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方法·范式——古代文学现代性转化的思考

孙少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经典与研究理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古代文学如何顺利实现创造性转化，建立属于新时代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如何在文献与文学、文本与文学的关系方面投入更多思考，进而深化古代文学研究，建立新世纪的学术新传统与研究新范式，都成为大家思考的问题。

一、开放与融合

目前在古代文学与文献、历史、哲学究竟“谁为谁打工”的争议，本质上涉及到义理、辞章、考据的关系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形成了很好的文献搜集、整理的研究风气，但在具体“使用”材料上，还缺乏应有的投入。就好像一个家财万贯的“土豪”，坐拥千金却不知道如何消费。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目前的文献研究无疑成果众多，但总感觉资料搜集有余、整理不足，尤其是缺乏综合性的研究，以致让人觉得“史料”成了“死料”，无法使文献“活起来”，展现文史活生生的一面。因此，将资料搜集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充分实现文史哲与文化、思想的融合，实现文献与思想、理论的统一，弥合文献整理与综合研究之间的壕堑，就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古人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亦无高下之分。文献学家，也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不能指望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替我们去分析、总结、研究文献资料。单纯追逐新资料，而不去做实实在在的综合性研究，未必是一件好事。另外，有些热门研究，也值得冷静思考，如域外汉学文献保存者、研究者，是否有汉语母语者的学术理想、人文思考与民族情感，值得深思。何况，海外汉学研究，可能更关注人文思想普遍价值的挖掘，不太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亦不可能具有对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考量。

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与“融合性”问题。

所谓“开放”与“融合”，包括研究者与学科两个向度的考量：对于开放性而言，包括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者方法的不断改善，研究方向的不断调整，研究内容的不断尝试改变，等等；对于融合性而言，除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融合，也应包括古代四部分类意义上的融合，甚至包括更细致的四部注疏文献的异同与使用上的分与合。融合性不仅仅要注意文本之同，更应注意文本之异。另外，融合性不仅要强调中国古代文本之融合，还要注意古今文本、中国固有文本与外传文本之融合。从研究者角度来说，还要关注中外、东西研究者的方法与思想之融合。世界是开放而融合的，学术研究自亦不免。

二、文本与方法

很久以来，我们似乎忽视了中国传统上的“文”与现代意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对传统文本的重视。

中国文学有其产生、发展的传统道路。什么是中国的“文学”？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前人对“诗文”的认识与研究，其实就有对建立“中国文学”现代学科概念的探索意义。如明清与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学评点研究，在以“诗文评”和“作文法”打通经史子集的研究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尝试，尤其是在将经、史、子部典籍向“集”部研究转变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如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以及明清人对《左传》、《论语》的评点，实际上涉及到他们对经史子三部向“文”转化的思考。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也是意图从中国传统四部典籍中，找到符合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性的“文学研究法”，沿袭的实际上是《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这些都是从中国四部典籍提炼“诗文”、“文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是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在“文学”一脉中的延续。在此基础上，经史子集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就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可惜的是，五四以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中断了中国这种“文学”研究传统。

中国的文学文本，有其特殊的产生过程。中国古代典籍出现的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决定了“集”部与其他三部在文献载录、传播方面必然具有很大差异，相应带来的是阅读者对文本阐释与解读方式的差异。这提醒我们：在使用不同部类中的相同文献的时候，应该有清晰的文本意识，既要注意搜集、分析、利用经学、史学与子学文本的材料以解决文学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同一个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倾向性与特殊性，尤其注意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三个差异性：文本性质与文献来源的差异性、文本生成与衍化的差异性、文献截取方式与解读的差异性。将一切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而忽视不同文本特殊性的做法，很容易产生材料误读，导致研究结论与原始文献的巨大偏差。讲究“文史哲打通”、“四部融通”没有问题，但在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不同文本带来的材料性质的差异。

进而言之，中国古代文本存在的经传、经注体，反映在集部，就出现了正文、注文不同的文本层次。复杂的、多层次的注文文本，在提高正文文本经典性的同时，还在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注意到这种文本矛盾。具体说来，古代文学文本具有的“碎片化”与多系统性特征，给阅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层次与审美体验。就此而言，古代文学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梳理古代文学文本的多系统化过程，揭示古代文学文本的不同系统与世界，总结文本层次与多系统性的文学经验，可以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成果。

近十余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寻找更新、更高的文学方法与理论指导。目前的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大多推崇与使用乾嘉学术的研究内容与治学方法，这是否还适合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要求？尤其是，有些研究，热衷于对历史与文学史料犄角旮旯的抠抠唆唆，既不能解决文学史上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称不上“研究”，只不过算“文史裱糊匠”、“文献杂货铺”而已，不仅气象小，而且无益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深意存焉”与学术创新

古代文学与任何时代产生联系的一个“衔接点”，其实就是实现“本时代”的现代转化，将个人研究的“深意”与本时代的学术要求相联系，为时代服务。这也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基本道路。

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学者们的深思熟虑与学术目的，虽然不能说所有人的全部著作皆“深意存焉”，但他们在从事研究之前，一定有个人的成熟思考。我们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努力揭示前人著作中的“深意”，另一个就是重视个人研究中的“深意存焉”。这关系到文学研究的落脚点问题。文学是审美的，但文学文本却是社会的产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文学的一切史料，皆为特定的社会思想服务。只有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才算解决了文学研究的实质性任务。例如，汉唐文献整理，是关系古代学术的重大问题，但汉唐整理者并非书商，而是代表主流学术思想的大学者。他们都是在开放性基础上，完成了本时代的学术融合。他们在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背后，皆有“深意存焉”。其实，语言、文学、传统，归根结底是“学以致用”。学术研究，应以“寄寓深意”为上，也就是具有中国传统学术的“微言大义”。单纯的“为文而文”、“为研究而研究”，只能使得个人研究道路越走越窄。我们的研究，即使不能完全具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选题，也要注意使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与社会风俗。

学术创新，至关重要，但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积淀与继承。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能为了“今”而否定“古”，要在借鉴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学思想、研究理念与研究任务。目前来看，我们在“继承”上做的很不够。很多貌似创新的研究，其实并未充分研究与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有的在重复前人的成果而不自知。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例如，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史的成就、写法值得总结与反思；晚清民国以来的研究成果，需要好好进行分类整理与研究；前人的研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清理与总结；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法等成果，还值得更多人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在较为充分的古代文学史基础上，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开展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其中除了对审美价值进行总结，还要注意提炼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化内涵、政治意义与人文情怀。如何挖掘个人生命体验与家国命运关注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文学表达与社会认识、政治情怀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四、新传统、新经典、新范式与学术话语权

我们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在寻找、创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传统、新经典、新范式，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研究“话语权”。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激发了国人开展“新学术”研究的欲望，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命题：新经学、新史学、新子学、新文学、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等。这实际上都是对创建时代学术“新传统”的探索。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与时代思想对应，值得思考。面对海外汉学出现的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消解主义”趋势，我们在新形势下，能否建立会通中西的“新经典”？

古代文学研究，要具有自己的话语权，就不能没有既具本土特色，同时又能为海外所接受的经典体系、学术传统。“新经典”与“新传统”建设，就显得意义重大。“新传统”建设，笔者曾提出一个思路：就是“要重视对五四以来产生与流传的文学观念进行深入辨析与系统总结”，“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参考以往建立古代文学研究‘新传统’的基本经验”，同时要“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原则”，创建一种既能体现文学研究“旧传统”的精髓又能有所创新，既能融贯中西同时又具中国特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与思想实际的“新传统”。

所谓“新经典”，应该是一个涵盖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精华，同时适合现代社会人文要求、符合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规律的经典作品。落实到古代文学上，就是在总结传统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二十一世纪中国与海外汉学的发展要求，选择、提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经典是时代的产物，经典没有“时间性”，但一定有“时代性”。我们可以剔除传统经典中的腐化成分，推陈出新，建立属于我们的“新经典”。其中，既适合当下社会的文化需求，又能为海外汉学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当代中国文化需要的文学经典“选本”，以呼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学进程。

“新文化”的创建，离不开“旧文化”的积淀。我个人理解，可以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找出古代文学中的历史经验与创作规律，以有益于当前的学术与文学；找出古代文学中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感受，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与社会风俗；找出古代文学中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选题，以有益于当下的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最起码的，应该找出古代文学中打动自己的那部分道德力量，以有益于同道。如果只是为了做课题、做项目、搞研究而“说”，只能使得个人研究成为“僵尸”，未活转来。这样的成果，无论多少，将来只能被人“覆酱瓿”而已。

古代文学研究的很多领域，总被误以为研究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但任何一个阶段的文学研究，都具有值得继续挖掘的广阔空间，如传统题目上结合当时历史、风俗、思想、制度、文化开展的深耕细作；四部文本之本文与注疏整理与思想研究；文学与学术关键作者与作品的综合性主体研究；材料较少、作品散佚文人的资料搜集与综合性研究；以往较为关注、长久以来未加系统整理的选题或领域的整理与研究；看似与文学无关，实际上与文学有紧密联系、蕴含丰富文章学价值的选题研究；各种文学现象、文学体式的理论研究，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等等。

1. 孙少华：《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2. 孙少华：《“新子学”与学术“新传统”建设》，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新子学”研讨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