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还是遗忘

长颈鹿和斑马

建筑师长颈鹿找了份图书馆的工作，他并不是希望像博尔赫斯一样在图书馆里写出什么惊人之作，或是什么“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树林”，他只是想改变一下。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那高高书架上的书拿给读者，然后再把它们整理好。他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这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另外，他也喜欢那些泛黄的书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温暖如同下午的阳光。

长颈鹿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被告知，他会遇上一个合适的人，那人会在窗明几净的午后步入他的生活，而那一天将是他生命中超然卓越的一天。那一天，天河倒灌，星月逆行，阳光比其他的任何一天都要明媚妖娆。

长颈鹿在许多个窗明几净的午后遇到过许多人，这些人会说：“哇，你真高真帅耶，能帮我拿最上面的那本……不……左边再左边……对，就是这本。”每次他把书拿下来，都想着这人就是了。但是天河没有倒灌，星月还在顺走，那一天的阳光也没有什么特别。

有一天，长颈鹿在无聊地翻着《博尔赫斯全集》，在翻到《沙之书》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写着：“你好，愿意聊聊吗？”他笑了，又是哪个少男或少女在玩这种搭讪的游戏。“你好，把你手上的那本书给我。”一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声音，他下意识地把书递了过去，低下头，是斑马。斑马翻着书，抬起头，表情诧异，显然，她也发现了那张纸条。长颈鹿摇摇头走了，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我写的。”斑马虽然穿得很炫，那天也窗明几净，但天河没有倒灌，星月还是顺走。

第二天，长颈鹿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有些紧张地取下那本书，慢慢地打开，两个字：好的。

看着那清秀的笔迹，长颈鹿忍不住接着往下写：“那么，聊点什么呢？”合上书，把它放在了低一点的书架上。就这样，那本书成了他的牵挂，你一句我一句地来往着。那牵挂像是恋爱，又不像，模模糊糊像奶油蘑菇汤。

有一天，他照例打开那本书，纸条上写着：“我想我不能再在这儿留言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他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书架，好像生怕它会摔碎一样。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他还是会在午后，在一样的时间，取下书，闭上眼，打开，睁开眼……然而什么也没有，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

他把那本书取下来，让它消失在了图书馆里。他想，再没有人会找到它了。图书馆的咖啡厅，午后，窗明几净，百无聊赖。旁边桌一对情侣，女：“你还记得当年你给我留纸条“你好，愿意聊聊吗？”的那本书吗？我后来再也找不到它了。”男：“记得，最后你写了句‘我想我再也不能在这儿留言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长颈鹿差点没被咖啡呛着，转头吃惊地看着他们，没头没脑地问了句：“那后来呢？”女的抬起头，环顾四周，确定长颈鹿是在问他们，犹豫了一下说：“后来他就主动向我表白了。”

长颈鹿站起来，冲出图书馆。斑马站在人群中显得那么孤单，夕阳下容颜娇艳，七彩的斑纹炫得他满眼泪水，他抬头望天。

去他的天河倒灌，星月逆行……

班长的单车

班长姓许，“许”在海南话中的读音和“苦”相似，所以大家都叫他“苦瓜”。当年的班长不像现在这般长得着急，那时的他清秀、阳光，用现在的话来说着实是“小鲜肉”一枚，与扭成一团的苦瓜相去甚远。可“苦瓜”这个外号还是不胫而走，街知巷闻。外号就是这般的不可理喻和莫名其妙。

班长似乎是为“班长”而生，或者说“班长”这一职位就是为班长而设。在他的人生历程里，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只要有“班长”这一职位存在，他就永远是班长。我也曾经担心，有那么一天，没有“班长”这一职位了，他怎么办？可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多年后，他已与时俱进，和“书记”结了缘。

班长就是那种传说中德艺双馨，哦，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360度毫无死角，是好孩子的代表，好学生的代表，好同学的代表。反正就是那种优秀得每次班长选举，如果你不选他，就感觉像欠了他几百块钱一样。由于这般的优秀，他也成为了我们中学建校一百年来第一位在高中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生。在入党之前，党的有关部门郑重其事地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回来后，他悄悄地和我说：“他们问我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好像答成1911年了，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不让我入党吧。”我说：“没事的，是他们主动吸收你入党，你不答成1840年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为了突出班长的优秀，顺便说一下，我当时刚刚因为共青团知识考试时“视力太好”被共青团拒之门外。和班长的优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班长的单车。有无数的人总是试图纠正我“单车”的说法，说书面语应该是“自行车”，可正是班长的单车让我执拗地认为，自行车和单车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东西，班长的单车和班长一样，是个传奇的存在。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个叫作“单车”的物体：锈迹斑斑，轮胎光滑，一路走一路掉锈屑；车把能进行360度旋转；车上每一个零件都能发出悦耳的声音，唯独铃铛不响；它采用无极变速器系统，可刹车却要靠脚。就是这样的一个物体，每天准时驮着他进入校门，途经路上的人群纷纷给予注目礼，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去，心里想的是：这车会不会刹那间散了架，班长会不会从此“腾云驾雾”……但现实是可怕的，班长的单车不但没有散架，而且驮着班长度过六年的中学生涯，还无数次地驮着班长、我、曾智三人流窜于府城的大街小巷。每次当我不忍心跳上那横梁时，班长总是说：“别磨蹭，快，结实着呢。”而更惊悚的是，大三那年暑假，班长忧伤地告诉我们，他的单车被偷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不是一起盗窃事件，这是一起恐怖事件。这个小偷肯定是瞎了！李斯说得更绝：“你那车配得上‘偷’这个字吗？顶多就是被‘收’了。”话虽这么说，但我真心希望，班长的单车不是被轧成了铁块，而是安安静静地在某个记忆博物馆里，记忆着我们的荒诞和年少轻狂。

同桌的你

那天，莫名就想起了他。写了个题目：我的同学。觉得不够煽情也不够文艺。那年大二，在清华，他送我校园民谣的卡带，说，你该听听这个。自此之后，我就从一个比较庸俗的美女爱好者演变成一个有点文艺的美女爱好者。文艺青年年纪一大就会有些装，这有点恶心，但兄弟，没办法，同桌的你，这听起来确实有点销魂。

同桌的他，有两大特征，头大、手指细。头，那是相当的大，像我这种从小就有外号叫“大头”的，在他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头大聪明”这老话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聪明，我一般不太容易夸人，但他确实是相当的聪明，记忆力是相当的超群。同桌的两年里，我曾经不断地试图挑战他，但最终发现，我和他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比试的方法很简单，找一篇大家都没看过的短文，看半个小时，然后看谁复述得多。我曾经找了一篇我较熟悉的短文，但还是败下阵来。自此我不再和他比这个了，也终于知道了什么叫“自取其辱”。高中毕业，他轻松地以理科状元的身份进入清华。进入清华后，每次见面，他和我谈的都是政治，再不提风月，这让我觉得自己很龌龊。直到他送我卡带，我才发现，原来谈政治只是表象，骨子里还是风月。我释然。

大头手指细，可真细，像女孩子的手，一到冬天就莫名奇妙地掉皮。他一边撕着手皮，一边还不无伤感地说，冬天要来了。就这样的手指，他还拉小提琴。这是我妒忌的。我不是妒忌他拉小提琴，我是妒忌他竟然混进校文工团了。你想啊，校文工团，那都是美女啊。多少个日夜，我踯躅在它的窗前不得门而入。我开始诋毁大头的“艺术”，每当他排练回来，我就会问他，今天又杀鸡去了？今天杀了几只啊？他是满脸的大义凛然，那是艺术，你懂吗？说实话，他这么一说，还真把我震住了，谁让我混体育界不混文艺界呢？唉……

大头和我都不是德艺双馨的好学生。怎么用上德艺双馨这词了？应该是品学兼优才对。好玩、恶作剧、年少轻狂。大头爱笑，狂笑型。笑声像火车开过，笑点还特别低。晚自习的时候，鸦雀无声，那时写作文经常会说“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声音”的那种场景，大头会突然爆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伴随这销魂的笑声，“咣当”一声巨响，同学们满脸怨恨地回过头，发现大头正缓缓地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拿着解了体的椅子腿，口中呢喃：共振、共振。

大头有很多名言。还是晚自习，还是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声音，窗外，有人在给树木花草浇水，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大头会在此时大发感慨：人类失去了联想，世界会怎么样？那时，总有个低年级的女孩子来找大头，每次我都会调侃他说，大头，你小子行啊。而他则会突然很腼腆地说，那时候我们还小，还不懂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来，这话像十七岁那年说的吗？怎么听也像是你懂的、你懂的。

同桌的大头，在高中毕业二十年聚会时，远在美国那个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大学，通过视频问了我们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高校警还在吗？这才让我想起，高中三年的生活，那无法忘怀的都和高校警联系在一起。大头，高校警说，你那年塞他怀里的气球，他一直挂在房顶，神奇的是，它一直没漏气。大头，高校警还说了，现在他不会每天在校门口和你打招呼了，因为他坐办公室了。大头，高校警最后说了，以后和女孩子聊天别老站在路灯下。

兄弟，突然就想起你了，你现在还听《同桌的你》吗？

小黄狗

沙子刚才还晃着耀眼的白光，一转眼就黯淡下来了，还有了些许的凉意。河的对岸是高耸的烟囱，收工的汽笛似乎是从那发出的，悠长而凝重。

湿气从草丛里蒸腾上来，一只小虫顺着手臂爬上了他的脸，现在就在他鼻子的下方。他微微睁开眼睛，冲着它微笑。

他又闭上了眼睛。他已经在河岸边的草丛中躺了一个下午了。午饭后他就跑到了河边，在温热的细沙草丛中躺下了。那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每次不开心他都会来这里躺下。耀眼的阳光和河水流动的声音似乎能够让他平静下来，每一次他都会睡着。

“不要把小黄送走好吗？”他请求说。

“不行。”母亲很强硬，“不允许再养狗了。”

“为什么？”

“这是一场运动！”

他不明白母亲所说的运动，但他常常从大人的嘴里听说“这是一场运动”，这似乎是件很严肃很残酷的事情。前天他还在河边看到打狗队的人把狗在河里活活淹死了。他当时觉得自己在发抖，不知道是愤怒还是绝望。

“我会把小黄送到打狗队找不到它的地方。”父亲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不知道那将是个什么地方，也许会有那样的地方吧。

中午回来，小黄没在门口等他。他想，小黄应该已经在那样的地方了。

太阳越来越低，好像就要掉到河里了。微风中有些凉意，夜色似乎已到达了河的上游。这时，他发现远处有双眼睛在打量着他。它越来越靠近，直到他能看到它眼角的泪水。

他猛地从草丛里爬起来，疯了似的往家跑，边跑边绝望地想：小黄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人书

线描的钢笔画，很有小人书的感觉。

小人书，我们那儿也叫公仔书，正式的叫法应该是连环画。我曾经拥有几百本小人书，那是我的绘画启蒙，也是我爱涂鸦的一大原因。

爸很爱看书，有一大箱一大箱的书。爸是我们那地方为数不多的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我们那儿能读书的人不多，爷爷能认少量的字，但并不想让爸去上大学，听说当年还把爸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藏了起来。爷爷是个手艺人，会利用废弃的金属、橡胶做一些日常用品，例如祭祀用的烛台香炉，平时穿的木屐等，按现在的说法是很“潮”的：绿色、手工。也许他是想让老爸继承他的手艺吧。

爱看书是受了爸的影响，爸有一箱小人书，是他小时候攒下来的。把他的小人书弄到手可不容易，他是作为奖品奖励给我的，十道题，全是鸡兔同笼或是火车赛跑之类的题目。虽然有时我也奇怪，有时间数头和脚，为何不直接数鸡和兔的只数呢？但想法归想法，题还是要做的，做对八题就奖励一本小人书，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有把他的小人书全弄到手。有时我也想看看他柜子里的书，但他说那是大人看的，小孩子看不懂。

直到上了初中，爸爸才给我看他说的大人才看的书。我说我要看《红楼梦》，他说你看不懂，给了我本《七侠五义》，现在看来那可能是最早的武侠小说了。后来我又陆续看了什么《说唐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敌后武工队》等，所以那时候我的偶像就是梅花枪罗成和常山赵子龙。我一直喜欢用长枪的，那是技术活，优雅，不喜欢拿刀使锤的，觉得那是力气活，暴力。《红楼梦》最终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前几年重读《红楼梦》，像没看过似的，也许爸说的对，那时还真看不懂《红楼梦》。

小人书在那没有电视，电影也是一年看几次的年代，大大地丰富了我的娱乐生活。随着离开家乡和多次搬家，我的小人书大多丢失了。在所有小人书里，我最爱三国，也最爱赵子龙，那是我对于一个人最完美的想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颜值高、功夫好、人品爆”，每次想起他就会想起我的那些小人书。

烟囱

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工厂里，厂里有高高的烟囱，烟囱里时常冒出“紫色”的烟（那时候我觉得那是白烟，中学时学了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我就把记忆改了，认为那是紫烟）。那些烟雾升上天空，就和天空混为一体，这让我认为：天空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那时我一直搞不明白，烟囱这么瘦长的东西是怎么砌出来的。烟囱上还有供攀爬的铁梯，让人有种莫名其妙的欲望——想往上爬，然后像小鸟一样飞下来。我一直以为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想法，直到那年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发现竟然有人把它实现了，甚为郁闷。

城市里的烟囱一根根倒下，工业化象征的倒下意味着我们正步入后工业化的年代。它们倒下去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些是瘫下去的，有些是直挺挺倒下的。我喜欢它直挺挺倒下的样子，那让我觉得很悲壮。烟囱没了，可我还时常梦见它，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也很崇拜弗洛伊德，觉得这家伙和别人很有些不同，可慢慢地就有点厌烦他了，觉得把什么东西都往两性关系上套也忒没意思了，而且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在这里，我也要驳斥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些观点：一看到类圆形的高层塔楼，就说这是男性崇拜。按这种说法，建筑还没法弄了，往天上走是男性崇拜，往地下走那又成了女性崇拜了。这些破想法要不得。

烟囱倒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慢慢消失，那上面不知如何刷上的大字也成为了解不开的谜。“设计不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解决中给予一个谜”，从斯卡帕的角度理解建筑的话，烟囱做到了。

为了弥补这些缺失，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创意园”，这些“创意园”的前身大多都是些旧厂区，稍微和艺术沾点边的单位都往里挤，好像不这样就不是搞艺术的。我们单位不能免俗，也挤进了“创意园”。可到了那儿，我却挺失望的，因为那儿竟然连烟囱也没有。还好，坐在办公室里，我发现了新的烟囱——广州塔。这改变了我们以前一直觉得烟囱是男性崇拜的想法，因为它婷婷玉立，还有个很女性的名字——小蛮腰。

“小蛮腰”让我变得有点开心起来，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在它消失的地方，你总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如影随形。烟囱并没消失，它只是以别的方式出现，以更高、更强的姿势。新的烟囱上再也不会冒出紫色的烟，它只会被紫色的烟所笼罩。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天空并不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

太阳河

幼时朋友来电话，聊着聊着就聊到家乡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他告诉我，幼时常一起戏水的那条河的河边现在都已经是高尔夫球场了，我原来住的那个厂现在也已经荒芜了。我问他河上的那座木桥还在吗，他说，早没了，现在你还见哪条河上还会有木桥的。这不由又让我想起那常在梦中出现的河：太阳河。

三岁的时候，我随着父亲一起到了当地唯一一个可称得上工厂的糖厂，开始了我有记忆的童年生活。糖厂的周边全是农村，背靠着一条河，以前所有的工厂边上似乎都有一条河，因为厂需要用水也需要排水。

那条河叫太阳河，很好听的名字。上游是个水库，石龟水库。据说是当年挖水库的时候遇上了个巨大的石头，样子很像乌龟，因而得名。我上学的小学校就在河的对岸，也有个好听的名字：马坡小学。这也很奇怪，我们那根本就没有马，怎么会来个马坡。我们每次上学都要经过那条河，河上架的是简易的木桥，可我似乎很少走那座桥，总是游过去。在岸的这边脱了衣服放到书包里，把书包举到头上，头浮在水面上，“哗啦、哗啦”就过去了。快到对岸时把书包往岸上一丢，继续在河里玩一会，然后才穿上衣服上学去。

本以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可每次放学回家还是会给我爸发现，爸爸当时是不许我一个人下河的，因为那条河每年总要淹死几个小孩。爸爸检验我是否在河里玩了的方法很简单，听说是爷爷传下来的，让我把袖子卷起来，用指甲在胳膊上这么一划，划过的地方泛起了白色，这就暴露了。处罚也很简单：面对黑板——在家里的那块黑板上写检讨，然后站上一个小时。可我还是屡败屡站，屡站屡败，一直到小学快毕业，爸看这么长时间也没把我淹死也就作罢，不再和我计较了。离开那厂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回去。那条河确实是我童时的乐园，多少年过去了还是经常会在梦中出现。

露天电影

有一次看电影，银幕突然黑了，可是声音还在，有一个家伙站起来大喊：“干啥呢？晃晃鼠标啊。”小时候看露天电影，也会遇上银幕突然黑了的情况，或者银幕上的画面大头朝下。有时候银幕还会烧着了，那不是真烧，是拷贝过热烧着了，这都不是晃晃鼠标就能解决的。

露天电影对于我这种在国营工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印象深刻的。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空调，炎热的夏天，人们晚上的娱乐是朴素的：在房子前围成一圈，扇着扇子，聊聊天。而我们也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做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父母们也希望我们学习成绩优秀，但也没给我们太大的压力，似乎也不担心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毕竟那时没有“学而思”也没有“卓越”，也不知道什么“奥数”“奥英”，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晚上我们的乐趣就是玩“躲猫猫”游戏，没想到多年以后这游戏还能玩出人命来。

厂里会不定期地在大操场放电影，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放电影的那天下午厂里的广播就会不断地广播“今晚放映国产彩色故事片……”。这天我会不断地督促妈妈“妈，怎还不吃晚饭啊？”一般早早吃完饭后，我会和哥哥搬上两张大藤椅到操场上去占位置，占最好的位置，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位置就是放映机正前面的那两个位置。这样可以一边听着拷贝“咯哒、咯哒”的转动声一边看电影，还可以欣赏放映员熟练地换片。那时候电影幕是挂在操场中间的，幕的两边都坐满了人，风大的时候，幕还会不断地前后晃动，电影里的人也会跟着不断地变形，有时还会产生一些奇特的效果。

操场的周边是一些卖小零食做小买卖的人，也就是卖一些甜水、花生、瓜子、小糖果之类的东西。这天妈妈总能开恩给我们兄弟倆两毛钱让我们买些零食吃，那时候我总喜欢买炸油酥来吃，也许是缺油水的缘故。

最喜欢看的是打仗的片，《地道战》《地雷战》《桥》……百看不厌。也有睡着的时候，例如有一次放《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就从头睡到尾，还是爸爸把我抱回家的。但无论如何，看露天电影就是我们那时孩子们的一次节日。

小学五年级，由于要考初中的缘故，学校要求晚自习。到了放电影的那天我们是一万个不乐意啊，可也没办法。晚自习九点结束，电影一般九点半结束，下了晚自习我们是飞奔着往操场跑，一般这样的话还能看上二十分钟。为此我们曾经和放电影的叔叔说过，让他能不能晚点放电影，可他每次都是那么准时。除非机器坏了，我们才能看得时间长点。

听说在国外露天电影已成为一种新时尚，人们坐在敞篷车里，抽着雪茄喝着红酒看电影。也许这是一种高级的“怀旧”吧。其实露天电影的真谛是它的“草根”。

台风

听说台风“妮妲”要驾临广州，政府高度紧张和重视，城市早早停摆，如临大敌。但作为海南人民的我，表示很淡定，皆因台风对于我这种岛民来说，实在熟悉不过。

台风，闽南话和海南话叫“风台”。这也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台风”一词的由来。海南岛地处祖国的南端，台风在每年的5月到11月之间不断光顾，最多的时候，每年有20个之多，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3个。海南人民甚少用伞，如用，亦遮阳多于蔽雨。究其原因，其一是，对于海南人民来说，如下雨，就没有什么必要出门了；如有事，那就等一会，雨一会儿就会停的。海南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像广州的雨那般缠绵，下起来几天几夜，没完没了。其二是，用伞既不方便也不安全。要不就是伞被吹得翻转，要不就是你会扶摇直上。风，浸润在每个海南人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