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重整广西　称模范省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救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倦游归来，幼稚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李宗仁

广西屡年以来，标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大建设，集全力以赴之。平情言之，以现在广西政治习惯之良好，全省乡村组织之严密，兵役制度之普遍，盗匪之绝迹，军事、政治二种建设实成绩最优。至于经济、文化二种建设，则因人力财力缺乏，不免有瞠乎其后之感。

——马君武

李、白、黄领导核心的确立

1930年底以前，新桂系的领导核心，或者说桂系集团的“前三杰”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930年冬，黄绍竑离开新桂系团体，投靠蒋介石后，新桂系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后三杰”则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1]，在这个领导核心中，白崇禧由第3号坐升为第2号领袖。

新桂系的实际当家人白崇禧骑着他的爱驹留影

在广西“前三杰”掌权时期，黄绍竑与白崇禧都是身材高大、外貌威严、权力欲旺盛、喜欢揽权之辈，两人互不相能，他们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新桂系的领导核心显得很不和谐。而自黄绍竑离开新桂系团体后，晋升领导核心的黄旭初与黄绍竑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这个人在新桂系领导层中虽然军事学历最高（黄旭初是陆军大学毕业，而李宗仁只有初级军事学历，白崇禧是中级军事学历），但他为人温和，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属于安分守己的性格，对李、白忠心耿耿，绝对服从，安于充当桂系“大管家”^[2]的角色，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没有任何权力冲突。有人形容桂系“后三杰”：李宗仁是高高在上的“家长”，白崇禧是真正当家做主的“家婆”，黄旭初是负责管家的“大媳妇”。^[3]桂系的后期三巨头，论相貌威仪，除白崇禧器宇轩昂、南人北相外，李宗仁、黄旭初都很矮小，欠缺压倒一方的厚重与威严，特别是黄旭初，天性沉默，声音轻柔，面部少有表情，眼睛特别细小，眯成一条缝，头顶因掉发而呈现一个很整齐规则的圆圈，头边上的头发却很旺盛。白崇禧晚年论相，曾笑称黄旭初这副尊容是活生生的广西猿猴。^[4]这样的人不会与人争长论短，不会对李、白构成威胁。因此，桂系后期的领导核心基本上是稳定的。

李、白总结自北伐战争开始以来新桂系与蒋介石争雄屡屡惨败的历史，认识到新桂系失败的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团结。以广西人占多数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深深刺激和鞭策着新桂系的首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白崇禧说：“如80年前的洪杨革命，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3000多广西子弟兵出去，由湖南一直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眼见要推翻清朝，光复汉族的旧业，后来一方面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奸帮助满人，一方面因为太平天国内部韦昌辉、杨秀清等人自相残杀，才被湘军乘机击败，所以太平天国终归幻灭，这是历史上很使我们痛心可惜的一件事情。继洪杨革命之后的，又如我们的领袖——李总司令，民国十五年带了八千（引者按：此数字不准确，应当是12500人）子弟出去，由中国极南的镇南关，一直打到极北的山海关，转战数千里，无战不胜、无攻不克，因此有‘钢军’号名闻全国。而以后因反对独裁政治，护党救国，在武汉失败，失败的原因，也是由于不能互助，就是内部俞（作柏）李（明瑞）的叛变，影响全局。所以从过去革命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今后我们固然要提倡武装自卫，同时还要提倡互助，求内部的精诚团结。然后才能够一致努力向我们的共同敌人斗争，绝不可受少数败类的愚惑，而自己陷于土崩瓦解。”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建立团体内部的精诚团结呢？留学苏联归来的王公度^[5]建议成立自己的秘密组织，以控制军队和政府。王公度说：“北伐战争时桂系势力很强大，从广西一直到山海关都有广西的军队，力量比蒋介石还强，但是为什么到了民国十八年蒋介石跟桂系一打仗，桂系就垮台，迫得退回广西老家？原因是蒋介石有秘密组织，还有公开的国民党，而李宗仁没有，平时就没有办法来控制他的军队，所以一打仗就发生叛变投降，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李宗仁吸取这个教训，在广西组织一个秘密政党或组织，使军政骨干都宣誓效忠于李宗仁个人，另外通过这个政党的秘密组织派出党员去监视军队和政府的首长，那就不会踏上民国十八年的覆辙，李宗仁的统治权就巩固了。”

对王公度的建议，李宗仁非常重视。1930年9月1日，在柳州成立了名为“革命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其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央干事会，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常务干事，王公度为书记，程思远为助理。但王公度、程思远均以总司令秘书的身份进行活动。由于当时军事形势极端紧张，“革命同志会”的内部组织等均未来得及讨论设计，这个秘密组织还只是一个初步的雏形。^[6]

而且张发奎害怕桂系收买分化他的第4军干部，在他的第4军内部也成立秘密的“国民党护党同志会”，规定凡参加“革命同志会”的第4军干部，必须先参加“国民党护党同志会”。

1932年1月，蒋介石、汪精卫合作的中央政府成立，张发奎征得汪精卫同意后，决定以援助马占山抵抗日寇侵略为名，率第4军离开广西重新投靠汪精卫。主意打定后，张发奎、吴奇伟、欧震等高级将领先行前往香港遥控指挥。李宗仁、白崇禧获悉张军有意撤出广西的消息后，很不愿意，立即致函张发奎表示劝慰。张发奎等在香港会商后，联名给李宗仁写了一封很决绝的信，大意是：“公既不拥护汪先生，第4军势不能与7军合作等。”李宗仁和白崇禧又百般笼络仍然在广西的张军将领，无奈张发奎及其所部将领意志坚决，怎样也挽留不住。当时张部驻在广西西部的东兰等县，吴奇伟回桂后迅速将部队集中，立即行动，取道柳州、桂林、全州，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李宗仁、白崇禧初拟在桂林附近用武力将其解决，但兵力集结稍缓一步（张军将至桂林，桂军还未集结完毕），李、白被迫改变主意，通知张军途经各县开会欢送。从此张军撤出广西，终止了和桂系李、白的合作。^[7]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高级将领合影

桂张联盟解体后，李宗仁、白崇禧趁机改组“革命同志会”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使之成为控制广西内部的一个核心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为：第一，确认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原则，本会同志为求其实现而共同奋斗。第二，确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为争取民族解放。凡有关发展民权、充裕民生的措施，均必须以民族独立斗争之贯彻为先决条件。第三，确认蒋介石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而其他爱国党派为本会的同盟者。第四，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少树敌，以敌攻敌。^[8]

“三民主义同志会”实行会长负责制，以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所有入会的会员，一律在孙中山遗像前向会长或副会长宣誓效忠。

1934年11月1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西乡塘兵营再次改组秘密组织，将“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次改组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正名，更重要的是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真实同志会”^[9]分庭抗礼。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内部组织机构扩大，会本部领导成员如下：

“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章程虽然以反帝反封建相标榜，这只不过是生搬硬套、装饰门面之辞。实际上，这个组织对外的任务是反蒋（介石）、防蓝（衣社）、防共（产党）；对内则是为了巩固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地位，防范内部的反叛和分裂。章程还规定：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正、副会长对一切决议案有最后裁定权。对外绝对秘密，会员如果泄露秘密，要受最严厉的处分。横的组织隔离，会员与会员之间隔离，非上级组织介绍，不得交通。章程还规定了最严格的吸收新会员的手续。发展新会员必须经会员2人以上介绍，经过小组和分部的考察，负责提名，经会本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审核通过，报请正、副会长批准；再则是正、副会长直接指定，事前都必须经过正、副会长的密约谈话，然后举行入会宣誓。宣誓仪式都由正、副会长亲自主持，有时是个别的，有时是分批举行。入会仪式有以下几个步骤：（1）向国旗，党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2）向领袖（正、副会长）行最敬礼。（3）领袖训话。（4）右手宣读誓词。（5）呈递誓词（由领袖接收）。（6）礼成。^[11]

由于李宗仁长期驻广州，新会员的入会宣誓大多由白崇禧负责监誓。入会誓词是：“会员某某某，誓以至诚，加入本会，奉行三民主义，恪遵本会会章，严守本会秘密，实行本会一切决议案。绝对服从领袖命令，效忠团体。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12]

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神秘性，入会的会员，都有代名和代号。李宗仁的代名是“正气”，白崇禧的代名是“扶义”，会本部的代名是“图书馆”，会本部各单位及分部、小组也都有代名词。一切来往文件都用代名代替，以防泄露秘密。

能否加入“同志会”，其取舍的标准，不以其人在新桂系集团内部的身份、地位、级职为依据，而以李、白对其本人评价为主要条件。例如，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最初民政厅厅长由黄旭初自兼）、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是“同志会”会员，而省政府秘书长朱朝森及其后任孙仁林，财政厅厅长黄蓟，建设厅厅长黄荣华，则始终没有参加“同志会”。^[13]谁能入会，谁不能入会，完全以李、白的好恶为准。先后入会的会员总有四五百人，他们是新桂系集团的重要干部，即所谓“团体骨干”，他们分布在广西党、政、军各个系统和部门，发挥骨干和核心作用，并充当李、白的耳目。为李、白严密控制新桂系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培养“团体观念”，提高干部对李、白的向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强化了李、白的领袖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后，桂系准备加入抗日阵营，蒋桂矛盾开始缓和，以反蒋为重要任务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李宗仁、白崇禧决定予以解散。李宗仁解释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了，蒋介石已和我们共同行动，同志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予以解散，从即日起实行，所有有关同志会的秘密文件，必须通通焚毁。”^[14]同志会解散后，取而代之的是“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政治组织。

注释

[1]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1916年自北京陆军大学第4期毕业后，回广西督军公署任参谋、军务，1917年5月入广西模范营任职，于白崇禧、黄绍竑等同为连长，自1931年6月9日被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起，至1949年11月止，黄旭初一直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长达18年。同年12月前往香港定居，参加张发奎等人发起所谓第三势力活动。1968年10日从香港赴台北为蒋介石祝寿，被蒋授予“总统府国策顾问”虚衔，1975年病逝香港，终年84岁。参见林经华：《黄旭初》，熊尚厚、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1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

[2]粟明德：《广西大管家黄旭处传真》，《广西文献》第58卷第6期（总第246期），1995年12月号。

[3]粟明德：《广西大管家黄旭处传真》，《广西文献》第58卷第6期（总第246期），1995年12月号。

[4]粟明德：《广西大管家黄旭处传真》，《广西文献》第58卷第6期（总第246期），1995年12月号。

[5]王公度（1895—1937），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15年夏自湖南宝庆驻省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本科，与后来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的章伯钧是同学。1919年6月毕业，分发到广西工作，后结识李宗仁之三弟李宗义，因对京剧有同好，王公度成了李家的座上客。1926年，李宗仁保送王公度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蒋桂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公度与韦秀英、韦永成等广西籍学生一同被遣送回国。王公度回国后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秘书，开始政治生活，并且成了李宗仁的心腹。

[6]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7，63页。

[7]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9页。

[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7，63页。

[9]1933年初，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成立了“国民党真实同志会”，奉蒋介石为会长。

[10]综合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何作柏：《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内幕》，《新桂系纪实》上集。

[11]何作柏：《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内幕》，《新桂系纪实》上集。

[12]何作柏：《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内幕》，《新桂系纪实》上集。

[13]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7，63页。

[14]转引自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146—147页。

“三自”、“三寓”政策与《广西建设纲领》

1932年初，蒋介石再度上台，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确立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合作主党的联合执政体制。

蒋、汪联合上台后，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是：对外，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进攻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上海，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国内，中国工农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内外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对日寇采取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集中精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对偏安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势力暂时采取默认和容忍的政策，蒋介石曾经发牢骚说：“广东那班人只要不卖国，他做帝也随他去。”^[1]

这样一来，两广和南京政府出现了相安一时的局面，李、白利用这个时机，打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的招牌，拥胡自重，继续维持两广的独立、半独立局面。

1931年底，李宗仁、白崇禧主持召开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广西对内对外的方针：“对内是亲仁善邻，精诚团结；对外是抗日剿共，奋斗到底。”

李、白认识到维持两广反蒋联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李宗仁说：“两粤辅车相依，存亡与共，合则足以救国，离则两败俱伤。”白崇禧也认为：“民国以来，两广合作则互相有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今后我们的主张，要团结西南来救国，要团结全国来救国，但团结西南，要从团结两广做起。”

为了维持与广东的合作局面，更重要的是，广西必须从广东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李宗仁不惜以桂系领袖、第4集团军总司令之尊，长驻广州，主持与广东联络及对外事务，李宗仁自称为“联络参谋”^[2]。从陈济棠来说，他也不可能以广东一省单独对抗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他也必须拉拢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合力抗蒋，双方都有需要，所以这种合作才能维持数年之久。为了维持合作抗蒋的局面，陈济棠也是不惜血本，他每年都要接济广西巨款，开始是每月30万元，后来增加到每月100万元。^[3]这笔钱，对于桂系维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器的运转是至关重要。所以白崇禧露骨地说：“我对陈伯南这样殷勤恭顺，正如俗语说：跪着养猪，看钱份上。”^[4]

李宗仁常驻广州，广西省内事务由白崇禧主持，黄旭初协助，形成李主外，白、黄主内的局面。

那么，新桂系以什么理论来指导广西建设呢？

李宗仁，白崇禧一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诩，声称“大家努力把三民主义去实现，那才对得起总理和各先烈”^[5]。

白崇禧在主持广西建设后，当务之急便是寻求三民主义“广西化”的途径，搞广西版或者说桂版的三民主义，其核心内容就是推行“三自”、“三寓”政策。

为什么要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呢？白崇禧指出：“在广西党政军各方面的同志，因为觉得近年来党内的党员大家对党起怀疑，党外的人对总理遗教、三民主义起轻视，不说三民主义是落伍，便说三民主义是空洞，所以大家很想起来挽回党的地位的低落，大家讨论的结果，觉得要挽回党的地位，挽回党过去的信用，就得实行‘三自’、‘三寓’政策。总理的民族主义，要民族能独立自卫，不受欺侮，使民族能自决，地位提高；民权主义是要行地方自治，使下层基础组织稳固；民生主义要中国同胞生活所需能自给自足，不需依靠外人生存。‘三自政策’就是根据三民主义规定出来：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6]

所谓“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白崇禧认为：“‘三自政策’的演进，是由自卫到自治，由自治到自给，同三民主义的演进由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由民权主义到民生主义有一样的程序。”^[7]

白崇禧认为，所谓自卫，本来是法律上的名词，就是自己被别人侵害，取正当防卫的意思，这是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则是：一个国家民族被别国异族侵略的之后，应该取正当防卫。新桂系的“自卫”政策，也是从广义的角度，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说的。白崇禧认为，人类历史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铁的法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如果不准备战争的力量，而要想求得和平与生存，这只能是白日做梦。所以，为求得民族的生存计，只有充实武装自卫的力量，准备壮烈的民族斗争。他要求大家把迷梦于和平的思想改变过来，确立“唯铁与血才能够求得民族之生存”的信念，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然后才可以造成庞大的民族自卫的武力。白崇禧说：“从过去革命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今后我们固然要提倡武装自卫，同时还要提倡互助，求内部的精诚团结。然后才能够一致努力向我们的共同敌人斗争，决不可受少数败类的愚惑，而自己陷于土崩瓦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团结一村的人，由村而至乡、区、县，互相团结，更进而团结全省1280万的同胞，再进而联合各省，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都团结起来，那我们一定可以在世界上实行自卫，不受任何民族的欺凌。要之，保障广西建设，复兴中华民族，是我们自卫的目标；团结一村，实行互助，是我们自卫工作的起点；团结全省，实行互助，是我们自卫力量的基础。”^[8]

所谓“自治”，是政治学上的名词，照字面上解释，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但这里的自治，指的是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团体受政府的委托，在法令许可的范围内办理地方一切事宜。白崇禧指出，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有详细阐述。孙中山一再强调“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地方自治的内容很广，包括警卫之养成、户口调查、测量土地、修筑道路、架设电话、设立学校、培植森林、讲求水利以及训练民众行使四权，等等。白崇禧认为：“本省的地方自治，是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下层做起，经过几年来上下的努力，地方自治应办的事项，调查户口、测丈土地、修筑乡道、办理警卫等，都收获了相当的成效；其中尤以修筑乡道路四通八达，各县警卫力量雄厚，两事更为显著，不容多说；但户口调查却还有许多缺憾的地方，犹须我们多多致力的……我们深信只要大家努力，实事求是，不空谈，不敷衍，本省的地方自治是有很大效果的。一县的自治办理好了，合到一省的自治都办好了，我们还希望以这种自治的精神与办法，影响及其他各省，各省的地方自治好了，就可以树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总理的民权主义，造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有能力有效率的政治机构了。”^[9]

所谓“自给”，是经济学上的名词，就是以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广西是一个贫瘠的省份，历来不能自给，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根据1932年的统计，这一年广西出口2900万，进口4600万，入超1700万。广西人口1280万，平均每人每年要负担1元5角。白崇禧认为，广西每年入超1700万，长此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一定要讲求自给才行。白崇禧认为，广西要做到自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只要去想办法，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解决自给问题，在政府方面最注意的是资本问题，就是如何去筹集资本，根据本省的实际，必须从农矿方面去想办法，由政府统制农矿产品，比如桐油、金沙，等等。只要政府将对外贸易统制起来，仅米、桐油、矿产，每年就有4000多万，再加上木材、牲畜等，每年不下五六千万，因此，只要肯积极去做，是能够解决入超问题的。“只要大家一心一德的不断努力，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则广西岂止不会不穷，并且还要成为大富的广西。”^[10]

白崇禧指出，自卫、自治、自给三个政策，都是有互相联带的关系的。自卫政策，尤为首要。如果不能自卫，便谈不上自治和自给。譬如我们不能自卫，国家给人家灭亡了，那么所有一切政治，都给异族来包办，我们还能讲自治吗？不能自卫，便不能由自己的民族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那更谈不上什么自治。如果军事上不能自卫，便不能在经济上讲求自卫，以力求自给。反过来，自治和自给，对于自卫也是有影响的，自治和自给的能力增进一分，自卫的能力，也就加强一分。因为现代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战争，而且是国力的战争，所以除了武力战外，还有所谓思想战、外交战、经济战。要军事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自非随时培养自治和自给的能力，使政治上、经济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可。至于自治和自给，两者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自治的目的，是要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多种建设，增进人民的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说到自治，便已含有自给的作用在内。人民自给的能力增进了，经济生活逐渐改良了，人民的文化程度，便可以逐渐提高。这样，自治的能力，自然随之而增进；自治的效率，较前必更有进步。这样看来，“三自政策”是整个的，不应只顾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11]

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声称，只有广西实现了他父亲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对于白崇禧别出心裁，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解释为“三自政策”，广西元老马君武曾经风趣地说：白健生自作聪明、自讨没趣、自寻死路，把“三自”说得一文不值。^[12]这也就说明，白崇禧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三自政策”，难免有歪曲和牵强附会的地方。

为了推行“三自政策”中的“自卫”政策，白崇禧又提出了“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

所谓“寓兵于团”，就是老百姓即兵，兵即老百姓。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推行五家为轨，轨设轨长；十轨为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即以此寄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立一师，故万人为军，五乡之师率之；十五乡出三万人，以为三军。轨、里、连、乡，是政治组织；伍、小戎、卒、旅、军，是军事组织。白崇禧从古代的政治、军事组织中得到启发，在广西实行民团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以此为标准，甲有甲长，村有村长且兼后备队长，总率壮丁百人；乡有乡长兼大队长，总率壮丁千人；区有区长兼联队长，假设一区有十乡，那一区就是一万壮丁。齐国管仲，实行“寓兵于农”，其政治系统是轨、里、连、乡，其军事系统是伍、小戎、卒、旅、军。广西推行“寓兵于团”，其政治系统是甲、村、乡、区、县、省；军事系统是中队、大队、连队、县民团司令部、区民团指挥部、总司令部，与齐国管仲的办法，两者大体相同。^[13]

对于新桂系的民团组织，也有论者认为是取法于河南的别廷芳。观察记者说：“豫境民国以来，不但是饱经战祸，而且是饱经匪祸，全境灾荒之余，土匪如毛，民不聊生。豫西南在不堪匪祸之中，曾经出现了一个‘绥靖英雄’别廷芳，他从自己村庄开始办理民团，搞联庄会，又联庄而联乡，利用封建的特权，联合中产以上的地主阶层，真正绥靖了豫西南几县地方，军队和土匪都不敢轻于冒犯当地的民团。广西李、白、黄的办理民团，听说也是取法于别廷芳。”^[14]

但白崇禧本人从来不说他的民团就是取法于别廷芳，而只是说从古代管仲那里得到灵感。他说：“我们不敢说广西的民团及学校军训……是广西的特创，不过是取法古斟酌时宜，把它重新办理而已。”^[15]因为如果说是从别廷芳这个豫西土老帽那里学来的，那未免让“小诸葛”感到难堪和没有面子。

所谓“寓将于学”，就是让初中以上大、中学校对青年普遍实行军训，初中一、二年级实行童子军训练，等毕业后，即入青年军训练1个学期。考入高中后，又训练1个学期，前后共1年，以后每周复习4小时；到进入专科学校或大学后，再受训1年。这样前后加起来，每个学生都要接受2年的军事训练。^[16]这种军训制度在广西的学生中普遍推行。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培养预备的将校人才。白崇禧算了一笔账，他说广西有人口1280万人，分为24000个村，每村（街头）有后备队1队，每队壮丁约100人，共有240万人，其中30岁以下的约居半数，即120万人。有了这么多的壮丁，还要有将校来统率。照我们现在的编制，1500人为1个团，每个团要用100个将校。我们有120万18岁至30岁的壮丁，可编为800个团，需要8万个将校。白崇禧指出，这么多将校，不可能完全通过军事院校来培养；只有靠在学生中推行军训来解决。^[17]

另一方面，实行军训，也是教给学生救国的本领。白崇禧认为青年学生有智识、有勇气、有良心，是社会上最有希望的分子，可是因为不经过团体的训练，如果各自为战，生不出多大力量来。自“五四运动”之后，青年虽很热心地参加政治运动，但他们只能发通电，喊口号，贴标语，集队请愿，实际上收不到效果。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九一八事件”，当东北失陷时，北方的学生南下，南方的学生北上，聚集在南京向政府请愿，可结果怎么样呢？日本仍然是侵占着东北与热河，政府仍是签订了淞沪和塘沽的协定。这些学生的救国热忱，虽然值得钦佩，但因没有力量，所以收不到效果。所以，青年要救国，先要本身受过训练，能够领导民众，对内改造政治，对外抗拒侵略，才是有效的办法。白氏认为，现代的国际战争，是民族的战争，国防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国防，非全国民众共同努力不可。所以对学生，要实施军事训练，使学生既能够执笔，又能够执枪，遇国家有事时不仅会喊口号，打通电，贴标语，请愿，而且能够挺身卫国，使敌人见而生畏。白崇禧还指出：青年学生“要救国，便要学习救国技能，接受军事训练。给你们军事训练，就是给你们以救国的本领，如果空言救国，不求本领，这是自欺欺人的！”^[18]

所谓“寓征于募”，就是把征兵寓于募兵的意思。白氏认为，征兵即义务兵，募兵即是雇佣兵，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其利弊；征兵制的利在：第一，兵是征调而来，是一种义务兵，素质优良；第二，国家少数金钱可练多数的兵，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第三，是轮流退伍，不妨害人民生产。其弊在于：征兵制必须按期退伍，技术不能精，征战就要来，难免有胆小怕死不能打仗的混进来。募兵制的长处是久经训练，勇敢善战。其短处是：第一，素质不好，当兵不是义务，他们来当兵的目的或者是因为没有饭吃，或者是想发洋财，或者是想游地方，或者是作奸犯科不见容于乡里，为国家民族来当兵的实在少数。第二，需饷太多，补充困难，不能适应现代战争。^[19]

而桂系的“寓征于募”，就是取两者之长，舍两者之短。比如甲、乙、丙三村，每村有20—25岁的壮丁各有50人，要抽1/10来当兵，每村可将5人集合起来，先问哪个愿去当兵，若愿去的有5人，恰为1/10，那便没有问题。若愿去的有6人，超过了定额，就要用抽签办法，抽着去的就去，抽着不去的，即作为本期的预备兵。若是1个都不愿去，也用抽签法决定，抽着去的就去。这种办法，先征求各人同意，愿去的人一定勇敢，募兵的好处得到，素质良好，不虞逃亡。一面训练，一面退伍，本省壮丁甚多，选征容易，征兵的好处也得到了，这就是“寓征于募”的办法。

白崇禧还指出：“民团就是一种民众组织的力量，就是用来推行‘三自政策’的集团的力量。……我们行了民团制度，便可以把那些作为社会中坚的青年人、壮年人组织起来，给他们以一种训练，使他们过惯团体的生活，而认识团体的意义。他们经过了这种训练，便可以参加自治工作，不至如以前那样的不了解，不理会。所以，民团组织，可说是推行自治政策的一个基础。”^[20]白崇禧还认为，民团是“推行自给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21]

白崇禧的结论是：“我们主张运用民团组织，来推行‘三自政策’，由‘三自政策’之推行，以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这是我们建设本省及复兴中国的一个理论体系，我相信，这个理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大家坚信不渝，努力实践，一定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22]

白崇禧《三自政策》、《三寓政策》两篇演讲被认为“是关于建设关系和复兴中国的根本理论的一个体系的说明。至其中重要原则，李总司令、白副总司令在他们的历次演讲里都曾经提示过，但以《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两篇演词内容较为详备”^[23]。

李宗仁、白崇禧发明了“三自”、“三寓”政策后，便着手制定一个纲领性的正式文件。先是1932年第一次公布了一个建设总方案——“广西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这是临时性的纲领文件。实施两年后，桂系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桂系决定搞一个更加完善系统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开始交由邱昌渭^[24]起草。但邱昌渭博士起草的纲领草案空洞无物，不合李宗仁、白崇禧的胃口，通不过。^[25]转而请从上海来的“六君子”负责起草。所谓“六君子”，是指白崇禧用重金从上海聘请的胡讷生、刘士衡、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朱五健等6位文人。他们于1934年3月到广西，即在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主持下，由他们起草《广西建设纲领》草稿，具体由刘士衡执笔。

刘士衡早年是中国共产党员，脱党后投奔桂系，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一套理论，善于舞文弄墨，他在纲领前面写了洋洋洒洒长达2000余字的序言，吹捧几年来广西的施政是“一方面证实吾人过去政治路线之适合需要，另一方面则表明广西之建设已由艰苦造端度于积极迈进之新阶段，已树立建设新广西之初步规模”。然后，笔锋一转，声称“由于军阀官僚统治，共产党扰乱与帝国主义侵略三者连环因素，以致国家民族之命运不绝如缕”，其出路必须“反帝国主义之侵略，消灭军阀，铲除土劣，肃清共产党徒”。^[26]

在刘士衡等舞文弄墨之辈看来，他的主子李宗仁、白崇禧显然不是军阀，那么谁又是军阀呢？这个纲领高喊“消灭军阀”的口号，岂不是要消灭李宗仁、白崇禧等真正的军阀么？真是滑稽。

这个初稿完成后，广西省党政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对初稿进行审定，并公布。

1935年8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又对这个纲领进行了讨论，进行了修改，由“六君子”之一的万民一执笔，将纲领的长篇序言改写为简短的“基本认识”，着重将桂系的政策与孙中山的遗教以及三民主义挂起钩来，极力表明李、白是孙中山的真正信徒。8月10日，广西党政军第25次联席会议决议通过《广西建设纲领》。^[27]

《广西建设纲领》的第一部分是“基本认识”：

《广西建设纲领》被称为“广西的宪法”。那么如何评价这部“宪法”呢？

李宗仁说：“《广西建设纲领》是建设广西的最高原则。广西建设的目的，是在政治上求自治，经济上求自给，军事上求自卫，文化上求自觉。”^[30]

但是，当时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的阳叔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东抄西袭的东西，许多好听的名词，如“反帝反封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征收累进税”、“普及教育”、“发扬民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都应有尽有地写进了纲领里面。但这些都不是纲领的主要部分，而只是一些骗人的词句而已。纲领的主要部分是李、白所经常标榜的所谓“三自”、“三寓”政策。“三自”就是“自治、自卫和自给”。“自治”并不是指要发扬民主精神，扩大居民的自治权限，而是指在政治上对外要保持独立状态，省内用人行政之权不受南京方面的干涉；对内则加强乡、镇、村、街、甲长对居民的控制，实行所谓三位一体制度，以乡、镇、村、街长兼任中心小学校校长及民团后备队队长，集行政、军事及文教大权于一身。“自给”的意义更与发展地方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无关，而是要保持省内财政经济的独立，不受南京方面的染指，提高关税壁垒，发展对外贸易；对内则巧立税目，自定税率，发行纸币，开烟开赌，肆意搜刮。“自卫”则是假借抗日救国、充实国防的名义，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将整个广西变成一个大兵营，将省内所有壮丁征去充当炮灰；而其具体办法就是所谓“三寓政策”。“三寓”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及寓征于募”。简单地说来，就是将全省壮丁悉数纳入民团组织之中，实施一定期间的军事训练，兵员即由团队中强制征发，不再招募。兵源扩大了，同时也不得不扩大军官的来源，于是对初中学生则实施童军训练，对高中学生以上则实施军事训练以培养未来的军官。由此可见，《广西建设纲领》虽然标明反封建，而其本身恰恰是封建式的法西斯主义的体现。^[31]

注释

[1]雷啸岑：《三十年动乱的中国》上册，第211页。

[2]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0页。

[3]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0页。

[4]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0页。

[5]白崇禧：《纪念国庆要努力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7页。

[6]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7]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8]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9]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10]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11]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12]余定华：《我所知道的李宗仁、白崇禧二三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97页。

[13]白崇禧：《三寓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71—172，175，177，178页。

[14]观察记者：《八方风雨会中州》，《观察周刊》第3卷第12期。

[15]观察记者：《八方风雨会中州》，《观察周刊》第3卷第12期。

[16]白崇禧：《三寓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71—172，175，177，178页。

[17]白崇禧：《三寓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71—172，175，177，178页。

[18]白崇禧：《学校军训的重要》，《军训与民团》，出版者不详，第5页。

[19]白崇禧：《三寓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71—172，175，177，178页。

[20]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21]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22]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8，18，26，33—34，45，46—47，47，48，48页。

[23]广西《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4月15日第6版。

[24]邱昌渭（1898—1956），字毅吾，湖南省芷江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32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由甘介侯介绍给桂系后，从1936年10月起，历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民政厅长。1949年1月起，担任李宗仁代总统的秘书长。

[25]黄习礼：《新桂系“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述评》，《学术论坛》1989年第5期（总第74期）。

[26]黄习礼：《新桂系“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述评》，《学术论坛》1989年第5期（总第74期）。

[27]黄习礼：《新桂系“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述评》，《学术论坛》1989年第5期（总第74期）。

[28]《新桂系纪实》下集，第349—350，350—351页。

[29]《新桂系纪实》下集，第349—350，350—351页。

[30]李宗仁：《广西建设的总目标》（1934年5月20日在广州对广西留穗学生的演讲），李宗仁等著《广西之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年版，第29页。

[31]阳叔葆：《记新桂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88—89页。

“斯巴达克化”的广西

《广西建设纲领》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思想，将“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挂起钩来，但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并不来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直接取法古代的管仲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做法。

20世纪30年代，白崇禧重点抓的无疑是民团和军训，白崇禧说他的办理民团，是从《左传》上学来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都是寓兵于农，春秋时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之策，施行轨里连乡之制，实行的是寓兵于政。白崇禧说：这种寓兵于团的办法，就是信效三代时候寓兵于农的法子，把全国的壮丁组织训练起来，遇国家有战事时，就由他们去当兵，国家没有事时，就由他们回去从事生产。其次，在组织上，我们则仿效管仲的轨里连乡作内政以寄军令的制度，不独军政不分，文武不分，就是军与民也不分。白崇禧还指出：“我国古代，也实行过征兵制度，如周朝时的寓兵于农，管子治齐寓兵于政，都是通国皆兵。本省民团训练，就是本着这种意义，使民众一律受军训，故说现在办民团复古，也未尝不可。”

据白崇禧亲信指出：白崇禧平时很喜欢读《春秋》、《左传》，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左传》，公开演讲时也爱用很多《左传》的内容，特别是管仲。跟人家谈话时也爱提到《左传》，特别是喜欢谈《左传》里讲到的管仲的事迹。1935年白应邀到陈济棠创办的燕塘军校演讲，白在演讲中引用了很多《左传》的故事和原文，军校的速记员记不下来，第二天报纸无法发表，闹了一个笑话。不得已，白氏令自己的亲信万民一重新帮忙才将文章整理好交报社发表。^[1]

在另一方面，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深受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影响，20年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崛起于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由一个弱国在短短的几年内跻身于世界列强，深受世界特别是弱小国家的羡慕。1930年初广西名流马君武赴德意考察归来后，于1932年10月17日在广西大学发表演讲，主张仿效意大利新式教育，对青年学生实施十年的军事训练。他说：“意大利因谋独立起见，因此今日积极实施军事教育，其国民从儿童致长成，由八岁至十八岁，均规定为军事教育的时期。……其目的在养成‘全国皆兵’每一个国民都能持枪以卫国。不是这样，处在危机四伏的意大利恐怕终难于逃脱异族的统治。”

白崇禧十分赞赏马君武的观点，1932年2月15日在对桂林学界发表演讲中指出：“马先生这次到欧考察，最注意的是两国：一是欧战时战败国德意志，一是战胜国意大利。德国政府因为战败之故，很是积极图强，比较欧战前还要严格。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引者按：今译为墨索里尼）所组织的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慕沙里尼对学生说话，一手是拿着枪，一手是拿着书。他说青年学生们应当读书刊号求知识，拿枪卫国家，读书不能拿枪，是没有有用的！所以意国学生都要受十年的军事训练，不只是男学生受训练，女学生也是一样受训练。意国的人口，只是4000多万，现在德国也还不到4000多万，我们四川一省就有7000多万人，但他们何以比我国这样强盛？无疑的，是他们政府能够振作，而他们的人民也能发奋所致的！……中国的老百姓，平日缺乏国家观念，你和他讲救国，他是不大理的，因此，我们便要先把他们组织起来！但要组织民众，首先定要用组织军队的方法去施行严格训练，同时在学校内去施行教育。”^[2]

白崇禧还说：“欧战时，德国是行征兵制度的；战败后，协约国要他废除海陆空军的军备及拆毁造船厂兵工厂，只给他养10万兵，不准他再行征兵制度，但德国政府却在学校内去行军事训练，并暗中在10万常备兵内去轮流退伍。轮流训练。这些兵与其是10万兵，毋宁说是10万将校，较为妥当！因为这些兵，个个都是受过高中以上大学教育，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3]“意大利是个强盛的国家，他的学生尚且行着10年的军事训练，那么，中国这样的衰弱，若与意国学生比较上说来，中国学生至少要行20年的军事训练才行！我们不独要高中以上学校去施军事教育，还要计划着在初中去施行青年军事的训练才行！初中何以又有军事训练的必要呢？因为近来世界风云，已是一天逼近一天，无论中日战争，或日美战争，中国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战场，都要卷入漩涡的！我们要准备着，而且要赶快准备着，因此，我们便决定了‘寓兵于团’和‘寓将于学’的政策。……要知道政府对于学校施行军事训练，在精神上是和德意两国对于青年的训练一样，具是有深意的。”

广西因为财力有限，正规军只保留两个军（即第7军和第15军）共16个团，兵力只有区区几万人，这点武装力量是没有办法与蒋介石的上百万中央军抗衡的。为了弥补正规军数量不足的弱点，桂系集团大力发展民团武装，作为后备队，一旦有事可以随时编成战斗队伍，成为取之不尽的后备兵源。

桂系办理民团是从1930年秋开始的。其组织系统是：省设立民团指挥部，以黄绍竑、白崇禧为正副总指挥。不久，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蒋介石，由白崇禧、梁瀚嵩担任正副总指挥。省以下划分民团区，但民团区的数量经常变动。开始时是设立12个区，1932年6月并为6个，1934年改为8个，1936年改为9个，1939年1月改为11个，同年2月又改为12个。至此，民团区的数量才固定下来。^[4]区设民团指挥官，以行政监督兼任。

1932年7月，撤销民团总指挥部，在省政府内设团务处主持民团事务。1933年6月，民团改隶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内设立团务处，总理其事，以便李、白直接控制。县设民团司令部，由县长主持其事。乡镇、村街两级实行政、学、团“三位一体制”：在人事上，乡镇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大队长，村街长兼任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在事务上，乡镇公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大队部三个机关合并办公，人员互助工作，办公设备互用；在工作关系上，以乡镇村甲公所为中心领导机关，运用民团的组织力量推动建设，以基础学校实施教育，以教育的力量辅助建设工作的进行，而统一于乡镇街长掌握之下。^[5]

民团的经费：省民团总指挥部和各区民团指挥部的经费由省政府拨给；县民团的经费，由各县从旧有的县团务总局和各分局的经费中划拨，不足部分由各县自行筹集。1932年5月，以民团税捐名目繁多，另行规定全省民团经费概由省款支出，每年划拨360万元。其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征收全省的田赋附加，由原来每亩田赋l元2角5分附加5分为1元3角；二是征收鸦片过境税附加，由原来每两抽收4角，附加5分为4角5分。民团的武器来源，一部分是各县原有的公枪和各区乡团局的枪支，一部分是私枪，还有一部分是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后来，省政府征收附加粮赋5成，买了一批枪械分发民团常备队使用。^[6]

据知情者说，名义上民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挥系统，但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比较正规的是南宁区民团。南宁区民团设在武鸣县，指挥官梁翰嵩，广西宾阳人，资格很老，个性强，喜欢倚老卖老，摆老资格，人称“梁神经”。这个人喜欢舞文弄墨，南宁区所辖10多个县各个乡镇村落都有他亲笔书写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与“三自三寓政策”之类的标语。他对白崇禧极为钦佩，白对他也极信任，因而把南宁区作为一个典型。所有中外来宾到广西参观访问的，都由武鸣指挥部招待，指挥部备有各种图表统计数字悬挂大厅，供中外人士提问。例如：县与县、乡与乡的交通网，民团的训练和生产情况，等等。^[7]

从原则上讲，在广西省内居留1年以上的自18岁以上至45岁的男性壮丁都要接受民团的训练，18岁至30岁的编为甲级队，准备在有战事发生时调前方作战；31岁至45岁的编为乙级队，准备在有战事发生时，在后方维持治安和担任运输工作。按照白崇禧的设想，广西共有2.4万多个村街，每1个村街编练后备队1队，每1队以100人计算，可得甲种团兵120万人、乙种团兵120万人。^[8]根据统计，到1937年，广西全省240万壮丁，已受后备队训练的达130万人，其余正在逐步分期训练。^[9]

广西民团还有自己的团歌，歌词如下：

240万民团需要10万个干部。如果这10万干部全部由军事学校来培养是办不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初中以上的大、中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大专学校可以培养特种兵和步兵的连级干部，高中培养排级干部，初中培养班级干部。并以所在地驻军最高军事长官为军训监督，无驻军地区则由区民团指挥官兼任监督。随后改变为集中训练，凡高初中应届毕业的学生都集中在南宁、梧州、柳州、桂林4个地区施以军事训练半年。后来改为集中武鸣，设置军训总队。最后又改为集中雒容，并规定军训不及格的学生，不准参加毕业考试。这种延长学生修业期限的苛刻规定，曾引起当时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们极大不满，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甚至以辞职来抗议和反对军训，也没有动摇白崇禧强行推行军训的意志。白崇禧不仅在学校推行军训，而且推行到公务人员中。规定省会南宁的公务人员，凡年在18岁至45岁的，都要施以180小时的军事训练。^[11]

此项政策推行5年，初中生军训纵队结业的有3000人，高中生军训纵队结业的有1000人，大学生军训结业的400人，在各区干训队与民团干部学校结业的1.7万人，总共2万人。军事院校毕业的不计在内。^[12]

白崇禧在广西推行民团政策，第一个效果就是基本肃清了土匪。白崇禧说：“广西以前是土匪最多的地方……编地匪风……自推行自卫政策以后，民众有了组织训练，跟着有了自卫的武力，于是省内的土匪逐渐被肃清。现在民众得到安居乐业，享受太平，各县各处的治安，已经很稳固平定了。”^[13]

白崇禧还说：“我们广西假如计划动员130万兵，编成800个团……这在中国其他各省，目前无论如何办不到，惟在广西则尽有实现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动员百万兵员是尽可办得到的。”^[14]

这些自负的话表明，白崇禧对于他搞的民团是很欣赏的。

在政治上，新桂系提出了“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白崇禧说：“试从古今中外历史上去考据，不管某个地域某个朝代，它所行的政治，无论是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总离不了如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意味。在中国历史上讲，舜因有臣五人辅佐，所以天下大治；武王有乱臣十人辅佐，所以帝业成功。又如汉高祖之成帝业，则因为有三杰；光武之能够中兴，也因为有二十八将。可见一个朝代既有一个朝代的天子，跟着还要有辅佐他的能臣，然后他的政权，才能树立而巩固的。”^[15]

为了培养忠诚于李、白的新干部，桂系先后创办了各种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干部学校。1931年2月，在南宁设立党政研究所，由白崇禧兼任所长，只办了1期，培训了240名学员。学员毕业后一部分分发各县党部工作，一部分分到桂林、全州、兴安等试点训政区，担任地方自治协助员。

1931年5月，在南宁成立警卫干部训练所。同年8月，设立田南道民团训练所。1932年2月，又设立民团训练班。这二所一班，先后培训了基层干部六七百人。

1933年8月，设立民团干部训练队，以民团区为单位，每区设立一所。主要训练乡（镇）村（街）长，以6个月为1期。

1936年5月，白崇禧前往武鸣对退伍民团兵训话，途中，白氏对专门替他作演讲记录的莫违义说：“墨索里尼真厉害，在24小时内能集合40万党员。”过一会，他又问：“我们现在办民团，将来希望能在一个月内动员40万团兵。你说可能不可能呢？”

当时，莫违义脱口而出：“不可能的。”

白崇禧素喜他人奉承，只愿人家顺从他的意旨，不愿听反调，听到莫违义否定的答案，很不高兴，便正颜厉色地追问：“怎见得不可能呢？”

莫违义解释说：“墨索里尼动员的是40万党员，党员有严密的组织，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能动员得起来。我们将来要动员的是民团，是农村中的壮丁，他们虽然也受过训练，也有组织，但组织绝没有党员那样严密，训练也绝没有党员那样严格，怎么能动员得起来呢？我们要动员团兵，必须抓住后备队长，后备队长是从民团干部学校毕业出来的，校长是各区民团指挥官，各区民团指挥官虽然是本着你的精神和意旨去训练他们，但你的精神和意旨，要通过各区民团指挥官的脑子，多少总有点变样的。老实说，你的精神和意旨，即使都变成了各指挥官的精神和意旨，这些学生也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指挥官兼校长指导他们的，他们只认得指挥官，认得校长，不认得白副总司令。所以你要抓住这些后备队长，须要通过各区民团指挥官，各区民团指挥官共有8人，未必个个都做得很好，都能得到这些学生的信任，而且指挥官兼校长，不是世袭，总不免有些要变动。现在动员民团，要通过民团指挥官，有些指挥官已经不职了，怎么办呢？况且动员团兵，不仅要动员后备队长，还要动员县长兼民团司令，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各个阶层，这些阶层，有很多不是民团干校出身的干部，也不是军校毕业的学生，有好些县长兼民团司令是由考试录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在一个月内动员40万团兵，能不能呢？”

白崇禧认为他说得有理，便问：“我们现在想在一个月内能动员40万团兵，要怎样才能办到呢？”

莫违义说：“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要把八个区民团干部学校撤销，另成立一个广西民团干部学校，你自己担任校长，另选一个能力强又为你所信任的人做教育长，具体负责教训，你每周至少要到干校对学员讲话两次或三次，同时，要提高学员的素质，最好是高中毕业或肄业的，最低限度要初中毕业，否则不能招收。毕业后应扩大对他们的任用范围，可以当乡长兼大队长、区长兼联队长、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很优秀的甚至可以当县长兼民团司令。这样，他们心目中就会只有一个白副总司令，只有一个白校长，对你产生极崇高的信仰，心悦诚服为你效力，他们自己也会感到，依靠了你才会有很好的前途，因此他们一定会响应你的一切号召，努力工作。而且由于提高了学员素质，里面当然有不少优秀人才能够负起领导团兵的责任，这些干部一级一级地联结起来，无论从纵的方面或横的方面，都会形成一个整体，你指挥他们，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许有人以为这些干部年轻，没有经验，不可大用，恐怕坏事。其实这不足虑。行新政应该用新人，经验是做了才有的，不做自然没有经验。古语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这话是不错的。”

白崇禧听了这番高论，认为有理。1936年5月成立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白崇禧兼任校长，刘斐、张义纯、卢象荣、冯璜等先后任教育长，招收高中毕业和肄业或初中毕业及有同等学历者千人，集中训练，每周白崇禧都要抽时间到干校给学员训话。^[16]

1934年3月，设立县政公务员政治训练班，训练时间基本上是1个月。从1934年3月至1939年11月，共办19期。其中县长班共培训结业314人，县政公务员班培训结业1506人。^[17]

经济建设方面，新桂系首先大力发展了官僚资本。1926年5月，在广西进出口贸易门户梧州成立广西银行，并在南宁、柳州、桂林、龙州、玉林、百色等地设立分行，垄断全省金融业和操纵进出口贸易。由于桂系政权几上几下，银行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桂系政权稳定后，于1932年8月在南宁广西银行总行，开办资本500万元，全部是官股，以黄钟岳为总经理，桂系赋予它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省库、发行省内外公债库券、买卖外汇等等权力，在广西银行业具有垄断地位。

1934年，设立广西矿务局和广西工商局，分别成为垄断广西矿产资源和工业企业的官方机构。这个时期成立的工矿企业有两广硫酸厂、广西酒精厂、南宁制革厂、广西印刷厂、南宁染织厂、广西第一民生工厂、广西纺织机械工厂、广西机械厂、南宁机械厂、广西中华铁工厂、广西水泥厂、广西陶瓷厂、宾阳瓷器厂、广西玻璃厂、广西造纸试验所、桂林广西电力厂、广西自来水厂、广西火柴厂、广西制药厂、广西糖厂、广西面粉厂、梧州华兴电池厂、广西桐油厂等。^[18]

1935年成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垄断全省对外贸易。广西出口大宗农矿产品如桐油、茴油以及锡矿、钨砂、锑矿、锰矿等全部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经营。如果私自经营，不仅要没收货物，而且要处以罚款。这个专营政策的实施，很快扭转了广西在贸易上长期处于入超的历史，1934年广西入超1700万元，但到1936年即出超1000万元（其中出口5218万元，进口4253万元）。白崇禧把这归功于“上下一致推行自给政策的结果”^[19]。

此外，白崇禧主政广西的几年里，在市政、交通、通讯、农政、垦殖以及教育、卫生事业的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20]

广西历来是一个穷省，在两广合作与南京中央政府对峙时期，广西不可能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补助，唯一的外援渠道就是广东陈济棠的接济。这个时期，广西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紧张拮据的状况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为此，桂系领导层提出了所谓“廉洁政治”的口号。新桂系领导层除李宗仁常驻广州外，留在省内的自白崇禧、黄旭初以下，表现在勤俭方面的是衣着简单朴素。白崇禧长年穿的是土布军服，特别是脚上穿的是式样土里土气的布鞋，鞋面上用两根布带扣起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小心翼翼地跟随白崇禧，模仿白崇禧打扮得一模一样，黄旭初的太太也自己提着篮子上街买小菜，没有半点官架子。省政府主席以身作则，各厅处长以下，也是一模一样了。

由于白崇禧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艰苦朴素在广西省内蔚然成风。一般市民都穿棉布便装或中山装，很少穿皮鞋，都穿布鞋。只有一家广东商人钟连科开设的布鞋店是用毛线呢做鞋面，式样好，穿的人也多。市面上看不到什么奇装异服的服装店。这是由于李、白倡导的“廉洁政治”，必须从俭朴入手。

为了维持他倡导的“廉洁政治”，白崇禧还制定了一条十分严厉的单行法，凡贪污500元以上者一律枪决。白崇禧还说，凡是做过3年理财的军需人员，不必问口供，可以判为贪污分子。这种高压政策无疑也会对广西军政人员起到威慑作用。^[21]

当然，廉洁只是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有用，而对于白崇禧等上层来说廉洁朴素只是摆样子给他们看的。根据著名记者徐铸成介绍，桂系上层都可以从桂系官僚资本经营的盈余中分到一笔额外的红利。徐铸成说：

我在桂林时，李宗仁每年必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文武百官，像梁山英雄迎接宋大哥回寨一样，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李也必大摆筵席，慰问百僚。白崇禧也曾回来过，就没有这种景象和场面。听说，那时广西所经营的企业如广西银行、贸易公司之类，每年有一笔账外的盈余，总数大约合现在的币值约达千余万元。这笔钱，是每年要留待李回来“大斗分金”的，由黄旭初开列一笔总数及文武要员的名单，呈交后，由李按地位大小、功绩高低，亲笔批写分配的数目。这笔钱，李济深从不染指，白虽然领到仅次于李宗仁的份额，也从不参与分配权。举这一例，就可见他们各自在桂系中的地位。^[22]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两位还享有“特支权”，他们本身是不会缺钱花的。真正需要朴素、简朴、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还是广大下层官吏和普通的老百姓。

注释

[1]阳叔葆：《记新桂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88—89页。

[2]阳叔葆：《记新桂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88—89页。

[3]阳叔葆：《记新桂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88—89页。

[4]参见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2，114—115页。

[5]参见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370，370—371页；虞世熙：《新桂系的民团组织》，《西桂系纪实》上集。

[6]参见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370，370—371页；虞世熙：《新桂系的民团组织》，《西桂系纪实》上集。

[7]余定华：《我所知道的李宗仁、白崇禧二三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95，99页。

[8]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白崇禧先生演讲》，广西日报社1937年版，第28，8，11，12，35—36页。

[9]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白崇禧先生演讲》，广西日报社1937年版，第28，8，11，12，35—36页。

[10]谢康：《白崇禧别传》，台北《中外杂志》第25卷第4期（1979年4月号）。

[11]虞世熙：《新桂系的民团组织》，《西桂系纪实》上集。

[12]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白崇禧先生演讲》，广西日报社1937年版，第28，8，11，12，35—36页。

[13]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白崇禧先生演讲》，广西日报社1937年版，第28，8，11，12，35—36页。

[14]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白崇禧先生演讲》，广西日报社1937年版，第28，8，11，12，35—36页。

[15]白崇禧：《行新政，用新人》，《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28页。

[16]莫违义：《广西民团和民团干部学校的回忆》，《新桂系纪实》上集。

[17]参见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2，114—115页。

[18]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380—381页；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经济篇》。

[19]《白健生先生论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第142页。

[20]详细情况可参见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和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两部专著的相关章节，这里不细述。

[21]余定华：《我所知道的李宗仁、白崇禧二三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95，99页。

[22]徐铸成：《报人六十年》，第163页。

所谓“模范省”的虚评

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特别明白舆论宣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们知道自己以弱小的力量与强大的蒋介石对抗，舆论的向背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掌握舆论的阶层，因为知识分子可以著述写文章从事宣传。为此，李、白不计成本，结交那些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乃至于达官显贵。

李宗仁、白崇禧在拉拢著名知识分子方面都有一套手段，他们在表面上对广西省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如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雷沛鸿等人是尊重的，他们尤其注意邀请省外的著名知识分子、著名报纸的编辑记者和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到广西参观游历。在白崇禧主政广西时期，到过广西的著名知识分子有徐悲鸿、江亢虎、罗隆基、胡适、梁漱溟、梁文威、侯镇球、钱华等；著名报人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记者陆诒，星州《民国日报》记者、星州《南洋商报》编者等；社会名流、党政要员有卢作孚（民生集团老板）、曾琦（中国青年党党魁）、罗文干（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务）、宋子文（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科（立法院长）等；另有美国闻人艾迪博士、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和田齐等。

这些人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不同情况，不缺钱的，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社会名流，则在热情接待的同时，还要赠送一笔相当的款项。在白吃白喝白玩（观光游历）后还有大笔进项，知识分子往往少不了投桃报李，写篇文章吹捧一下广西。事后，桂系当局选择一部分文章编成了《广西印象记》一书，以作宣传之用。

1932年6月2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以建设求统一》的社评说：“如广西一省，在建设上诚多努力，而于实现廉洁政治一点，尤予国人以较良之印象；顾桂省当局政治上着眼处，似仍偏重军事，而忽视社会经济力之培养，故其粗具外形之建设，将终不可以持久。桂省如此，川黔滇三省更不值一述……”

江亢虎是近代中国一个有趣的人物，他一人拉起了一个中国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到处讲学和演讲，宣传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个吃千家饭的角色。他到广西后，主动向白崇禧表示，希望留在广西工作。这时，有人对白崇禧进言说：“此人靠不住。我在北京故宫见过江写给宣统皇帝的奏折，内容十分卑鄙。”白崇禧接受劝告，没有同意江亢虎留在广西工作，但仍然以礼相待，并赠送3000元大洋的旅费。^[1]

鼓吹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因为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到处拉拢有实力的军阀势力，桂系集团也是曾琦依附和拉拢的对象。1934年，曾琦到广西游历，受到白崇禧的款待，至于白氏赠送了多少款项给这位来打秋风的在野小党派的党魁，现在不得而知。或者是为了报答，或者是为了献媚，曾琦在广西期间以及以后曾多次赋诗吹捧白崇禧等桂系首脑。其中《南宁赋增白健生将军》写道：

勋业应期媲伏波，楼船横海意如何？

当年饮马长城窟，犹记滦河唱凯歌。

宁忘九世复仇义，会见三年拜赐师。

黑水白山看跃马，中原父老望旌旗。^[2]

1935年1—2月间，前司法部长罗文干及著名人权教授罗隆基应邀到广西游历，罗氏在游历结束后对记者发表他对广西的观感说：“桂省上下刻苦耐劳，为任何一省所不及。治安很好，案件不多，是司法界之好现象。”^[3]

大名鼎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于1935年1月上旬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随后到广州布道，受到保守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东学术界、教育界的抵制，他们对胡适群起而攻击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于1935年1月9日发出《国立中山大学布告第七十九号》，取消原定的胡适在中山大学的演讲。^[4]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团由中文系主任古直及钟应梅领衔发表拒胡宣言，声称“胡适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特布告驱逐之，并要求加胡适以刑罚云云。^[5]

胡适在广东受了晦气，到了广西却是另一重天，一路受到贵宾待遇。所以，胡大博士在广东只待了两天半，就狼狈地离开了，而在广西却一口气住了14天，可以说是畅游广西。胡博士在广西吃好游好之后，也没有忘记向白崇禧等布道，大谈其所谓的“文化救国论”，说什么中国贫穷弱愚，要救中国，就必须从解决“愚”字入手，他因此反对桂系在广西整军经武的那一套。迷信武力的李宗仁、白崇禧显然也不是胡博士的同路人，白崇禧当即反驳说：“民族大难临头，岂可一日无兵？”又说：“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战之可也。”胡适无言以答，自找台阶说：“人各有志，我们各行其是吧！”李、白比“南天王”有涵养有气度，不仅没有把他们的分歧公开，而且继续好好招待胡博士游玩，离开时又赠送了一笔相当大的旅费。^[6]这样胡博士在广西虽然没有圆满完成布道的任务，总算有面子而且有了经济上的收获。所以，离开广西后，胡博士拿起如椽大笔写下了《南游杂忆》的大文，叙述了他在广东与广西的截然不同的遭遇，以及在广西畅游的经历，最后专门写下《广西的印象》一节，他首先巧妙地引述美国传教士艾迪博士对广西的评价然后加以发挥。他说：“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言论都很多，都很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讲演，就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接着，胡适具体谈了他对广西的四点主要印象：第一，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第二，是俭朴的风气。第三，是治安，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第四，是武化的精神。中国学人家武化（强兵）如今已不止60年了，始终没有学到家。但广西一省似乎是个例外。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胡博士把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描绘成野蛮、落后、愚昧的地方，而把广西说成天堂。这就是博士笔的厉害之处。胡适说广西给他的印象是好的，但他也为广西担忧：一是广西财政困难，二是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很微妙，但他代广西当局义务宣传说：“我们深信李德邻、白健生诸先生的国家思想是很可以依赖的，他们也曾郑重宣言他们绝无用武力向省外发展的思想。”^[7]

著名学者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算是桂林小同乡，他们热情邀请梁氏回广西游历并讲学。乡情难却，梁氏遂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5年2月上旬回到了从未到过的故乡，游历之外，还对广西的党政军公务人员等作了演讲。^[8]

稍后，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也来到广西游历，回去后发表了《粤桂写影》。文章说：“从广东到广西，最易叫人感觉到的便是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他们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情感融合。又因为自知其为贫而小，所以当局的人们，非常虚衷谦抑，很欢迎外省人士的合作与批评，办事虽然带一点‘土气’，然而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

胡政之接着赞扬了广西苦干实干的精神，并表扬了白崇禧的朴素。他说：“桂省军政人员，自总司令省主席起，人人都着五元毫洋一套的制服。我在南宁，白健生先生请我在他私宅去看剿共电影，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他们一般皆没有嗜好，公娼虽有，指定在特别地方营生，公务员概不许游荡；政府虽赖贵州过境的鸦片特税挹注，人民却不许吸烟。纸烟最上等的仅抽美丽牌，娱乐则象棋为最流行，此外别无消耗精神金钱的工具。”胡政之文章还提到广西建设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最负盛名的民团，并引用白崇禧充满自负自信地说：“有人议论我们练民团是教揉升木，等于养成老百姓的造反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根本就不是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胡政之认为这是很透辟的话，值得介绍一下。^[9]

1936年11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与秘书长梁寒操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全部出动陪同招待，孙科也许被热情招待弄迷糊了，在欢迎大会中脱口而出：“广西已成为救国的策源地，救国的责任，广西民众要特别负担。”“总理提倡三民主义，到死时还未见有哪个地方实现，现在广西已经实现了。”^[10]尽管这是吹破天的牛皮话，却让桂系人士听了感到很受用，并加以发挥引用。《白崇禧先生演讲》一书的序言就引述孙科的话说：“总理手创三民主义，殁世未见有何处实行。本人走遍中国，亦未见有何处能够实行。今至广西，已见有实行三民主义的省份。”^[11]

吹嘘广西当局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和记者。日本记者和田齐在考察广西后写道：“揭扬着‘大广西主义’及‘反对独裁政治’这样旗帜的广西，自民国20年已其始实施建设的五年计划，在政治之改革及治安之维持都能举其治绩，尤其是那独有的民团军之组织和中国最初之征兵制的截然实行等，现在已当为中国的模范省而惹起各方面的注目。”^[12]美国传教士艾迪则干脆称广西为“中国第一模范省”^[13]。

所谓广西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就是这样吹嘘起来的。也许许多人会信以为真。到抗战时期日寇入侵广西，这个所谓模范省的气泡才被捅破，露出了真实的一面，许多人才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

注释

[1]张义纯：《忆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41页。

[2]《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236页。

[3]《前司法部长罗文干氏对梧记者谈游桂观感》，广西《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2月12日。

[4]布告内容如下：“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2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合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此布！”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2页。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52—453页。

[6]张义纯：《忆白崇禧其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第41页。

[7]胡适：《南游杂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参见《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08页；广西《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2月15日。

[9]胡政之：《粤桂写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阳朔县民众欢迎大会中孙院长之训词》，广西《桂林日报》1936年11月15日。

[11]《白崇禧先生演讲•引言》，广西日报社1937年编印。

[12]《广西印象记》，第38页。

[13]李家骏：《李宗仁先生传》，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