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独为神州惜大儒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大作，百感交集，遂未做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资助一些人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资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备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五十八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三十九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做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出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而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埋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赴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五十五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化大革命”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