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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将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一、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从东北、华北到长江以北的华东广大地区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党政府统治基础从根本上发生动摇。面对蒋介石发起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以战略上的清醒,正确处理“和”与“战”的关系问题,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战略决战奠定胜利大局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是规模空前、紧密衔接、直接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交战双方主力尽出,国民党军的四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人民解放军的五大野战部队除西北野战军外都先后参战。

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三大战役是在自身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与国民党相比都还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发动的,战役历时142天,以自身伤亡24.2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计154万人的巨大胜利。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其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495万余人,残存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共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经无法在战略上形成有效的防御。只有海、空军虽然力量都不大,但相对于人民解放军仍居于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迅速壮大起来。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120万余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经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图为2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纵队、闽浙赣边纵队、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粤中区纵队、粤桂边纵队等。

伴随着军事上的惨败,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方面也陷入全面危机。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倍涨,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农村经济日益凋敝,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据1948年11月9日《大公报》记载:上海的抢米风潮前一天连续发生8起,连糨糊用粉也被抢。第二天,抢米事件增至20多起,英法商电车公司、两路局的人因迫于饥饿而怠工。该报同一天另一篇报道讲:“八日上午市场米价开盘三百圆,有行无市。场外高喊六百圆,尚难购到。中午米价黑市已喊一千圆,到下午更喊到一千四百圆。傍晚有人曾以一千八百圆的代价,购进一石。八日沪物价上涨平均达‘八一九’限价二十倍左右。”“这样疯狂上涨、瞬息万变的情形,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加紧镇压,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过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层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香山时,解放区人口2.1亿多人,约占全国4.75亿人口的44%。解放区土地面积27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28%。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考虑从国民党政府这艘“沉船”上抽身。大决战开始后,司徒雷登不断把国民党决战失利、经济恶化的消息传回美国,请示对策。1948年10月下旬,美国国务院答复司徒雷登:“为求短时期内削缩中共至成为中国之完全不重要角色,美国必须实际接管中国政府,而代其推行经济军事行政上各种义务。然中国人对侵犯主权之强烈及其浓厚民族主义思想,与夫美国不能供应所需之大量人才等等,皆使吾人不能采取上述途径。吾人更不可能估计如是巨大行动之最后费用……此种行动将使美国陷入延续之纠纷而不能自拔,更极可能因之使中国成为国际纠纷场所,而对我国引起极严重之后果。”a

由上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华采取观望政策。这种政策转变,使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逐渐改变,并且把目光转向副总统李宗仁。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对此,国务卿马歇尔答复如下:“美国政府不能处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任命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之地位。”“对阁下所能答复者为,在国民政府尚为中国局势中之一重要因素时,美国政府自当继续予以支持。至该政府若自南京迁出,崩溃,消灭或并入共产党之联合政府时,吾人将采取若何步骤,须视届时美国利益何在与该时情形而决定。”“中国情形之发展显然已进入一极端动荡与混乱之时期……吾政府显然必须保留最大之行动自由。”b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有关美国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援蒋反共政策也日益捉襟见肘。……大约从一九四八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这个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时间上大致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起到大陆基本上解放这一时期相吻合。”

这一调整转变,使蒋介石集团要求美国对华实行军事干涉等愿望落空。1948年11月27日,宋美龄赴美求援,受到难堪的冷遇。她到华盛顿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她,而且会见结束后,“她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

军事上的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地方势力,企图利用蒋介石军事实力遭受决定性打击、处境狼狈的不利形势逼他下台,然后取而代之。在与蒋介石2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中的一些人曾因反蒋失败而流亡境外,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白崇禧于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逼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c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之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提出“非蒋下野,不能和谈”,由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共产党“和谈”。

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和平谈判”主张,也无非是想达到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以便在桂系主导下取得“喘息整补”的机会,伺机卷土重来。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949年1月1日,在一片“倒蒋”声讨浪潮中,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声称:“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文告中提出“和谈”的5项条件,要求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等,暴露了其求和声明的虚伪性。

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被全歼,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为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迫下野者,徒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这以后几天,他加快了调动部队、安排人事、处理银行外汇、赶运黄金至台湾等的步伐,为他东山再起做准备。1月21日,他正式发表《引退谋和书告》。

蒋介石此时宣布“引退”,其实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在败局难以收拾的局面下把李宗仁推向前台,同共产党周旋,作为缓兵之计,并稳住白崇禧、程潜等,而一切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仍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他宣布“引退”而不是辞职,李宗仁不是接任总统,而只是在他“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其职权”。况且,他的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并未改变,一旦时机成熟,他随时可以重新“视事”,再度出山。

毛泽东发表1949年新年献词

对于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中提出的“和谈”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做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国和李宗仁抱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的新闻稿,公布了一个43人的“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这些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1949年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图为毛泽东修改的该文清样首页

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日,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这篇文章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d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头等战犯名单和《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的发表,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蒋介石1月1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就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

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完全打倒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e中已经估计到,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覆灭过程可能有3种形式:一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不经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动武装完全消灭。另一种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在中途举行政变,并在美帝赞助下,送蒋出国,找出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济棠、龙云、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这类人主持停战议和,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崩溃的统治局面,或维持一个偏安局面,待机再起。再一种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大崩溃的时候,凡我解放军所未及到达的地方,以及各大城市中将有各种形式的反蒋运动发生,其中包括很多伪装分子,乘机窃利,并和我们争夺革命领导权。《指示》指出,在这3种形式面前,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种形式的阴谋,预防第三种形式会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现。并要预见到二、三两种形式会在某种时机交错地出现。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战争是蒋介石集团挑起来的,在战争形势日益有利于人民的情况下,只能用战争的方式彻底打倒蒋介石集团。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研究1948年的形势与任务时也曾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考虑到人民对和平的渴求,中共中央提出边谈边打的策略。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f

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随着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和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的相继胜利,毛泽东改变了对战争时间的估计,将原来从1946年7月算起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预计改变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1948年12月战犯名单的公布和毛泽东新年献词的发表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不会与反动势力妥协的,对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经成竹在胸。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中间路线”决裂

长期以来,在国共两党之间,围绕“建什么国”的问题,中国政治舞台上历来有一种“第三势力”或称“第三方面”,他们主要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毛泽东新年献词的发表对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作用。

此时,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参加筹备新政协,应中国共产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多次热烈的讨论。1949年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提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第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

第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

第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

电报中还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g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声明中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h

上述声明的发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拥护。1月15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讨论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电报中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

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对符定一、周建人等1月7日电做出回应:“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为了使民主人士较系统地了解中共和解放区的政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给他们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斗争,等等,都受到欢迎。周恩来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望民主人士,并做报告。他在详尽介绍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后指出: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战争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国民党。但是现在切不能手软,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鲁迅先生说得好,对落下水的狗,还要打!天津昨天已经解放,正争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一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1月22日,抵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这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并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i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通过对时局的深刻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下,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间路线”彻底决裂,为共同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要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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