苏轼的行为与学习。“天砚”俨然成为一根无形的鞭子，鞭策着苏轼勇往前行，鼓励他成为父亲所说的那种如“天砚”一样品德高贵的人物。

小时候与砚结缘的苏轼，一生都与砚台有着深厚感情，犹如剑客好名剑、琴师爱好琴一般。他不但收藏了许多好砚台，还创作了几十首关于砚台的诗词——

《鼎砚铭》:“鼎无耳，盘有趾。鉴幽无见几不倚。晹虫陨羿丧阙喙，羽渊之化帝祝尾。不周偾裂东南圮，黝然而深维水委。谁乎为此昔未始，戏名其臀加幻诡。”

《端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

《孔毅甫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

苏轼品砚、观砚、道砚的诗词，犹如幻彩池，能照出砚之精骨，砚之精神，砚之独特之处。

因为苏轼爱砚台、知砚台、懂砚台，所以打破了自己撰铭文时惜墨如金的常规，为朋友的砚台留下了不少铭文并叙，这是书法史上一笔极为丰厚的财富，亦是文学史上难得的宝贵精华，对后世研究宋朝的人文活动和艺术收藏状况，提供了素材，极具研究价值。

苏轼一生谨记父亲的教诲，将“天砚”带在身边，但世事无常、吉凶难料，“天砚”陪着苏轼大放异彩，也伴着苏轼凋残零落。在“乌台诗案”后，“天砚”不幸遗失，苏轼揪心不已，犹如君子失去良伴，心上少了一个角——这是父亲的希望与寄托，也是自己的牵挂与希冀啊！

若有缘分，终会重聚。当“天砚”早已成为隐痛存封在苏轼心底久矣时，再次意外的重逢让他们更加“情深意长”。在书箱的某一隅，“天砚”静静地守候着苏轼，等候着再次与苏轼相遇、相守、相知。

人们总期许长长久久、永世不分，却哪有永永远远呢？后来，苏轼将这方“天砚”作为传家宝传给了大儿子苏迈，让其精神代代相传，世世不忘。然而，此砚终再次遗失，不知所踪。

明朝时，奸相严嵩被抄没家产时，竟被发现了苏轼的“天砚”也在其中。至此后，“天砚”便再未现于世。

无论“天砚”现处何方何地，作为东坡精神，它早已并入了中华文化璀璨的发展史中，从不曾消逝。

先生大作，孩童修过

读书不单能陶冶情操，还能改变命运。宋真宗赵恒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作为朝廷最高统治者，集权中央“一支笔”，宋真宗这首《劝学诗》，犹如“春雷一声响”，将读书人掌握知识的最终要义和终极目标做了简明扼要又极具煽动力的精辟论述。他说，读书会改变生活（千钟粟），有饭吃；读书会发家致富（黄金屋），有收入；读书会名利双收（多如簇），有地位；读书会收获爱情，得美人。因此，男儿要达成上述所愿，唯有勤读书、爱读书、读好书。

宋真宗这个劝学理论和方法，求真务实，直戳到读书人心窝子上。其实，这种通俗的、赤裸裸的劝学方式，远比颁布法令鼓励人读书来得直接也更管用。换一种说法，读书的实质是使人脱离低级趣味成为精神高尚的人，还能使人实现自我价值，有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自“五代十国”以来，天下动荡，生活不定，百姓身心不安，读书便成为一种奢侈、多余的事情，因而读书人越来越少。从宋朝开国始，几代皇帝鼓励百姓读书，举国上下不断营造读书环境和学习氛围，到了宋真宗这一代，已有很大改善。再经宋真宗下一“狠招”——推出了一个比圣旨更得人心的读书论，读书热潮慢慢兴起，读书人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待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批批文士雅士脱颖而出，成就了宋代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眉州苏家正是宋代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但光耀了自家门楣，还引领了一批巴蜀读书人和以“苏门四学士”及“苏门后四学士”为骨干的文艺青年求学上进。

宋代文学家曾巩在苏序的墓志铭中说：“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看来，眉州苏氏对巴蜀、宋代甚至中华文化的贡献，不单是出了三位文学“大咖”这么简单，其家风学风文风对当时读书风尚的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以苏涣中眉州第一进士开始，当地读书风气欲浓，崇文好学者剧增，眉州才子在宋代共出了八百八十六名进士，可谓彪炳千秋。宋仁宗曾赞叹道：“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山。”

因而，眉山读书人的第一“功臣”，应该是“学习环境”和“好学气氛”。

苏轼开蒙之时，伯父苏涣是“榜样”，父亲苏洵是“棍棒”，母亲程氏是“雨露”，谁也缺不了，他们的言传身教，便是苏轼开启知识殿堂的“金钥匙”。

苏轼八岁时才进入正式学堂，主要是家中有“优秀老师”——父亲和母亲的缘故。不过，苏轼上的学堂，其所在地和老师都很特殊，对苏轼的人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自东汉张道陵在青城山设坛布道以来，蜀地道教繁盛，道观遍布。在苏轼家不远处的山上就有一座道观，道观里有一位叫张易简的道人，他不但传播道学，还办了一所小学堂，授于孩子知识，在册学生多达百余名，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这就有点儿让人疑惑了，此时的苏家并不缺钱，为何不将苏轼送到正规的学堂，跟随一位“牛掰”的老师学习呢？

或许，张道人就是“牛掰”老师吧，不然怎会桃李满观呢？

看一则小故事，或许就能略知张道人是何许人也了。

据传，一日，苏轼听见一位同学正在背诵《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对其意不甚理解，于是，便求教于老师：“老师，奥妙不止一个，难道还会有许多吗？”

张道长微微一笑说：“只有一个奥妙不全面啊！只要仔细观察，世间万事万物的奥妙其实是很多的。”

苏轼听后，虽有领悟，但还是半信半疑：“老师说的奥妙何在呢？”

有一天，苏轼看见外面的坝子上有两个人在除草、扫地，分工明确，配合熟练，很快就完成了工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突然有所感悟：他们做事时各有各的领会和体悟，不正是老师所说的奥妙吗？

张道人教学，寓教于乐，针对教育对象，循循善诱，善于启发学生心智，打开学生思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现代的教学理念有相似之处，真乃前卫的好老师啊。

苏轼一生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分析，与小时候这段在道观的学习经历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道观上学，道长为老师，也会产生另一种“化合”作用，那便是关于道家的思想、理论、行为等，会不自觉地体现在张道长身上而贯穿于日常教学中。张道长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道学观念亦在慢慢播撒。特别是对于苏轼这样悟性极好、好奇心特重的孩子来说，张道长的道学观点，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心中，只待日后开枝散叶。

苏轼一生修禅问道，也与这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道观上学三年，苏轼对这位张老师印象极深，暮年时还时常梦见恩师，并专门作文《众妙堂记》以示怀念。

其实，在道观学习前，苏轼还和一帮小朋友上过一阵子类似如今幼儿园的小学堂。在那儿，六七岁的苏轼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还有雄辩之才。

教他们的刘微之先生，作了一首《鹭鸶》诗，甚为满意，便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诗道：“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先生念完，见堂下学生交头接耳，无不称赞，甚喜，便捋着胡子、踱着方步走下台来。经过苏轼桌前时，见其一言不发，面带迟疑，正欲问话，不料苏轼已言道：“先生好诗，不过学生对末句的‘雪片逐风斜’存有疑问？”

刘先生答曰：“此‘雪片’指鹭鸶的羽毛，羽毛随风而舞，有何不妥吗？”

苏轼恭敬地答道：“正因为是鹭鸶的羽毛，先生，它才不会逐风而飞。鹭鸶归巢时，羽毛通常会落在蒹葭（芦苇）上。若作‘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不是更贴切吗？”

刘先生猛然一惊，随即大笑，道：“‘雪片落蒹葭’，真乃好句！吾非若师也！”

古时讲究尊师重道，先生在学生心中极具权威，不容置疑。苏轼小小年纪，不知是太过天真，还是太过胆大，抑或是性子使然吧，总之，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一般孩子无法做到或不敢做的。

终其一生，苏轼行文做事落落大方，直率坦白，不拘小节，心性真、直、刚、诚、明、净，不管遇到再多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再窘的困境，他都能风轻云淡，笑看云卷云舒。

闲听墙角，得知“偶像”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有诗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刚直不阿，意志坚定，不怕牺牲，情操高尚，始终如一，石灰精神也！

做人要做有“石灰精神”的人，于谦践行了自己的忠贞誓言。不过，惨遭诬陷而死的于谦，生命终是有遗憾的，也是令世人惋惜的。

历史上刚烈、坚定、无畏、坦荡之人，皆大受欢迎，歌咏其者不计其数。苏轼，可被视为其中的偶像代表了。

谈及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润蕴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气豪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高瞻远瞩；“明月夜，短松冈”的深情柔肠；“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的豁达乐观……每一首诗词，每一句经典，都是苏轼性格侧影的体现。特别是他两次“上神宗皇帝书”，万字之言，洋洋洒洒，慷慨激昂，肺腑之言皆是忧国忧民意，满腔热忱俱是爱国爱民情，其果敢、坚持之品格，不畏谗言而建言献策之精神，男儿“高大全”之气象，铮铮铁骨之风姿，备受后世人敬仰和爱慕。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确如此。苏洵曾作《辨奸论》得罪过不少朝廷高官，已属“苏胆大”了，不料儿子苏轼更加“胆大妄为”，竟与皇帝说书言政，谈论国策民生，提醒和提点帝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此种行为，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然而，苏轼却毫不犹豫地做了。虽然最终收效甚微，但其言其行却令人尊敬和崇拜，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当然，这些都是苏轼成年以后的所作所为了。其实，小时候的苏轼就是“犟驴子、硬脾气”，常常让学堂的教书先生下不了台，对其又爱又“恨”，又无可奈何。

苏轼生活的宋代，定都开封，地处华北平原，与四川盆地相隔千里之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幽闭的地理条件，阻碍了川人出川，不过，倒没有阻塞信息的传播、交流。

有一天，在学堂玩耍的苏轼，不小心看见几位先生低着头在看一页纸，还不时地互相说着什么。因为是听墙角，所以苏轼并没有听明白先生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看到先生们一脸的赞许，绝对有看点！“好奇宝宝”苏轼兴致遂起，缠着先生给他看看，先生摇着头拒绝了，他就绕着先生转，悄悄踮起脚尖来看，发现是一篇长诗，便问先生：“这诗歌里说的都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啊？”

“反正没你小子。”先生一乐，笑着说，“这些人你不认识，没必要知道，即使知道了，你也不懂的。”

先生这么一说，苏轼的倔脾气倒上来了，反问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这句话出自《范文正公集》叙，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人，那么，我没有必要知道。但是，如若不是仙人，只是凡人，那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遇到这样追问不休的学生，若用现代语言来调侃先生的心情，那就是：“我也是醉了！”

当然，苏轼的好学多问、聪颖异人、知礼懂事也让先生很是动容。于是，便将这首诗歌的来历以及提到的人物，简明扼要地告诉了苏轼：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才学出众、胸怀广博、热爱国家的正人君子，他们在想方设法地共研振兴国家之策，以使国家强大富饶起来，因而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此诗名为《庆历圣德诗》，写诗者为石介，所写人物乃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中的核心力量，而石介也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因此，这首诗的内容涉及了朝堂之事，先生不给苏轼看，是很有道理的。

在先生的娓娓道来中，年纪尚幼的苏轼似懂非懂，但是，记忆非凡的他记住了这几个重要人物，特别是他们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行动的实践精神，如一股力量盘桓在苏轼的记忆最深处，在他的骨子里酝酿和生发出一种积极向上、为国为民的意识和抱负，一生伴随。

通过这首诗，苏轼还得了一个“偶像”，这“偶像”还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促成了苏轼的仕途大发展和文学新高度。他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在未来相遇的日子里，欧阳修不但做了苏轼的恩师，还将文学“掌门人”的“印玺”和“旗帜”传给了这位心爱的弟子。当然，这也是因为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号召力能担此重任，还因为欧阳修秉承的文学发展和改革理念、精神在苏轼身上得到了再发展和再延续。苏轼实乃当之无愧的文坛新领袖，引导宋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是苏轼的这位小学先生所预料不到的。当时的一番话，竟如一粒种子植到了一个人的骨子里，由此渐渐生出花蕊来，生生不息。这说明，孩子其实都是具有天赋的，也在于环境的潜移默化。好的环境，是宽容的、温厚的、广阔的，可以任人翱翔的。苏轼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学堂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他一直处在最优良的学习环境中。

学习的主动性、诚恳的态度，也让苏轼尝到了“不弄清楚决不罢休”的甜头。

敢于质疑，学会方法，弄清缘由，一追到底，苏轼的成功心得，就是从小能自觉站在与先生同平台的位置上说天道地。

一生与自己赛跑、与真理为伍、与正直做伴，苏轼，真英雄也！

神秘老尼，忘年之交

清代诗人王士祯说：“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道：“人谓东坡作此文……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诗中神仙，文中仙人，只应天上有，人间有几人？

东坡先生是也。不过，此赞誉特指其文其行。而现实中的苏轼是否也似神仙、有仙气？

有一个人非常有发言权，那就是从小与他相知、相随、相伴的弟弟苏辙。

中国人言“长兄如父”，兄长的一言一行便是弟弟妹妹学习的榜样，苏轼对于苏辙而言亦是如此。

那么，苏轼在苏辙眼里，到底是何形象？

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意思是说，从小和子瞻一起出游玩耍，有高山便攀登，有绿水便泛舟，非常惬意欢欣。而每次都是子瞻快速地卷起衣裳、撩起裤管，第一个就跑去了，俨然山野中的“小大王”、无拘无束的野小子。

苏辙这一番描写，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无非是说苏轼小时候特别好动、调皮，特别喜欢高山绿水罢了。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表达出苏辙对苏轼形象的定位，于是转而再道：“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原来，这才是苏辙心中苏轼的美好形象。

他说，苏轼还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独自行走在山水中、逍遥于山涧里，寻泉问源，掬水听音，好不自在。与林中山花野草为伴，将它们编织成美丽的花环；一路捡拾沟壑小溪中落下的果子；若是渴了，便掬一捧山间洁净的泉水饮之，清凉通透全身，畅快无比，不亦美哉。但凡有人见到此情此景此人，都以为是山中的神仙。

原来，神仙就是这个模样。他不在云水天上，不在蓬莱仙境，却在峨眉青城的灵山秀水中逍遥，在竹林池塘的最深处蜿蜒穿行。他不是衣袂飘飘，不是行走如风，只是远远望去，洒然出尘，活泼精神，神气张扬。

在苏辙眼里，苏轼什么都好，模样好，神态好，品格好，反正没有不是之处。

其实，古往今来，华夏民族十分讲究精神追求和心灵探幽，所以，阡陌之上，山林之间，不经意间走来一位仙风道骨的出世人并不为奇。

好山好水好住神仙，眉州这地方就是。

苏轼曾在中年时回忆说，七岁那年，他在乡野间遇见了一位九十多岁的尼姑。老尼姑的精神风采深深地吸引了年少的苏轼，更重要的是，老尼姑身上藏着许多未开发的“秘密”。于是，他没事儿就往山中尼姑庵跑，为的是开采秘密，听尼姑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

原来，老尼姑还叫朱姑娘的时候，一直在后蜀国后宫当差。她侍从的主子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巴蜀四大才女”之一的“花蕊夫人”，即后蜀国皇帝孟昶的贵妃娘娘。这位贵妃娘娘一生命运多舛。后蜀国灭亡后，她被宋太祖赵匡胤纳入后宫，于是朱姑娘便落发为尼，从此与木鱼、青灯为伴。

当然，苏轼想挖掘的不仅仅是朱姑娘的故事，他对孟昶与“花蕊夫人”的传奇故事最感兴趣。他听老尼姑说，五代十国的时候，孟昶虽算不上是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巴蜀物产富饶、天险作屏，倒也和谐安定。对于喜好文学的孟昶来说，没有后顾之忧，便生游乐之思，闲暇之余诗书相伴、美人在侧，真是不亦乐乎。最为特别的是，有位美人的文学水平不在其之下，更有千古文章美名扬。她便是孟昶极宠的“花蕊夫人”。

有一日夜晚，作为侍从的朱姑娘，不远不近地跟在花蕊夫人和孟皇帝后面，看见两人拉着手，坐在水池旁，柳影婆娑，佳人为伴，，真是妙不可言的浪漫之景。即景下，孟昶作词一阕赠予佳人。每当老尼姑念起这阕词时，小小的苏轼便跟着背起来。可等到中年再忆起这个故事时，苏轼却无论如何也记不全此词了，唯记着其中一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后来，趁着兴致，苏轼赶紧提笔续作了这首有名的《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孟昶版的《洞仙歌》已无从知晓其内容，不过，苏轼所续的《洞仙歌》清灵婉转，词意高妙，想象奇特，情意幽幽，韵味中多了一份浅淡的伤感，其中渗透着万千不舍和百般遗憾，许是对神仙眷侣的纪念、歌咏吧！

对于这一幕你侬我侬的“情景剧”，有人说是老尼姑当年随师父去宫中的所见所闻，意为老尼姑当时便是尼姑，并不是“花蕊夫人”的侍女。特别是苏轼有文证道：“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这是《洞仙歌》的引言部分，即苏轼所做的行文注释，非常有研究价值。不过，既然苏轼不能记得《洞仙歌》的完整版，是不是也有记错尼姑当年身份的可能呢？毕竟，夜晚的后蜀国后宫，不是谁都能进出自如的。

不管结论如何，小时候的苏轼对于仙道都充满着好奇心，对于浪漫的爱情也有着万般美好的期许。

方外者说红尘事，世外仙道人间情。到底仙人在山中，还是在繁华俗世里？或许，仙人一直住在自己的心中，于是，高山流水有仙气，庭院繁华亦仙境。

各个击破，事事精通

但凡才情卓绝、成就非凡的学问者，除去家庭熏陶、先生教授、学堂学习外，都有一套自创的学习方法，以增进知识和精进底蕴。譬如诸葛亮的“观其大略”法、陶渊明的“会意”法、韩愈的“日记千言”法、朱熹的“三到”法，张溥的“七焚”法、郑板桥的“精当”法等，这些都是从读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成为成功者的“独门绝技”，值得学习和探讨。

杜甫曾深有体会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而苏轼则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书如海，文如山，知识犹如汪洋，人之精力有限，短短几十年，怎可能全部汲取呢？

于是，计划性地学习，针对性地选材，侧重性地读书，借此各个击破，以达到事事精通。这便是苏轼研创的“八面受敌”读书法，适用性广，操作性强，古往今来借鉴者无数，受益人颇多。

“八面受敌”是怎样的一套学习理论，而让苏轼在文山书海中找到正确的航向，帮助其顺利抵达知识的彼岸呢？从苏轼对《汉书》的学习中，可觅其读书之法，探寻其成为千古大文豪的秘诀。

宋人陈鹤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中云：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

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通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

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文中说，苏轼被贬黄州时，因诗文结识了当地掌管钱粮的司农（官职）朱载上，引为知己，两人时常小聚交流。

一日，朱载上登门拜访苏轼，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不得相见，既困乏又纳闷，正待离开，不料苏轼匆忙迎来，见面便是道歉，说自己正在做功课，怠慢了朋友。有什么功课会让苏轼痴迷至此？朱载上难免心生疑惑。

诧异时却听苏轼笑道：“我在抄《汉书》。”

朱载上猛然一惊道：“先生才华了得，只需开卷览读即可终生难忘，何须再抄写呢？”

然而，苏轼说：“未必这样的。我抄《汉书》已经三遍了。第一遍时，每段抄写三个字做题目，第二遍则抄写两个字做题目，现在我只抄写一个字做题目了。”

朱载上更为惊讶，上前施礼说：“先生抄写的《汉书》可否让我欣赏一下？”

苏轼命仆人呈上一册，朱载上细细观赏，却始终看不出门道。苏轼便说：“你试着说出标题上的任一字。”朱载上照做，只听得苏轼随口便背出几百字来。朱载上顺着册子往下看，目不转睛地加以对照，而苏轼所念字句与抄写的《汉书》一字不差。

真有这么精准？

朱载上半信半疑，再试几遍，苏轼仍是一字不漏地顺畅念地了出来。

“先生真是被贬到人间的仙才啊！”朱载上惭愧地感慨道。后对儿子新仲说：“像苏轼这样的天才都如此勤奋学习，天资一般的人更该努力奋发才行！”

这个故事，传颂至今，人们并不陌生。而对于苏轼的“三”“二”“一”标题学习法，有兴趣者颇多，领悟则各异。

所谓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其实就是摒弃读书多目标的做法，一遍只选择一个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去解析和摸索，步步深入，句句打通，了解核心，专注目的，水到渠成，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在“学习三部曲”中，苏轼常解决的核心问题顺序是：意义，故实，文物。而在抄写《汉书》时，第一遍时学习“治道”，即标题为三个字。第二遍时学习“人物”，即标题为两个字。第三遍时研究“地理”，即标题为一个字。这部书整整七十六万字，苏轼根据文章大意，高度概括关键词，然后将章节标题从三个字精简到一个字，这样的提炼功夫足显苏轼的读书能力。之后以此中心字延展记住书中内容，逐个击破，然后一通百通，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计划好后顺势而为，必能收到效果。

不过，苏轼自创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并不是人人都能懂得和学到的。

有一年，苏洵去益州拜见当时的知州张方平。这位知州不但深谙政事，同时也是大文人。当时眉州读书人多，“三苏”已小有名气，爱才惜才的张方平便问苏洵：“你家孩子们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啊？”苏洵如实回答：“他们打算再读一遍《汉书》。”张方平听此，大为不解，问道：“有必要再看一遍吗？”

其实，对于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的张方平来说，确是没有必要再看一遍。据说张方平小时候因家中贫困，都是借书来看，看一遍便牢牢记住了。因此，张方平得知苏轼这种“死啃书”的笨办法时，难免心存疑惑。

回家后，苏洵将张方平的想法告诉了苏轼，说人家读书都读一遍，就你读两遍，有些看轻的意思。以苏轼的性格来看，他肯定不以为然，不过，他也不会告诉父亲自己的想法——我还会读第三遍呢。于是，就有了这则关于读《汉书》的故事。

刻苦的人未必不聪明，天才也未必不刻苦。苏轼是天才，聪明如他却依旧勤奋好学，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习精神便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