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 - ◎ 走进清华园

◎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三十四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精进，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且谦虚地说道：“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三十二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学校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十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而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7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究院主任。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五十三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三十四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身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起承转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虞初号黄车使者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洋溢着相遇相知的喜悦，触动了双方心灵深处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尽管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思量踌躇，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约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的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海归）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 从北大到柏林

陈寅恪所荐举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此人在出产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于1913年十八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呼风唤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把戏，“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与同人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时，“未来的真正的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等理想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相左。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正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里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作《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下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并没被主考方放在眼里，反因他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罗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成为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吁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资本家、著名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今译斯皮尔曼）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

◎ 北京初会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四年。当此之时，二十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而二十六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

陈、傅结交，除了傅对陈学问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点是，由于陈登恪与傅氏友善，平日里双方对各自的家世门第已有所了解，并有气味相投之感。而这一点，对特别注重“门第”与“出身”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而言，又为柏林相见和二人的友好交往无形中起了作用。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一根维系陈傅二人几十年关系的重要纽带。

傅斯年乃大清名门之后，陈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与燕雀之辈，祖上乃今江西德安县著名的“义门陈”家族。这个家族自唐代发达，至宋代达到鼎盛，合门3000余人。据研究者考证，截至北宋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也就是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那一年，“义门陈”一族有403人应举，后得中并在朝廷逐步升迁担任要职者有18人，另有29人担任各地的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等职。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义门陈”权倾朝野，声名远播，成为有宋以来罕有其匹的名门望族。为抑制陈门日渐庞大的家族势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出谋划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义诏令“义门陈”分庄天下。前后经半年的时间，盛极一时的“义门陈”十二行派被拆解为291个小庄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为多。陈寅恪祖上一支先是迁往福建宁化，继而流徙广东潮州，后又回迁福建上杭。

倏忽间，元、明两个朝代几百年过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陈寅恪祖上又携家迁往江西义宁州竹塅村。在这个山环水抱、云烟氤氲、灵气缭绕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陈门子弟在历史的几番动荡中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置屋购地，兴学耕读。当宏大气派的“凤竹堂”在山水环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时，历史的进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称雄一时的“康乾盛世”即将随风飘散，大清帝国已显疲惫之态。与之相反的是，竹塅陈氏却渐渐步入了青春焕发的盛年，有宋一代“义门陈氏”的家训与光荣，再度唤醒了陈氏子弟久远的记忆，蛰伏于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风化雨在胸中涌动，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辉煌梦想，于世局即将巨变的前夜就此形成。在这个久违的大梦诱导驱使下，陈氏子弟加紧勤读苦练，向着科举的道路奋力迈进。二十年之后，大清帝国的盛世不再，乱象已生，陈氏一门羽翼渐丰，开始了冲天一飞的蓄势运力。

1851年1月11日，一个叫洪秀全的乡村落第秀才约集万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续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大清帝国版图内陷入了长期内战与混乱，一个豪杰并起、群雄争霸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在刀光火色的闪耀中，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李鸿章……于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后登场，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试着改变历史进程。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里，有一个历史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继之登场亮相，这便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

据义宁史志载：就在洪秀全率众造反起事的这一年，即咸丰元年（1851）秋，陈宝箴（字右铭）恩科乡试中举，拣选知县。咸丰六年（1856），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其间得以交结四方俊雅之士，识见大增。咸丰十年（1860）秋，英法联军陷天津，犯京师，咸丰皇帝北狩，时朝廷中枢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杨太平军乘机沿运河北犯，抢劫通州库存仓米。正无计可施间，陈宝箴献出奇策，条陈防守六事于枢府：“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惊慌失措的枢府采用其计，旦夕之间将通州屯粮移至京师，宝箴一计而引起朝臣瞩目。未几，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数千黄毛官兵操刀弄枪嗷嗷乱叫着扑向西郊圆明园，一番疯狂砍杀劫掠之后纵火焚烧，园中琼楼玉宇皆被殃及，一时浓烟弥漫，火势冲天。陈宝箴时在城内酒楼与友人交谈时势，遥见西天半壁红光，知这座世之罕见的“万园之园”与大批稀世国宝万劫不复，顿时情绪失控，欲跳楼自尽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拦腰抱住免于以身相殉。陈氏落座后乃捶案大哭，座人皆惊。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宝箴南归省母，时由建立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屯驻安庆，陈氏前往拜谒，曾氏引为上宾，惊其才学识见，誉为“海内奇士”，欲留于幕府视事。陈氏不愿为幕僚之客，欲亲临战场与洪杨太平军一较高下，遂辞谢，复归江西老家。未久参加湘军席宝田江西所部，筹划与敌战。席氏曾随刘坤一率部追击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广西并攻取柳州，因功赏戴花翎。时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和，而沈又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不睦。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时局，陈氏经过深思熟虑，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书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温”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将士的护佑下，与众宗室姻亲出逃。陈宝箴以一个杰出战略家的眼光与聪敏头脑审时度势，断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宝田献奇策：于广昌、石城间设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席依其计，果在道中俘获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及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陈宝箴由此名动公卿，声布朝野。

光绪元年（1875），陈宝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治凤凰厅（今凤凰县）。此处地瘠民贫，匪患猖獗，数十年犷悍嚣凌之气，历届官吏皆束手无策。据曾国藩岳麓书院的同学、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撰文称，陈氏得署凤凰后，以兵家战略“求得干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数十人，不逾月而民气为之一变，至今帖然诵廉访（南按：明清对按察使的通称，宝箴后曾任此职）之遗爱也”。此后，教民凿石通水，使行舟可运，又教山民种茶栽树，以薯刨丝晒干可久藏不坏，食之可掺大米蒸成饭，解决了缺粮之苦。

因治凤凰政绩卓越，陈宝箴仕途开始顺畅，相继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职。光绪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陈宝箴自鄂调京师畿辅，出任直隶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装备优良的大清北洋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度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大清帝国像一个被掏空了的枯干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泱泱中华败于弹丸岛国，朝野惊慌，寰宇震动。翌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国人深受刺激，陈宝箴闻之痛哭，呼曰：“无以为国矣！”其间，陈氏曾入京谒光绪皇帝，多所陈策。宝箴见光绪帝愁容满面，心力交瘁，乃提请皇帝日读圣祖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以期遇变而不失常。光绪闻之颇以为然，感念不忘。

甲午之战，是大清帝国彻底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国际地位江河日下，面临被世界列强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之危境。此时朝廷支柱李鸿章持盈保泰，暮气已深，且因签订马关之耻辱条约被舆论所困。康有为、梁启超等进京赶考的举子借机闹起了学潮，于悲愤中千余人聚众上书，声言拒和、迁都、变法。一时间，社会激进之士纷纷跳将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欲粪土以醇亲王奕、李鸿章为首的“浊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亲王奕诉、李鸿藻、陈宝箴、张佩纶、沈葆桢、张之洞等为首的“清流派”趁机崛起得势。在政局激荡、社会秩序剧变的大混乱大动荡中，被誉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陈宝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书荣禄荐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隶布政使诏受湖南巡抚，一跃而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陈宝箴在宦海生涯达到人生顶点的同时，也开始在湖南这溽热的地盘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展开了一系列匡时济世的政治活动。

湖南省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几乎与外界呈隔绝状态。按照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世事规律，此时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刚劲率勇，同时也以刁钻野蛮霸横保守著称于世。长沙一带自古被视为南蛮卑湿之地，被贬谪者多迁于此，如屈原、贾谊、褚遂良、柳宗元、刘禹锡等。李白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曾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的诗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凉之情状。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湖湘度过了与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辞赋。刘禹锡与柳宗元因同样的原因同时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当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刘禹锡整理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因题材大多来自民间，与文人的创作风格大不一样，如《潇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这些根据民间歌谣创作的诗歌，尽管增添了一种新鲜的格调与活力，与充满哀怨的流放者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夹杂着作者淡淡的哀愁与忧伤。直到明清之际，湖南尚处在以中原为圆心的版图之边疆地带，历史上鲜有名士良将出现，仅三国蒋琬、唐代刘蜕、元朝欧阳玄、明人刘三吾等几位小字号名人而已。清中叶之前，能称得上一时才俊和名士者亦不过王夫之、贺长龄、陶澍、魏源等寥寥数人。

当历史进程走到晚清之时，情形为之剧变，随着湖南交通条件改观，商品流通与经济相继发生变化，政治、文化也随之大为改色。到了洪杨太平军起义于西南边地，以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为代表的湘军兴起时，湖南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蛮霸横的强劲，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大路，在大清国内忧外患的末日里横冲直撞，浴血搏击。随着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崩溃，长毛归降流亡，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等辈，终于弄出了叱咤风云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辉煌，一时为天下所重。湘军将领如同穿起的糖葫芦，一个连着一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吏。一时间大清国几乎一半的督抚职位为湘军将领所占据。朝廷中枢更是不乏湘籍将领，湘籍官吏可谓声光四射，气熏朝野。比湘军稍后兴起的李鸿章之淮军，其营制、饷章尽仿湘军。而晚清兴起的“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陈规陋俗，终于形成了尾大不掉、军事失控的变乱之局。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湘军与淮军等“勇营”升起的督抚大吏予以调拨。大清国几乎成为湘、淮军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军志》的湖南大儒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臲卼”，并“知乱不久矣”。湘、淮军人造成的这种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之时，正值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交锋对锐，浊流与清流两个政治派别撕咬搏击最为激烈之际，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连绵二十余县受灾，赤地千里，饥民流离，盗匪蜂起，朝廷惊忧。陈宝箴以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姿态由直隶南下，不声不响地取水道经湘水悄悄潜入长沙巡抚衙门，专电诸省大吏，请求援助，同时颁布严禁贩米出境令，违者格杀勿论。时岳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贩米于江西的舟船聚集，闻令后发生哗变，当地政府官吏纷纷出逃躲避。陈宝箴闻报，立遣总兵率军队持符节急趋岳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蛮对野蛮的战略战术，给肇事者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大军抵达洞庭，将几十名聚众变乱首领一一擒获，或砍头，或剁脚，或火烧，或烹煮，或索性扔进油锅炸作肉团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过后，众皆惊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抚的战略识见与霸蛮之气，陈宝箴以罕见的政治家气度清醒地认识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由是先从吏治入手，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将各府县刁钻蛮横又昏墨不职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职查办，对罪大恶极者严惩不贷。时桃源县令贪赃枉法，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烈。陈宝箴侦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顿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而后上其罪而遣戍边。于此一招，群吏皆骇，纲纪凛然。当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汤的协助下被梳理一遍后，陈宝箴又开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新政，创办洋火局、电报局、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轮船公司，同时开设矿务总局，择铜、煤、铅、锑等较有把握之项，试行开采。此后下大力气创办武备学堂与发展文教事业。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号散原），见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积极加入到这一新兴的阵营中来。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此时朝廷内部乌烟瘴气，吏部弄权，小鬼当家，陈三立在派系倾轧中痛苦不堪，决定辞官随从父亲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间，高官子弟习父兄余荫，多声色犬马，酒食征逐。时陈三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说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称“清末四公子”，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时人谓之“义宁陈氏开名士行”。与王孙公子、纨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陈三立胸怀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卓尔不群，一时声名鹊起，凡有志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皆乐与之交往。当陈宝箴入主长沙巡抚衙门后，陈三立发挥与当世贤士名流交游的特长，襄助其父招贤纳士，讲文论学，声名顿起。此等情形正如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所云：“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勷而罗致之者也。”此段并非吴宗慈有意对陈氏父子阿谀奉承，仅从聘请的人物看，若无真正求贤的诚意和建功立业的志向，再加上政治环境的缘故，像当时已得大名的谭、熊、梁等心高志远的一代才俊，是不会舍弃京师与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长沙一隅谋事效力的。仅此一点，足见所述事实并非虚妄，陈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与非凡的治事能力据此得以确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绪皇帝颁《明定国是诏》，旗帜鲜明地接受康有为等辈的变法维新之策，百日内连下数十道新政诏令推行新政，设立农工商总局，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社会开明绅士、公卿大夫、志士仁人闻讯欢呼雀跃，如饮狂药。远在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接诏，认为皇帝此举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国运将因此而振兴，乃奋起响应。困守于紫禁城、孤独寂寞的光绪帝闻之大为感动，屡诏嘉勉。为感谢皇上的礼遇与知己之恩，挽狂澜于既倒，陈宝箴于热血沸腾中，举荐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与所属吏士20余人，上奏朝廷，备皇帝采择。于是在京的官吏杨锐、刘光第，外官恽祖祁辈被光绪帝选中，杨、刘与谭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陈宝箴见状，大喜，遂再接再厉，心怀一腔热血，上疏四章京虽有异才，然恐其资望轻而视事易，需得一资望深厚、办事稳健的朝廷重臣领之，遂力荐张之洞入主中枢统领群贤，为国效力。光绪帝信以为然，予以采纳。

然而，光绪帝与陈宝箴等维新者的好梦刚过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猫在颐和园暗中观察动向的慈禧老佛爷，从紫禁城飘来的雾影风声中感知将有祸及自身的兵变发生，乃采取先发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风高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绪帝，次日宣布训政，捕杀维新党人。时康有为、梁启超辈均在京师，闻变，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难，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时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与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获，斩于京师菜市口。

据云，当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京师，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馆避难。然而谭氏却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并号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当谭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车，受刑前一刻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扬手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鬼头刀上前行刑。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的刹那，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氏在戊戌政变前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人头落地前歇斯底里的狂呼大叫，令后世研究者大感迷惑，并为此争论不休。许多年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对他的学生石泉谈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抚衙门时与谭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点玄机。陈谓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常常跑到陈家去哭。谭后来热情奔放、易于激动甚至偏激的性格，恐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按陈寅恪的说法加以推断，谭氏在脑袋掉地之前歇斯底里的狂喊怪叫，当源于此。另据陈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只不过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的帝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极端结果，其实就在戊戌政变前，慈禧的后党已是杀机四伏，危及光绪帝的党徒了。当年珍妃入宫前的老师文廷式（芸阁），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与陈家有同乡之谊，且过从甚密。在甲午前后政局动荡中，是一位上蹿下跳的活跃人物，堪称帝党中的一员干将。但随着珍妃受慈禧老佛爷的打击而失势，作为党羽的文氏亦被革职回籍。戊戌政变的前夜，慈禧的后党采取了一个“斩足”行动，对帝党中枢外围党徒先行密旨拿问。文廷式通过密布京城的好友与徒子徒孙得到消息，知大祸来临，连夜从家乡逃出，流窜至湖南长沙巡抚衙门躲避。陈宝箴深知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即招来砍头灭门之罪，但念及旧情故谊，还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后，由陈宝箴秘密安排，并赠300两白银于文氏，送其潜往日本避难。文氏直到庚子年义和团事起后方返故土，此时朝廷已无力顾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帝党还是后党之徒，他算是躲过了一劫。

文廷式侥幸活了下来，但当年搭救他的陈抚台却命归黄泉了。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大幕的降落和杨锐、谭嗣同辈人头落地，陈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戊戌政变之后，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辈乃陈宝箴所荐，加之湖南为新政改革急先锋，宇内闻名，慈禧老佛爷盛怒中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达诏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悲愤交加的陈宝箴于无可奈何中卸去顶戴花翎，黯然走出长沙城那高大威严的巡抚衙门，携家带口返回江西南昌隐居。其时妻子黄夫人早于一年前病逝，停灵于长沙，宝箴扶柩就道抵达南昌，葬夫人于南昌府城西40里西山之下，于墓旁筑建居室，名曰崝庐。其宅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楼上有游廊，可与墓地相望，环屋养鹤，澹荡游吟山水间。光绪二十六（1900）年六月二十日，陈宝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七十岁。

关于陈宝箴之死因，坊间流传多种版本，按其子陈三立编《巡抚先府君行状》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说。另有一说称为慈禧老佛爷赐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陈宝箴之死的真象》一文中云：“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此文刊出后，著述此类题材者多有引用，并添油加醋予以铺排，遂使“赐死”之说流传于世。据史家王子舟考证，宗氏所引记载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但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常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春秋总回西山扫墓，每有诗篇，皆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诸迹象，赐死之说似不谬”。

陈宝箴有子女各二人，长子陈三立，即陈寅恪生父，次子陈三畏，早卒。

◎ 槎浮海外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时，六岁的陈寅恪随父母、祖父母寓长沙巡抚衙内。陈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后不幸病逝，继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安醴。寅恪出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间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辈又称其为“六叔”。

陈寅恪大约五六岁即进入家塾蒙馆就读，延聘之塾师已不可考，所学除四书五经之类，另有算学、地理等现代知识。陈宝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携家迁居金陵，除家塾外，还在家中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思益学堂，延师教读，时十一岁的陈寅恪进入思益学堂接受教育。据陈隆恪女儿陈小从记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另外，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他们的蒙馆生涯。”陈小从所说的柳翼谋即后来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柳诒徵，校长则是一代名儒陶逊（宾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为教席。学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孙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华等。其时学生们梳辫发，穿制服，一派新式模样。两江总督张之洞驻金陵时，对陈三立创办学堂深表赞许。继张氏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慕其名声，曾亲到学堂视察，见学生们列队敬礼，神清气爽，模样俊秀可爱，欣喜之下每人特赠文房四宝一份予以嘉奖。

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与私门授业，使少年陈寅恪自幼熟习国学典籍，而新式学堂所传授之地理、算学、英文、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又博其思想，增其见识，拓其视野，为日后放洋游学，接受东西洋现代文明洗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陈寅恪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于中山大学第七次交代底稿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自陈小从的回忆与陈氏本人的“交代”看，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对子女的教育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做了现代科学规划的，宋代通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陈三立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则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里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创办学堂的同时，陈三立已经萌发了送子赴日与欧美留学深造的构想。究其内情，陈寅恪在长大成人直至晚年，偶尔对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对“义宁陈氏”一门文化渊源详加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启超、吴宓、俞大维、傅斯年等少数几人体会出个中况味。1945年，吴宓在撰写《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时，曾言道：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右铭公之家世经历，亦略同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唱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

吴氏之说大体不差，陈寅恪正是怀揣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托命，放洋游学，开始了他寻求救世之道的漫长途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风潮兴起，十三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离金陵赴上海，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行前在上海旅馆偶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传教之士，无职无权，却属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能人”一类。其人除了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肚子里也确实有点儿干货。凭着他的识见和钻营机巧，在清末政坛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戊戌变法之年，几乎成了光绪皇帝的顾问，其译著《泰西新史揽要》一度风行中国，传诵一时，为知识界所广泛瞩目。李提摩太汉语甚好，见衡恪、寅恪兄弟欲赴东洋留学，遂用汉语与之交谈，并谓：“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

轮船鸣响着汽笛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大海苍茫，碧水蓝天，如此浩瀚壮阔的场景，是陈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遭遇。为此，陈衡恪写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苍玉”的壮丽诗句。身材瘦小、童气未脱的陈寅恪，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游学生涯。

陈家兄弟踏上日本国土，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该校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由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私立补习学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提供预备教育，主要讲授日语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伦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业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学生各自的条件和造化。与陈家兄弟由上海同船赴日的留学生120余人（南按：时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300人），另有40人赴欧洲留学。在东京码头下船后，进入弘文学院就读的人数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这22名学生中，就有比陈寅恪年长九岁、虚岁二十二的绍兴小个子鲁迅。这一年，鲁迅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和其他几位同学将被派往日本留学。3月24日，在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鲁迅等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俞明震是个新派人物，鲁迅求学时对他的印象不坏，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这个新派的总办俞明震就是陈寅恪的舅父。

其时，陈寅恪与长兄陈衡恪作为自费留学生，于上海码头登上“大贞丸”，并在其舅父俞明震的护送下，与鲁迅等学生结伴同行。陈衡恪也是矿路学堂的学生，与鲁迅同学且交情甚好。到达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后，陈衡恪与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过从甚密。1904年春，鲁迅和陈衡恪等联名给国内的友好写信，由返国的弘文学院同学沈瓞民带回分别投寄，介绍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与弘文学院同学们的近况。据沈瓞民后来回忆说：“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师曾（陈衡恪，美术家，当时也在弘文学院读书）二学长，邀我到东京日比谷公园啜茗吃果子……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日本政客中州进午提出‘日本统治满洲说’；户水宽人又发出‘天授日本’的谬论，认为‘根据诸学理，应由日本占领满洲’；有贺长雄又发出‘满洲委任统治权’的妄说；种种侵略谬论，在报纸上广为鼓吹。而我国有一小撮的留日学生，却还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鲁迅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他同时指出，蔡鹤卿（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鲁迅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他向蔡、何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原书没有抄录，大意是这样的。我到上海，即交给蔡、何两君。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由我分投；诸人阅后，皆有戚容，沉默不语。……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寥寥无几……”

陈家兄弟，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陈衡恪当时确实意识到了鲁迅的“卓见”、爱国热情并受到鼓励，二人成为同道中人。民国后，鲁迅与陈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职，来往更加频繁。鲁迅喜文史、艺术，陈衡恪擅长篆刻、书画，因而关系越来越密切。《鲁迅日记》对鲁迅与陈衡恪交往的记载多达70多笔，如果不是陈衡恪英年早逝，当会更多。不过，当时的陈衡恪和年少的陈寅恪两兄弟没有想到，这个在生活中不太吭声的小个子、嘴巴上刚刚露出毛茸茸黑须的绍兴“土老儿”（蒋梦麟语），会在后来以鲁迅的笔名一举成名，并把手中的笔当成投枪和匕首，终于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不过日后的陈寅恪很少向外人道及与鲁迅的这段因缘际会。据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指斥的“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因而，陈氏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这是陈寅恪的洞察事理与自尊之处。

光绪三十年（1904）夏，陈寅恪假期回国返南京。据当代史家王子舟说，陈氏归国之原因可能是在日费用见绌，因为当时留日者多富家子弟，有些日人借机刮其钱财。留日学生进书店，图书加价；进商店，货品加价，乃至“房东揩他们的油；扒手、小偷虎视眈眈；下女替代买东西要一成半的小费；野妓打扮成女学生，以妖眼来诱惑；得病即为医生之饵”等卑鄙行径司空见惯，中国学生深受盘剥欺骗之苦。当然，陈寅恪归国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官费的资助。因为归国未久，就与其五哥陈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并于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陈三立有《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然有作》诗，第二首云：“游队分明杂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涯返，海水浇胸吐与谁。”此次赴日，寅恪重返东京弘文学院，其兄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大财商系就读。

陈寅恪二次赴日，正值日俄因争夺中国东北利益而大打出手之时。日本侵占中国的旅顺、大连、营口等地，而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只能作为“局外中立者”，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国交战地，辽河以西为中立区，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的狼熊在中国土地上疯狂撕咬嗷叫而束手无策。这一狼一熊撕咬的结果是：俄国熊伤势严重，渐感体力不支，不得不放弃在中国东北部分特权，拱手送给日本狼，并割库页岛南半部分以和，日本狼借此获得满洲南部特权。至此，世界各国的狼虫虎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基本划定：德国占据山东半岛；法国拥有两广、云南、四川；俄国占据北满；日本获得南满、福建，并获得在东三省扩大通商、营建铁路、经营租界等项特权；英国以长江流域、云南、西藏为势力范围；美国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全中国的门户全部无条件地向强大无敌的美利坚合众国开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寒假，陈寅恪因患脚气病回国调养。至此，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彻底画上了句号。病好后的陈寅恪没有再赴日继续深造，其缘由固然复杂，但在后世研究者看来不外乎有如下几个方面。

日本于日俄战争得手后，开始以世界列强的身份雄视东方，对中国人更是骄横跋扈，极尽丑化蔑视之能事，留日学生被蔑为“支那人”“猪尾奴”“清国奴”。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过仙台学医时那种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向来不善言辞的陈寅恪也曾多次表示过“对日本人印象不佳”。面对日本举国上下毕现的种种骄狂之态与轻妄之举，不只有藤野先生那样“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教授为中国留学生鸣不平，当时日本有识之士也曾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与忧虑。著名政治家、学者宫崎滔天在《关于中国留学生》一文中曾明确地警告日本当局与国民：“我深为日本的威信而悲，为中日两国的将来而忧，更为中国留学生的处境而不禁流泪。……我要寄语我日本当局、政治家、教师、商人、房东、下女、扒手、小偷和妓女，你们旦夕欺侮、讥笑、榨取、剥削、诱惑的‘清国奴’中国留学生，将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你们心中没有一点慊焉之情吗？侮辱他们，势将受他们侮辱。互相侮辱必将以战争终始。”未来的事实被宫崎滔天不幸言中，只是当时日本国民并没有把这位智者的忠告放在心上。

面对日人的骄横与轻视，鲁迅感到了切肤之痛，陈寅恪也自当不会例外。不过，当陈氏第二次去日本时，鲁迅已离开弘文学院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如鲁迅在自传中所说：“这时正值日俄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鲁迅所说的小计划，其中之一是企图像当年的著名刺客荆轲一样，采取暗杀手段再加以群众暴动推翻清王朝。除了暗杀与暴动的宏图大愿，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有相当一部分理想主义者，试着从文化上探寻救国之道，也就是要深究学术的精奥，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即胡适后来所倡导的“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云云。而当时世界学术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东洋，日本学术只是欧美学术的二手货，要想真正明了彻悟先进文化的奥秘和前进方向，就必须像当年唐僧玄奘一样，非到这一文化的发轫之地取经不可，否则近似扯淡。正因如此，鲁迅便有了出走欧洲到德国求学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倒是相对年轻的陈寅恪把这一理想化成了现实，了却了平生夙愿。

许多年后，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日本东京帝大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东京大学改制而成，借助明治维新的契机，改制后的东京帝大仿德国现代化大学制度开科办学，并大量聘请外籍教师，尤以德国比例为重。当时德国柏林大学的史学大师兰克，门下有一叫利斯（Ludwig Riss）的弟子，被聘为东京帝大新创立的史学科教授。后来名噪一时，且与陈寅恪在学术上交过手的东洋史代表人物白鸟库吉，就是利斯指导的史学科第一届毕业生。由于白鸟库吉毕业后又游学德、匈等国，成名后参加过数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故陈寅恪称东京帝大一派西学较佳。而以内藤虎次郎为开山鼻祖的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学派，所承继的是日本汉学研究传统，中文根底较深，即陈寅恪所说的“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者。尽管陈氏说这话时是在离开日本30年后的1935年，但总体评价尚属公允，这除因陈氏本人后来与日本学者有所交流外，与他当年游学日本有密切关系。如同后来中国的考古学派一样，凡是倾向欧美学派与学术源流者，在新的文化进程中均得到发展壮大；凡承继所谓传统的学派如金石学者，逐渐没落。日本的东京帝大派最终战胜了西京学派而出尽风头，其原因也固如此。

已见过世面并成为青年才俊的陈寅恪病愈后，不愿再看日本小鬼子的脸色，也不满于日本的东洋史学，乃立下赴欧美游学，直接从现代学术源头寻找启迪的雄心大愿。为实现这一理想，在出国前，陈氏插班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就读，主攻英语，兼及德、法等语言。经过两年半的苦熬，于宣统元年（1909）夏毕业。是年秋，在亲友资助下自费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宣统二年（1910）秋，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闻知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想到了祖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诗一首，内有“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之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怀。

宣统三年（1911）春，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不得已转地治疗，北游挪威，二旬而愈。这年秋，陈氏至瑞士，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当他阅报得知国内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消息时，即去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资本论》就读，以了解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论体系。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曾涉及此事，陈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据史家考证，陈寅恪可能是中国人中第一个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者。这一年，陈寅恪二十二岁。许多年后的1953年11月，原为陈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北大教员汪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派遣，赴广州中山大学敦促时任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北返，就任刚刚成立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长。陈寅恪除了对汪篯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举动大为反感外，在亲书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对陈氏一贯提倡和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深层意义暂且不表，至少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作为最早读过《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之一，当不会做虚妄孟浪之谈。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且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加之国内局势动荡，军阀纷争，城头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换，陈三立被迫携家避居上海，陈寅恪也不得不暂时归国。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翌年春，陈氏脚气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游学海外，先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再游学伦敦。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法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此番游学欧洲，除期间回国短暂逗留外，前后凡四个年头。

1915年春，陈寅恪于阅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长兄陈衡恪。此时陈衡恪已于日本学成归国，在教育部任编辑之职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美专教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时的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陈”指陈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陈寅恪此次北上，在陈衡恪的引见下拜访了许多京都名流，并得以与同船赴日留学的周豫才相会。这时的周豫才尚寂寂无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佥事的公职，多数时间在阴沉破旧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借此纾解心中的郁闷。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要等到三年之后。周豫才送陈寅恪书、画一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二期，1970年4月。
《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据流传的一些史料记载，王国维是被溥仪召进宫，勒令应清华之聘，而溥仪是受胡适请托，才“下诏”的。这只是一方说辞。胡氏托溥仪说项的时候，溥仪还在紫禁城居住。而当吴宓接办之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赶出紫禁城避居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有些巧合的是，吴宓到王宅的这一天，溥仪乔装打扮，秘密潜往天津，在日租界张园设立“行在”。因而王国维为此事曾偷偷到天津面见过溥仪，所谓“下诏”也是这时的事。王氏此举，其因是清华为洋学堂，王心理上有顾虑。关于此点，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有所提及。陈以他的老师蓝文徵（字孟博，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口气记述道：“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先生便不就……”（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吴宓《交待我的罪行（九）：演讲〈红楼梦〉》，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见1919年3月26日条。
《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关于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与张彭春被挤出清华园一事，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张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所致。张彭春乃南开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生二期放洋留美（赵元任名列第2，胡适列第55名），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话剧创作活动。后来成为名人的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成员并得到张彭春的亲自栽培。1919年，张氏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张彭春的眼里，吴宓的为人为学皆不值一哂，并在人前人后对其表露出轻视意味，此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做“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见《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言辞中见出吴氏的书生本色，也透出其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不过，时间不长，张彭春便在严酷的派系倾轧中，因弄权施术威胁到曹云祥的个人利益，被曹抛弃，辞职离校回天津南开，帮助其兄治校去了。吴宓于1926年1月18日记云：“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2月3日吴宓又记云：“闻校长已与张仲述决裂，准张氏辞职。张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离校云。念及年来相处，及其中风潮，兔死狐悲，为之慨然。”（见《吴宓日记》，第三册）
张去职后，派系倾轧更趋严重，吴宓很快就遭到了张派嫡系的暗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页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吴宓不得不向校长曹云祥递交了辞职书。出于复杂考虑的曹云祥很快批准了吴的请求，并于3月16日把布告张贴到研究院主任室门口，“以作宓去职之正式表示”。（《吴宓日记》）与此同时，曹云祥索性来了个斩草除根，将其调离研究院，弄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暂由曹本人“兼理”。从吴宓留下的日记可知其心境之凄凉悲苦，同时也见出即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塔之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被搞得晕头转向，悲不自胜，如自己所言：“宓之不善自谋，到处悉然，可胜悲叹。”（见《吴宓日记》，第三册）
通过检索大陆与台湾史语所保存的原始档案，结合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简编》（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对傅在北大学习期间及留学欧洲考试时的分数加以梳理、统计，即可见到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超人的才气。
1913年12月，北大预科各班成绩表，傅斯年考试成绩为：
国文85分、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注：原成绩单如此）、外史96分，总计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绩未找到，暂空。
1915年，据6月预科各班成绩表，傅的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163分，总平均89.5分，旷课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秋升入本科国学门。其毕业考试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旷课扣分加3分，实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学年课业成绩，（各科略），总计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分工，实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总计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夏，傅卒业于北大文科国学门。其中第三学年成绩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详。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乡山东省参加官费留学生考试，名列第二。
正是傅斯年在北大历次考试中获得的骄人业绩，以及超强的组织办事能力，才使他一度心高气傲，不把一般师生和平庸之辈放在眼里吧。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载《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编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革命》，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热风·五十九“圣武”》，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闻趣事》，载《文史博览》（原《湖南文史》），2003年第11期。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1989年5月。
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闻趣事》，载《文史博览》（原《湖南文史》），2003年第11期。
据罗家伦回忆说：“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些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买外国书。”（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1989年5月）
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载《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联合会学术部编，1950年印行。
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载《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联合会学术部编，1950年印行。关于傅斯年官费留学生考试成绩，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条记载：“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民十两年北政府教育部公报。这些公报上，对于当时有价值的论文或演讲稿，都收入‘附录’里。”编者附记云：“在附录里，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第二名。”（见第八册，台北联经公司1990年校订版）另据屈文说：为了这次官费考试，还有一个插曲，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烈学生而不拟录取。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终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相当友好关系，1948年，傅在美国养病，竟被选为该届“立法委员”，傅氏不就，当局托陈雪南出面劝说，傅才接受，后因被任命为台大校长而辞职。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纪念傅故校长筹备委员会哀挽录编印小组编，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浚著，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于忠肃，即明朝名臣于谦，卒谥忠肃。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郭嵩焘《送陈右铭廉访序》，载《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五，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
《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散原精舍文集卷五，陈三立著，李开军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湘绮楼日记》，第一卷，［清］王闿运著，吴容甫点校，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同治九年（1870）正月十六日条。
《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散原精舍文集卷五，陈三立著，李开军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陈小从《庭闻忆述》，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载《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卞孝萱、唐文权编，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载《饮冰室合集》，第六册，《饮冰室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据陈小从所述，情节略有出入，其文曰：“当时文廷式正隐藏长沙某处，密旨抵抚署，右铭公压下未发。先祖（南按：陈三立）密遣心腹，携银至文住处，劝其速逃。当时适有文之同里某候补知县，来抚署告密，并言：如去捉钦犯，彼可带路。先祖佯与应付，估计文已脱险，始虚张声势，派人扮演了一场捉拿钦犯的闹剧。”（见《庭闻忆述》，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出版。
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陈寅恪》，王子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陈封怀回忆录》（未刊稿），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陈小从记录稿》，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载《国学研究》，第一卷，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文为吴宓遗稿，由其女吴学昭提供刊布。初写于1943年2月15日。1945年8月，在成都，吴宓托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为陈朗读此稿，陈改正数处，其后吴宓悉以墨笔修改或旁注。
《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诗序，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日本游》，载《陈师曾先生遗诗》，卷上，中华书局1930年石印本。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载《上海文学》，1961年第10期。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载《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陈寅恪》，王子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载《革命评论》，1906年9月5日，中译文转引自《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王奇生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散原精舍诗卷五，陈三立著，李开军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载香港《大成》，第四十九期，1977年12月。
载《革命评论》，1906年9月5日，中译文转引自《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王奇生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自传》，载《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欧游道中寄书》，载《胡适作品集》，第十一册，《治学的方法材料》，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出版。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