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平简介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求学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周起魁曾在淮安当师爷。不满一岁时，周恩来就被过继给病重的叔父。两个月后，叔父去世，他即由嗣母抚养。生母、嗣母都给了周恩来很好的教育。周恩来从小很喜欢读书。四岁时，周恩来跟随嗣母识字，五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六岁时，周恩来同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搬到外祖父家，在家塾里读书。在外祖父家，周恩来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然而，周家生活日渐穷困，生母、嗣母相继去世，父亲、伯父在外谋生，债主常常上门。周家的一些房屋经常被抵押，只得借钱度日。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开始承担起持家的重任。生活的苦难，给周恩来以深刻的记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阅读一些宣传西方文明的报刊书籍，政治上受到最初的启蒙。到了十二岁，周家生活稍稍安定。在四伯父的安排下，周恩来由三伯父带到东北求学，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10年春天，周恩来到东北，进了新式学堂。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焦点。1904至1905年，日俄以东北为战场，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日俄战争，东北人民深受苦难，战争结束后，日俄两国又强行将东北的南部、北部分别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日本军国主义吞并朝鲜，更使东北人民寝食不安，深感日本不断扩张的威胁。

周恩来刚到东北时，进入铁岭银冈书院读了半年书，后来进入奉天府（今辽宁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的高等丁班学习，开始接受西式教育。这些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十门。周恩来学习认真，对人有礼貌，遵守纪律，成绩优异，国文成绩尤其突出，备受老师赞扬。老师们经常向学生讲授时局和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一次课堂上，周恩来提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师生们深受感染。

1913年，周恩来又随伯父来到天津，考入著名的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全国的私立学校，教育观念十分先进，对周恩来的思想性格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成绩优异，国文、数学都名列前茅。他阅读了大量书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在南开学校，周恩来在各方面都得到锻炼，深受师生喜爱。1917年9月，周恩来乘船东渡，赴日留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救国的道路。在日本，除了学习日文外，周恩来还阅读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中的新思想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他在日记中写道：“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表达了对新思想的兴奋和激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开始关注俄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他阅读了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在思想上也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留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的思想经历了徘徊和曲折，终于开始触摸到了他所渴望的真理。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后来，周恩来加入到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

1919年4月，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返回天津。他受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联合会报初创时，既无纸张，又无资助。周恩来全身心投入到创刊工作中，不辞劳苦，埋头苦干，将面临的问题一一化解。《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为一份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报刊，对推动京津学生和社会各阶层的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周恩来亲笔起草《觉悟的宣言》。他们邀请了李大钊、徐谦、包世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来天津讲演，还创办了刊物《觉悟》。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向直隶省公署请愿，周恩来任总指挥。周恩来等人因组织学生抗议活动被捕。在狱中，他们发动绝食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在7月获释。经过这场斗争，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进一步寻求救国的“主义”。

革命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坐“波尔多斯”号轮船，一个月后到达法国马赛，开始了他勤工俭学的生涯。周恩来先后在英、法、德留学，对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英法共产党刊物。经过对欧洲各种思潮的比较，周恩来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他认真地讲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全部生命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当中。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参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为国内报刊写通讯，做演讲，积极参与筹备在欧洲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周恩来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如朱德、邓小平、赵世炎、聂荣臻、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畅、刘伯坚、王若飞、何长工等人。周恩来以其杰出的才能担任“旅欧支部”书记。同时，他还积极投身当时的国共合作工作，曾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9月，周恩来返回祖国，抵达广州。当时，广东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已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周恩来于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两次参加东征，逐步创立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为了策应北伐军前进，周恩来于1926年12月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组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认为要组织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上海工人组织了纠察队、自卫队和特别队三支武装力量。1927年3月21日12时，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区80多万工人举行总罢工，于22日下午6点攻克北火车站，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国共合作破裂。7月27日，周恩来秘密前往江西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武装起义，全部肃清了南昌城内的国民党部队。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入海口”的方针，起义部队于8月3日向广东出发。然而，在潮汕一带，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屡遭围攻而失败。周恩来当时身染重病，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起义军被冲散后，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紧紧看护周恩来，找来一条小船，送他前往香港养病。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向东江活动，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在第二年发动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辗转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连串严重挫败后，燃起了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人民军队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身体恢复后，周恩来于1927年11月从香港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虽然因南昌起义的挫折受“警告”处分，但仍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担任主席团主席、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主持大会的日常工作。他还做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恢复和发展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使在闽西战斗的红四军统一了思想，为古田会议的召开起了巨大作用。周恩来还经常到各地视察白区工作，使地方党的工作走向正常轨道。当时，各地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许多中共杰出领导人被捕牺牲。周恩来身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更是敌人获取的目标。为了打击敌人，他领导中央特科，负责保卫、搜集情报、惩处叛徒特务的任务，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1931年4月、6月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周恩来等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中央机关迅速转移，使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免于遭受重大损失。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辗转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开始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取得很大的发展。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行动，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土地革命普遍开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经成立。然而苏区的形势依旧严峻。1932年12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分成左、中、右三路，采取分兵合击的办法，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而此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断推行。毛泽东遭到批判，不再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和朱德受命领导反“围剿”作战。他们按照前三次反“围剿”的策略，提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创造战机，对敌人实施各个击破的方针。然而这一建议却一再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拒绝，他们要求苏区中央局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周恩来和朱德坚持己见，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将主力军隐蔽待敌，歼敌两个师。红军又先后在黄陂、草台岗设伏，痛击国民党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展示了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取得军事指挥权。“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彻底断送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贵州的遵义。在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史称遵义会议。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同时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然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却拒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中共中央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最终取得胜利！

长征胜利后，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要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为了实现联合抗日，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展统战工作。他两次在肤施（今延安）城内与张学良商讨抗日大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抗日救国。17日，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杨商谈。由于国民党各派的动向复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正处于风口浪尖，国际社会也纷纷染指，许多重要事情都要由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基本政策相机行事，迅速决断。当时，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各种对立力量的矛盾错综复杂，周恩来置身于巨大风暴的中心。在谈判中，他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基本原则，从容应对复杂局面，表明了国共合作的诚意和一致抗日的决心，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此后，周恩来从1937年2月开始，历时7个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五次谈判。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确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山西是八路军开往抗日前线的最便捷的地方。八路军入晋后，周恩来奔走山西，支持国民党友军抗战，同时指导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帮助北方局发动民众，进行地方政权建设。在武汉，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努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统一战线而积极工作。他还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与国民党当局高层和爱国人士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他投入很多精力组织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打造了一支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劲旅。周恩来还开辟了国际统一战线，广泛结交国际友人，如斯诺、白求恩、伊文思、艾黎、柯棣华等人，争取他们支援中国抗日。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立即向国民党当局表示抗议，并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的题词和诗句，成为投向敌人的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产生广泛影响。为了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他做了大量工作，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堡垒，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发展了党的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使《新华日报》在重庆受到各界好评。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系统地学习了文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对自己的历史做出了深刻总结和自我批评。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又开始策划内战，抢占胜利果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1945年8月至10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周恩来与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处理双方军队的停战与整编问题。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产生的决议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没有改变，不断扩大进攻解放区。周恩来和马歇尔、张治中奔赴各地，视察各地的停战协定情况和整编问题。周恩来多次就国民党的不断进攻提出抗议。由于国共谈判失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恩来撤离南京，在延安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他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形象地比作“第二战场”，领导学生和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他灵活地运用党的斗争策略，引导运动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等转战陕北。他们面对强敌，处变不惊，运筹帷幄，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前往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和毛泽东一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4月1日，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等人谈判。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政府最终拒绝。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着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召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了基础。

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一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开始了他26年的总理生涯。

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首要的工作是集中精力筹组政务院。除了中共方面的人选外，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党外人士。他亲自劝说黄炎培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安排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等。周恩来还建立政务会议，延揽了许多知名人士。他将革命干部、原来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取长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政务院的工作机构。他还制定了政务部门的各种基本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入侵朝鲜、中国台湾，干涉亚洲事务，又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抗议，在外交上展开斗争。他出使苏联，争取斯大林的援助。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策略，担负起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制、装备到后勤、交通，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许多作战电报，都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来制订的。当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时，周恩来承担起指导停战谈判的任务。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恩来一直重视经济工作。他强调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当局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周恩来与陈云共同努力，通过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增加收入、减缩支出，在短时间内使财经工作趋向稳定，恢复了国民经济。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周恩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他召集有关部委试编草案，还前往莫斯科听取苏联专家意见，并争取苏联援助。“一五”计划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本格局。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急于求成，主张要对经济建设的长期性有充分认识。他认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必须综合平衡，把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有机结合起来。

周恩来非常重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多次强调“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周恩来对文化建设有着丰富的论述，从文学艺术到新闻出版，从教育事业到科学技术，从医药卫生到体育运动等等，反映了他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关怀。1956年4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对“双百方针”一再强调，反复阐释。他多次和文艺工作者交流，强调文化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为我们留下重要的思想遗产。

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激励着无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为现代化的国家而努力！经过多年实践，周恩来认为仅有工业化是不够的。他在1954年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很快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经过不断实践，周恩来在1964年12月政府工作报告上再次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四化目标。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成为周恩来毕生追求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开始担任外交部长，以后长期致力于外交工作，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协定等。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推动了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越南问题以及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55年4月，周恩来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他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前后，他还与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代国际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周恩来以互谅互让、和平共处为准则，多次和缅方沟通。谈判几经转折，于1960年10月达成边界协定。周恩来态度诚恳，摆事实，讲道理，耐心疏导，赢得了缅甸朋友的尊敬和信任，对邻国产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了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积极推动两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很快，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恩来对亚、非、欧国家几次进行大出访，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谊。1969年初，周恩来抓住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开始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4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乒乓外交”的巧妙方式和美国接触。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指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1971年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会见了秘密访华的美国特使基辛格，就中美关系问题展开密集讨论。7月16日，中美发布会谈公告，宣布应周恩来邀请，尼克松将访华，引起世界震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周恩来还抓住时机，推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促成了中日建交，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以及他非凡的外交艺术，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周恩来非常重视新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周恩来仍然批准了一笔外汇让中国代表团到国外购买核科学的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安排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回国，对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2年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共同研究了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要制订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12年远景规划。不久，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负责调集大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编制规划。科学规划委员会多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规划方案在原定的56项重大任务外，又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专门制订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1956年12月，《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完成编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科学发展，缩小了我国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的主要领导者。他在1962年担任领导原子能研制工作的中央专委会主任。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周恩来不但统筹各个部门团结合作，还对科学家们的身心健康关怀备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担当科学家们的后盾。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下达原子弹装置就位命令，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凝聚着周恩来的辛勤汗水。

周恩来长期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胸襟博大，重视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许多知名人士都将周恩来视作最重要的朋友。对于一些国民党战犯，周恩来给予帮助和教育，勉励他们迈向新生。他尊重朋友，以诚相待。许多党外人士都为周恩来的关心而感动。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重要贡献。他提出“一纲四目”等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思想，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他坚持民族团结，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努力。周恩来的统战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于我们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自我剖析的方式，鼓励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9月29日，他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对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做《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贡献，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片面理解，可以说是为知识分子的一次“脱帽加冕”。周恩来的话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共鸣，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普遍高涨。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自感“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即使身陷危局，周恩来依然关注经济的发展，亲自领导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试验成功。他保护了许多党的老同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加紧解放党内老同志。他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集团的夺权企图，并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极“左”思潮。他还积极落实邓小平复出，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为了粉碎江青集团妄图“组阁”的阴谋，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前往长沙，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这项人事安排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75年1月13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十年之中，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全力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长期昼夜操劳，累垮了身体。

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中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成为人民爱戴的好总理！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了膀胱癌，并且癌细胞一直在扩散。身体异常虚弱的周恩来，面对“四人帮”的攻击和各种图谋，仍然坚持工作，在住院时期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上百万群众聚集起来，“十里长街送总理”，目送周恩来的灵车缓慢驶向八宝山。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群众性悼念场面。按照遗嘱，周恩来的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等处。1976年4月5日，中国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群众敬献的花圈，表达了群众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不满。同年10月6日，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决议，对周恩来做出了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风范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些评价都值得每一个人认真体会。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2009年4月，习近平同志前往江苏淮安，瞻仰了周恩来故居和周恩来纪念馆，向周恩来塑像敬献了花篮。习近平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楷模，我们要坚持学习他的崇高风范、高尚品德和伟大精神，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行锻炼，弘扬良好作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要以周恩来的精神为楷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