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童 岭

一、复须时熟

甲午年孟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兄打来电话，希望借《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之际，拟约大江南北学界治周秦汉唐“文学”的数位青年学者，就周秦汉唐文学、学术之发展各抒己见，以成笔谈。对此我稍稍有些疑惑，关于“文学”研究趋势，能够坐而论道者，一般都是名家、大家，历来鲜有青年学者在公开场合昌言之；若有，则恐不免被嘲于《搜神记》所谓“大龟生毛”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我想，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

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的大变革，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西洋和东洋）。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国学者的愧叹之情，至今读之，尤汗涔涔也！“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换言之，不仅仅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注疏、笺释、札记、评点之学，逐步变迁为时下全球统一的“学术杂志论文”体，亦产生于那一时代大背景下。

两个甲子后的今天，或许也到了“时熟”——重新探讨中古文学研究利弊之时。余英时先生用楚辞体译过歌德（Goethe）的一首诗：

如有人兮，不知三千祀；浑浑沌沌兮，日复一日。

因私意也不愿“浑浑沌沌兮，日复一日”的从事工匠式研究，故鼓起勇气写了这篇《姑妄言》。首先我们来“定名”一下。

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这一话题相对来说，在宋及宋以后文学研究者那里较为约定俗成）。我在硕论《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华书局，2013）一书中，专有一节《南齐时代到来之前的“文章”义》，指出“在整个东周时代，文献中没有一例可以证明‘文章’有‘文学作品’的含义”。刘若愚（James J.Y.Liu）也明确说过，自公元二世纪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义。大抵而言，诚如刘师培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也就是暗含了一个话语：汉魏之际，各种文体均已产生，其“好处”是：给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分析的史料；其“坏处”是：给后世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幻觉”，文学“独立”了。打个极不恰当的比方，这个“独立”跟时下克里米亚（Crimean）独立差不多，绝不是真正的“独立”，背后有俄罗斯、西方诸大势力的角逐。

再看这一众说纷纭的核心词——“文学”。晚清民国学术，一如战国、三国之际，“道术为天下裂”，各种新旧学说激烈碰撞。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学说”——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导因之一。

其次，在“缘”与“时”的框架下，我们再来看看研究者的“认同”与“定位”两个方面。“认同”是历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则是未来之取向（futureoriented）。在优秀的前辈中古文史研究者中，很多人是在深深的“认同”前提下，做出了研究者的个人“定位”。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的提出者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二氏。余生也晚，前者没有机缘亲炙；不过倒在关西大学拜谒过谷川先生，当时谷川先生已年过八十。

早年留学京大的张学锋教授曾经“考考”我请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形容，望之若“王谢家人”！张教授听后非常赞同，并回忆了一段亲闻的、连日本六朝史研究者都大不知道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但同辈以及年轻一辈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归研究，信不信却打问号，他们常常窃窃私语：“有人真会在灾年自己有饭不吃，让给别人吃吗？肯定是中国古书的溢美之辞吧！”唯独谷川先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当谷川先生遇到同样是出身于京都“贵族”的川胜义雄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熊本县的贵族，你是京都府的贵族，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六朝贵族的真谛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认同”），共同创立了“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严羽《沧浪诗话》则讲读书的功效是“变化气质”。前辈的优秀学者中，研究周秦两汉的往往有高古之气，研究魏晋六朝的往往有飘逸之气，研究隋唐的则往往有雄厚之气——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与研究对象的深层次“认同”吧！

二、五朝遗绪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学》，盛赞自晋过江至陈后主之三百年间，学问“纯美不忒”。这里的学问，如果不用经史子集来分，略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之学”（classics）。

虽然常言道汉魏之际，文学由经义为中心转向诗文为中心，但这也仅是“转向”而已，并非谓“转变”，更非是“改变”。经义对于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影响，从汉魏一直延续到隋唐。

我们在此举出“注疏”的例子来谈。

中国传统学问，不重“著”，而重“述”。这一点，不谈中国自己历代的学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重泽俊郎、小川环树、平冈武夫等，花了70年功力，晚年而成煌煌巨著的《尚书正义定本》（该书被野间文史教授称为“经学研究的金字塔之作”）。发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