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原突围

1946年6月底开始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伟大的突围，是胜利的突围。记得北路突围部队经过艰苦的7个多月的鄂豫陕游击战争，1947年春撤出陕南到豫西北渡黄河在晋城整训整风时，没人（哪怕是高级领导人）说过中原突围是胜利的突围，当时听到的是失败和骂娘的声音。我们这些参加突围的战士，既丧气，又不服气。1947年8月，我们东出太行，到山东阳谷县同华野大军一起南渡黄河，并有幸参加鲁西会战。部队转移到豫东淮阳地区休整时，我们的老师长、中原突围部队最高领导人李先念请来了新四军老军长、华野司令员陈毅，在打谷场上，煤油灯下，他对突围部队（在晋城已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的话。陈军长说：“中原突围，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是胜利了！你们以6万人牵制了国民党30万，那位蒋委员长对你们毫无办法。如果没有你们中原突围拖住敌人30万，就没有我苏北七战七捷。不要说30万，就是再有10万敌人加入华东战场，华东的仗就很难打了。你们拖住敌人30万就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所以，你们中原突围不是失败了，是胜利了！”陈军长还用毛主席评价红军长征从30万减到3万不是弱了，而是强了，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宣言书的观点，反复讲了许多令人精神振奋的话。晋城整风整训3个月没有解决的问题，陈军长3个小时的讲话就解决了。凡是听了陈军长讲话的同志都是这样认识的。至于毛主席、党中央对中原突围的部署、指示、评价，我们有一个全面了解，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突围路上

中原突围时，我在13旅机关工作。从1943年初到中原突围，我一直在旅部机关，可以说是机关的老人了。

1946年6月26日晚，13旅部队从河南罗山县周党畈、定远店、张家塆一线向西移动。是晚，吴世安旅长亲自向旅直机关做了动员。大家心里想的是打回延安去，保卫党中央！27日部队抵达鸡公山脚下平汉线附近，开始接近敌人封锁线。13旅担负掩护、保卫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首长的任务。29日黄昏，37团和38团迅速突破敌人经营了几个月的防御工事，壕沟、鹿砦、铁丝网和暗堡被一一摧毁，敌人跑到平汉线上的据点里。37团和38团1营迅速包围了柳林车站，掩护领导机关和大部队在夜幕下通过平汉线。第二天蒙蒙亮，我们旅直机关越过铁路时，敌人还从碉堡里以轻重机枪扫射。包围柳林车站的37团立即向敌发起攻击，掩护后继部队通过了封锁线，并俘虏了一部分敌人。

我军以急行军速度向西挺进，越过桐柏山，横穿南阳盆地，强渡唐河和白河，可以说，一路势不可挡，蒋介石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队伍渡过白河，吃过晚饭，在宽阔的大道上有说有笑地行军时，突遇敌机空袭扫射。我军毫无戒备，队伍发生混乱。敌机反复俯冲扫射，虽未造成重大损失，但说明突围前，我们对防空教育和对空射击训练做得欠缺。遭此次空袭后，队伍只好改为夜行晓宿，避开敌机袭扰。

从进入土匪多如牛毛的豫西内乡、淅川地区开始，我们突围部队便进入了艰苦的岁月。首先碰到的是给养困难，搞不到粮食，干粮也吃光了。敌人胁迫群众对我搞空室清野，不但搞不到粮食，连找个向导也困难。我军纪律严明，不准随便拿群众东西吃。有个连队司务长搞不到粮食，战士一天没吃饭，司务长就从树上摘下半生不熟的梨子，分给战士充饥。为此，这个司务长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到达丹江时，队伍经过十天的急行军，不少同志脚上穿的布鞋烂了，又没有备用的。在西荆公路休息准备过丹江时，我在旅部机关队伍中走动，文工队最小的女队员杨艺新同志，把两只脚伸出来说：“你看，我的鞋全烂了。”也许我是机关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当时旅部司、政、文艺队、民运队是一个支部，管理科长刘正明调走，机关生活管理由我负责），她才向我求助。我一看，她的两只脚大脚指全伸到外面，鞋底也不行了。可是部队马上要过江，附近村子都是空空的，人都没有，哪能搞到鞋子呢？我看了一下方西队长，他坐在那里为队员鞋子烂了直发愁。就说了一句，“实在没法，就向夹被子开刀。”当时，我的两只鞋底也穿了。突破荆紫关、血战南化塘后，我的鞋全烂了，就是将夹被剪成布条，用小脚女人裹脚的办法，渡过这一难关。这个办法在当时还真解决了不少同志的困难。

龙山头是胡宗南在陕南的第二道堵截防线。38团、37团突破敌人防线，掩护中原局首长和领导机关通过以后，正当旅直机关通过时，南边山头又被敌人占领。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打得窄小的田冲里没法走人。队伍利用一条流水沟运动，敌人的密集火力还是打得人抬不起头来。我迅速冲过敌火力网接近北山脚时，看到二纵副司令员周志坚带着警卫排站在山脚下包谷地里。周副司令员是认识我的，他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就站在他身边看机关队伍通过，见我军掩护部队没有还击，一大群敌人从山上蜂拥而下，企图到田冲抓我们做俘虏。警卫排长对周副司令员说：“打吧！”周用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瞪着从山上往下冲的敌人，一派将军风度，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你慌什么？”警卫排一色日式装备，两挺歪把机枪、三八式步枪乌黑发亮。眼看敌人冲到山脚离我们只有两百米左右时，周副司令员叫声“打。”两挺歪把子和全排火力一起开火，把敌人打得猝不及防。冲在前面的有好几个倒下了，后面的敌人调转屁股一窝蜂地往山上跑，战士们追踪射击，又有敌人倒了下去，一阵猛烈射击，把敌人打懵了，还不知道我们的掩护部队在哪里。在警卫排掩护下，旅直机关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我离开周副司令员时，听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没来呢？”事后才知道，后卫部队39团没有跟上来，被敌人截断了。

龙山头突围后，部队开始分散，各自按指定的地区开进。13旅旅部机关分散了，我这个机关指导员失了业，无事可做。旅副政委肖元礼叫我去。他说你到38团8连当指导员吧，还亲自为我给政委秦振、教导员文训同志写了介绍信，我高兴地到8连当指导员去了。

米粮川脱险记

8月底，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在镇安县七里峡成立。司令员吴世安，政治委员张树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元礼。38团三个营改称一分区1、2、3支队，秦振任3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又兼镇（安）郧（阳）旬（阳）工委书记。同时成立七里峡中心乡，秦振要我当七里峡乡乡长，将机关编余的干部组成乡工作队。张俊才（13旅保卫科长）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领导全乡的工作。为了扩大影响，做好统战工作，成立乡政府时，我们宴请了七里峡地区的开明绅士、保长、医生、教员等社会知名人士20余人，办了三四桌酒席。小小的七里峡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我们还利用逢场（赶集）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里峡乡政府成立。镇（安）郧（阳）旬（阳）办事处主任和我都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原13旅文工队许伯然、丹敏、万春福（万川）等同志在乡政府成立群众大会上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我以乡长的名义出了七里峡乡乡政府第一张布告。布告是军分区参谋卢作相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卢作相是湖北汉川县城关镇人，1941年到抗大10分校学习，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一手小楷是全校有名的。所以，在抗大毕业以后，被分配到5师司令部当书记、参谋，突围到陕南后，到一分区任参谋。他写了这张布告之后不久，在杨家斜的一次战斗中把青春热血洒在了秦岭之上，牺牲时年仅21岁。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我很悲痛，他的文质彬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刚过农历八月十五，胡宗南的大军开进陕南，趁我立足未稳，进行全面“清剿”。敌24旅先占镇安，继占七里峡和米粮川。敌人采取所谓“棋盘战术”，把主要村镇控制起来，胁迫群众空室清野，使我搞不到粮食，找不到群众。而我们又实行乡不离乡县不离县，以分散对分散的错误战法（后纠正），把仅有的30余人的武装限制在七里峡、米粮川周围两个山上兜小圈子，因此天天被动挨打。更严重的是搞不到粮食（土豆、玉米），经常挨饿，有半个月没吃过一粒盐。高振华（原38团政治处主任）找我商量，找保长弄点粮食。在七里峡保长中，数米粮川保长徐德信和我的关系最好，此人年轻，比较开明。但徐住在米粮川敌人据点里。于是我在云斗滩上找到一个熟悉的农民送信给徐，徐也回了信，约好在米粮川见面。次日清早，部队隐蔽在云斗滩东山半腰树林里，我与工作队孙亚贤（原38团组织干事）各带一支手枪，经云斗滩走峡谷羊肠小道上了米粮川。

说起米粮川，在陕南还小有名气。陕西人说，陕南有三怪：东江口在西，西峡口在东，米粮川里不出米。那时，米粮川一年稻谷总产量只有36担，对于以苞谷、土豆为主食的陕南人来说，36担稻谷是很多的了。据说，唐朝黄巢造反打进长安时，唐王逃到陕南就躲在米粮川下的唐王洞里。

那天天气晴和，能见度很好，我们不仅能观看米粮川全景，还看得见米粮川小街上有人走动。不一会，徐保长上来了。我们打过招呼之后，我要他今晚将粮食送到云斗滩，我派人来接应。徐满口答应，一定送到。此时，我看到米粮川街上出来十几个戴大盖帽的敌人，跑步向山上扑来，显然是来抓我们的。看来徐跟敌人通水了。我问徐德信，你报告敌人了？徐说没有呀。我叫徐走，我和亚贤沿原路回云斗滩。刚走出峡谷，快接近云斗滩时，迎面走来一个便衣，见了我们就往云斗滩方向跑。我对亚贤说，是敌人的侦察员，抓住他。我们立即把手枪掏出来快步追赶。赶到拐弯处，便衣不见了。我正和亚贤说这小子跑到哪里去了呢？突然，一排子弹打来，是正对着我们的脑袋打的，耳朵都炸木了。我说，中埋伏了，快蹲下！往左边苞谷地一看，有一群穿便衣的敌人卧在坎子上面的苞谷地里。我在前，亚贤在后，用手枪和敌人对射。敌人知道我们有手枪，不敢往下冲。我们压的子弹打完了，我对亚贤说，冲过去！我一伸腰往前冲了几步就见前面路上有3个敌人端着枪挡住去路，左边苞谷地坎子上跳下几个敌人。向后看有几个敌人在追赶亚贤，敌人狂叫：“抓活的，抓活的！”右边是约两丈宽的河沟。我纵身跳了下去，心想宁可叫你打死，也不让你抓活的。刚一跳下河，忽然脑袋摆了一下，我用手一摸，满手是血，知道是负伤了。我什么也不管，直往前蹚，齐腰深的河水，下面是乱石青苔，脚一滑，手一松，枪丢了，人也冲到河对岸。一个跟着下水的大个子敌人，对我的头部就是两枪托子，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大个子把我抓住，河对岸六七个敌人用枪对准我，狂吼乱叫：“下去！下水摸枪去！”我怕是打误会了，我大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大个答：“老子们是郧西大队的。”糟了，真的当俘虏了。心想，我这个乡长在敌人那里是挂了号的。国民党镇安县长有布告，活捉或打死七里峡乡长有赏，敌人是不会让我好死的。于是下决心跑，我一跑，他就打，打死算了；跑不掉，就跳崖，反正我不让他们抓活的去。人不怕死，头脑反而更清醒了。敌人还是吼叫着要我下去摸枪。我用手往前面一指，大声说，在前面。往前走了十来步，就没有乱石，地面较平坦，接近云斗滩稻田，好跑些。大个子敌人照我指的地方把我往前拖了10来步，又吼叫：“下去摸抢！”我大声说：“还在前面。”敌人被搞懵，反而是我拖着大个子往前走。走了几步，大个子觉得不对，用劲推我，似乎想把我推下水摸枪。经他一推，我的便衣口袋里响了一下，大个子问：“是什么？”我不等他动手，自己掏出两条子弹，往地下一摔，大声说是子弹。大个子朝地下看，我又掏出几张新关金票，使劲往地下一扔，大声说是票子。关金票刚落地，大个子弯腰去抓，我拔腿就跑。对面的敌人大叫：“跑了，跑了！”一排子弹打过来，我不顾一切拼命地冲，心想，打死拉倒，老子不想活了。这时大个子喊叫：“不要打，不要把我打着了。”又在我的后面叫：“你跑，看你往哪里跑！”我扭头看，大个距我只有五六步远，好像他一伸手就可抓住我似的。于是我更加拼命地跑。我一面跑，一面叫喊，因流血过多，口是干的，叫不出声来，后又再用劲猛叫：“同志们！来呀，打！打！”声音特别大。我的叫声和敌人的枪声响成一片，震得峡谷回响。大个子抬头往山上看，我又多跑几步。大个子以为，我是个负了伤的人，肯定是跑不了的。所以，他不叫打，也确实容易打到他自己。眼看距离越拉越大，他才慌了，他一面追赶，一面大叫：“打、打、打……”对岸的敌人，用排子枪猛打，我全不理会，只管加速奔跑。这时，大个子敌人好像才想起他手中有枪，站住拉枪闩，大概是顶子簧把枪闩顶住了，好长时间才听到他的枪响。我不断回头望，见大个子用跪式、河对岸的敌人用立式朝我瞄准射击。我不停地跑，距离又拉大了，距敌人有30多米了。这时，我不想死，我要活，又怕敌人打着，看见前面田埂上有一小片矮刺林，我一下子钻了进去，敌人用排枪对着刺林射击，弹落点在我的身边脚下哧哧响。我迅速穿过刺林，顺势一滚，滚到了河坎子下面，本想歇一下，河对岸的敌人顺河追上来，大声叫喊：“在下面！”又一排枪子弹打来。我不敢停留，顺着河坎往前跑，跑到河坎较矮处，我纵身一跃，跃到苞谷地里。这时离敌人有200来米远了，估计敌人是不敢追了，但站着跑还是容易被打中，我就爬行到了东山坡下，又爬进了树林。也不知爬了多久，突然眼睛一黑，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了，不能动了。心里明白自己还活着，就是动不了。后来听到有人叫我：“你不是郭乡长吗？”我用力睁开眼睛一看是云斗滩上好面熟的老乡，看来他是有意来救我的。我问：我们的队伍呢？老乡说上山了。我请老乡上山找我们的队伍，派人来接我，我的双腿一点力也没有。太阳快下山时，老乡带着工作队田俊士（原38团营教导员）和两个战士把我扶上了山。卫生员用剪刀剪去我的头发，用碘酒清洗伤口，疼痛难忍，再用纱布将头一包，算是把伤口包扎好了。天将黑时，孙亚贤也回来了。他也是福大命大，3个敌人3支枪追着他打，就是一枪也没打中。亚贤见了我，伤心地哭了。他说，白白地叫敌人打了一顿，对领导不派队伍策应支援有意见。晚上睡觉时，我的通讯员小陈拉着我的便衣裤说，指导员，你的裤子打了两个窟窿。我笑了笑说，国民党的兵射击技术太差劲了。次日，我带着通讯员回军分区所在地茅坪养伤。几天后组织科长黎钊找我谈话，让我还是回八连任指导员。

时隔40多年，1988年我才和在汉中工作的亚贤联系上。他重病在床，寄来了他写的《米粮川脱险》稿并词一首：

天涯寄风骚，

往事心潮。

米粮川上话良宵，

组织陕南游击战，

烽火燃烧。

我的文化低，不懂诗词，胡凑了几句，回赠亚贤：

阆天岭峰高，

血战顽酋，

你我甘将头颅抛。

千万烈士生命献，

幸有今朝。

血战枯峪垴

1946年11月下旬，敌人全面进攻一分区。军分区机关和38团撤出茅坪，转战到黑山地区，准备参加东进野战纵队。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高兴极了，认为队伍集中，有仗可打，东进河南和敌人兜大圈子，到处可以搞到饭吃。我们队伍的干部战士不怕打仗，就怕饿肚子。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部队集合时，命令38团西进，牵制敌人，把敌人拖在陕南。大家的思想一下沉重起来，胡宗南在陕南已完成所谓“棋盘战术”的兵力部署，控制了所有大村小镇，封锁要道，处处防堵。时值冬天，秦岭上天寒地冻，有的战士连棉上衣也没有，战斗频繁不可怕，可怕的是搞不到饭吃。但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团长曾广泰率1营，政委秦振率3营分路向西挺进。到镇安、柞水敌人集中的地区去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可以说，部队向西活动牵制敌人的一个多月里，没有正常地睡过晚觉，也没有正常地做过几餐饭吃。日日夜夜不停地行动，不停地战斗。敌人搞空室清野，我们见不到群众，搞不到粮食，想弄点苞谷、土豆充饥也不容易。搞到点苞谷或土豆，又找不到主人，只好打个借条放在老乡的灶台上。土豆可以煮熟吃，玉米没时间磨，战士们整天啃半生不熟的苞谷米。12月中旬，我们活动到柞水以西东江口附近。尾追的敌人总是咬住不放，前进的路上经常遇上堵截伏击，敌人总想吃掉我们。战士们的身体快拖垮了。有的同志杵着竹竿走路，变成三条腿。秦政委觉得老在山里和敌人兜圈子不是办法，果断决定，打出秦岭，到秦川打游击，可以搞到饭吃。部队向北行动，经过十八盘，走了一个上午，上到了汤峪。站在汤峪垴上，脚踏终南山，西望首阳山，横观秦岭七十二峪，巍巍秦岭山脉，像一条巨龙直挺挺地躺卧在800里秦川。三秦风景如画，祖国山河真美！可是此时此刻，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山垴寒风刺骨，战士们饥寒交迫。队伍下山，准备走峡谷出秦川。刚下到谷底，侦察员报告，峪谷口有埋伏。秦振非常机智果断，他估计尾追的敌人此时已占领汤峪，遂命令我连从左边走，顺着左边山崖一条羊肠小道上枯峪，枯峪地势更高更险。12月陕南已下过一次中雪，枯峪山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战士们踏着积雪，艰难地上到枯峪垴上。在零下五六度的低温下，战士们着单裤草鞋，有的还没有棉上衣，站在雪窝里直发抖！北风吹来，人好像没穿衣服走进冰窟似的。秦政委命令部队砍栎树枝烤火取暖。忽然哨兵大喊敌人上来了！敌人是跟着我们的脚印上来的。大家一下紧张起来，什么饥饿、寒冷、疲劳全跑了。我们站起身来一看，几十个戴大盖帽的敌人，离我们只有100来米了。两军相遇，勇者胜！左右是雪山，背后是山崖，无路可走。秦政委、参谋长何太阳和教导员文训一起喊：“打、打、打……”8连和7连就地开火，两个连的火力，十几挺机枪同时打，打得敌人在雪地里乱滚乱爬，有的顺着踏平了雪的原路跑，争先恐后地挤在一块。有的往雪地里钻，一尺来深的雪，敌人穿的厚棉衣棉裤，哪里跑得动。我们的战士穿的单裤、草鞋，轻便灵活。7连掩护，8连100来人一齐往下冲，一齐叫喊：抓活的！缴枪不杀！副连长路全发、排长王仁带领3排战士冲在最前面。个个都是飞将军，一下子冲到敌人跟前，有的敌人举起双手跪在那里投降，有的敌人躺倒在雪地里。此战，生俘敌8人，缴获加拿大冲锋枪9支，子弹一批。从此，我8连排以上干部背上了新式武器——加拿大冲锋枪。我连伤亡3 人，3排长王仁同志被敌人打断了大腿动脉，血流如注，背上来还未包扎好，他就闭上眼睛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将他的遗体雪葬在秦岭枯峪垴山顶之上。王仁是湖北天门人，长工出身，1940年人伍，是全团最能打仗的排长之一。他作战勇敢顽强，身先士卒，每次战斗，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全连很有威信。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富贵的生命时，年仅26岁。

战斗刚结束，看到敌人在西边山上独屋附近开始集结，准备向我反扑。秦政委用望远镜观察四周，发现南边山上也有敌人，我们被包围了。于是何参谋长带7连掩护，8连顺着山崖下山往东撤退。我们顺着山崖抓住栎树枝滑下山沟，马上抢占东边山头。我和文教导员带着两个班刚上到山顶，南边山头上有人吹联络哨子。一看是戴大盖帽的，敌见我不能答，一阵冲锋枪打过来，我们两挺轻机枪同时开火，压住敌人火力，敌人怕死，趴在雪窝里不敢抬头。秦政委也带三个班上来了，但其他部队一直上不来。怎么办？秦政委果断决定，到汤峪去。他判断在汤峪峡谷打埋伏的敌人此时肯定也上山了，汤峪是空的。于是我们绕过山包沿山旁小道直插汤峪峡口。此时，我们的队伍被截成三截。敌人也乱了，搞不清谁是谁。我们在山崖小道向山下走时，南边山上有不少敌人，清一色大盖帽，敌人看见了我们，但没有开枪。可能敌人没想到我们又走汤峪峡谷，也许见我们的队伍中也有穿黄衣服戴大盖帽的（刚抓的几个俘虏）误认为是自己人。我们趁天黑顺利的走出峡谷，进入丘陵地带，在一个小村庄做饭吃。何太阳带7连，杜连长、路副连长带8连另4个班也先后赶来了。我们做好的土豆、苞谷米干饭让大家饱餐了一顿。队伍没有停留，连夜向长安县境内开去。天亮前进入一个村庄休息搞饭吃。奇怪的是平川的群众见到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对我们很热情，把刚做好的豆腐、白面馒头拿出来给我们吃，给我们介绍敌情。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除县城住有保安团外，附近镇子没有敌人。山里的敌人一时搞不清我们的去向，跟着的尾巴甩掉了。我们痛快地睡了一天好觉，吃了一天饱饭。天黑出发，向北走，远望北方天空特别明亮，老乡说，那是西安的灯光，于是秦政委命令停止向北转而向东走。开始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动，后来觉得没有什么敌情，干脆白天也行动，顺着丹江上游，沿着秦岭脚下向东挺进。队伍进入蓝田，前面就是西（安）商（洛）公路。据说，蓝田县城的敌人出来了，准备截击我们。秦振命令，队伍晚上从黑风口附近再插进秦岭。山里的敌情还是那样严重，天天碰上敌人天天打仗，后面又跟上了尾巴。此时，我们西进牵制敌人的任务已完成了，于是决定东进，深夜从麻街穿过西商公路，到二分区庾家河地区，向东进的部队靠拢。在此后一系列战斗中，我们缴获的加拿大冲锋枪发挥威力，立了大功。夜过西商公路时，和敌人巡逻队遭遇，我们的冲锋枪一开火，敌人狼狈逃跑。过了公路，终于追上了东进的部队。

刚到新区不几天，大年三十，搞不到粮食，炊事班开不了伙。司务长唉声叹气，战士们睡在夹被窝里伤心流泪，到了下午才弄到两袋玉米，叫谁磨谁也不起来磨。我和刘副指导员商量，把党员和班排干部动员起来磨苞谷粉子，让大家吃了一餐苞谷糊。下午接到打庾家河的命令。敌人在庾家河驻有一个营，正在那里过年。我们要在年三十夜，从老虎嘴里掏肉吃。在漆黑的夜晚，队伍沿河沟小道摸索前进，天寒地冻，部队在河沟里趟来趟去，不少战士摔倒在河沟里，全身衣服结成冰。30里地摸了一整夜，天将亮时，才摸到庾家河。我连担任正面主攻，直取庾家河。但敌人已有准备，放出三个军事哨（班哨）。我们接近街道时，首先和山梁上的敌哨打响。我带2排扑了上去，我叫机枪射击，机枪手6班副张克楼轻声讲：指导员，机枪打不响。我就叫：上！副排长小陈端着冲锋枪扫射，6班动作最快，很快占领了山梁。杜连长和路副连长带1、3排攻进街里，刘金龙副指导员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打得敌人丢下背包和过年食品仓惶逃跑。此战，我无伤亡。缴获杀好的光猪3头，大米五六袋，食盐一批，让全营（缺9连）美美地吃了一顿猪肉和白米干饭，算是补了一餐年饭。这是自去年八月十五之后4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尝到猪肉的味道。

3支队（3营）在秦振政委的率领下，在西进战斗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效地牵制、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集中时，我们3营仍是300多人的完全建制营，其中8连112人，当时，在38团算是人数最多的连队。

秦振同志是位优秀的政治委员，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头脑清醒，掌握判断敌情精确，危难之时，非常冷静、机智、勇敢。在西进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尾追的敌人日日夜夜死咬住不放，让你得不到休息，吃不上饭。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敌人又处处截击伏击。然而秦振始终能准确地掌握和判断敌情，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伏击和截击。当尾追的敌人越跟越近时，他和参谋长何太阳商量，由何率少数部队，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经过两次伏击，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得那样近了。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搞点吃的。秦振同志非常关心爱护战士，团结干部。他和太阳同志相处得很好，团结得很好。在危难之际、紧急关头，太阳同志总是挺身而出，为秦政委解难。例如，夜间从麻街过西商公路后，7连失去了联系。何太阳同志提出，队伍不能停留，停下危险，要秦带8连先走，他自己带一个侦察员等7连。这说明，在艰难危险情况下，干部团结，互相支持，是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关键。

秦振同志是湖北红安人，早年参加红军。从大别山到大巴山，经过长征到延安。1944年他随359旅南下支队干部大队到五师，在13旅任团政委，20世纪60年代任湖南省检察长，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老政委秦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