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

也许我应该略微写一写我的童年，以免那个十几岁的古怪小人儿仿佛很突兀地闯进书中，开始对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她远远算不上丰富多彩的生活。无论如何，你不能对轰轰烈烈、令人激动的事抱有幻想。她的经历和你没有多少差别；她的想法可能比你的复杂一点儿，也可能比你的更简单；她的年少时光和你一样，是在一种近乎无知、无愁可言却又不乏烦恼的状态中就那么溜走了，而在它溜走的时候，她也和你一样，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失去什么。

可是，我已经把小学以前的事忘得差不多了。“完整”和我的这部分记忆绝对无关。我无法清楚地记起任何一件完整的、有始有末的事件，我不能清楚地复述任何一次对话，我只有一鳞半爪、只言片语的模糊回忆。如果偶尔有几件事变得完整，那也是因为家里人后来讲起，补缀了我那可怜的、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有时候，我自己也无法确定那究竟是记忆，还是幻想与印象融合而成的奇特产物。

但不能说记忆模糊的童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让人惊讶的是，它其实留给我一些很强烈的印象。这就仿佛一个人面对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在闪动的波光中，他看不清楚具体的东西，但他的印象仍然强烈，强烈到当他闭上眼，那种印象仍像是在他的眼皮上、脑海中跳跃。我关于那时的记忆就是一团光亮的烟云，在这光亮的烟云中，所有东西连成了一片，糅合、纠缠在一起。我的童年记忆中只有光亮，没有阴影。的确，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是这些印象的碎片中的某一些。

你如今已经了解，我出生在老十字街路口向西一点儿的某单位家属院，它也是我度过整个童年的家。那房子当然不属于我们，就像连我们自己也属于国家一样，那房子也属于国家，被一个如今已经消失、当时名叫“房产局”的单位管辖、分配。

在我小时候稚气荒唐的想象中，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住在家属院里。在街道的南面，和我们家属院相对的是盐业公司的家属院；在我们这个大院的西面，与我们相隔一条巷子，则是邮电局的家属院。有一天，妈妈带我去找她的一位朋友，我跟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当时感觉已经走到了小城的最东面。最后，我们走进一个空空落落的大院子，妈妈告诉我说这是食品公司家属院。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更大的院子，我问院墙后面是什么，妈妈说那是棉麻公司家属院……小时候，我们附近一带的小孩儿在一起玩儿，大家彼此区分的标志不是名字（似乎那时候我们不觉得有记住对方名字的必要），而是来自哪一个单位家属院。譬如，如果妈妈问我们上午和谁在一起玩儿，我们会如此回答：和两个盐业公司家属院的小孩儿还有一个邮电局家属院的小孩儿在一起玩儿。如果我们被欺负了，也会记住欺负自己的小孩儿是哪个家属院的，结果我们的怨意不是针对某个人，它十分抽象而模糊地覆盖了那个神秘院子里住着的一群人，还有一堆平房、瓦房。一般来说，我们不敢进入其他的家属院，即使我们只和它隔着一道打开的铁门，甚至一个连门也没有的入口，我们也不会走进他人的领地。很难想象，小小的孩子已经有那么强烈的“领地”意识。我们会跑到各自家属院的外面，在街边或者巷子里玩儿。

我不记得我们玩过的游戏了，只记得我们傻傻地站在某个家属院围墙的下面，站成一排，无所事事，发呆、看其他人、胡扯、莫名其妙地欢笑，这是静态的玩耍，而动态的玩耍则是不知所终的奔跑、追逐，在这种游戏里，你常常不知游戏是从何时开始、怎么开始的，突然间，你在追赶一个人，但慢慢地却失去了目标，结果忘记了是你在追赶谁还是在逃避谁的追赶。游戏的结果总是乱成一团，他抓着他的衣服、她扯着她的袖子，一番哄笑。

但无论在多么混乱的游戏里，都不可能出现她扯着他的袖子或是他抓住她的胳膊的情况，因为即便我们只有几岁，也已经坚定地接受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我们当时谁也没听说过这句话，更不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原则，却严格地履行着它。一大群来自各个家属院的小孩儿凑在一起，结果总是男孩儿和男孩儿玩，女孩儿和女孩儿玩。如果哪个男孩儿或女孩儿表示出要和异性小朋友友好交往的意思，他或她就会被大家嘲笑，甚至会被指责“不要脸”（这个词是我们从大人们那里学来的），在这个群体中，他们会遭到集体的歧视嘲笑和冷落。

那毕竟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个主要由各单位家属院构筑的闭塞小城里，我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继承了长辈们在这方面的保守，甚至发展出一种对异性的戒备和敌意。我不能说这种敌意给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心灵阴影，这么说未免太夸张，但它多多少少都会对我的性格、行为和态度有影响，以至于很久以后，在我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仍然认为在和男生交往中自己也必须装扮成一个男的。而此种“这方面”的保守似乎又没那么简单，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它令我费解的地方何在而已。长大后，当我得以从另一个地方遥望我的家乡，当我成熟到可以分析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我发现在那里，在中国无数个类似我的家乡的地方，人们对“性”的观念和做法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矛盾。例如，在那个女人穿一件低领衣服都会被认为“不正经”的地方，生过孩子的女人却可以在职工大会场当众喂奶，轮流展示她的两个乳房，而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不妥；年轻的男女之间连说句话都觉得羞愧，已正式获得父母批准的恋爱中的男女出门也不敢拉手，而已婚的中年人却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说非常下流的调情话，甚至你来我往地动手动脚，这种行为被戏称为“骂玩儿”，是一种非常放肆的调情，却不会招致非议。这种古怪的矛盾使得那个地方既极端闭塞、守旧，又仿佛在很多地方潜伏着一股淫秽的暗流，一股十分粗野、不知羞耻而且活力十足的力量。人们或者扣上衬衫的所有扣子，或者就完全扯掉遮羞布。这当然是我后来才发觉到的。在我小时候乃至整个少年时期，哺乳女人们当众裸露的乳房都会让我羞赧得不知所措，而我也依然恪守着地方的闭塞习气对女孩儿的要求，通过对男生的冷漠和蔑视来表达自己的正派。我和其他女孩儿一样，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感到羞耻，我们厌恶胸脯的发育，认为例假非常丑恶，嘲笑女性化……

跑到外面、参与游戏的时候对我来说并不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家属院里，我是最小的小孩儿之一（另一个叫言言，我五岁的时候他才两岁），没有什么人想和我玩儿，外院的小孩儿年岁与我相近的又多半是男孩儿。于是，在这类游戏里，我或者是个站在一边的观看者，或者是在混乱的追赶中最先被“对手”抓住、必须站在指定的墙角处等待的那个。即便这样，我也够兴致勃勃的。每当我能跟着我姐姐或是院子里大点儿的孩子一起玩耍，我就怀着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情。因为我的激动不安，结果我总是显得更慌乱而笨拙，会把游戏玩得更糟。

大多数时候，我听着其他孩子在院子里或者院子西面那条细长的巷子里嬉闹、喊叫、像风一样呼啸而过，但我只能静下心，把注意力从我向往的游戏场中拉回来，继续待在我家堂屋门外的那棵树下，看蚂蚁搬家。那是我独自一人时最爱玩儿的游戏。中午，我会从碗里留下一些米粒或面条渣，把它分散在蚂蚁行经的路上，看一只蚂蚁在撞到“宝藏”时如何兴奋地围着它转来转去，看它兜够了圈子以后如何匆匆忙忙地去招呼其他同伴，这些同伴又是如何像跑接力赛一样把消息往后传，如何有越来越多的蚂蚁从洞穴里被派遣出来（它们数量多却从不凌乱，总是列队前行），看它们如何几只抬着一粒米掉头向后，而其他没有做搬运工作的蚂蚁如何一丝不苟地押着队，整齐地列队返回蚁穴，在洞口，那些守望的蚂蚁又是如何欣喜地迎接着搬运队……我可以坐在我的小板凳上，这么观看一个多小时，直到那些黑黑的、比我更弱小的生物俨然变成了我的同类、我的朋友。

还有些时候，如果我妈妈有空，她就会陪我下跳棋。我对跳棋的兴趣主要由于那些颜色漂亮的玻璃珠，如果跳棋的样子长得像军棋或者象棋，我估计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兴趣。我和妈妈下跳棋，最大的乐趣从来不是让我的珠子越过障碍、走到她那边去，而是在游戏一开始仔细地挑选我喜欢的玻璃珠子，在万分审慎地挑选一种我认为最漂亮的颜色之后，看它们在向前跳跃时发出的美好光泽。我的玻璃珠子从来都是胡乱地越过障碍、越过不可能越过的障碍，但我妈妈只是为了让我高兴，从不和我较真。大部分时候，在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的珠子就占据了她的地盘，并且奇特地各就各位，摆成一个亮晶晶的三角形。在我妈妈的办公室里，也放着这么一盘跳棋，因为有时候妈妈不得不把我带去她的单位。当她忙完了，会抽空和我下一会儿棋，而在她忙的时候，我自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可以用彩色的玻璃珠子摆成各式各样的图案。

我如果说我的哥哥姐姐们不爱我，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我，会用他们仅有的零钱给我买各种各样可爱的小东西。但他们却不愿意和我多说话，也不太情愿带我和他们一起玩儿。即使我的两个小姐姐在爸妈的要求下勉为其难地带我玩儿，恐怕也是把我看成一个麻烦的包袱。至于我哥哥和两个大的姐姐，他们已经是大人了，过着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哥哥甚至享有在同学家过夜的特权！我没法想象那种生活有多幸福！真的，在我天真幼稚的双眼里，年轻人都是大人，而真正的大人则都是老人，大人们都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仅仅因为他们是大人，而“老人”则是统治我们所有人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严厉、说一不二，当然，只有娇惯我的妈妈除外。

恐怕我的确是大孩子们的包袱。在所有那些双方打对手的游戏里，我这个弱小的兵被分到哪一组，哪一组就像多了一条垂头丧气的尾巴，而我也会忍不住替他们难过。当我姐姐和院子里其他小孩儿打扑克时，如果我能得到为她拿牌的殊荣，并且幸运地拿到了好牌，我就会高兴得头晕目眩，觉得自己总算是个有用的人。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飞快地长大，我多么希望自己变得和她们一样大，我愿意拿父母对我的所有宠爱、娇惯去换取她们对我的平等对待！

这些游戏仿佛是我最初的社交活动，长大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深处仍有种克服不了的羞怯，总担心成为别人的负担，担心别人并不真心愿意接纳我却又要勉为其难……因此，我宁愿在一旁观看、等待，而不是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很不幸地，这又被一些并不了解我的人当成了高傲和冷漠。至今，我仍然不愿意玩游戏，每当我被迫玩什么游戏，我就紧张得昏昏沉沉，仿佛我的心智和体力都被捆绑起来了。

在那个家属院里，我们自己用“东屋”和“西屋”来区分自己的两个小院。东屋是正屋，它有一间堂屋、东西两间偏房，还有一个后面被当作储物间的长筒形的厨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睡在西边那个卧房。东边的偏房里住着我的两个姐姐。西屋则是一个带围墙的独立小院，院子里有两间卧房，其中一间住着我的另两个姐姐，另一间住着我哥哥。后来，这些房子慢慢空出来，因为我大姐姐出嫁了，哥哥去当兵了……

我对西屋的印象比较深，它算得上我儿童时代的乐园之一。院子里种着的一丛丛竹子，我至今仿佛看得见这些纤细的竹子，它们青中带黄，看起来总有些病弱。后来我读《红楼梦》，很容易就理解了竹子和黛玉姑娘之间的关系。夏天里，这些柔弱的竹子在小院里制造了那么浓密的树荫，在我儿时的想象里，那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茂密的森林、最幽深的所在，在那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是不为人知地发生。在它沙沙的叶声里，在它摇曳时引起的阴影、光斑以及反射在墙壁上的明暗交织的图案中，都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我在这些阴影和光斑中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因为我喜欢在姐姐哥哥们上班或上学的时间独自潜入西屋。在那个夜不闭户的年代，围墙上那扇小门从来不上锁。我悄悄地走进院子，仿佛怕被人打扰似的，把门从里面闩上。之后，我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在这个小院子里徜徉，在晃动的竹子下面走来走去。

在炎热的夏天，院子里也非常阴凉，甚至有一层薄薄的寒意。对这个院子，我既喜欢又有点儿怕。我喜欢它把我和其他人都隔开了，在闩上了门的院子里，听着围墙外邻居们走过的稀疏脚步声，意识到自己正独自一人，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但与外面那些在亮晃晃的阳光底下的房子相比，它显得有些阴沉。我在院子里游逛一会儿，就走进房间里去。通常，我先去姐姐住的那间房，根据床铺凌乱的程度和写字桌上扔的东西，我仔细判断我的两个小姐姐昨晚是不是又打架了。她们的确经常打架，有时候我已经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也会被她们争辩、哭诉的声音吵醒。她们俩有时候打得不可开交，就相互揪扯着来到东屋，让我妈妈当法官评理。她们打架的原因很多，也很令我费解，例如，她们有时候因为谁睡在床里侧谁睡在床外侧而打架，有时候因为其中某个人拉走了大部分的被子而打架，有时候因为争论临睡前谁关灯而打架……但她们和好与打架一样容易，所以如今她们俩成为姐妹中最亲密的两位，我并不惊讶，我相信这正是那些日日夜夜、无休无止的争执结出的甜蜜果实。

那时候，每个家庭的摆设都很简陋，仅仅考虑到功用性。现在回想起来，我要仔细“巡查”的这两个房间里几乎无甚可看，如果现在的我走进去，也许看一眼就会走出来，并且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甚至不怎么舒服的心情。可那时候，我很容易在里头消磨一个小时，要不是我害怕家里人会误以为我被人贩子拐走了，我相信我会在里面待上一整个上午。

在我姐姐的卧房里，只有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一点儿的木床，正对门口贴墙放着。在靠床的那面墙上，从床的边缘到高出其大约一米的地方，用图钉钉着一块仿佛土耳其风格的花布，本地方言俗称为“墙裙”，用以避免靠墙睡的人身体接触到冰冷的墙壁。我后来知道那块布是我姥姥活着的时候手织的。花布上面的墙上则按照不规则的对称法，张贴着从我二姐姐订购的《大众电影》及《上影画报》里剪下来的一些明星海报。我记得其中有林青霞、张曼玉、吕秀菱，还有外国的奥黛丽·赫本、费雯丽、波姬小丝……我消磨的一部分时间就是跪在床上、不知疲倦地观看这些明星的照片。我知道在世界上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些穿着梦一般的衣服、如梦一般美丽的人儿存在着、生活着，这个想法让幼小而无知的我甚至生出一种慨叹的心情，我宛如在梦游之中怦然心动，对“遥不可及”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此外，我对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的渴望在这时候也特别强烈，我想象着在我的小床上方会张贴谁的图片，为此我已经无数次翻阅被我的姐姐们剪得七零八散的电影画报，从中挑选出我喜爱的明星图片。

床头旁边是一张漆成米黄色的写字桌。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做法，写字桌上铺着一块切割成与桌面大小一致的玻璃板，玻璃板底下衬着一块深绿色的绒布。书桌靠墙的地方堆着我两个姐姐的旧课本、参考书、画报、杂志以及她们的摘录笔记本。这些东西通常分成两摞，高高堆起，由于尺寸不同，总是堆得歪歪扭扭，看起来很不坚固。我通常不敢从中直接抽出一本书来读，因为它本来就摇摇欲坠。如果我想要看某一本，必须把压在它上面的那些杂志和本子一一取下，最后再按照原来的顺序放回去，并保证它们倾斜的角度和原来一样。偶尔，我把它们的顺序拉乱了，就会忐忑不安，因为即使我妈妈会保护我不受教训，我也不想让她们知道我经常潜入她们的小屋，翻看她们的东西。但我隐约之中又感觉她们全都知道我的秘密，因此她们才会把写字桌上那两个抽屉用小锁锁起来。我曾经听到她们谈起自己在写日记，她们曾向妈妈要钱买那种好看的、硬皮的本子。可我在她们的小屋里从未看到过这种本子，除了那种稻草色的软皮摘抄本，上面摘抄着名人格言和诗句。我相信她们每人拥有一把小锁，一个抽屉，她们就把最秘密的日记本锁进抽屉里！而我只能无助地抚摸着那把小锁，然后在屋里兜着圈子，悄悄地在枕头下面、床单下面寻找那把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钥匙。我甚至相信她们会分享彼此的秘密，尽管她们俩打闹得最凶。而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却在所有这些年长者的秘密之外，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或她的秘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懂得任何事情。我大姐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二姐，我三姐和四姐是永远的敌人和战友，比我大十岁的哥哥有那么多伙伴……只有我是独自一人，和父母在一起。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是个比较羸弱的小孩儿，这也是我父母亲对我特别疼爱的原因之一。在存储于我记忆中的有限的一些童年画面中，不少是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我容易受凉，总是发三十九度九的高烧，烧退了以后，就开始咳嗽……于是，在经历了“竹林”中的散步、跪在床上和硬椅子上长久而高度专注的凝视之后，我已经头脑发晕。这时候，我就会走到写字桌对面、贴墙横放的一张藤编躺椅上躺一会儿。可我不愿浪费我在西屋里独处的宝贵时间，躺着的时候，手里仍拿着从桌上那两摞书籍杂志里挑选来的某样东西。上面有很多我不认得的字，但是我拿着它，仿佛就感到满足。我闭上眼睛一两分钟，就赶快催促自己睁开眼，我担心自己会陷入这张舒服的躺椅里睡着了。这么躺七八分钟以后，我站起来把手里的书或本子小心地放回原处。我会把床、椅子和屋子里所有我认为沾上了我来过的痕迹的地方都重新布置一番，以掩盖这些“想象中”的痕迹。走到小屋门口时，我总会回头再看看，确保它看起来和我走进来的时候一样。然后，我推开哥哥房间虚掩着的那扇小木门，走进另一个新世界。

我哥哥的房间比姐姐的更有趣，主要原因是在我姐姐房间放躺椅的那个位置，这里放了一架书。那种书架在今天看来再简陋不过了，上面的书也不多，但都是精心挑选的书，是书架的主人喜欢并且真正读过的书。另一个原因是我哥哥的写字桌抽屉没有锁起来！在我哥哥书桌的两个抽屉里，放着乱七八糟的本子、纸张、文具。有稻草色的软皮笔记本，有两个巴掌大小、绿色塑料硬皮上画着山水的“精装”笔记本；还有一大沓印着红色横杠的稿纸，这是我爸爸单位发的，在顶端那条最粗的红线上，印着“稿纸”两个楷体大字，在最末端一条红杠的右下方，印着爸爸所在的那个政府单位的名称；还有一些印着淡绿色小方格的写字纸，我们叫“定稿纸”，我想大概是“定格稿纸”的缩写，有的格子里已经填上了字，有的仍是一片空白的崭新；此外还有图钉盒、橡皮擦、圆珠笔、钢笔、铅笔、尺子，撕成一条条的、上面写着字的纸，最不可思议地是信封，甚至有些已经写上了字、贴着邮票。如果说我把所有的本子都偷偷翻看了，却从不敢打开这些在我看来“神圣”的信封，并不是我已经意识到了隐私的重要性，而是我认为那里面存放着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些重要的东西就书写在那么几张薄薄的、很容易被我弄破的稿纸上，稿纸还以特别的方法叠在一起，如果我打开它，也很难把它们叠成原来的形状……我隐隐地感到，浏览我哥哥的这些书、这些本子，甚至把他的抽屉翻得底朝天，都不会比打开一封装在信封里的信更严重。

我哥哥的一摞摘录本（那时代几乎每个上过学的人都有摘录本）都是那种稻草色的软皮笔记本。我看不懂里头的内容，可我仍然认定他的摘录本比我姐姐们的丰富，因为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他会把一整张纸写满而不空行。而在我姐姐的摘录本里，经常是大片的空白，她们似乎写一行字就跳过一行，而且她们在一张纸上只爱写那么短短的几行。哥哥摘录了很多古诗，我从字数的排列上就看得出那是古诗，我虽然还没有学会阅读，但大人教过我背诵古诗。我常常会把这些摘录本翻看很长时间，基本上每一本都看，我不知道我究竟在看些什么，仿佛我盯着一行行的字看着，就能通过它们的样子看出它们的意义。既然这些本子都是摘录本，那么那两个巴掌大小的硬皮笔记本应该就是日记吧？可我打开来看，也没法断定这是否就是每个人用来记录他的秘密的日记本。我记得姐姐们在吃饭时曾谈到过日记的格式，她们说每篇日记的开头必须先写上几月几日，写上那天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晴朗。而我在这两个本子里并没有找到我熟悉的阿拉伯数字。

最后，我会站在那件我们家里唯一令我感到敬畏与神秘的家具——书架前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白色书架，一共有五层，尽管我拼了命踮起脚尖、像只鹅一样伸长脖子，还是只能攀登到第三层靠上一点儿的地方，勉强摸到摆放在第四层上的书籍的底部。这些书对我来说就像一种深奥的玩具，充满不可理解的神秘符号，这符号里面必然藏有极重大的秘密。我那时候相信我的哥哥姐姐们能够揭开这些符号的秘密，而这正是他们比我快乐、自由的原因之一。当我摩挲着这些书以及抽屉里写了字和没有写字的本子及纸张时，我感到一种无法进入其中的沮丧和苦恼。正是这稚气的苦恼使我希望长大、上学、去认识一个个字符、解开一个个秘密。而在我漫长的、初夏般的童年里，我只能耐心等待。像一只鹅那样站在书架前的我并不知道，当我对这些“玩具”摆脱无知的状态时，冒险般的旅程才会开始，不知道阅读会让我进入一个新的人生。

不无孤独地漫游、徘徊在大孩子们的秘密之外、羡慕着他们的一切独立、自由之处，这大概是我童年时候常处的一个状态。如今，每当我的兄姊们提到父母对我的偏爱，我就会想到这一点，我想他们大概都不知道，我这个最受父母眷顾的孩子倒是家里最孤独的孩子。

据说，有很多人曾照顾过小时候的我。最早的一个当然是我姥姥，但她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去世了，我不记得自己和她在一起时的任何情形，我从仅存的一张照片上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她有时令我热泪盈眶。接着，我父亲的一位乡下堂妹曾来照顾过我，但这位兰英姑姑太想家，总是哭，来了几个月只好让她回去。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被送到乡下一个姨妈家里，姨妈对我很好，照顾了我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要回城里，姨妈的女儿就住在我家里，充当我的保姆。

我早期的“保姆”们究竟是怎么照顾我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我记得姨妈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我记得她总是嘶哑着嗓子、带着快要哭出来的颤音在我们的家属院里呼唤我、到处找我。原因是我藏了起来，不愿意去幼儿园，我害怕老师和别的小孩儿。在她喊我的时候，我通常就在我藏身的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地听着她的呼唤。那个地方有时候是两栋房子的夹角处，夹缝很狭窄，还长着一些小灌木，大人一般进不来，有时候我则跑到西面那条巷子里，紧贴家属院的围墙站着，以便可以听到呼唤声何时终止，有时候我是在我们家的屋顶上。我们的房子是带屋脊的老式房子，屋子是砖木结构，屋顶则是大片的灰瓦铺成。我先从紧贴小厨房的那道围墙爬到厨房房顶，再从厨房的顶上攀到主屋的顶上。为了不让她看到我，我会坐在屋子背面的那个斜坡上，我背对着我们那个家属院，听着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把这位表姐折磨得不轻，但那时候坐在高高的青瓦屋顶上的我感到多么轻盈而且自由啊。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记得我们县最高的建筑就是我母亲管辖的百货大楼，它是一座三层的、外面砌着极小的青色碎石粒的老楼。于是，我坐在一间瓦房上靠近屋脊的地方，就得到了登高望远般的享受，我能俯瞰周围一带的房子，俯瞰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和其他院子里做着各式各样动作、发出各种声音的人，我望着某家院子里盛开着花的石榴树，某家墙角的阴影底下慢慢踱步的一群鸡，所有的人、景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都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它们变得更奇妙了。

我还偶尔在屋顶上走动，从斜坡的这头走到另一头，或者从低一点儿的地方走到更高的地方。我们家养的那只名叫咪咪的猫（当时的大部分猫都叫咪咪）总是能第一个发现我的行踪，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现的，但它通常会来到屋顶和我会合，我猜它是沿着和我一样的路线来到房顶，因为它总是从厨房的那个方向走过来。我想我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经历了——坐在青瓦的屋顶上由一只猫陪伴着，俯瞰阳光底下的房舍、人群和草草木木……其中有些地方被盛开着紫色桐花的大树遮住了。

当然，这种神奇的冒险在我那位表姐停止呼喊后不久也必须结束了。我从上来的地方爬下去，咪咪会站起身看着我，对我叫两声，仿佛是挽留我，又仿佛是谴责我对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的背叛。当我出现在我的表姐面前，她总是一脸沮丧，告诉我又错过去学校的时间了，但她的沮丧里又有一点儿惊喜，因为她发现我总算没有真的丢或者被拐跑。也许是害怕我会偷偷跑得更远，我父母决定那一年不逼迫我上幼儿园了，而是让我那位读过书的表姐在家里教我认字、算数。我在家里学得很快。再后来，我没有读幼儿园小班和中班，只读了一年的大班就去读小学了。而我那位表姐，我相信她在给我做家教中也获得了经验，因为她离开我们家后不久就考上了小学老师，在小学里教授语文直到现在。我想象那些孩子们听到的声音仍然是那干哑、带着快要哭出来似的腔调的声音，其中有一丝悲戚、焦虑摇曳飘忽，也就是我坐在屋顶上时听到的、从我背后传来的声音。她那双盯着我的眼睛永远忧虑，甚至有点儿惊慌，因为她老是怕我躲起来、出走，她老是在绝望地寻找我……

这个被我折磨过的人多么坚强！事实上，我现在回忆起来，发现看起来总像要哭出来的她从未哭出来，至少在我们家时我没有看见过。她那时候也不过十六七岁，一个人从乡下来，在我二姐姐的小屋里睡一张简易折叠床，生活在一群“外人”当中，肩负着照顾我的沉重责任。

她如今仍然很爱我，她和她母亲总爱回忆我过去乖巧可爱的时候。的确，我记得在我躲避了她的寻找之后，当她告诉我已经错过了上学时间、今天不用再去幼儿园时，我立即就高兴了，我会搂住她的脖子在她脸上“啪啪”亲两下，在接下来的一上午时间，我都会非常听话，对她十分亲昵，这多多少少安慰了她所受的折磨。我相信她对我的回忆也是明亮的，就像我对她、对整个童年哪怕是其中苦恼的回忆也都是明亮的。

真的，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就仿佛又坐在那个被早晨的阳光涂成淡金色的高高的屋顶上，望着远处和下面的世界，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晴朗、平和与开阔，在那里面仿佛有一股引人上升的、自由而健康的力量，这股力量让我在很孤独的童年也不曾变得刁蛮、乖僻。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逐渐体会到自己性格的种种弱点，知道悲观、怀疑加之于一个人心灵的沉重负担，但在所有这些晦暗的色块背后，总有一道明朗的底色，它就是这股力量。这是童年留给我的礼物，它让我幻想仍可以在屋顶上自由地散步，或者像“树上的男爵柯西摩”一样生活在高处、从枝叶缝隙间眺望人世生活……这道人生的底色使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陷于颓废的深渊，任何时候都不曾对希望彻底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