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历程中的点点滴滴

——《文学遗产》六十华诞感言

卢兴基

《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迄今已60年。60一甲子，是为花甲之庆。我作为它的早期编辑之一，为它志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我国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或多或少可能都和《文学遗产》这份刊物有一点联系，甚至有一段因缘，是几代人的记忆。《文学遗产》做出了它的成绩，作为曾经的编辑，我由衷地欣慰。但早期的《文学遗产》，也充满了风风雨雨，说起来，未免会有些许苍凉。物换星移，是免不了的，早期的档案资料包括数量最多的审稿单、存档的刊用稿，上面留下的不仅是作者的笔迹，还有编辑修改的印记。但这些经历“文革”以后，已片纸无存，编辑部历年精心购置的图书也大多下落不明。

图1

《文学遗产》是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倡办起来的。编辑部就设在东总布胡同，人员从无到有，和作协一起办公。说起来，也是缘于老作家们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他们有旧学的修养，许多人还兼事研究，有专著。但终究因为刊物的研究性质，所以1956年随着古典文学部的撤销而划归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了。也恰在这时，文学所也从北大改隶于中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就从东总布胡同直接迁到中关村的中科院社会南楼办公（图1）。

文学所的所长是原作协的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当时他也是文化部副部长。副所长是原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何其芳。《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是原古典文学部的另一位副部长。也正是此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翔老（编辑部的人对陈翔鹤同志的昵称）说服我做了《文学遗产》的一名编辑。郑振铎和何其芳都很关心这份刊物，翔老作为专职主编，更是为它付出了晚年的全部心血，直至“文革”中含冤去世。我们在回忆早期《文学遗产》时，是绝对不能忘记这位老主编的。

早期的《文学遗产》是周刊，翔老是主心骨，从创建编辑部、编委会，建立通讯员制度，以至订定编辑方针、计划，都出自他的精心考虑。许多重要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作协和后来文学所的领导，也都支持他的工作，《文学遗产》的作者、老专家，也少不了由他亲自出马，奔走联络或写信，我们编辑部的人谁也不能替代他。为此，《光明日报》社给他拨了一笔车马费，但他都没有用，存在编辑部的一个公用账户上了。此外，编辑部还有《光明日报》给每期刊物支付的编辑费。因而文学所都知道《文学遗产》有个“小金库”，还为它是否合法的问题闹过误会。这笔小款项，翔老提议作编辑部购置图书之用，编辑部成员也允许按月报销5元的购书费。当然，逢编委开会之类聚一次餐也是少不了的。当时，不知是谁还说过，有人问过会计室，说这类收入，会计是无法下账的，所以尽管有人贴了大字报，后来也不了了之。当时，东安市场和西单都有旧书摊，逢假日，我还随翔老一起去这样的旧书摊淘过书。平时，翔老也和我们一样天天来上班，不迟到早退。一袭布装，腋下夹着一个兰底花布包，里面包着文件资料或带回家看的稿子。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揺摇摆摆，极为慈祥而平易近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引领我走上编辑的道路，默默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他不说假话，尽管后来在刊物上身不由己地发了一些学术批判性质的文章，他也要求尽量地“摆事实，讲道理”，力求以理服人。尽管如此，翔老心里仍是很不安。1958年的“拔白旗”势头刚过，形势略有缓和，翔老就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两个刊物的联席会议上作检查，并向受到错误批判的专家学者道歉。翔老对年轻人更是宽厚。我清楚地记得，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受到批判时，从未听到过他对我有声色倶厉的指责和批判，相反地，我从他的面色里，时时感觉到他对我的命运的关心。1961年，我“摘帽”了，但按当时的方针仍必须“下放”内蒙古。宣布那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慈祥地嘱咐我：“好好工作，不要放弃希望！”他对我仍然有期待，而我却差不多要掉下眼泪了。翔老为我还挨过大字报的批判，标题是：“陈翔鹤同志为什么欣赏右派分子卢兴基！”这是我永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张大字报。因此后来我听说他在一个会上听到宣布陈涌（我所现代文学研究组组长杨思仲）为右派分子时会失声痛哭，相信是真有其事的。但不想在“文革”中，他自己也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受到批斗。现在想来，那次我临别去内蒙古前他找我的谈话，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翔老在“文革”中挨批斗，主要就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他发表的两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陶渊明和嵇康的故事，早年我在编辑部听他说过，像是“摆龙门阵”一样讲故事。他尤其喜欢陶渊明，还对我们几个年轻编辑说，书要多读，不必每本书都细抠，他认为这就是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冯至先生回忆说他们年轻时交往，就听他谈过对陶渊明的欣赏。主要是陶渊明有洞达的人生，表达过“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的生死观（冯至：《陈翔鹤选集》序）。但他绝不会料到，这两篇小说竟会给自己带来如此的后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校和科研领域已感到人员的青黄不接。长期的战乱，使高等教育受到很大的影响，职称评定也长期停滞，因此在世的老专家希望中青年学者尽快成长起来，希望《文学遗产》注意发表他们的成果。翔老主持《文学遗产》没有辜负老专家的愿望。他一再告诉我们注意年轻人的来稿，说“凡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注意。有缺点，可以提出来修改，帮助他发表。翔老又关照老专家的文章，我们不要轻易动笔修改。他的文章这样说，这样写，必有他的考虑，我们先要读懂、弄清。但并不是一律不得动。凡涉及内容的修改，我们都是先提出来和作者商量。我们也发现，老先生的引文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按程序，凡决定发表的文章，都要找可靠的版本，查对引文。老先生引文不准确，常常是因为凭记诵而来。《文学遗产》刊发的文章，常常经过不厌其烦地修改，也会有编辑的动笔，翔老亲自动笔的文章更多，所以编辑部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文学遗产》鼓励中青年来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各自领域的专家、教学骨干或者教授、博导。但说起来，他们当中有的人的第一篇论文还是在《文学遗产》发表的。当年，其中不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个别的还是在读的大学生。几十年过去，如今他们也已是老专家了，不少更已是耄耋老人。对于《文学遗产》，他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我后来见到他们，或是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感受到的，他们还很怀念翔老。对青年学子的关心，后来成了《文学遗产》的传统。这里我想举一个不算很久远的例子：大家可能注意到，在1995年纪念《文学遗产》创刊40周年暨复刊15周年出的《纪念文集》中，有一篇张乘健先生写的《荒野上的光明》的文章，记述他的第一篇论文《〈桃花扇〉发微》在《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上发表的经历。他的那篇论文寄来，先是由我审的。我感到这篇文章角度新，从哲学史的角度来剖析《桃花扇》，视野开阔，也颇有见地。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我推荐给劳洪再审，他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的研究，按理是应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但我一看来稿的联络地址竟是浙江某地的副食品公司。多年形成的习惯思维，让我一团疑惑，并种种猜测。最后是按编辑部的惯例（《文学遗产》周刊时期就有规定，作者的政治面目要清楚），发公函给该公司党委了解，不久后收到回函，说张乘健确在该单位工作，没有政治问题，他一直勤奋自学等，党委的态度客观而公正，也让我感动。这样，我们就放心地发表了他的文章。发表以后，反应不错。次年第1期上，我们还发了一篇由读者杨炳写的“《〈桃花扇〉发微》是一篇好文章”的来信。张文的发表促使他走进高校和科研的殿堂，我为他高兴。

构成早期《文学遗产》周刊的主力仍是当时著名的老专家、老学者。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的作者便是郑振铎、冯至、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詹安泰、聂绀弩、罗根泽等人。可以说，当时健在的老一辈学者、专家都有研究成果在《文学遗产》上发表。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如郭沫若、郭绍虞、游国恩、林庚、谭丕模、刘大杰、陈中凡、萧涤非、高亨、陆侃如、冯沅君、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任二北、段熙仲、程千帆、沈祖棻等，他们对刊物异常关心，即使没有给我们投稿的文史工作者，也异常爱读这份专刊，如上海的沈尹默先生，我们也给他寄赠每期周刊和增刊。当时我负责增刊的具体工作，和沈先生有联系，至今沈先生还保留着他用自己印制的笺纸写的回信，隽秀的书法让人珍爱（图2）。

图2

对于翔老，说起来，老一辈的人都异常怀念。因此在1980年复刊的第1期上特为发表了郭绍虞先生的《从悼念到建议》一文，来表达这一哀思。4年后，郭先生也以91岁的高龄去世了。

《文学遗产》虽然只是一份报纸的副刊，但它的影响之大，超出了预想。当时的高校并不都有学报，即使有学报也未能有《文学遗产》那样的全国性影响。它的读者从专业研究工作者、教授到中学教师、古典文学爱好者，给当时的《光明日报》平添了不少订户。《文学遗产》在周日出刊，后来报社决定允许订户单订该日报纸。这也是一个特例。《文学遗产》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迁到中关村以后，还特别在编辑部所在的社会南楼门口挂了一块编辑部的牌匾，和哲学所的牌子相对（社会南楼一层属哲学所，与文学所同在一幢），为的是便于来访。

《文学遗产》创刊伊始便在各重点高校、出版社聘请通讯员，建立通讯员网络。各单位也积极支持，向编辑部推荐得力教师和骨干受聘，其中不少人还具有讲师职称。讲师，在20世纪50年代属高级知识分子，至少在我就读的北大就是如此划分的。周刊时期，陈贻焮、袁行霈（北大）、郭预衡、聂石樵（北师大）、冯其庸（人大）、宁宗一（南开）、王运熙（复旦）、袁世硕、周来祥（山大）、郑孟彤、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苏者聪（武大）等，都是《文学遗产》最早的通讯员，他们后来都成为知名的教授、博导或终身教授，他们培养的研究生如今许多也是专家教授了，与《文学遗产》也有着接续不断的关系，和众多作者一起，构成一个由几代人组成的人物谱系。通讯员沟通了刊物和外界的联系，编辑部很重视他们的作用。聘任以后，翔老一般都要和他们谈话。此外，还常召集通讯员座谈，交流情况，听取意见，也便于我们有针对性地组稿，制订计划，编辑部同时也鼓励通讯员自己撰稿。翔老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信、改稿。我曾听黄天骥回忆他和翔老的通信，说：“翔老批评我字写得太潦草，说，排字工人排这样的字是会一边排一边骂娘的。”后来他就很注意自己的写字。

《文学遗产》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同样也经历了它的风雨坎坷。1954年，《文学遗产》创刊，10月秋，便发生了围绕小说《红楼梦》的批判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研究的运动。毛泽东主席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某些“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压制。其中，在批评《文艺报》时也捎带到《文学遗产》，导致有中央派人到编辑部来调查。虽然从调出的对“小人物”来稿的审稿单看并不存在“压制”的情况，但这也足以引起一场虚惊。在编辑部对工作的全面检查以后，认识到在刊登的文章前的按语缺乏热情肯定而作了公开检讨，并于当年11月7日发表了编辑部的题为《正视我们的错误，改正我们的缺点》的自我批评文章。从此，由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到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肃反”“反右运动”，再到1958年的“拔白旗”、批右倾机会主义，环环相扣，接连发生。由文化教育界扩大至整个社会，掀起一个个运动，《文学遗产》必须紧跟这一形势，发表紧密配合这一连串运动的文章，其中自然少不了会有质量不高、缺乏实事求是的文章在刊物上刊出，但即便如此，刊物也并没有避免给人以配合形势不力的“右倾”的印象。1958年10月，《光明日报》决定停止该报的所有副刊，文学所也只能决定《文学遗产》停刊，退还所有的存稿。不料毛主席不同意《光明日报》的决定，导致《光明日报》连忙收回成命，通知到达文学所，迫使编辑部的王则文同志连夜从邮局把退稿追回来。1963年，光明日报社向文学所提出撤换主编或让翔老改任副主编的建议被何其芳拒绝。因此刊物也只好交回报社自办了，报社自办的《文学遗产》兼容外国古典文学研究，而文学所主办的《文学遗产》是在1963年6月9日第463期以后停刊的，其实这时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年12月2日毛泽东《关于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彭真、刘仁的批示》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这一批示，震动了文艺界，《光明日报》自办的《文学遗产》到“文革”前夕，也最终停刊，文学所的《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成员其实早已星散。1958年，张白山、劳洪调入《文学评论》，其余5名成员中，2名成了“右派”，先后调至西北和内蒙古，余下的3位中，王西方、王熙治请调回原籍，只有白鸿同志一人还留在所内。

《文学遗产》创刊以后即以它的尊重学术、尊重人才的品格以及贯彻“百家争鸣”、奖掖后学的形象深深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当“文革”刚一结束，文化学术界就传出恢复这份刊物的呼吁，1979年我调回文学所，便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所领导交下来的任务，恢复《文学遗产》。这时，《光明日报》也有意恢复这份副刊，而文学所方面则考虑将其改版为大型期刊，扩大篇幅，容纳较长的论文。1980年初，两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了一次联谊会，决定在同一刊名下分工合作。文学所的《文学遗产》最初是季刊。季刊的出版，也有赖于中华书局的支持，时任副总编的程毅中、傅璇琮，是《文学遗产》周刊时期的作者，他们呼吁并实际支持复刊不遗余力，冀勤同志更是付出了具体的辛劳，应志不忘。

早期的《文学遗产》有赖于专家学者的支持，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和科研工作基本中断，大量的作者情况不明。因此恢复刊物的第一件工作便是要调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2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在东南沿海高校集中的地区展开调查，其中老编辑张白山同志、高光起同志和王学泰同志都同我一起做过这一工作。许多健在的老专家、老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们。其中有南京的范存中、钱南扬、陈白尘（同时也见到了他的夫人金玲，金玲是《文学遗产》最早的一位编辑）、程千帆、唐圭璋、段熙仲、吴调公、孙望；苏州的钱仲联；上海的朱东润、郭绍虞、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施蛰存、徐中玉、王元化、丰村、苏仲翔、万云骏、程俊英；杭州的姜亮夫、蒋祖怡；扬州的任二北；山东的田仲济、殷孟伦、严薇青、孙昌熙诸先生。同一时期，我也借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访问了当地的高校教师。其中有开封师范学院的任访秋和山西大学的姚奠中，老先生中，不少仍精神矍铄，但也有不少人进入了衰迈之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也不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像郭绍虞先生、姜亮夫先生，视听已极度衰退，说话要借助笔谈，而且字要写得极大才能辨认出来，姜先生的一支笔用线绳吊在书案上空，便于抓着它。郭先生不住在校内，工作上还要靠系里指派的蒋凡先生帮助，此外，他手下还有一个编纂历代文论的班子集中在巨鹿路的上海作协，是由上海几所高校的教师抽调而来，需要郭老作指导。施蛰存先生是白山同志和我一起去拜访的，他告诉我们刚做完直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做得很好。但让我遗憾的是，后来他寄来的一篇约稿我们决定用在《文学遗产增刊》第17辑，不巧的是负责此书出版的中华书局没有及时出版，反倒是山西人民出版社负责的第18辑出在前面了。施先生也来信抱怨，不要在出版时在他的名字外面加黑框。虽然未致如此，但我终觉对不住施先生。

复刊初期有的来稿是在作者人身受厄失去写作条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写出来的。像1982年第1期上刊载的董每戡先生的《论〈桃花扇〉的“余韵”》一文，是董先生《五大名剧论》完稿后的一篇佚文。这篇文章是作者已于1980年去世以后由哲嗣发现以后寄给本刊的，据其哲嗣董苗说，当时条件极其困难，无书桌，就在床上垫上木板，写在一叠废纸的背面（图3）。这类情况，据我所知，并非董先生一人。

图3

学校的老师听说《文学遗产》要复刊，都表示赞同、高兴。在举行的座谈会和私下的访问中，我还听到许多宝贵的建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周刊有周刊的长处，可以及时发短小精粹的论文。周期短，也便于讨论问题。长的论文，要有突破性研究，发现新材料，新的文献并有新的阐释。二是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的流毒，也清算“左”的思潮。如怎样对待清宫戏、鬼戏，尤其要清算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三是放开眼界，在学术上，与海外、港台交流，介绍他们的成就（如开辟“学术动态”），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利用或译介他们的论文。但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成就，树立自己的信心。四是关注薄弱环节，试探过去没有碰过的禁区。传统的诗文、戏曲小说、俗文学（如鼓词、子弟书），都存在过去少有研究的领域，如有人说，宋代有欧、苏、辛、陆，固然可以是代表，但朱熹就乏人研究，其实他的诗写得也很好。

《文学遗产》的编委会不是一个荣誉机构，他们要参与刊物决策和审稿。早期，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其文、林如稷等先生，翔老都请他们看过许多稿子。《文学遗产》归属文学所后，加强了审稿力量，余冠英、吴晓铃、范宁、陈友琴诸先生看的稿尤多，初审稿看不过来，所里的曹道衡、中华书局的程毅中也代为审读，校外的编委大多是翔老自己去跑。外地的编委，由翔老写信。翔老忙不过来，一般联系，我也去跑过，如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的府上我也去过。浦江清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患有较重的胃病，但看稿仍很认真，有时我也当面请教他对稿子、对某些戏曲小说问题的看法，聆受教益。师大的刘盼遂先生不住在校内，记得是住在西单长安街南的一条胡同的四合院内，异常雅静。他家中藏书之多，据说堪比当时北京的傅惜华，这是我亲眼所见。可惜“文革”中全被抄了，刘先生自己也被揪斗。因为是校外去的红卫兵（或说是西城“联动”），学校也无力去保护。

《文学遗产》划归文学所领导以后，与研究工作也更密切了。周刊上展开的关于文学史编写问题的讨论，就是配合文学所当时正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古代文学组（室）召开的文学史编写讨论会，编辑部也主动参加聆听。不是编委的钱锺书先生其实也很关心《文学遗产》。他对作协创刊时起名“文学遗产”就提出过意见，说刊物登今人的文章，不是“遗产”。这确也有道理，我早年就听翔老在编辑部说过。20世纪80年代改版复刊，我在钱先生府上又听他亲口对我说了一遍，但他对《文学遗产》能复刊是表示赞同、高兴的。至于“遗产”一名，已经约定俗成，无法再改了。改版以后，我们想兼附英语目录。20世纪80年代，学英语的多了，但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译，需有专攻。于是我想到了吴世昌先生，但顾虑难以轻易打动他，最后仍是硬着头皮到干面胡同他的府上去试试，不料竟一说就通，他满口答应了，算是解决了这一难题。吴先生很有个性，这是全所都知道的，但对我却很随和。1980年，哈尔滨第一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就是我陪同他前去的。但另一件事却弄得我很尴尬。1981年，《文学遗产》收到一篇重申宋词有婉约豪放之分的文章，其实是针对吴先生的观点的，编辑部觉得不无道理，打算刊用。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涉及对老专家或某名学者的见解，我们事先都必和他打招呼，必要时，把对方的文章给他看看，并说明可以反批评，这次，我们照例把来稿给了吴先生。尽管我们猜想吴先生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但不想吴先生用笔就在原稿上逐条批驳，把原稿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刊用不是，退稿也难。后来只好找人把来稿抄录一遍，并坦率告诉作者本人原因。好在这位作者非常通情达理，没有追究。吴先生个性鲜明也很有“童心”，有时还会上当。但他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文学遗产》用稿，质量是唯一的要求。当年所谓“赞助费”“版面费”则是闻所未闻。或许，其中也可能有它的某种无可奈何，但影响取稿是必然的，当年《文学遗产》登载的文章，也未必都是好文章，少不了也有质量不高的文章，例如，把“阶级性”“人民性”当标签贴的文章。当代的研究，自然已超越了这一层次。当然，从主观上讲，要办好一份学术刊物，必有赖于编辑的素养和远见卓识。翔老非常重视编辑的素养，他要求我们多读书，在自己审稿领域作专题研究，有积累，尝试写论文，弄清自己审稿领域的问题，哪些已经有人做过，哪些还需要研究，不容“炒冷饭”。编辑工作的远见卓识，应超过一般的科研，但论文的数量不必多。总之是，不做编辑匠。

早年的《文学遗产》经历了自己的风雨沧桑，虽然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但只是为今后的办刊工作提供了一点经验和教训。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空前发展，《文学遗产》也已迈入一个新时期，它不断展示着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也是一座风向标，在学术领域起到某种导航的作用，相信《文学遗产》能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