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凡的创举
跃上井冈山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继续南下，经过认真调查，最终选定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落脚点。
据熊寿祺回忆说：
在三湾，毛泽东指出：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毛泽东还说，在芦溪我们垮了不少，如果再乱跑，剩下来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
在三湾时，毛泽东说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8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毛泽东又讲，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虽然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到“根据地”三个字，但是讲话的内容却是“根据地”的内容。概念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经过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这中间有个过程。毛泽东在三湾讲话的意思可以肯定是“根据地”的意思，三湾改编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其中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即在于毛泽东提出了“根据地”的思想。
为了建立根据地，在三湾的时候，毛泽东还派人与袁文才、王佐进行联系。
关于根据地问题，在井冈山上听毛泽东讲过多回。毛泽东经常对我们讲，要做群众工作，并经常对我们讲建立根据地，一是要有群众，二是要有粮食。毛泽东讲的这两个条件，井冈山都具备。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古城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初步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改造井冈山地区两支农民武装的问题。
何长工回忆说：
三湾改编后，部队向宁冈前进。宁冈有新城和古城两个城，我们在古城开了一个会，叫作古城会议。这个会，找不着存档，我反复地讲才有人记起来，毛泽东不说，没人知道。这个会我参加了。古城会议有四个内容：
（1）总结了秋收起义的教训。毛泽东说：“秋收暴动布置上有点毛病。分兵作战，不是各个击破敌人，而是被敌人各个击破；不应该攻打大城市；炎天暑热，我们以疲惫之师去打击敌人，敌人以逸待劳，我们怎么能打赢？”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没赶到指挥部，因而毛泽东采取团结的方针，有些意见没多说，没有过多地指责批评，只是很婉转地说了这几点。
（2）派遣活动。派人四处联络，沉浮在你，顺水流舟，自我淘汰。表现好的将来还是朋友。当时有些动摇的人，吃不了苦，部队规定可以“请假”，以后愿意来再来。走了50多人。走了也好，少几个没决心革命的。当时，蒋介石还放风说：绝不杀黄埔学生。因黄埔学生救过他的命。所以一些黄埔学生因当时部队缩小了，又没有官做，走了。余洒度这人后来也走了，蒋介石还给他官做了。后来借口说他贩毒，还是给杀掉了。
（3）派人与中央、省委和县委联系。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一个后方。另外，还派人出去广泛联络，建立统一战线。我记得与我们联系的有宁冈县委。县委书记龙超清，他父亲是江西省议会的议长，他借着世家子弟的身份做共产党的工作，外边的人也不怀疑他。
（4）还做一些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争取王佐、袁文才，曾送了几十条枪给他们。他们答应我们在茅坪设立一个留守处、一个后方医院。虽说是医院，病员来了多是休息，没有西药，中药也不多。
古城会议后，部队开始进行游击活动。“游击”这个词是后来用的。当时我们叫行动。毛泽东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思想也开始体现出来。毛泽东经常组织一些工作队、工作小组，做群众工作，亲自领导，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这样，我们就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
……
进军井冈山，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这是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的大转变。当时人们的思想很不容易转这个弯，很多黄埔出身的同志想不通，说：“过去轰轰烈烈，现在冷冷清清。”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能不能正确适应这个转变，就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以此说服了大家。这个大转变，接受了大革命的教训，保存了革命的骨干，没有这些骨干是困难的。〔1〕
何长工还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和地点难免有误差，但读来很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从和毛泽东的接触就已经看出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时，还特地去过井冈山呢。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耳听到了毛泽东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于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的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得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根木棍支在会场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然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一样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井冈山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中段。在湘、赣两省边界，是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不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和五条有利条件：（1）有很好的党；（2）有很好的群众；（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2〕
争取“山大王”
这时的井冈山，有两支农民武装占据着，一个头目叫袁文才，一个头目叫王佐。他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并受到大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深知，要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必须取得他们的真心合作。
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说：
工农革命军要进入井冈山，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他们两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分别担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正、副总指挥；马日事变后，凭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各保持了60支枪，坚持和豪绅地主作斗争。毛泽东在三湾时曾派人与袁文才部进行联系，袁文才也表示愿意合作。对这两支武装，有人认为他们名义上是农民自卫军，实质上是土匪部队，主张武力消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强调对袁、王的部队要作阶级分析，两支部队成员大多数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虽然有“绿林”习气、地方主义等缺点，但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可以改造的，应该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团结他们一道革命。大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了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于10月6日亲自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和他进行了亲切诚挚的谈话，给他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并送给他100多支枪，鼓励他扩大队伍闹革命。袁文才十分高兴，答应马上送5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并激动地说：“我袁文才没有话说，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我身上。”袁文才和王佐曾歃血为盟，关系密切，因此，毛泽东通过袁文才去做王佐的工作。后来王佐也同意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
10月7日，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情欢迎，他们为工农革命军腾房子、送粮食、送干柴、送蔬菜，工农革命军帮助群众扫地、治病，进行政治宣传。工农革命军在攀龙书院设立了后方医院，安置好了伤病员，在象山庵设立了留守处。毛泽东还在攀龙书院接见了宁冈、酃县在茅坪避难的部分党员，介绍了秋收起义的情况，指示他们回去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根据地的斗争。〔3〕
为了取得袁文才的信任，毛泽东还专门派陈伯钧等先走一步，到井冈山做袁的工作。
陈伯钧回忆说：
井冈山上有两股地方武装，他们为首的一个是王佐，一个是袁文才。袁文才过去是个中学生，大革命时当过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退居宁冈一带，编了一个营的武装，自立为王。毛委员经过研究，认为袁文才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可以争取和改造他们。于是给袁文才的部队补充了100条步枪，决定把伤病员留在宁冈休养。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砻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地方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小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时，他决定派游雪程、徐彦刚和我三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我们随着袁文才派来的交通，身上带着武器，经过两三天的行军，到达袁文才的营部所在地“步云山”。
“步云山”是一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这里距茅坪3里路，仅有一条道路通行，路的一旁是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离很远我们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我们守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而且一有敌情，老百姓会及时通知我们。这正是井冈山附近群众与当地军队关系密切的具体表现。
我们刚到“步云山”，还没有正式到连上去工作，山下就传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的消息。袁文才营部的人领我们来到一个更加荒僻的山沟茅屋“打埋伏”。“打埋伏”，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应付敌人，敌人一来，我们就暂时躲避一下；待敌人走后，我们再出来活动。这在当时就叫作“打埋伏”。此番，我们“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个人挤在一张木床上。10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江西人用糯米蒸的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老头到打谷场上。房东老头除了供给我们吃喝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是袁营长预先交代过的吧。敌人走后，我们回到“步云山”，当即集合人马，操练队伍，以待时机。〔4〕
毛泽东在争取到袁、王二人的支持后，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要把这两支农民武装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部队。1928年年初，他把改造王佐部队的任务交给了何长工。
何长工回忆说：
1928年年初，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坑，消灭了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城，迎来了井冈山第一个胜利的春天。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向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说要我自己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武装，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如今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我单独一人，怎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看出我有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是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成功。”
毛泽东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方圆550里。周围有7个县、15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和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队伍，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住茅坪。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把守了通向井冈山的七条道路，特别是五大哨口。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不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1927年10月3日，在古城会议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的武装。为此便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并且送给了他们一些枪弹。毛泽东的名字，王、袁是早已熟悉了的。因此我上山来，一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
打完尹道一，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议王、袁两支部队合编一个团。
王佐也有此心，便说去和他们“老庚”商讨。
他所说的“老庚”，就是袁文才。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大革命，思想比王佐进步些。他是客籍的领袖。毛泽东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曾对他做过一些争取工作。王佐既然愿意改编，他那一关就不难通过了。
一切条件成熟以后，1928年2月上旬便在宁冈大陇举行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毛泽东到了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领兵的是他）。党任命我为该团党代表。宁冈、遂川县委发动了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烈慰问。袁文才、王佐带头举行了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提出口号：向第1团学习。
这时井冈山四周，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形势很好。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要求给他们派遣干部。就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派了徐彦刚、游雪程等二十几个干部，先后来到这个新生的团队，徐彦刚任参谋长，游雪程任政治部主任，其余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处）。从此，党的政治工作便在这支部队里生了根，加强了部队革命化的建设。
毛泽东对改造这支部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并借古喻今以教育他们。王佐最高兴和毛委员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从茨坪路过，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向我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对于他们的工作，毛泽东的指示很及时、很具体，经常给他们指出工作中的重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后，毛泽东又指示说：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的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的雇佣关系；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等等。
第1团来的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优秀的政治干部。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析研究了部队的特点，做出了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接着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的制度。通过新、旧事物的对比教育、环境（即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1团为榜样。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1团参观。第1团是毛泽东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树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的关系密切，部队思想觉悟很高。去参观的人无不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得他手下人称赞第1团，他也说：“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于是，士兵委员会、纪律检查组便先后组织起来。
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5〕
水口分兵
在安置好伤病员和留守机关后，毛泽东没有马上上井冈山，而是在井冈山周围分兵开展游击活动，搞社会调查，并扩大政治影响。1O月13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位于井冈山西麓的湖南酃县水口。前一天，他在十都部署了一个重要行动，要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这为后来的朱毛会师提供了契机。
何长工的回忆，尽管时间记得不准确，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10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16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汽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使我兴奋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1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40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做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轻人就是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说：“王尔琢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
我把毛泽东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缠，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6〕
在水口，毛泽东一面加紧发展新党员，一面指挥部队分兵做群众工作。
赖毅回忆说：
1927年深秋，我们跟随着毛泽东到了井冈山附近地区——江西永新县属的三湾，把部队整编好了。但那里没有什么根基，住下来之后，立即要着手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派特务连、军官队和一部分伤员到井冈山区去开辟工作；其余的分成三路，到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地去活动。临行之前，毛委员召集我们开会，指示我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并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他还要我们用郭亮的名义出布告。
我所在的2连和3连一路，由团长和党代表率领，开往酃县、安仁、茶陵一带。
一路上，我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用郭亮的名义，在街头巷尾到外张贴布告，又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打倒帝国主义”“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起初，群众看到我们这些颈上系着红布带的军人，摸不清我们的来路，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是共产党的部队回来了，人们便走出家门，拥到布告、标语下面，看着、念着。〔7〕
正在这时，从茶陵开来敌军，企图在水口附近与起义部队决战。毛泽东率队进入遂川，却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被打散。毛泽东带第4连向井冈山转移。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乱了原定的分兵计划，使毛泽东于10月24日上了井冈山。
据当时在水口一带做地方工作的周里回忆说：
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来到酃县七都水口。党支部决定派我去接头，我走到袁树坳看见了部队，就随部队到了水口，在朱家祠堂见到毛泽东，向他汇报了农民运动的有关情况。他指示说，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武装暴动。毛泽东又指示我去茶陵方向侦察一下敌情。我走到茶陵县城里探知敌人派两个团开拔酃县，并且分两路：一路由塘田经黄茅顿；一路由县城经袁树坳侵犯水口。我获得这些情况后，立即赶向酃县水口报告了毛泽东。他当机立断，立即分两路退出水口：一路由宛希先率领一个连，从水口出发，经安仁攻打茶陵县城，袭击敌人的后方，打破敌人的计划；一路由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离开水口，经酃县的八都雷仙坳、下村，江西荆竹山，进驻五井（即大井、小井、上井、下井、中井），直到宁冈的茅坪。
宛希先率领一个连，神速地袭击茶陵县城，捣毁了县衙门，打开监狱，张贴布告。这些行动使敌人十分惊慌，急忙将两个团从酃县调回茶陵。这时，宛希先带领部队经宁冈上到井冈山。〔8〕
在部队混乱之际，毛泽东再次显示出他的胆略，及时稳定了部队。罗荣桓回忆说：
当年10月初，毛泽东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做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4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1营集结的任务。这时，3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4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肚子饿了，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只好到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1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3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9〕
红旗不倒
毛泽东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混战，湘、赣边界敌人守备空虚。这是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11月中旬，毛泽东作出部队下山攻打茶陵的决定。他因脚上有伤，行动不便，没有随军行动。
赖毅回忆说：
11月中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走到大井，1、3连也赶到了。这时才听说毛委员要我们下山去打茶陵，大家兴奋极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大陇。等整理好队伍之后，毛委员就给我们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现在宁汉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接着便命令我们向茶陵方向行动。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委员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没办法。”原来，他的脚上长了疮，行动不便。
我们又一次离开毛委员，下山去了。
一路上很顺利，打茶陵也没有遇到对手，一下就占领了。没几天就成立起县人民委员会。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样搞，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曾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去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
我们在茶陵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了毛委员那里。他写来指示：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派谭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委员的指示下来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样式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10〕
谭震林是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他回忆说：
记得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开始只由部队派谭梓生去担任县长，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办法，仍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还靠商会，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改变做法。后来，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主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但没有来得及分田地。不久，敌军压境，我军撤退，茶陵县重被敌人占领，当地赤卫队200多人也只好上了井冈山。在茶陵，我们取得了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经验。但茶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便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既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所以，后来我们攻占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成立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发展生产，开办学校（小学）；帮助群众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施政大纲三十条，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11〕
毛泽东待脚伤基本痊愈后，在陈伯钧等陪同下，也赶上了部队。陈伯钧回忆说：
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打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不能够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指示要在一定条件许可下开展地方工作。毛委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里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他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已经在毛委员的头脑中形成了。
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又有了一定的安置，毛委员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12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覃〔12〕等。
……
我们赶到水口，天已黄昏。部队正在休息。当晚，毛委员就召集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毛泽覃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只听到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具体内容就不大清楚了。紧接着，毛委员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砻市开拔。
……
到砻市不久，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从此党、军队和地方组织取得了统一的行动。〔13〕
团长陈浩等人的叛变行为，使部队上下大为震惊。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茶陵湖口及时赶到，又使部队化险为夷。
韩伟回忆说：
撤离了茶陵，到湖口整点一下部队，人员损失不少，仅我们排就伤亡了七八个人，弹药也消耗很多。休息了一会儿，部队突然改变了前进方向，向南走下去了，行军速度也猛然加快。我们心里不由一阵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正在疑惑，忽然传来了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翌日清晨，我们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心里估计，可能有重要指示，昨晚的闷葫芦也可以揭开了。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毛委员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四周环视一下，首先说明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接着，严肃地指出：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着队伍投降军阀方鼎英去。这一情况使我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部队向南走，为什么毛委员连夜赶来。大家都愤恨地唾骂那些叛徒。毛委员当即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逮捕交革命法庭审判。然后，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的砻市。〔14〕
谭家述回忆说：
占领茶陵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兵力打来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决定暂时撤出茶陵城。就在这时，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等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想乘此机会企图把部队带到桂东去投降国民党13军方鼎英（方鼎英原是黄埔军校教育长，陈浩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不向东，不向毛泽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方向撤退，而向南面的桂东方向撤退。部队已由茶陵城撤到了茶陵的湖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从井冈山赶来了，赶上了部队。毛泽东当晚就住在湖口墟背王其生家里，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在湖口墟走坑口这端的坪里（坪边有两丘旱田，禾收割了，禾蔸还在田里，下丘田大，上丘田小）集合了部队开会。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灰色军装，脚打绑带，穿草鞋，从湖口墟背王其生家里走来，站在部队跟前的一条田埂上，面朝南，向部队讲话。毛泽东一方面正确地分析了革命的形势，指明了前途，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宣布了陈浩、韩昌剑、徐庶是叛徒，揭穿了他们叛变投敌的阴谋，当场把陈浩等叛徒逮捕了。讲话后，毛泽东把部队带回到了宁冈的砻市，在砻市把叛徒处决了。
〔15〕
在砻市，毛泽东认真总结这次下茶陵的经验教训，使部队上下受到深刻的教育。
赖毅回忆说：
有一天，毛委员又来到我们这里，召集大家讲话。他开头先表扬了我们茶陵战斗打得勇敢。接着又指出，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这时，毛委员开始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记得大意是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委员停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茶陵所犯错误的老根子，明确了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从此，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糊涂了。
在砻市那次讲话中，毛委员还再次向我们讲解了三大纪律，要我们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后来，我们都把三大纪律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认真地照着它做。连的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16〕
韩伟也回忆说：
在砻市，毛委员先安定部队情绪，说我们作战勇敢顽强，这很好。接着问我们这仗该打不该打。我们想，弄出这样的结局，看起来是打错了，可是不该打又打怎么办呢？心里没有底。毛委员接着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胖子。他还讲到走路的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联系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17〕
1928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二下井冈山，攻打遂川。随后，又攻克宁冈。
韩伟回忆说：
记得几天之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部队集合在砻市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委员交代任务。他说：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我们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遂川和遂川以西的大汾镇，驻的都是反动民团。我们在大汾镇打垮了民团三四百人，消灭了一部分，接着就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部队分散开来，以连排为单位，到四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我带一个排在城郊和藻林一带活动。每天以班排为单位，打着红旗，挨村逐镇地展开宣传，打土豪筹款，组织革命政权。并按毛委员教导的办法，抽出枪支和好战士，去帮助地方党组织赤卫队。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群众工作。看到了广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过了阴历年没多久，大约是1928年2月间，又像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委员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带回井冈山中心区域。这时朱培德部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红色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宁冈县委根据毛委员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后来敌人发现我方尽是赤卫队，没有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委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使用优势兵力（1团全部，2团一个营）吃掉这股敌人。深夜，毛委员亲自带着部队，赶到宁冈，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天才大亮。敌人和往日一样，正在城东的操场上练操。毛委员带我们隐藏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得拿就逃向城里。第1连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追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我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攻南门的3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都被我们顶回去了，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是片稻田，又遭到我们2团一个营的伏击。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没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部分民兵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我们收拾了。
傍晚，我们开了个祝捷大会，然后浩浩荡荡胜利回山。这真是凯旋，很多人扛着双枪，身后是一长列俘虏。行列里，时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和歌声。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在茶陵吃败仗的情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
“这就是蚀本不干，赚钱就来！”
“……”
宁冈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毛委员亲自率领下进行的战斗，也是秋收起义以来军事上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它的全部进程也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军事课：湖南敌人来进攻了，我们便巧妙地转到江西遂川，分散兵力，积极发动群众。等敌人重兵赶来，又迅速集中兵力休整，命赤卫队袭扰宁冈敌人。我们休整好了，敌人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敌人彻底歼灭。毛委员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战斗，生动活泼地体现出来了。同时，也使我们较深刻地体会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用兵作战。
1928年春，正是敌人内部暂时稳定时期，湘、赣两省反动派不断派兵“会剿”我们，战斗十分频繁。在这个情况下，毛委员的指导思想是：在敌人内部尚未发生破裂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步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布四处，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正因为我们照这样做了，所以在敌人不断“会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连续取得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趋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发展了，战术水平也提高了。
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委员为了教育部队，把过去的作战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是当时作战原则的概括；是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18〕
在这次进军遂川前后，还诞生了“六项注意”。
陈正人回忆说：
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这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那时也听到过三大纪律。毛泽东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执行六项注意的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毛泽东在井冈山每到一个地方，一方面搞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同时也熟悉、了解地方语言。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三十多条，请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在遂川，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过话，一次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另一次是遂川县赤卫队的成立大会（两次会都是1928年1月在遂川县城召开）。在前一次大会上，毛泽东讲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老百姓才能自由，不受压迫，不受剥削。毛泽东还讲我们工人、农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能够坐天下的。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要自己拿起枪来，和工农军队一起跟敌人作斗争。毛泽东每次讲话，时间都不长，只有十几分钟，内容很扼要，语言群众都听得懂，道理却极深刻。毛泽东虽然是湖南人，但在会上也讲了许多遂川地方语言。毛泽东总是和群众心连心，是最能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所以毛泽东讲的话，群众都能懂。
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就提出了宽待俘虏这样一个政策（在遂川时，也听到对于敌人的俘虏不能杀）。那时，俘虏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就欢迎当红军。当然对于一些兵痞，我们是不要的，对他们做过政治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以后，发路费让他们回家；对于一些年轻的，成分又好的，我们让他留下来。毛泽东领导的工农军队里有一条是讲民主，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还有一条是讲官兵平等。所以，国民党的俘虏来到我们部队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我们的军队里士兵有说话的自由，还可批评长官？这些，对他们触动很大，他们很快也就接受了我们的影响。〔19〕
到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3月上旬，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指示，指责毛泽东“烧杀太少”，“工作太右”。同时还宣布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湖南省委委员的处分，取消前敌委员会。此后，毛泽东改任师长。在传达中，周鲁把中央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给毛泽东带来不小的压力。
毛泽东回忆说：
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
谭震林也是这重要一幕的见证人。他回忆说：
1928年3月，湖南省委取消前委，解除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随军挺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造成了边界根据地的大部被敌人攻占和破坏。同年6月底，正当红四军成立后，连续打胜仗，边区红色区域发展到全盛的时期，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勒令红军向湘东湘南挺进。结果又造成了湘南“八月失败”。这两次毛泽东都事先提出正确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湘敌兵力强大，不可轻动，而赣敌比较孱弱，红军应该着重向江西发展。特别是6月30日于永新召开的前委、军委和各县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决定抵制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并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信件，向省委申述正确的意见，主张红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和扩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杜修经一意孤行，趁红军主力到了湖南酃县，而毛泽东又远在永新之际，导扬红29团不安心经营边界根据地、思返湘南家乡的错误意见，强迫军委领军南下攻取郴州，结果造成红29团惨败，红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早在湘南暴动时期，“左”倾盲动主义者便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的口号，鼓吹要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湘南暴动在湘南特委推行这条路线的影响下，一度乱烧乱杀，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就坚决抵制了上述盲动主义的主张，没有乱烧乱杀。杜修经来到砻市，责怪我们何以没有把砻市烧掉。毛泽东说：房屋可以住人，为什么要烧掉呢？因此，始终没有烧。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还颁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和大陇的圩场，在交流物资、活跃经济上，当时就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多数不同意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在井冈山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正确意见，绝不盲从错误的领导，但又遵守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典范。〔20〕
在1928年前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到过永新。据胡页朵在《毛泽东十四次到永新》一文介绍说：
永新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曾十四次来到永新进行革命活动。
第一次：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即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即三湾改编），将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辖1、3两营，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和一个辎重队，共计700余人。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要遵守纪律，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军民关系。10月3日，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向经过改编的部队发表了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讲话。三湾改编标志着我军的新生，在我军的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毛泽东还在三湾访贫问苦，检药，掘“红双井”。群众都说喝水不忘掘井人。
第二次：1928年2月底3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永新南乡秋溪一带。当即在秋溪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恶霸地主龙德善，并帮助秋溪乡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建立秋溪党支部。一天晚上，在山湾村的祠堂里，由党代表蔡会文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边界第一个暴动队“秋溪暴动队”，第一个党支部“秋溪党支部”。毛泽东说：“暴动队始于永新。”
第三次：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4军31团来到永新西乡，在西乡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和社会调查。有一天在大屋村召开了永新县委和圹边村的党员会议，亲手建立了圹边党支部和厚幽、南城苏维埃政府和夏幽特别党支部。并且在圹边办起了一所有七个工人、两座铁炉的兵工厂。毛泽东还亲手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并召开党员大会宣传执行。为赤卫队的发展壮大，还提出了赤卫队的五条任务：（一）要打土豪，镇压反革命；（二）要带路做向导，配合红军作战；（三）要消灭挨户团等反动地方武装；（四）要保卫赤色政权，保卫司令部；（五）要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去打击敌人。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西乡的高溪、鄱阳、梅花、下雨、田南、石市、夏幽、三房、南边、株圹、汤溪、沙市等地也都建立了工农兵政权。
第四次：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4军31团来到永新秋溪，主要任务是摸清龙源口战斗的地形和敌情，随时准备与敌人作战。这时，毛泽东与朱德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决定一方面由毛泽东率领31团进攻；另一方面由朱德、陈毅率红28、29两个团佯攻遂川，以侧翼攻敌81团，相机占领永新城。经过激战数小时，将敌全部击溃，第一次占领了永新。此次战斗缴械300支。这是当时红4军反“会剿”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五次：1928年6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4军来到永新南乡的秋溪前，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4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对龙源口战斗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周密的部署。毛泽东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他说：江西敌军屡遭我军打击，士气低落，况且又是在烈日炎炎的情况下长途行军，拖得疲惫不堪。而我们以逸待劳，有地方武装协助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还可以利用天然屏障七溪岭这样很好的地形，我们一定能克敌制胜。毛泽东的分析得到了军事会议全体同志的赞同。这次战斗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红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于1928年6月23日配合永新、宁冈、莲花等县的地方游击队战士在龙源口大桥附近击溃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师兵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胜利，第二次攻克了永新城。
第六次：1928年6月24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来到永新，在县城原禾川中学即永新中学（现为任弼时中学）的校办楼上主持召开了红4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地方武装负责同志和永新地方党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并研究了部署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并写出了这次代表的决议案，决定第二次在永新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会后，毛泽东率领31团1营前往永新西乡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第七次：1928年6月28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1连来到永新西乡圹边村。这次到圹边的任务就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帮助群众建立工农兵政府，壮大暴动队组织、儿童组织和妇女会，办起了夜校识字班。毛泽东到圹边的第二天，就召集贫苦老表开会，把村里的大土豪徐美山镇压了，还宣布说要分田。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老表，高兴地放了两箩爆竹。这段时间具体调查了圹边村的土地、农户等问题。调查结果，毛泽东说，圹边48户贫苦农，才只有43亩土地，地主1户却有191亩，占了土地的81％。并说田是农民开的，但被豪绅地主占去了，这不公平，要夺回来。这时毛泽东住在圹边固春姬家里，并为这孤老婆婆挑水、种菜和夏收挑谷子。
第八次：1928年6月下旬，毛泽东率红4军来到永新。6月30日晚上在县城商会楼上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指出了湖南省委及红军冒进湘南的盲动主义错误，坚决反对把红军拉往湘南，认为红军必须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并陈述了六个方面的理由。7月4日，特委、军委根据6月30日的联席会议精神，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向湖南省委写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报告按会议提出的六点理由申述了红军大队不执行省委关于“立即冲往湘南”的错误主张，要求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形势，予以新的决定。这次会议是关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亡的重要会议。
第九次：1928年7月中旬，红军主力去湘南后，毛泽东率31团来到永新东乡石灰桥指挥游击战争。这次红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在毛泽东和宛希先等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这次困敌，大长了根据地人民的志气，显示了人民群众潜在的革命力量。
第十次：1928年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4军31团来到永新西乡一带。在高溪九陂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期间，红军大队在柳州失利的消息传来，当即决定留31团1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率领31团3营往湖南接应红军大队。
第十一次：1928年11月9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31团，从宁冈古城来到永新龙源口。这次红4军的31团部队是从宁冈茅坪出发，直奔新城。部队来到新城城外时，天刚蒙蒙亮。朱德即命令部队迅速散开，为占据城外高地作好战斗准备。早晨敌人照常出操，根本不知道红军来到城边。红4军31团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敌招架不住，仓皇退向城南窜上新七溪岭，在山口架起数挺机枪向红军扫射。红4军几次冲锋都未成功。因而这次未进永新县城就返回宁冈茅坪。
第十二次：1928年11月中旬，毛泽东来到永新西乡厚田村，当即在厚田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土豪劣绅打倒以后，紧接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因当时田里都已插上禾苗，因此，土地委员会决定分青苗。那时提出的口号是，没收一切土地实行平均分配。
第十三次：1928年12月，毛泽东来到西乡九陂参加中共永新县委会议，号召群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快要离开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党组织还在，地方武装还在。井冈山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和敌人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不管敌人有多少，不管敌人有多凶，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斗争，敌人终究是一定要失败的。革命最后一定要胜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21〕
朱毛会师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这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更加强大。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后来，又改称红军第4军。
何长工是这次会师的联络人。他回忆说：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第1团回来了；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树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到来时，朱德赶忙偕同陈毅等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是陈毅。”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前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他们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朱德，朱德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和朱德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
山明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清、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点钟，离这20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10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4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
朱德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22〕
肖克是湘南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的。他回忆说：
在开国第19年欢度“五一”节那一天，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忽然看见了我，高兴地笑着说：“我们是在龙溪洞会面的。”并问我，“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指的是我们那支宜章农民起义武装，就说：“老小加在一起500多人，60多条枪，300多根梭镖。”毛泽东点点头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那是40年前的4月。
……
4月20日左右，在前进中，我迎面碰见了毛泽东领导并直接指挥的工农革命军，会了1团1连连长陈毅安。久离上级的梭镖营，真像孤雁得群，人群沸腾了！“见到毛师长的队伍了！”我向陈毅安谈了简单的情况，并接着问毛师长在哪里。陈毅安热情地安排了部队就地宿营，便领了我们十几个同志去见毛泽东。走了几里，路上遇到师部派来的通信员，他把我们领到前面村落中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这里就是湖南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分上、中、下三洞，有十几个村庄。当时通信员大声招呼：“宜章独立营来了。”铺子两边许多人跑出来欢迎。我问：“毛师长在哪里？”一个同志对我说：“这就是。”群众中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笑容的红军领导人过来和我们握手，他就是我们盼望着要找的毛泽东。同毛泽东一起的，还有师政委何挺颖。毛泽东的出现，一股对革命创始人的敬仰之情，使我兴奋得一时说话都有点结巴。毛泽东亲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朱德的队伍向东转移了，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一起行动。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红4军，毛主席任红4军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为军委书记。梭镖营归还宜章农军建制，全县农军编为红军第10师29团。这个团和梭镖营一样，枪少梭镖多，不同的是有两门迫击炮。〔23〕
朱毛会师的时间，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至少有三种说法，即1928年4月上旬说、中旬说、下旬说。陈士榘在《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一文中，从见证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和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三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第一次是1927年10月上旬从井冈山出发，到达长沙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他又绕道粤北，于12月中旬辗转到达广州。由于赶上广州起义，湘、赣两省敌军大都向广东集中，镇压起义。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到了韶关。在澡堂洗澡时，不经意间从两个敌兵的对话中得到了朱德在犁铺头的消息。老何便星夜赶往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还有蔡协民和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
何长工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第一次见到朱德、陈毅等，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下旬。何长工向朱德报告了来意，并将朱德也正要找毛泽东、已派毛泽覃（毛泽东胞弟）去井冈山联系和将要举行湘南暴动的消息，于1928年1月上旬带回了井冈山。
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遂于1928年3月上旬，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一路由何长工带领2团（即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经彭公庙向资兴前进；一路是毛泽东亲率1团作为左翼，入桂东、汝城之间。那时我正在1团任副连长（即副大队长）。当时的背景是不令毛泽东乐观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代表周鲁、杜修经等，批评毛泽东“右”了，即不执行所谓“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毛泽东根本就不认同，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怎奈两位代表态度傲慢，不予理睬。毛泽东很生气，在部队集合队前讲话时，他气愤地说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我们这次下湘南要大烧（房子）大杀！……”果然在从遂川撤回井冈山向湘南出发时，沿途写的标语都是“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真是一片烧杀的气氛。当时我们都疑虑重重，觉得中国的革命这样烧杀下去能够成功吗？但谁也不敢流露真言，否则就有被梭镖杀死的可能。当时子弹奇缺，为节省子弹，平常杀人时多用梭镖执行。但一些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同志却不以为然，在经过酃县、中村镇到桂东的路上，连烧了几把大火。到了桂东，毛泽东执意看了看八面山，这是他率部上井冈山后经常提到的地方。八面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地跨湘赣粤，距广东东江和潮汕海口较近，东江地区有革命基础，也可以取得海外联系。这里地形地势险要，也是个适于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在桂东得知朱德率湘南暴动的部队已经离开，便决定原路返回，也为朱德的部队断后掩护。当部队回到中村镇时，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了，那正是我们部队去桂东时自己烧掉的。面对一片断壁余烬的惨状，毛泽东就以这一事实教育大家，他说：“你们看，我们比兔子还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我们竟把自己的窝都给烧掉了！”这使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同志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途中获悉何长工已回到彭公庙，毛泽东指示，要他立即撤回井冈山，由毛泽东率1团在后掩护朱德。
这次长工同志带领2团行动比较顺利，到达资兴附近时，就碰到朱德的一支部队，即以邓允庭为师长的第7师。两军合并统一指挥，掩护朱德率领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在经旧县滁口时同范石生的第16军遭遇后，迅速北撤摆脱了范部的追击。北撤中意外地在资兴附近遇到了由郴州退回的陈毅率领的部分暴动农军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同志，他们共同商议到资兴以北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无奈湘南特委的负责同志“左”得厉害，拒不上山，也因井冈山是江西省地区，不愿离开湖南，不久便被敌人包围残酷杀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彭公庙，何长工接到毛泽东要他撤回井冈山的指示，遂同陈毅率领部队到达酃县，在沔渡就见到了朱德和他率领的部队。会面后，朱德急忙问到毛泽东的情况，何长工一一向朱德作了报告。吃过饭，何长工便先行回到宁冈，为两军会师做准备工作去了。湘南暴动组建的部队经过茶陵县，随后也来到了宁冈。
二次下山，何长工一会陈毅，二见朱德，时间相近，都在4月中下旬。4月24日，何长工率2团回到砻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等率领部分直系部队也进山来到砻市。我们到达沔渡时，得到朱德业已上山的消息，时隔两三天，我随毛泽东率领的1团赶回砻市，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进山来。当时我听说有的部队开始不愿意进山，后经朱德、陈毅等再三做工作，而且朱、陈率先进了山，主力部队便随后跟来了。但朱德并未去茶陵，而是经酃县的沔渡直接上山的。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须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面和其所属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7师。毛泽东率1团在资兴的龙溪涧与肖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3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1团团部和1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不到一个月，仅1团就同这支收容的部队相遇两次，这种偶然的相会在当时是经常出现的。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打算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决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1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热闹。就在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这就是我所经历和了解的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基本过程、基本情况，以及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要补充的话，那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砻市东边广场，即红4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11师师长，朱德兼第10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既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并不喜欢带枪，这倒很有意思。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24〕
199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将朱毛会师的时间确定为1928年4月24日前后。这一十分重要但又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大致有了定论。
工农割据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陈正人回忆说：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领导下召开的。在会上，毛泽东根据几个月来收集的时事材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井冈山，毛泽东非常重视收集报纸，以了解国内外的情况。有一次，毛泽东专门派了31团第1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收集到了不少报纸）。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新、旧军阀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内部有着许多不能克服的矛盾。毛泽东特别发现新、旧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且斗争越来越厉害。毛泽东认为，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估计要爆发蒋桂战争（后来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非常英明、正确的，1929年春果真爆发了蒋桂战争）。毛泽东又认为，军阀混战爆发以前，敌人必定会对井冈山发动新的“围剿”。因为红军在井冈山已经打了很多胜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是个大威胁，特别是对湘、赣、鄂的反动统治而言是个极大的直接威胁。所以，军阀混战未爆发以前，敌人为了保持其反动统治，必定会“围剿”井冈山，企图解除我们对他们的威胁。根据毛泽东当时对形势的英明分析，大会确定湘赣边界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此，大会以后，井冈山军民拼命运粮、削竹钉、修工事，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在这以前，曾讨论过一次。在这个土地法中，提出了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还提出了“抽多补少”。但尚未提出“抽肥补瘦”（“抽肥补瘦”这一条是在毛泽东主持的赣西南“二七”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井冈山的口号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土地”。口号虽是这样，实际上没收和分掉的还是地主的土地。在井冈山上，当时，永新的土地革命经验最丰富。由于永新人口多，分田地区比较广大，毛泽东当时亲自领导31团、28团和29团在永新集中力量搞了一个多月，创造了永新的工农割据。
会议还讨论了《工会组织法》，这次大会后，谭震林任特委书记。因为“八七”会议有个规定，党的领导机关都要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有关职务，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实，他只是名义上的，大权掌握在瞿秋白手里，后来又掌握在李立三手里。
会议还讨论了党的组织等问题，讨论怎样整顿党的组织，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投机分子清洗出去，巩固党的组织。在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有些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考验，这些人也要清洗出去。〔25〕
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井冈山的斗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阐明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从事理论创作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据邹文楷、马夏姬提供的资料说：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是毛泽东亲手培育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他老人家不仅提出了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且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头实践这些原则，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和战士穿着一样，身背斗笠，脚穿草鞋。在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的战斗历程中，冬天，毛泽东穿的是两件单衣，睡的是硬板床，垫的是稻草，盖的是薄线毯。白天指挥战斗，晚上彻夜工作。夜里天寒，就披上毯子工作。毛泽东吃的也是红米饭、南瓜汤和野菜。一次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时，对战士们说，这野菜是苦的，但有政治营养，吃了后我们干革命就不怕苦。那时，由于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灯油缺少。为了节约用油，红军规定，连以上单位晚上办公，一盏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部队查哨则用一根灯芯。按这个规定，毛泽东晚上工作可以用三根灯芯，但毛泽东坚决只用一根灯芯。后来，打土豪缴来一盏马灯，战士们把它送给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只在开会和访贫问苦时使用，自己办公仍用一根灯芯的油灯。就是在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始终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出现。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脚穿草鞋，常和战士们一道翻山越岭，去宁冈挑粮，往返100多里。有一次，挑粮战士在黄洋界檞树下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问战士：“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战士们回答：“能看到湖南、江西两省。”毛泽东说：“应该看得更远，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我们挑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对战士、群众却非常关心。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教育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亲自给井冈山群众写过几十块“分田牌”，带领红军战士给九陇山区群众打过水井，还给永新塘边村贫农老大娘挑过水。1928年四五月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毛泽东发动干部和战士，节约粮食，支援当地贫苦缺粮户。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深入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发动工作。一次，茅坪的群众捕获了一条狗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着狗鱼问大家：“它吃什么，怎么长得这么大？”群众答：“它专吃鱼虾。”毛泽东风趣地说：“原来它是鱼中的恶霸，是吃鱼的鱼，正像土豪劣绅是吃人的人一样。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人间的狗鱼！”毛泽东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斗志。〔26〕
“黄洋界上炮声隆”
1928年7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不顾毛泽东等人反对，引导红4军第28、29团向湘南冒进，导致“八月失败”。毛泽东闻讯，急忙引兵接应。这时，湘军营长毕占云率100余人起义，壮大了革命力量，给遭受挫折的部队带来新的生机。
何长工回忆说：
1928年8月失败以后，我带28团一个营在桂东县左安、大汾一带做群众工作。这时，毕占云起义投奔我们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后来调湖南临时归湘军何键指挥，当营长。他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对我军有一定认识，尤其是在朱德、陈毅对他做了一定的工作之后，他同红军打起仗来并不积极。我记得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他一个连。根据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杀了一头猪款待他们一番，经三天教育又将他们放回。他们回去后，就当了我们的宣传员，大讲红军的好处，有的还规劝毕占云反水到我们这边来。当时，毕占云受湘军歧视，早已心怀不满，但对一下子到红军这边来还举棋不定。这时，朱德、陈毅指示我们要给毕写封信，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劝其早日起义，站到人民这边来。毕接到信的第三天，就带一个营的人马起义参加了红军。不久滇军张渭从江西的樟树镇也带了一个营起义，后来编为红4军的独立营。
对于他们起义之举，我们当然热烈欢迎，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由“白”变“红”，着实有些发愁。
他们在旧军队里沾染了不少恶习，特别是吸鸦片成风，不少人都是“双枪兵”。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彻底改造他们，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毛泽东找我去，说：“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湖匪武装，上井冈山后又改造王佐部队，有点经验，这次的任务还是得由你来完成喽。”我两手一摊说：“不好办，王佐的部队是绿林好汉，底子素，好改造。而毕占云部下的这些人经多见广，坏毛病编成辫，难改造。”毛泽东笑了笑说：“难是自然，事在人为嘛！”
几天以后，毛泽东、陈毅来到我们营地。一见面，我就叫起苦来，说：“这些兵油子到底要不要？我还是那句话，难改造。”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怎么不要？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要积极改造，若改造不好证明我们没本事。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是艰巨的，可是要记住，中国有三山五岳，地方部队、山大王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可影响一大片。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以至全国解放后，都是有用的。”
我思想上通是通了，但怎样改造呢？我建议说：“把这伙烟鬼关他20天，烟枪缴掉算了。”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那还行？那样办说明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没什么区别了。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于是他坐了下来跟我商量说，“你要当所长（戒烟所长），从戒烟着手，在思想上打通，动员军官带头，讲明我们无产阶级军队只要紧握手中钢枪，不要自杀的毒枪，鸦片枪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只能被敌人打败。我们一定要从戒烟入手，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毅插话说，要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弄点烟叶子，逐渐取而代之，同时多搞点文体活动。
“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的话，时刻激励着我去完成改造旧军队的任务。我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和过去的经验，开始了戒烟改造工作。开头一段还好，过了些日子，不少人的大烟瘾犯了，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有些烟瘾特大的，还跑到我面前苦苦哀求：“让我吸一口大烟，死了也不冤枉。”我说：“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烟鬼的臭名死掉。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时，就会觉得甜了。这一难关一定要突破！”我们把住戒烟这一关的同时，还注意改善伙食，增加文体活动时间，特别是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样一来，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就大变样了，不少因吸食鸦片而面黄肌瘦的人都逐渐胖了起来，而且红光满面。
这时，毛泽东指示我们把部队拉出去，在行动中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在群众中受教育。这样内外夹攻，上下结合，使其加速革命化。1928年11月，毛泽东指示我带这支部队去莲花的黄坡九都，迎接平江起义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5军军部及其第4纵队上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于是我们利用部队经过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教育大家。部队每经过一个地方，我们都把这支特殊部队的情况告知地方党组织和群众，让他们帮助、教育这支部队。当经过三湾时，群众争相慰问，犒劳部队。有的群众还讲述了他们以3岁伢子去换五斗谷的悲惨事例，启发和教育我们的部队，勉励我们保卫好红色政权。人民群众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广大干部、战士也深感红军和白军的本质不同，于是他们自觉地扔掉鸦片枪，逐渐克服了各种恶习。
接着，在莲花县的路口打了一仗，首战获捷，消灭了永新北乡和莲花的反动武装靖卫团300余人。之后，接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队伍，他们挥师井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会合。〔27〕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乘红4军主力远在湖南之际，以四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会剿”。8月30日，井冈山军民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刘型回忆说：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的险要哨口之一，它与小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四大哨口相配合，构成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这次作战，其他四大哨口都有王佐部队和赤卫队警戒，各个哨口都筑有防御工事。就拿黄洋界来说，指挥阵地的工事就筑在哨口后山顶上，这次作战，营的指挥阵地就在那里。在山下源头村上来的一条山埂上，茅草丛里，插有削尖了的并用火烤过的坚韧的竹钉。在这条蛇形的小道上，不是熟悉的人，没有不踏上竹钉的。哨口防御工事，是按坡度筑成前低后高几条不规则的堑壕，壕墙很厚，子弹穿不过，且是垛形，便于隐蔽和射击。每一个工事里，可以容一班至两班散兵，互为犄角。工事都用石块和土坯筑成，高出地面80公分至100公分，非常坚固。工事前面，有自然生长的草丛荫蔽，地形陡削，并埋有竹钉。我军可依托着工事俯瞰射击敌人，敌人则无法接近我军堑壕。
8月30日，云雾散后，敌人开始发动进攻。由于地形限制，敌兵只能一个一个地向上爬，战斗队形呈鱼贯式的散兵线匍匐行进，每一个兵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否则无法射击。所以敌虽以一师之众企图偷袭井冈山，但用在火线上的却只能是少数。我军以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捡了些石块作投掷用。前沿堑壕里是一个排，另两个排分布在其侧后的堑壕里，这是第1连。第3连则在山后休息。敌人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前进，然而低射则妨碍自己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的与弹着点。待敌人接近我军有效射程距离，我军便一声令下“打”，弹无虚发，叫敌人个个去见阎王。为了节省子弹，石块也成了我们有力的射击武器。敌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冲锋，都无非是送来武器弹药留下尸体。下午4时许，我们把28团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也抬来了，安放在我军指挥阵地附近。我们向敌人发了三发炮弹，第三发正落在敌人的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原以为主力红军不在山上，听见炮响，又以为我主力红军已经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夜间，敌人利用云雾弥漫我军无法下山追击的时刻，逃之夭夭，溜到酃县境内去了。
敌人这次袭击井冈山既不明了我军情况，又不熟悉地形，士兵则不知为何而打仗，且进入早已坚壁清野的宁冈，无粮、无柴、无菜，加以我赤卫队和袁文才部的游击战，敌军既找不到向导，又派不出侦察，哨兵被摸掉，两眼漆黑，两耳又聋，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徒呼奈何！我军则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都知道“为土地”“为政权”“为工农解放”而战，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焉有不胜之理。
我军的装备比起敌人来是差的。每个战士只有三至五发子弹，一个班只有三四条破旧的军毯或夹被。进入阵地后，只在30日早晨雾未散前吃过一餐早饭。山上既无哨棚更无房屋，为了防寒，我们就割些茅草盖着垫着。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无一伤亡，只是由于高山夜寒，有些人得了感冒，夜间有猴子来捣乱，弄得我们睡不好而已。31日晨，云开雾散，山上静悄悄的。我们便沿着敌人的来路下山搜索，可是敌人已无影无迹了。群众见到我军红旗一到，便踊跃回村，烧茶水、洗衣服，热烈拥护红军收复失地。
9月13日，我28团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接着，占领遂川。16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胜利会师了。〔28〕
9月，毛泽东为庆贺胜利作《西江月·井冈山》词：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注释
〔1〕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12月版，第357—359页。
〔2〕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载《红旗》1979年第12期。
〔3〕《怀念毛主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102—103页。
〔4〕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98—99页。
〔5〕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载《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8期。
〔6〕何长工：《伟大的会师》，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0—63页。
〔7〕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50页。
〔8〕周里：《水口分兵》。
〔9〕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38—39页。
〔10〕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112—113页。
〔11〕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22—23页。
〔12〕毛泽覃当时受朱德、陈毅的委派，于1927年12月上旬来到宁冈茅坪，同毛泽东取得联络。
〔13〕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9、40、42页。
〔14〕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69页。
〔15〕谭家述：《回忆毛主席在茶陵的革命活动》，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49—450页。
〔16〕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53—54页。
〔17〕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69页。
〔18〕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78—80页。
〔19〕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19—320页。
〔20〕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28—29页。
〔21〕胡页朵：《毛泽东十四次到永新》，载《党史文汇》1990年第5期。文中所述毛泽东第十四次到永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从略。
〔22〕何长工：《伟大的会师》，选自《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7—71页。
〔23〕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选自《怀念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133—135页。
〔24〕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25〕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31—333页。
〔26〕邹文楷、马夏姬：《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载《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27〕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载《红旗》1979年第12期。
〔28〕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回忆》，选自《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95—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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