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强暴

明水设治时贺文翰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十七岁少年，没有资料能让我们准确知道他此前这十多年的生活细节和成长轨迹。但是，种种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贺文翰身处的这块土地——明水县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黄金年代。

明水设治当年全县常住人口超过五万，除此之外，全县流动人口的规模也相当庞大。根据1924年12月的一次统计，全县有名有姓、证照齐全的旅店多达22家，共计接待旅客住宿达1958人次，其中旅客量较小的“九如店”一月共接待1128人次，较大的“四海店”一月共接待3620人次，在冬季运粮的10月、11月、12月三个月中，全县旅馆客流接待量达到了72683人次。作为明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兴隆镇，商业更是空前繁荣。早在设治之前，鉴于本地商业的繁荣，以张秉瑞、曲祥九等为首的知名商人就组织了商会，促进行业联络和协作。1924年2月10日，经宋魁甲、吴文清等乡绅的倡议和策划，另一个行业互助组织——明水县农会正式成立，公选贾万祥为会长，其约法中明确规定，成立农会的目的在于“发展农业，改良耕作方法，筹备经费，组织巡行讲演以及开办各种形式的农业学校；遇有荒欠时，调查其状况，共筹救济方法，并呈报主管官署”等。

最为可观的是明水商会，自1918年成立，到1930年，至少进行了七次选举，每次选举都为公开投票，每届商会在任不超过两年，会董无一人得到蝉联，且当场选出的会董须立即就职。1930年，政府颁行新商会法，在这一法令的指导下，明水商会大举改组，推选赵本兴为主席，下设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共27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1924年到1927年，加入商会的商号从36家增加到53家。商会几乎成了除县府之外最强大的地方自治组织。

商会对地方经济和商业繁荣的促进功不可没。1927年形成的“明水城内店铺作坊分布情况简介表”列出的信息显示，在这一年，整个县城各类店铺共达93家，两年之后，这个数字迅速增长到320家，从业人员2355人，资本金折合大洋26.29万元。除了这些，沿街还有“摊床”数不胜数。

另一份数据则显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奉系军阀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并存，导致货币体系持续混乱，但经由明水县所创造的国家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增长。1924年7月至1925年6月25日，“国税”收入为券洋121180元，现大洋923元，民国十八年，“国税”收入为哈洋66624元，如果按照民国十三年券洋的实际购买能力计算，四年间，明水县财政收入增量甚巨。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认为，在1930年之前，明水县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整个民国时代所能取得的巅峰。

少年贺文翰，就在这样欣欣向荣的环境里一天天地长大，他背后的那个家族，也在一步步地走向鼎盛。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让他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健康的身体、优良的教育之机会大大增加。大约从六岁开始，贺文翰便就读于全县十五所公立学校中的一所，接受兼具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国民教育。1924年左右，贺文翰考入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这是一所地方性的综合大学，也是苏俄共产主义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口岸。他性格直爽，喜欢抱打不平，在同学中威望很高。若干年后，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人们对贺文翰在这一时期“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事迹依旧津津乐道。

大约在贺文翰就读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期间，他结识了大青岗保卫团的窦团总。因为贺会使用枪炮，窦团总便委任贺文翰为副团总，操练团丁。贺文翰欣然接受，日日带着兵丁操练，数月之后，团丁素质大增。不久，保卫团在一次剿匪作战中生擒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匪首”，但是，窦团总是个胆怯的人，他担忧土匪报复，准备给这位阶下囚一条活路。这时候，贺文翰坚决表示反对，他告诉既是朋友又是上司的窦团总：“我们是兵，他们是匪，匪是害民的，兵是保民的，对土匪不镇压何以保卫百姓？如果捉了再放，匪患何时可除！”窦团总听后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二人遂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窦选择了让步，将“匪首”交给贺文翰处置。贺立即下令，就地处决。

处决“匪首”令贺文翰名声大振，但却没有因此铲除匪患。相反，当地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之一“天照应”将目光瞄向了贺氏家族——大青岗贺家屯。土匪来势突然，贺家全无防备，只好关上大门，邀集家丁、乡勇以及族人在“响窑”上架起“老母猪炮”仓促迎敌。晌午时分，数百人的土匪队伍来到了贺家屯，他们在门外高喊着要进屯吃饭，族长“贺保官”深知此中利害，宁可送粮出去，也不许族人开门。土匪们声称，如果不开屯门，就放火烧光所有的房屋和粮食。这时候，守护在炮楼上贺文翰再也忍不住了，他下令炮勇向土匪开火，几枪过后，一名土匪被当场打死，其余皆抱头逃窜。

匪患遂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整个贺氏家族却更加恐慌和紧张起来，因为贺文翰打死了一名土匪，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有可能招来“天照应”残酷的报复。果然，傍晚时分，“天照应”亲自出动，带着大队人马包围了贺家屯，声称要血洗贺氏。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贺奎开始责备儿子的鲁莽，为族人带来了莫大灾难。贺文翰却镇定地对父亲说道：“全家老小不必担心，我自己去找‘天照应’，我给他们偿命就是了，一人做一人当，不干家人啥事！”无奈之下，贺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想法。

贺文翰从容走出屯门，被土匪喽啰们一路推搡，押解到了“天照应”帐下。“天照应”纵横通垦河两岸，阅人无数，他原本以为这个杀了自己兄弟的人会向他屁滚尿流地磕头求饶，却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既没有下跪，也没有求饶，而是利利索索地通报了姓名，承担了失手杀人的所有责任。然后，对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在我临死之前有几句话奉告，当今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西方列强对我国实行瓜分，东方日本对我东北虎视眈眈，眼看中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足下有兵有马，又有指挥才能，依我之偏见，足下应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排忧解难。假若终身沦落绿林，恐难流芳百世。足下如能改弦更张，百姓必然拥戴，将来大事可成。

这番“临终遗言”令“天照应”极为震动。他不仅不打算杀掉贺文翰，还要与之结为兄弟。贺文翰并未推脱，二人当即歃血为盟，痛饮一番。第二天，当贺氏家族甚至连棺材都准备好要为“鲁莽”的儿子收尸的时候，贺文翰却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对敌友“爱憎分明”，临大事“敢作敢当”，这是贺文翰罹难四十余年之后人们收集整理的两则有关于他的“美谈”。时过境迁，很难确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但根据其中提到的一些情节，大致判断它们发生于明水设治之后、贺文翰赴北平大学读书之际。这一时期明水经济虽有起色并呈现繁荣迹象，但地方匪患却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贺文翰的兄长贺文章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惨死土匪之手。根据资料记载，1925年2月，明水县依照省长训令将地方武装之一——游击队改编为“地方保卫团”，每团设团总一名，队长四名，副队长四名，驻兵160名，到1928年，明水县共编制八个地方保卫团，每团设置正副团总各一名，全县共有团丁767人，枪支783支。地方保卫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匪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但是，这些武装力量仍不能有效遏制强大的匪患势力。历史上明水处于青冈、拜泉、林甸、海伦四县之间，地理位置特殊，导致匪患猖獗，危害极深，当时有“抓不尽的虱子，拿不尽的贼”的民谣，来形容匪患的突出。1921年到1922年，匪患嚣张到极点，导致官方顾及不暇，民众为了自保，以村、屯为单位，构筑“响窑”，自发抵御过往土匪。当时，活动于明水地界的大土匪多达八股，其中仅“天照应”就有三千多部众，为匪患中最强大者。

这些史实，为贺文翰的“美谈”做了最好的注脚。

1.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51页。
2.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38—39页。
3.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51页。
4.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9页。
5.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53页。
6.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68页。
7. 关于齐齐哈尔与苏俄共产主义的特殊关系，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有所探讨。
8. 关于贺文翰的其他事迹来自傅祥增写的回忆文章《贺文翰先生二三事》，收入《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这是我们至今能见到的与贺文翰相关的三篇回忆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里，傅共用了“爱憎分明”“敢作敢当”“针锋相对”三个小标题讲述了贺文翰的三件事迹。另外两篇重要的回忆录分别为蔡华伟《铁骨铮铮，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和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与傅祥增的文章载于同一期。
9. 傅祥增：《贺文翰先生二三事》，《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3页。
10. 响窑：即在房子周围修筑围墙，高丈余，四角设炮台，架一种被称为“老母猪炮”的土制火炮，防备土匪袭击。《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宋广志撰写的《“宽城子”进街》一文中对这一设施有详细描述。
11. 傅祥增：《贺文翰先生二三事》，《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3—14页。
12. “美谈”一词是傅祥增的评价，他说：“贺文翰先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暴，在他生前经历的几件事情之中，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本文沿用这一说辞。
13.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31页。
14.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35页。
15.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