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堂文集》

止庵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编《知堂文集》目寄给一渠。”一月十一日云：“上午校阅《知堂文集》稿，作刊误表，寄给一渠。”同年三月，该书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夜读抄》所收《与某君书》说：“天马书店详细未知，因有浙五中旧生在内，命自选一集，故以《知堂文集》予之，原来只是炒冷饭，亦无甚意思也。”其中篇章，多选自已出版各种集子，计《自己的园地》二篇，《雨天的书》十篇，《泽泻集》三篇，《谈龙集》三篇，《谈虎集》八篇，《永日集》二篇，《看云集》七篇，《过去的生命》六篇，新收录者只有《知堂说》、《穷袴》和《糸鱼川》三篇，均作于一九三二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这也是本书最大价值所在。选取的眼光很宽泛，同时顾及到文学因素与思想因素；以文体而言，则囊括了诗歌、随笔、杂文，除长篇论文外，几乎涉及曾经采用过的所有样式。并且收有两篇译作，周氏曾在《永日集序》中说：“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此处还是这个意思。在作者现在仍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展现了写作风格的较多侧面，亦即序中所谓“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检点所选诸篇，作者又似乎对三方面尤有侧重：一是讨论某些文化问题如妇女学、儿童学、民俗学等之作，一是“趣味之文”或曰闲适小品，一是所谓“别扭的写法”的一路文章。这些或许是他当时最感满意的了。

前面谈到“自我意识”，这多少也可以从“不选什么”窥知一二。首先，“文学小店”已经关门，文学批评之作概未入选；其次，“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谈虎集后记》），带有“梦想家”和“传道者”色彩的文章概未入选；第三，“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永日集序》），锋芒毕露的社会批评之作概未入选。大致说来，原先的文学批评家和（直接面对社会的那个）社会批评家的形象，似乎已经不复为作者所乐意接受。不久之后，他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夜读抄后记》）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当然上述第三点也具有文学意义，那些明白晓畅的杂文概未入选，这或许也表明作者对自己此前散文风格的某种取舍。周氏此时自号“知堂”，其意义见于《知堂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涉及“知”的层面，“是知也”即拥有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智”；“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涉及“言”的层面，其中的“知”都是“智”。这是一个由“知”而“智”的过程。不写文学批评，近似“不知为不知”；不写社会批评，仿佛“默而当”；至于文章新的内容和新的写法，则体现了“知之为知之”和“言而当”罢。

此次据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图版两页，其一为“作者近影”，其一为“作者原稿之一”即《糸鱼川》手稿。序二页，目录四页，正文二百六十二页。目录、正文中“序”原作“知堂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