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55章　暴风雨前兆

这是我第一次和妻儿一起出行。在讲述我的故事时，我时常注意到，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中的童婚现象，丈夫普遍识字，而妻子则几乎是文盲。这样一来，夫妻之间便会有很大的隔阂，丈夫不得不成为妻子的老师。因此，我必须考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吃穿用度的所有细节，以及教导他们如何在新环境下保持得体的行为举止。那些日子里的一些回忆让人忍俊不禁。

信奉印度教的妻子认为对丈夫的服从是符合最高教义的。印度丈夫也往往自认为是他妻子的主人和主宰，妻子必须对他千依百顺，小心伺候。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当时的心态，即为了让别人认为我们是文明人，我们的衣着和举止要尽量接近欧洲标准。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定的影响力，才有可能为侨团服务。

于是，我决定了妻子和孩子的服装风格。我怎么能任由他们被称为卡提亚华的巴尼亚人呢？当时的帕西人被认为是印度人中最有文化的人，所以，当纯粹的西式衣服并不适合时，我让他们模仿帕西人的穿衣风格。因此，我的妻子穿上了帕西纱丽，男孩们穿上了帕西外套和裤子。当然还要穿上鞋袜——这让他们过了很久才得以适应。鞋子把他们的脚挤疼了，长筒袜也因出汗而发臭。不过我总是有办法来应对这些反对意见。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说服他们，倒不如说是靠权威力量来镇压——他们同意换衣服，是因为别无选择。怀着同样的心情，她们勉强学会了刀叉的使用方法。当我对这些文明习惯的迷恋逐渐消失时，他们也自然而然放弃了使用刀叉。在习惯了新的风格之后，他们回到原来的模式也许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但我可以确定，我们会因为摆脱了“文明”的光环而倍感自由和轻松。

和我们同乘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经常和他们以及其他乘客在甲板上偶遇。因为这艘船属于我的客户，所以我在这艘船上可以随意走动。

由于这艘船是直接开往纳塔尔的，中间不停靠任何港口，我们的航程只有十八天。但距离纳塔尔只有四天航程的时候，似乎是为了警告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风暴一样，一场可怕的大风袭击了我们。十二月是南半球夏季风的月份，刮风在那个季节的南部海域很常见。我们所遭遇的暴风是如此的猛烈和持久，乘客们不禁慌乱起来。那是个严峻的场面，面对共同的危险，所有的人团结在了一起，忘记了彼此的差异——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还是其他人，都开始想到唯一的“神”。船长和乘客们一起祈祷着，他安慰乘客们说虽然这场暴风雨看起来很猛烈，但他也遇到过许多更严重的情况。他还试图让乘客相信，一艘建造良好的船基本上能经受任何天气的考验，但效果并不理想。几乎每一分钟都有类似爆裂和漏水的声音传来，乘客们如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安。船摇晃得如此厉害，好像随时都要倾覆似的。没有人能待在甲板上。每个人都在嘴里默念着，希望自己的神护佑自己。我们在这种困境中大约度过了二十四小时。天空终于放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我们脱离了险境。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随着危险的消失，神的名字也从他们的嘴上消失了，吃喝拉撒与寻欢作乐再次成为每天的日常。对死亡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去，虔诚祈祷的瞬间的情绪给了“玛亚”。当然各宗教平常的祷告和祈祷仍在进行，但却远不如在那危急时刻时的庄严和虔诚。

这场暴风雨使我和乘客们打成了一片。我对这次的暴风雨几乎没有恐惧，因为我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是个好乘客，不会晕船。这使得我可以轻松地在乘客中穿梭，给他们带来安慰和欢乐，并且每小时向他们传达船长的报告。在下文中会提到，我因此而建立的友谊为我带来的巨大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的时候，船在德班港靠岸。纳德里号也在同一天抵达。但真正的风暴还未来临。

第56章　风暴

前文已经说到，两艘船都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德班港靠岸的。在接受全面医疗检查之前，任何乘客都不得在南非的任何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患有传染病的乘客，则必须被隔离一段时间。由于在我们起航时正值孟买瘟疫爆发时期，我们担心可能还需要经过短暂的隔离检疫。在检查前，每艘船都要悬挂一面黄旗，只有当医生证明了船上乘客的健康时才会降下。乘客的亲友也只能在黄旗下降后才能登船。

医生来给我们检查时，我们的船正悬挂着黄旗。他下令隔离五天，因为在他看来，鼠疫病菌最多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二十三天的时间，因此我们的船被下令隔离，直到我们从孟买起航的第二十三日为止。但这份检疫令发出背后的原因，其实不仅仅是出于健康的考量。

德班的白人居民一直在鼓动遣返我们，这其实是这份检疫令出台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达达·阿布杜拉赛公司定期向我们通报小镇每天发生的事情。白人们每天都在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他们对达达·阿布杜拉赛公司威逼利诱，甚至提出如果两艘船都被遣返，他们会全额赔偿公司的损失。但达达·阿布杜拉赛公司并不害怕威胁，阿卜杜·卡里姆·哈吉·亚当当时是这家公司的经理。他决心把船停泊在码头上，不惜一切代价让乘客上岸。他每天都会通知我事态的最新进展。幸运的是，已故的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当时在德班，并亲自来迎接我。他有能力，无所畏惧，并领导着印度族群。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是个勇敢无畏的人。作为印度族群的顾问律师及好朋友，他谴责了白人住民的行为，并为印度族群提出了各种建议。

就这样，德班成了一个不平等决斗的现场。一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是人数众多的白人，他们在武器、人数、教育和财富方面都要强大得多，并且还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哈利·艾斯坎比先生是内阁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公开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由此可以看出，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恐吓乘客或代理公司，迫使船只及乘客返回印度。他们已经开始威胁我们说：“你们如果不回去，一定会被推入海中淹死。但如果你们同意回去，我们甚至可以退还你的旅费。”我不停地穿梭在我的同胞之间，鼓舞他们振作起来。我还慰问和激励着纳德利号的乘客们，让他们保持冷静和勇敢。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让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在圣诞节那天，船长邀请了头等舱里的乘客一起聚餐，我和我的家人是主要的宾客。在晚饭后的闲谈中，我谈到了西方文明。我知道现在不是发表严肃演讲的时候，但我也不知除此之外还能谈些什么。我表面上融入了这个欢快的氛围，可是内心却还在德班战斗。因为我知道我才是白人们真正的目标。他们对我提出了两项指控：

1. 在印度时，我对纳塔尔省的白人提出了无情谴责；

2. 我特意把这两船印度人带到纳塔尔省来定居，让纳塔尔成为印度人的天下。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赛和他的公司为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如今，乘客的生命因为我处于危险之中，我还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这里，使他们同样身处险地。

但我确实是无辜的。我没煽动任何人去纳塔尔。除了几个亲戚，上船之前我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知道船上数百名乘客中任意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无论是在印度或是纳塔尔，我都没有说过纳塔尔白人的事情。我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我所说的一切。

因此，我对纳塔尔白人所代表和拥护的这种文明感到痛惜和悲哀。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借着这次小型的聚餐，我把它抛了出来。船长和其他朋友耐心地听了我的想法，了解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会对他们之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随后我和大家就西方文明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在我的演讲中，我将西方文明描述为一种与东方文明不同的，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一位船长用我的信仰质疑我，他说：“假设白人将他们的威胁付诸武力，你还如何坚持你的‘非暴力’原则？”我回答说：“我希望神能赐予我勇气和理智去原谅他们，不要把他们的行为诉诸法律。我对他们没有愤怒，只是为他们的无知和狭隘感到遗憾。我知道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而恰当的。因此，我没有理由生他们的气。”

提问者笑了，感觉有些不以为然。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拖了下去。谁也不知道隔离期何时会终止。检疫员说，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一旦接到政府的命令，他就会允许我们登陆。

最后，我和其他乘客都被下了最后通牒。一旦上岸，一切后果自负。在我们的答复中，乘客和我都坚持要行使在纳塔尔港登陆的权利，并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进入纳塔尔。

23天到了，船只被获准进入港口，允许乘客上岸的命令也终于下达了。

第57章　考验

船驶进码头，乘客们开始陆续上岸。但艾斯坎比先生对船长说，由于白人对我非常愤怒，我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建议我和我的家人在黄昏时上岸，再由当时的港务监督塔图姆先生护送我们回家。船长转告我这个建议，我也同意这样做。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劳顿先生来找船长，并说道：“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想让甘地先生跟我一起上岸。作为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给你的建议是，你不一定非要听从艾斯坎比先生的意见。”之后，他来到我面前说：“如果你同意，我建议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先乘车去罗斯敦济先生家，而我们一起步行。我不认同你在夜间像小偷一样潜入城的做法。我认为不会有人要伤害你。现在事态已经平息了，白人们都散去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欣然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安全地乘车前往罗斯敦济先生的住处。在船长的许可下，我和劳顿先生一起上岸了。

罗斯敦济先生的住处距码头大约有两英里。我们一上岸，一些年轻人就认出了我，并大喊道：“甘地！甘地！”大概五六个人听到了喊声，加入了喊叫的行列。劳顿先生担心人会越来越多，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都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头一回乘坐。但是那些年轻人不让我进去。他们把那个车夫吓得魂都丢了，落荒而逃。我们只能继续步行向前。人越聚越多，很快我们便寸步难行。他们先拉开劳顿先生，然后开始用石头、砖块和臭鸡蛋砸我。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其他人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抓住了房前的栏杆，想站在那里喘口气，但这也是奢望。他们又上前来不停地对我拳打脚踢，直到一个我认识的警长妻子恰好经过。那位勇敢的女士走过来，尽管已经没有阳光了，她还是打开了遮阳伞，挡在人群和我之间。这抑制了暴徒们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们很难在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的情况下继续对我使用暴力。

与此同时，一名目睹这一事件的印度青年去警察局报了案。警长亚历山大先生派了一队人过来，让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护送我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回去的路上会经过警察局，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警长让我在警察局躲一躲，但我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这件事就一定会平息下来，”我说，“我相信他们的正义感。”在警察的护送下，我没有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安全到达了罗斯敦济先生的住处。我全身都是瘀青，但只有一处流血了。船上的医生达迪巴乔先生正好在这儿，及时为我提供了治疗。

屋子里面很安静，但外面已经被白人包围了。夜幕降临，外面的人群大叫着：“把甘地交出来！”警察局长反应很快，已经去了屋外处理，他没有威胁或警告聚集的人群，而是试图通过轻松愉快的话语来平息他们的情绪。他给我传话说：“如果你不想损害你朋友的房子和财产，还有你的家人，你最好听从我的建议——伪装逃离这个房子。”

就这样，在同一天里，我面临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立场。当生命受到威胁不过是假设时，劳顿先生建议我光明正大地上岸，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而当生命危险成为真实存在时，另一位朋友给了我相反的建议，我也接受了。谁能说清我这样做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还是为了保全朋友的生命财产或者妻儿的生命？谁又能说清我第一次选择勇敢地面对人群的做法正确，还是后来伪装着从人群中逃脱的做法正确呢？

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判断其对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理解它们是有用的，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吸取教训为今后计。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如何行动。要知道，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来做出判断，只能得到一个可疑的推论，因为它所依赖和凭借的数据基础太少。

尽管如此，逃跑的准备工作还是让我忘记了我的伤痛。按照警长的建议，我穿上了印度警察的制服，头上戴着一条马德拉西围巾，一个盘子置于围巾里面，并围绕它缠成了盔形。两个警探护送着我，其中一个伪装成印度商人，把脸化妆成印度人。我记不清另一个警探装扮的样子了。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一家邻近的商店，穿过堆放在货仓里的麻袋，走出商店的大门，然后穿过人群坐上了在街道尽头为我准备的马车。我们驱车前往亚历山大先生不久前建议我进去避难的那个警察局，我对他和警探们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在我设法逃跑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唱了几句小调来吸引那些人的注意力：“把那个老甘地，吊到苹果树上去。”现场的气氛因此缓和了许多。当他得知我安全抵达警察局时，就向人群公布了这个消息：“好吧，你们的目标已经从附近的一家商店逃跑了。你们也赶快回家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人大笑，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这样吧，”局长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进来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很乐意把他交给你们。但如果他们没找到，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相信你们无意破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也不会伤害甘地先生的妻子和孩子。”

这些人选出了几个代表去搜查房子，很快他们便空手而归。人群终于散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欣赏警长对形势的巧妙处理，也有一些人感到烦躁和愤慨。

已故的张伯伦先生当时是殖民地的国务卿，他发电报要求当地政府起诉袭击我的暴徒。艾斯坎比先生来看望我，并对我受到的伤害表示同情，他说：“相信我，我对你受到的每一丝伤害都感到愤怒。你有权接受劳顿先生的建议并去承担最坏的结果，但我相信，如果你当时仔细考虑我的建议，这些糟心的事便不会发生。如果你能辨认凶手，我随时会提出逮捕申请并起诉他们。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做。”

我这样答复他：“我不想起诉任何人。我也许能辨认出其中的一两个人来，但是让他们受到惩罚又有什么用呢？而且，我不追究袭击者的责任。他们只是以为我在印度对于纳塔尔的白人做过夸张的陈述，诽谤了他们。如果他们相信了这些报道，那被激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坦率地讲，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你们这些领导。你们本可以引导人们相信正确的事情，但你也选择相信路透社，并且认为我一定发表过夸大事实的言论。我不想与任何人对簿公堂。我确信，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而悔恨。”

“你可以以书面形式把你的决定告知我吗？”艾斯坎比先生问，“因为我得给张伯伦先生发电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我不希望你草率做出任何决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先咨询劳顿先生和其他朋友，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你放弃追究袭击者的权利，你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维持秩序，你自己的声誉也会得到提高。”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咨询任何人。在找你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不会起诉袭击者，我现在就把我的决定写下来给你。”

说完之后，我就给他写下了他所需要的声明。

第58章　暴风雨后的宁静

我在警察局待了两天，然后被带到艾斯坎比先生那里。他们专门派了两个警察来保护我，虽然当时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措施了。

我们上岸的那天，黄旗刚降下来，《纳塔尔广告报》就派人来采访我了。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作为答复，我驳斥了所有对我提出的指控。多亏了费罗泽夏·梅赫达先生的建议，我在印度进行的演讲都留有书面讲稿，而且我还随身带了这些演讲的副本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了采访者一份，并向他表明我从未在印度说过任何没在南非说过的话，更没有故意加重我的语气和措辞。而且，“库尔兰”号和“纳德里”号上的乘客并不是我带到南非的。船上的大部分乘客本就是侨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更何况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是要去往纳塔尔，而是要去德兰士瓦。在当时，对于那些来赚钱的人而言，德兰士瓦的前景远比纳塔尔好得多，因此大多数印度人更愿意去那里。

这次采访和我拒绝起诉袭击者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德班的欧洲人开始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媒体宣称我是无辜的，并谴责了暴徒的行为。这对我及我的事业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因为这提高了印度群体在南非的声望，也使我接下来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三四天之后，我便回了家，没过多久，我再次安顿好了。这一事件也给我的职业生涯添上了一笔。但是，印度群体的声望越高，也越容易引发对这个群体的偏见。一旦证明印度人也可以奋起抗争，那么他们也就会被认为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有人在国家立法会议上提出了两项法案，其中一项不利于印度商人，另一项则是对印度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幸运的是，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促成了一项重大决定，即不能出台专门针对印度人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不应就肤色或种族做任何区别对待。上述条款的内容虽然适用于所有人，但本质上无疑是对纳塔尔的印度居民施加进一步的限制。

这些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使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感。我们把这些条款翻译成印度的不同语言，并做了充分的解释，以便让印度群体了解它们的所有含义，以及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我们曾求助于殖民地大臣，但他拒绝干涉，于是法案最终变成了法律。

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公共工作上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已经来到了德班，并和我住在一起。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公共事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负担。

在我离开的期间，阿丹吉·米耶汗非常尽职尽责。他吸纳了更多的会员，并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增加了大约1 000英镑的储备基金。我利用法案的通过和反对法案的群众示威吸纳了更多会员加入，也吸收了更多的资金，最终得到了高达5 000英镑的基金。我希望为国会争取一笔永久性基金，以便它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然后利用租金产生的收益继续开展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共机构。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同事们，他们对此大为赞赏。我们把国会购置的产业租了出去，租金足以维持目前国会的开支。我们把这笔财产委托给了一个强大的信托公司，它至今仍活跃在南非市场上。不过，我们后来和这个机构的争执很多，导致租金暂时被法院扣押了。

在我离开南非之后，这种悲惨的情况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出现之前，我对于为公共机构设立永久性资金的想法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从管理的许多公共机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用永久性基金来管理公共机构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永久性基金本身就容易造成机构的道德沦丧。一个公共机构是靠公众在情感和资金上的支持来维系的。当这样的机构不再得到公众的支持时，它也丧失了存在的权利。靠永久性资金维持的机构往往无视公众舆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一直在经历这种事情。一些所谓的宗教信托基金已不再对外公开账目，而受托人显然已成为所有人，不买任何人的账。我承认这其实是想让公共机构像大自然一样，生生不息，永远生存下去。但是，得不到公共支持的机构根本没有权利继续存活。一个机构每年所能收到的会费是对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它的管理者的公信力的最好评判。我认为每个机构都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不过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言论不适用于那些性质特殊、必须依靠永久性会费存活的机构。我只是想说，机构目前的支出应该来自每年所收到的会费。

这些观点在南非的“非暴力主义”运动时期得到了证实。这场持续六年的伟大运动是在没有永久性资金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这一运动消耗了数十万卢比。我还记得自己常常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如果再没有捐款，我都不知道第二天该怎么办。但我现在先不说这些未来的事情，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会发现，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第59章　儿童教育

1897年1月，我抵达德班时，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十岁儿子，还有我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五岁。我该让他们去哪里接受教育呢？

我本可以把他们送到欧洲学校去，但是必须动用关系破格录取才行，那些学校是不招收印度儿童的。还有一些学校是由基督教教会建立的，但我也不准备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学校的教育方式。首先，教学语言只能是英语，或者可能是不太准确的泰米尔语或印地语；而且即使有这样的课程，学校也很难安排。这个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都让我难以忍受，于是我开始尝试亲自教导他们。但那充其量就是不定时授课，我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语老师。

我实在无计可施，只好登广告招聘一位英语老师，他要在我的指导下教育孩子们。我希望这位老师可以给孩子们上一些常规的课程，我自己则会不定期地补充一些非常规的内容。我以每月7英镑的价格聘请了一位说英语的家庭女教师。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我并不是很满意。孩子们通过与我交谈和接触懂得了一些古遮拉特语知识。我不愿意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我当时笃信子女不应该和父母分开。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里，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的言传身教会远远多于他们在学校宿舍里获得的知识。因此，我选择让孩子们留在身边。我曾让我的外甥和长子在印度的寄宿学校念了几个月书，但我很快就把他们接了回来。我的长子稍大一些时自行离家，回到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所高中上学。我能感觉到，外甥对我的安排感到很满意。不幸的是，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却生了一场重病，不幸夭亡。我的另外三个儿子从来没有上过公立学校，他们只是在一所临时学校上过一些常规课程，那所学校是我为参加南非“非暴力主义”运动者的子女们而办的。

我所做这些尝试的结果都不尽人意。虽然我有心教导孩子们，但是却无法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我希望给他们良好的文化教育，却总是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照料。另外，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也使我无法向他们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在这件事上，我所有的儿子都对我意见很大。不论他们考取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是参加大学录取考试，他们都会尝到自己缺乏学校教育带来的恶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我想方设法让他们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就失去了从经验这所学校学习的机会，失去了与父母密切交流的机会，也就无法得到特殊的锻炼。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从焦虑中解脱出来，他们今天在生活中表现出的质朴和服务精神，英国或南非的公立学校教育是绝不可能教给他们的，而那些公立学校所教授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变成我公共事业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虽然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使他们或我自己都感到满意的文化教育，在我回顾过去的岁月时，我也并不能说我没有尽我所能地履行父亲的职责。我从不后悔没有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我一直觉得，我今天看到的长子的不良性格，是对我早年生活的一种回应，即缺乏纪律和不守规定。那时的我对于真理一知半解，总是放纵自己，而我的长子正值最容易受影响的年纪，所以很自然地，他拒绝将其看作是我放纵和缺乏经验。相反，他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后来我的转变都是由错误的认识引起的。这也情有可原。他怎么会不认为我的早年期间代表的是觉醒时期，而后来才是激进变化、妄想和自我中心呢？朋友们经常向我提出种种难题：如果我让孩子们接受了学术式教育，又会有什么坏处呢？我有什么权利去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取得学位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我和许多学生打过交道，也尝试过亲自或者通过别人来把我的教育“风格”强加给其他学生，并看到了结果。据我所知，在同龄人中，没有多少人会比我的儿子们更优秀，或者我的儿子有很多东西值得他们去学习。

不过，我的教育实验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我在此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能够严格区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差异，也能体会父母在生活中给孩子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本章的目的也是为了表明真理的信徒是如何被他对于真理的实验所驱使，并告诉自由的信徒那位严厉的女神又需要你付出多少牺牲。如果我没有自尊心，并且满足于让我的孩子们接受其他孩子无法接受的教育，我就应该剥夺他们以牺牲文学教育为代价而在自由和自尊方面所受到的教育。在自由和学习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有谁不认为前者比后者好上千万倍呢？

1920年，我曾向从那些奴隶制的城堡——他们的中学和大学——中挣脱出来的青年建议：与其在这种奴隶的枷锁中接受文学教育，倒不如为了自由而打破藩篱，哪怕无法受到教育也在所不惜。可能现在他们能够知道我那番话的由来了。

第60章　服务精神

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这远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有麻风病人找到我时，我就总会考虑如何进一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俭朴一些，为我的同胞们多做些贡献。我不忍心用一顿饭就把他打发走，于是给他提供了庇护，给他包扎伤口，并开始照顾他。但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既负担不起，也没有将他永远留在身边的打算。所以我把他送到政府医院去做契约劳工。

但我仍然感到不安。我渴望做一些永久性的人道主义工作。布斯医生是圣艾登教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他的病人提供治疗。多亏了罗斯敦济的捐赠，一家小型的慈善医院顺利建成，并交由布斯医生全权负责。我很想在这家医院当一名护工。配药的工作估计每天要花上一到两个小时，所以我决定压缩一下我的办公时间，好在医院附设的药房里担任配药师。我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事务所完成，比如财产或其他权益转让的相关法律事务或仲裁等。当然，我有时会去地方法院处理一些案子，但其中大多数是无争议的案件。而且，跟着我来到南非并与我同住的可汗先生向我承诺，我不在时他会帮我处理这些案件。因此，我可以抽出时间去医院提供服务。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安宁。工作的具体内容有：询问病人病情，向医生转告病人的情况，按照处方配药。这使得我与受苦受难的印度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泰米尔、德鲁古和北印度契约劳工。

这段经历为我积攒了经验，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此可以担任护理伤病士兵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南非期间，我又生了两个儿子。我在医院的服务经验对解决他们的养育问题很有帮助，而我的独立精神是不断接受考验的源泉。妻子和我决定要在她分娩的时候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这最危急的关头让我们处于困境中，又该怎么办？我想，护士最好是个印度人。但可以想象得到，在南非要找一个训练有素的印度护士得有多难。于是我自己学习了安全分娩所需要的知识。我阅读了特里布胡达斯医生的《给母亲的建议》，按照书中给出的指示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并且时不时用上我在其他地方获得的经验。我另找的护工每次服务周期都不会超过两个月，这主要是为了照顾我的妻子，而不是婴儿，因为婴儿是由我自己照顾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使我经受了人生中最严峻的一场考验。分娩的阵痛已经开始了，医生却还没有赶到，等接产婆也耽误了不少时间。而且即使她当时在场，也不可能独立完成接生。我必须确保孩子安全分娩。幸好我在特里布胡达斯医生的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无价的帮助，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

我相信，为了使孩子得到适当的抚养，父母应该对婴儿的照料和护理有全面的了解。我对这方面的仔细研究使我在照顾孩子的每一个环节都享受到了益处。如果我不学习这门学科，不把我的知识付诸实践，我的孩子们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康了。有些迷信思想误导着我们，认为孩子在五岁之前什么也学不了。恰恰相反的是，孩子在前五年学到的东西是他以后再也学不到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是从受孕开始的。父母在受孕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都会对体内的婴儿造成影响。在怀孕期间，母亲的情绪、欲望和性情，以及她的生活方式，都会影响胎儿。孩子出生后会模仿父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孩子的成长是完全依靠父母的。

认识到这些事情的夫妇就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发生性关系，而是在当他们渴望拥有后代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我认为把性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功能，就像睡眠或饮食一样不可或缺，是一种很无知的体现。为了世界的有序发展，人的行为应该受到控制。他应当意识到，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自己的欲望，充分学习掌握应该学习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给子孙后代。

第61章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禁欲”誓言的时候。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信奉一夫一妻制，信奉忠诚于我的妻子是对真理之爱的一部分。但是，在南非，我开始意识到禁欲的重要性，即使对我的妻子也是如此。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是由于什么情况或是什么书，使我的思想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但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曾在前文提到过的赖昌德巴伊。我还记得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对他高度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曾读到过葛莱斯顿夫人坚持为葛莱斯顿先生准备茶水，哪怕他去下议院时也不例外，而且这已经成为这对杰出夫妇生活中的惯例。我和诗人谈起这件事，顺便赞美了这对夫妻之间的爱情。赖昌德巴伊却说：“你更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葛莱斯顿太太对她丈夫的爱，还是她对葛莱斯顿先生的忠心耿耿？假如她是他的妹妹，或是他忠实的仆人，也同样殷勤地服侍他，你会说什么呢？难道我们找不出这样忠诚的姐妹或仆人的例子吗？假如你在一个男仆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爱，你会和看到葛莱斯顿太太的情形一样感到高兴吗？请好好想想我的观点。”

赖昌德巴伊本人也已经结婚了。他的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深深触动了我。我觉得仆人的奉献比妻子对丈夫的敬重要值得称赞，甚至好过千百倍。妻子对丈夫的忠诚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契约。这种奉献是很自然的。但主仆之间平等的奉献精神是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努力去培养的。诗人的观点渐渐在我心底生根发芽了。“那么，”我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的忠诚是否在于要使我的妻子成为我欲望的工具？只要我受到性欲的驱使，我的忠诚就一文不值。我必须说，我的妻子从来都不会主动诱惑我。因此对我来说，只要我愿意，很容易就可完成禁欲的誓言。我薄弱的意志和对欲望的依恋，是我需要克服的障碍。即使我的心里开始认同这件事，我还是失败了两次。我的失败是因为激发我努力的动机并不崇高，仅仅是为了避免生更多的孩子而已。在英国，我读过一些关于避孕的书。在上文关于素食主义的章节中我提到过一些关于艾林森医生的节育宣传，这对我起到过一些短暂的影响。希尔先生反对这些方法，他主张自我控制来节育，而不是采用外在的手段。他认为自我控制能产生更良好的效果。因为不想要更多的孩子，我开始努力自我控制，这当然很难做到。我们开始分床睡，我还决定每天工作到精疲力竭之后再去睡觉。所有的这些努力在当时似乎都没有多少成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发现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努力累积起了最终的成功。

直到1906年，我才下了最终的决心。当时“非暴力主义”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也完全没料到它会发生。布尔战争后不久，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做律师，在纳塔尔的祖鲁人发生了“叛乱”。我觉得这种时候我应当为纳塔尔政府效力。政府也接受了我的提议，在下文中我会就此详述。但是这项工作使我朝着自我控制的方向疯狂地思考，并且按照惯例和同事们分享了我的想法。我确信生育和由此产生的对子女照顾的行为是与公共服务相矛盾的。为了能在“叛乱”期间服役，我只好放弃在约翰内斯堡的家庭生活。在提供服务的一个月内，我放弃了我精心装修过的房子，带着妻儿去了凤凰村，成为纳塔尔军队的附属印度救护队队长。在当时艰苦的行军中，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想以这种方式献身于为印度族群的服务，我必须放弃对孩子和财富的渴望，过着从家庭中跳脱出来的行脚僧的生活。“叛乱”一共也不过六个星期时间，而这一短暂时期却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誓言的重要性。我意识到，誓言是为你打开自由的大门，而并非是束缚你自由的枷锁。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意志力薄弱，是因为我对自己和神的恩典缺乏信心，所以我的心才会一直在怀疑的海洋上浮沉。我意识到，拒绝立誓的人会受到诱惑，而受誓言约束则像是从放荡生活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过渡过程。“我相信努力，我不想把自己与誓言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软弱和背叛的心态，是我们对要避免的事物反应出的微妙的渴望。做出最终的决定真的这么难吗？我发誓要逃离那条我知道会害死我的蛇，这不是简单地努力逃离就可以的。我知道单纯的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仅仅是努力的话，只意味着对蛇注定要杀死我这一事实的无知。如果我只满足于自己的努力，就意味着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但是，我怎么能轻易用一个誓言约束自己呢？可能我的观点在未来会发生变化。”这样的怀疑常常使我们犹豫不决，萌生退意。但是，这种怀疑也暴露出缺乏明确的认识，即必须放弃一件特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尼什库兰纳德这样唱：

“未厌而弃，终难自持。”

因此，一旦内心的欲望消失了，遵循誓言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62章　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我在1906年立下了誓言。在此之前，我没有和妻子谈过这个想法，只是在许下誓言的时候征求了她的意见。她没有异议。但是我却很难做出最终的决定。我并没有超凡的力量，怎么能控制我的欲望呢？断绝与妻子之间的肉体关系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我怀着对神的信念开始了。当我回首这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的誓言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惊奇。自1901年以来，自我控制的实践活动或多或少一直在进行。但是，在1906年之前，我从未拥有过这种在许下誓言之后所感受到的自由和快乐。在许下誓言之前，我随时都可能被诱惑所征服。而现在，誓言成了抵御诱惑的坚固屏障。对我来说，禁欲的巨大潜力对我的影响每一天都在不断增加。我立下誓言时是在凤凰村。当我结束了救护工作后，就立刻去了凤凰村，然后回到了约翰内斯堡。大约一个月后，便奠定了“非暴力主义”运动的基础。我自己并未意识到，但其实禁欲的誓言让我为“非暴力主义”运动做好了准备。“非暴力运动”并不是一个筹谋许久的计划，它是自发产生的，并不掺杂我的主观意愿，但我知道自己此前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它做准备。我削减了在约翰内斯堡沉重的家庭开支，去了凤凰村，许下了禁欲的誓言。

对禁欲的完美遵守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我知道这一点，但却并非来自我对宗教论藏的研究，而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慢慢意识到的。后来，我才读到谈及这个问题的经典文献。执行誓言的每一天都使我更加明白，禁欲可以使肉体、思想和灵魂都得到庇护。现在，于我而言禁欲已经不再是苦修的过程了，而是一件充满着安详和喜悦的事。每天它都会让我有新的愉悦感。

尽管这是一件让人不断感受到喜悦的事情，请别认为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即使我已经56岁，要守住誓言也还是非常艰难。每天我都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仿佛在刀刃上行走，必须时时刻刻都保持警惕。

控制口腹之欲是遵守誓言的第一要素。我发现，控制自己的食欲会使守誓变得容易得多。因此，我现在不仅从素食者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饮食，还从禁欲者的角度来看待饮食之道。通过这些实验，我得出的结论是，禁欲者的食物应该是节制的、简单的、原味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不经烹饪的。

六年的经验告诉我，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水果和坚果。在我改变饮食习惯之前，并不知道这些食物能够让人对情欲免疫。当我在南非以水果和坚果为生时，禁欲对我来说非常简单。但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后，就变得很难了。我把食谱从新鲜水果换成了牛奶的缘由在下文中会另做说明。在这里我只是想要强调，我毫不怀疑喝牛奶会使得禁欲者的誓言变得难以维系，但也不应该由此推断出所有的禁欲者都必须放弃牛奶。不同种类的食物对禁欲的影响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来确定。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水果来代替牛奶，因为要找到一种既和牛奶同样好的肌肉塑造剂，又容易消化的水果确实很难。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能给我一个答案。因此，虽然我知道牛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禁欲是一种刺激源，但目前我不能建议任何人放弃它。

作为对禁欲的一种辅助，除了在饮食上进行选择和限制之外，禁食也是很有必要的。人的欲望其实拥有很强的力量，只有当它们被从上到下全方位地封闭起来时，才能被控制住。众所周知，人在饥肠辘辘时是不会有什么性欲的，因此，我毫不怀疑禁食在控制欲望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对于有些人来说，禁食是没有用的，因为单纯机械的禁食对他们没有作用，他们在保持自己的身体不吃东西时，心里却想着各种美味佳肴，想着禁食过后便可以大吃大喝。这样的禁食既不能控制味觉，也不能控制欲望。只有当思想与饥饿的身体通力合作时，禁食才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当你的思想对被你身体拒绝的东西同样保持厌恶时，禁食才有帮助。心灵是一切肉欲的根源。因此，禁食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因为禁食的人可能会继续被激情所左右。但可以说，如果没有禁食，通常人们是不可能消除性欲的，这可以说是遵守“禁欲”誓言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许多“禁欲”的信徒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想继续像那些非禁欲者一样释放他们的情感。这就像在炎热的夏季里寻求冬天的寒冷一样。禁欲者与非禁欲者间应该界限分明。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只是表面现象，但区别却应该如白昼般清晰。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然而禁欲者用它来观察神的光辉与荣耀，非禁欲者却只看到那些轻浮的俗事。每个人都有一双耳朵，禁欲者只倾听对神灵的赞美之词，非禁欲者听到的却是那些轻佻之语。他们同样在深夜还不睡去，禁欲者用夜晚来祈祷，而非禁欲者则在狂野和欢乐中挥霍着自己的生命。两者其实都在满足内心的欲望，但只有禁欲者才能维持内心的神圣殿堂，而非禁欲者沉浸在自己的欲望中无法自拔，使神圣的器皿臭气熏天而不自知。两者大相径庭，而且它们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减。

“禁欲”的宗旨是在思想、语言和行为上控制感官。每一天，我都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对上述欲望做出约束的必要性。就像对于发下禁欲誓愿的人并没有限制一样，放弃克制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仅凭自己有限的努力很难实现禁欲的誓言，对许多人来说，它只能作为一个理想而已。一个追求“禁欲”的人将永远明白自己的缺点所在，时刻探寻在他内心深处徘徊的情欲，并努力摆脱它们。只要思想还无法完全控制意志，禁欲就不算完美。无意识的思维是一种情感的流露，要控制思维就等于要控制情感，而这比控制风更为艰难。然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神使得控制思想成为可能的事。不要因为这件事非常困难，就觉得无法做到。这是最崇高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当然需要付出最艰辛的努力。

但在回到印度之后，我才意识到，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禁欲”的。在此之前，我一直妄想靠水果食谱消除所有的情欲，而且我还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我暂时不提及后面自我挣扎的内容。同时，请允许我明确一个观点：那些希望通过禁欲实现内心愿望的人，只要他们对神的信仰与他们对自己努力的信心相等，就不必感到绝望。

节制之人，勿重感官，更得趣味；

至臻方知，无悲无喜，无欲无求。

因此，神之恩典是“禁欲”信徒除了超脱轮回之外的最后办法，这是我回到印度之后才领悟的事实。

第63章　简朴生活

我曾有过一段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时间并不长。当时我精心布置了我的房子，但对它也并没有过多留恋。因此，我刚开始过这种生活，便开始削减开支。洗衣的收费很高，再加上洗衣工从不守时，即使是两三打衬衫和衣领也根本不够用。衣领必须每天更换，衬衫如果不是每天换，至少每隔一天也得换一次。这意味着双倍的开销，而在我看来这笔开销是不必要的。所以，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套洗衣用具，买了一本关于洗衣服的书，仔细研究了一番，还把它教给了我的妻子。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但它的新奇使得它成为一种乐趣。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亲手洗的第一个领子。我用了太多的上浆粉，熨斗又没有充分预热，因为怕把领子烫坏，熨的时候也没有压得足够久。结果虽然领子很平整挺拔，却不断有多余的上浆粉从上面掉下来。我穿着这个衣领去法庭，引来了律师朋友的嘲笑，但我一点也不在意。

“好吧，”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浆洗衣领，所以加了太多上浆粉。但这并不会让我感到困扰，而且还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的乐趣，也是件好事。”

“但这里肯定不缺洗衣店吧？”一个朋友问道。

“洗衣费太高了，”我说道：“洗领子的费用几乎抵得上再买一条的价格了，哪怕这样，洗衣工还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宁可自己洗衣服。”

但我无法让我的朋友们体会到亲力亲为的乐趣。一段时间之后，我成了洗衣专家，我的洗衣水平绝对不亚于洗衣工。我的衣领跟别人的一样平整，也一样闪亮。

戈可哈尔来南非时戴着一条围巾，是马哈迪奥·戈文德·拉纳德送给他的礼物。他非常珍视这件纪念品，只在特殊场合才戴。有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为欢迎他而举行了一场宴会，他发现围巾有些皱，需要熨烫，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送洗了，我便毛遂自荐了一下。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律师，但不能相信你是个合格的洗衣工，”戈可哈尔说，“如果你把它弄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在他声情并茂地向我讲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之后，我仍然坚持并保证可以办好这件事，他最终同意了。我成功地熨好了围巾，获得了他的认可。从那之后，哪怕世界上其他人都不认可我的技术，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凭借着摆脱对洗衣工依赖的方法，我还摆脱了对理发师的依赖。所有去过英国的人都至少在那里学会了剃须的技术，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学会自己理发。但我必须学会这个技能。我曾经去过比勒陀利亚的一家英国理发店，但他却轻蔑地拒绝为我服务。我的自尊心自然受到了伤害。于是，我立刻买了一把剪刀，在镜子前自己学着理发。前面的头发我可以算是剪得基本成功，但是后面却弄得一塌糊涂。法院里的朋友们看到我，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

“你的头发怎么了，甘地？被老鼠啃了吗？”

“没有。白人理发师不肯屈尊摸我的黑色头发，”我说，“所以我宁愿自己剪，剪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朋友们对我的回答并不意外。

理发师拒绝为我理发并不是他的错。如果他为黑人服务，那么他就完全违背了当时的习俗。就像在印度，我们不允许自己的理发师为贱民同胞服务一样。在南非，我遇到了许多次这样的回报，我觉得自己这也算是被以牙还牙，于是就不再生气了。

我对于凡事亲力亲为和简朴生活的热情所做出的其他表现将在其他章节详述。种子早已播下，只需要浇水就能生根、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时机也适时到来了。

第64章　布尔战争

我必须略过1897年至1899年间的许多其他经历，直接进入布尔战争的阶段。

当战争打响时，我个人对布尔人是非常同情的，但我当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执行个人信念的权利。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一书中，我已经详细地描述了关于这一问题我的内心斗争，在此便不再重复说明了。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读那本书中的相关篇章。可以说，我对英国统治者的耿耿忠心驱使我投入了布尔战争。我觉得，如果我要享有英国公民的权利，我也有义务参与到保卫大英帝国的行动中来。在当时，我认为印度只有从属于大英帝国，并通过她才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于是，我尽可能多地召集了志同道合者，并费了很大周折，才让他们得以以救护队的身份被军队接受。

在当时，英国人普遍认为印度人胆小怕事，不敢冒险，眼光短浅，自私自利。因此，许多英国朋友都对我的计划泼了冷水，但是布斯医生一直全力支持我。他针对救护工作为我们进行培训，我们也获得了相应的医疗服务资格证明。劳顿先生和已故的艾斯坎比先生也都积极地支持这个计划，最后我们申请了前线的服务。政府对我们的申请表示了谢意与感激，却也表示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拒绝。通过布斯医生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尔的主教。在救护队中有很多印度基督徒。主教很认可我的想法，答应劝说政府接受我们的服役申请。时间也站在我们这边。布尔人比大家预期的更有勇气、决心和毅力，我们的服役最终得到了批准。

我们组织的救护队共有1 100人，大概有40个组长，其中大约300人是自由的印度人，其余的则是契约劳工。布斯医生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很好，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在后方，也得到了红十字会的保护，但在关键时刻，我们也会被要求上火线工作。这种有所保留的工作状态并非是我们自己提出的，而是当局不希望我们受到火力波及。然而，在斯皮恩山发生的败退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布勒将军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冒险，但如果我们可以从战场上帮忙接走伤员，政府将会非常感激。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斯皮恩山行动时我们一直在火线内工作。那时，我们每天都必须抬着担架上的伤员行军二十英里到二十五英里。在那些伤员中，我们还有幸救护过像伍德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六个星期后，救护队解散了。在斯皮恩山和瓦勒克兰兹的战役连连失利后，英国总司令放弃了轻松拿下莱迪史密斯等地的想法，并决定稳扎稳打，等待英国和印度的增援。

我们那些不足挂齿的工作在那时颇受好评，印度人的声望也就此得到了提升。报纸上也刊登了赞美诗，其中有这样的叠句：“我们毕竟都是帝国之子。”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对救护队的工作赞赏有加，队长们也都被授予了战争勋章。

印度群体变得更有组织性了，我与印度契约劳工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他们有了更高的觉悟，一种感觉深深扎根在他们中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来自同一片土地的印度人。所有人都相信，印度人得到的不公待遇肯定会得到纠正。那时，白人的态度似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战争期间我们与白人形成了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已经接触到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很感激我们能奔赴前线帮助他们。我忍不住想要讲述一段温馨的旧事，回忆人性是如何在经历磨难的时刻表现出光辉的一面的。那时我们正在赶往基夫利营地，罗伯茨勋爵的儿子罗伯茨中尉在那里受了重伤。幸运的是，救护队找到了他，把他从战场上抬了出来。那天特别闷热，每个人都口干舌燥。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供我们解渴，但谁应该先喝呢？我们提议在白人士兵喝完后我们再喝，但是他们不愿意先喝，反而敦促我们先去。大家为了互相谦让还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争论。

第65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做一个与世无争的政治团体成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一直不愿意隐瞒或纵容群体的弱点，也不愿在没有清除其缺陷的情况下为其力争权利。因此，自从我在纳塔尔定居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消除人们对印度群体的意见，但事实上这种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人们经常指责印度人邋遢，无法保持房子和周围环境的清洁。为此，群体里的主要人物都已经开始注意其居所的卫生情况，但逐户检查是在德班公布瘟疫即将爆发的消息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同时，这也是在征求了那些希望我们配合工作的政府要员意见，并获得同意之后才开展的。我们的配合会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因为如果瘟疫一旦爆发，行政部门通常会直接采取强硬措施，对那些招致他们不满的人进行严打。通过自愿行为改善卫生条件，使我们的群体避免了这种风险。

但我碰到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像为他们争取权利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印度群体的帮助，让它自发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一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而在另一些地方，我则受到了礼貌的轻视。对他们来说，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太强人所难了。要指望他们为这项工作筹钱更是不可能的。这些经历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无限的耐心，就无法做成任何工作。改革家本身才是需要改革的人，而不是社会。社会带给改革家的，只有反对、憎恶，甚至是致命的迫害。改革者当成像生命一般重要的东西，为什么社会将其当成是一种倒退呢？

不过，这次骚动的结果使得印度群体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保持房屋和环境清洁的必要性。我赢得了当局的尊重。他们看到，尽管我为了印度群体发声抗议，争取权利，但我同样热衷和坚持自我净化。

然而，还有一件事尚待完成，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们来到南非是为了赚取金钱。在他的同胞们处于困境时，他们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来支援他们。在1897年和1899年发生大饥荒时，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为饥荒救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899年的捐献额超过1897年。我们向英国人寻求捐助，他们也积极地支援了我们。就连印度契约劳工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自那时以来，在饥荒时期建立起来的体制就一直在继续。我们知道，南非的印度侨民在国家面临灾难的时候，总会慷慨解囊。

因此，南非的印度侨胞在每个阶段都向我揭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就像一棵大树，你越呵护它，它越能结出更多的果实。在真理的矿山之中寻找得越深入，就越能找到埋藏的丰富宝石，也意味着开辟出更多的为人们服务之门。

第66章　拒绝收礼物

履行完我的战时责任后，我觉得自己需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在印度。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南非什么也做不了，而是我担心自己的主要工作可能仅仅是为了赚钱。家人和朋友们也在催我回去，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在印度多做一些事，而在南非的工作，梅斯·可汗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完全可以胜任。所以，我要求我的同事们接替我的工作。艰难交涉之后，我的请求被接受了。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印度群体需要我的话，我要随时准备好回到南非。我认为这个条件很难做到，但对于印度群体的热爱让我接受了它。“神已经用爱的棉线绑住了我，我是神的仆从。”米拉拜唱道。对我来说，将我与印度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羁绊太强大了，根本无法打破。人民的心声就是神的旨意，而在这里，朋友们的心声真实得令人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便也同意我离开。

那时我与纳塔尔有着深入密切的联系，纳塔尔的印度人令我沐浴在爱的琼浆玉液之中。各处都安排了欢送会，并向我赠送了贵重的礼物。

1899年我回印度的时候也收到过临别赠礼，但这一次的礼物要贵重得多。礼物中除了一些金银首饰，还有昂贵的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些礼物呢？如果接受了它们，我还怎么说服自己是在无偿地为印度群体服务？所有的礼物中，除了少数几件来自我的当事人，大多数都是为了感谢我对群体做出的贡献。其实我的当事人与同事也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为我的当事人也为我做的公共工作帮了不少忙。

礼物中有一条价值五十英镑的金项链，是送给我妻子的。但这份礼物也是为了答谢我在公共事业上做出的贡献，所以我也并不能对它区别对待。

收到这堆礼物的那个晚上，我难以入睡，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但也想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我很难放弃价值数百英镑的礼物，却更难收下它们。

就算我可以收下它们，那我的孩子们呢？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接受训练以适应为他人服务的生活，并学会意识到为他人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回报。

我家里没有贵重的装饰物。我们一直在简化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又怎么能负担得起金表呢？怎么能买得起金链和钻戒呢？当时我还劝诫人们克服对珠宝的迷恋，现在这么多珠宝摆在我的面前，我又该拿它们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保留这些东西。我起草了一封信，利用这些珠宝为印度群体成立了一个信托，并任命了罗斯敦济和其他受托人。早上我与妻子和孩子们商量了一番，最终摆脱了这个沉重的枷锁。

我知道要说服妻子会有些困难，但我相信说服孩子们应该会很轻松。所以我决定让他们做我的说客。

孩子们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我的建议。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昂贵的礼物，我们必须将它们归还给印度群体。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自己轻轻松松地去买回来。”

我很欣慰，问道：“那么，你们会说服你们的母亲，对吧？”

“当然了，”他们说，“那是我们的事。她自己不需要戴那些饰物，所以她应该是想把这些珠宝留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些珠宝，她还有什么理由留下它们呢？”

事实上，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你可能是不需要这些，”我的妻子说，“你的孩子可能也不需要这些，他们向来都很听你的话。我也能理解你不允许我穿戴这些。那我的儿媳妇呢？她们肯定会需要的。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别人是真心实意送给我们的好礼，无论你们想不想要，我是不愿意放弃的。”

我们为这件事争执了很久，最后以眼泪告终。但孩子们的意愿都非常坚定，我也毫不动摇。

我循循善诱地说：“孩子们还没结婚呢，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过早结婚。当他们长大了，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将来，我们肯定也不会给儿子们选那种爱慕虚荣的媳妇。况且，如果我们到时真的需要给她们准备金银首饰，你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去找你？我已经看透你了。你夺走了属于我的首饰，不愿意让我拥有它们。又怎么可能会给儿媳妇买呢？你这是一心想把我的儿子们都变成苦行僧！这些首饰我是不会送回去的。而且你有什么权利对别人送给我的项链指手画脚？”

“可是，”我回答道，“这条项链是为了答谢你对印度群体做出的贡献，还是我做出的贡献？”

“是你的贡献。但是你的贡献难道不也是我的贡献吗？我日日夜夜都在为你辛勤劳作，这不是服务吗？你把一切都强加给我，让我流着苦涩的眼泪，却还要为他们卖命！”

她说的话很尖锐，有一些话也戳中了我的心。但我依然决定要把这些首饰退还回去。我勉强征得了她的同意，把我在1896年和1901年收到的礼物全数退还。我们准备了一份信托书，把这些珠宝存入银行，根据我或受托人的意愿作为将来用于维系印度群体服务的经费。

通常，当我需要资金用于公共事业，觉得需要动用这笔经费时，我常常设法另行筹款，不去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在，在需要的时候也被使用过，但总额一直在增长。

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妻子也最终意识到那样做才是明智之举。它把我们从许多诱惑中拯救了出来。

我始终认为，为公共事业服务者不应该接受昂贵的礼物。

第67章　重返印度

我坐上了回国的船。船到毛里求斯时停泊了很久，于是我上岸并熟悉了下当地的情况。有天晚上，我去拜访了殖民地总督查尔斯·布鲁斯爵士。

回到印度以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去乡下。当时是1901年，印度国民国会党（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由后来受封为爵士的丁肖·瓦哈先生担任主席。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大党的会议。我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坐了同一列火车从孟买去加尔各答，因为我想和他谈谈南非的情况。我知道他贵族般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订了个头等包厢，我被允许去他的包厢里坐一站路，跟他交谈。到达指定的站后，我去了他的包厢，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丁肖·瓦哈先生和后来同样受封为爵士的奇曼拉勒·西塔瓦德先生。他们正在讨论政治。费罗泽夏爵士一看到我，就说：“甘地，我们恐怕无能为力。当然，我们会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有权利，你也不可能在殖民地过得很好。”

我有些吃惊。西塔瓦德先生似乎同意这一观点，而瓦哈先生则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试图恳求费罗泽夏爵士，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又怎能说服这位孟买的无冕之王呢？退一步讲，对自己被允许提出议案，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把你的议案拿给我们看吧？”瓦哈先生想这样让我振作起来。我谢过了他，并在下一站起身与他们告别。

我们到达了加尔各答，接待委员会前呼后拥地把主席接去了他的住所。我向一个志愿者询问我应该去哪里，他带我去了瑞朋学院，许多参会的代表都住在那里。幸运的是，洛卡马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幢楼里，我记得他是在一天之后才来的。

当然了，洛卡马尼亚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追随者众多。如果我是个画家，我肯定要画下他端坐床上的场景，那一幕实在令人记忆犹新。在来访的无数人中，现在我只能记起一个，那就是已故的莫提拉尔·高斯先生，《甘露市场报》的编辑。他们放声大笑，大肆批判统治阶级的错处，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工作情况，志愿者们总是在互相推卸工作。你叫一个人做一件事，他就把这件事推到另一个人身上，另一个人又把这件事推给第三个人，依此类推。至于代表们，更是行踪不定。

我和几个志愿者成了朋友。我告诉了他们一些关于南非的事情，他们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让他们理解服务精神，他们好像听懂了，但并没有什么长进。这既需要坚定的意志，也取决于你有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些心地善良而单纯的年轻人并非缺乏意志，但他们毫无经验。国大每年开三天的会，然后就无所事事了。从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又能得到什么经验呢？代表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没得到过更好的或更长时间的锻炼机会。他们自己什么都不做，而是发号施令：“志愿者，把这个做了”“志愿者，把那个做了”。

哪怕是在这里，我还是在公平的幌子下看到一些“不可接触”论。泰米尔人的厨房离其余的地方都很远。对泰米尔人代表来说，哪怕是他们在用餐时看到了其他人，也会脏了他们的眼睛。因此，学院在院子里为他们建造了一个特殊的厨房，四周用柳木围栏围起，里面烟雾弥漫，令人窒息。这是一个集厨房、餐厅、厕所为一体的场所，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保险柜。对我来说，这其实是对种姓制度的一种歪曲。“如果，”我对自己说，“连国会代表们之间都有存在这种不可接触的现象，选民中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想到这一点我便长叹一声。

这里的卫生情况非常糟糕，到处都是水洼，只有几间厕所，而那厕所里的臭味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反胃。我把问题反映给了志愿者。他们却说：“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清洁工的工作。”于是我找他要一把扫帚，那人却只是诧异地盯着我。我想办法找了把扫帚，亲自打扫了厕所。但那只是为了我自己做的。人那么多，厕所又那么少，需要经常性地进行打扫，但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为我自己打算。而且其他的人好像都并不在意这些恶臭和肮脏似的。

更过分的是，有些代表在夜里毫无顾忌地在自己房间外的露天阳台上方便。早上，我向志愿者们指出了这些问题，但没有人愿意去做清洁工作，甚至不愿意和我分摊去做。即使是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的今天，还是有许多轻率的代表随意损害公共卫生，破坏印度国民国会党的会场，而志愿者们也无法时时刻刻跟在他们身后打扫。

我想，如果会议议程延长，现场的条件或许很容易爆发疫情。

第68章　文书和随从

国大党的会议还有两天就要开始了，我已下定决心为国大党会议办公室提供服务，以便获得一些经验。到达加尔各答后，我做完了日常的沐浴净体礼，便去了国大党会议办公室。

布本德拉纳斯·巴斯先生和戈塞尔是国会秘书。我去找了布本德拉纳斯先生，对他表达了希望为国会服务的想法。他看了我一下，说道：“我这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安排给你，但是戈塞尔先生可能会给你找些事情做，请去找他吧。”

于是我去找了戈塞尔先生，他打量了我一番，笑着说：“我这里只有一些文书工作，你愿意做吗？”

“当然，”我说，“只要不超过我能力范围的事情我都愿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