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1932年6月，也就是贺文翰返回故乡的前一年，明水县伪政府成立，卢俊海成为第一任伪县长。这是明水历史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明水县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斗争也随之而来。

该年10月初，马占山部下邓文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一万余人自西门开进明水城，打开监狱，放走了所有的犯人，然后在十字街聚集群众，邓文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当亡国奴。为了宣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当场向万余军民保证：“我姓邓的，活一天就要抗日一天，剩一只胳膊就用一只胳膊打，剩一只腿就用一只腿打。”军民们受到感召，有人当场失声痛哭。讲话结束之后，邓文下令枪毙县商会会长赵本兴，理由是他的儿子在齐齐哈尔投降了日本人。之后，邓文找到伪县长卢俊海，彻夜长谈，最终将其策反。邓走后，卢在县公署成立抗日十九旅司令部，自任旅长。几天之后，日军大兵压境，卢随即带领部队撤离。

十月初九，邓文的部队在明水县张家岗和韩家沟一带与日军激烈交火，打死日军七人，其中有一名叫古田吉之助的少佐指挥官尸体失踪，日军为找回其尸体，在张韩交界一带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未获，只好在韩家沟南边一个山冈上建了一座塔形阵亡碑，并用中日两种文字刻上古田吉之助等七人的名字，以示纪念。

抗日力量的此起彼伏，激怒了日军。10月30日下午三点左右，日军向明水县城投掷了九颗炸弹，其中一颗没有爆炸，其余皆对县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一人被炸死，大量民众受到恐吓，纷纷举家外逃。到10月31日，原本繁华的县城基本成为一座空城。该日清晨，日军以坦克开道，从县城南门鱼贯而入，伪县公安局局长范承恩带着一干喽啰、驱赶着留守民众、举着纸糊的旗帜，恭迎侵略者进城。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斋藤金子的女人，她是本县一个娄姓男子的妻子，这一天她身披斗篷，脚穿毡鞋，作为“皇民”对日军的到来格外欢喜，她甚至走到坦克面前和士兵聊了起来。日军一共开进了四辆坦克，到达县城的十字街之后，便将炮口对着四个不同的方向，随时准备“点天灯”。这时一架飞机也盘旋进了县城，播撒了大量传单以及伪满洲国的国旗。随后，一个日军头目站在坦克上开始讲话，斋藤金子作为翻译，讲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大意是：这支部队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安民讨伐队”，目的是要清除“马胡子”（即马占山的抗联队伍），将明水建成“王道乐土”，使人民安居乐业。讲话完毕，另一支约200人的队伍相继到达，例行军列之后，便对县城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劫掠无数，直至近午时分才全部撤离。至此，原本繁荣、景气的县城陷入了萧瑟境地，日军为了防止各地抗日武装无规律的游击式抵抗，强化了对整个县域的殖民管制，社会气氛之恐怖，空前绝后。

到了1933年4月，日本人正式组建了第一个明水县伪政权：明水县公署，下设县长、参事官、总务科、内务科、警务科、财务科、电话局、司法科等职位和机构，李万言出任县长。11月15日，伪公署又在全县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将全县划分为九保、一百六十一甲，一千五百零三牌。这标志着日寇对明水县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

贺文翰正是在此时回到了明水县。恐怖的时局，再加上他被北平当局“通缉”的敏感身份，使得他回家之后处处低调，并不情愿在地方上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大学生，他不可能受到公众的冷落。大约半年之后，贺文翰出任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这是他在老家的第一份工作。

民众教育馆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馆，馆长统管官办教育之外的一切民众教育事务。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贺文翰能得到这样的工作，足见当地社会对他的器重。同时，这又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较弱的工作，它不像一些权力机关那样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这使得他既能谋个差事养家糊口，又能免去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可谓两全。

这份差事持续了大约四年，期间贺文翰还在烟管所、学校、伪满政府的更生股工作过，但都干得不太长久。民众教育馆位于明水十六校旁边，因为这个关系，他一度和该校的两名教员张树德、张春霖关系密切，尤其是张树德，贺文翰经常与之促膝长谈，并且秘密地向张宣传反满抗日、拯救国家的道理。根据一份回忆文章记载，有一次，贺文翰和张树德外出郊游，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他对张说：“国土沦陷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有志青年都应该立志报国，拯救中华要靠中国共产党。”又说：“中国将来必走共产之路，实行耕者有其田。”

在民众教育馆的日子里，贺文翰已经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主宰未来世界的愿景深信不疑，并且要准备用实际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朋友。这一点，直接反映出他在大学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深度接触和于、张二人施加于他身上不可或缺的影响。据此判断，1933年，他受到北平当局的侦缉，很可能与传播共产主义信仰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对贺文翰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过影响呢？笔者认为，齐齐哈尔这一客观的地理环境不应该被忽视。

1896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的特权。两年之后，铁路开始修筑，中国境内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一线被称为“中国东清铁路”，俗称“中东路”。1904年，中东路齐齐哈尔站通车，由俄国人全权控制。齐齐哈尔从此成为中国东北交通动脉之一，地理位置日益重要。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中东路上不仅流通着“俄国货”，还有被当局视为“异端”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在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宋炳麟就曾为学生秘密讲授过十月革命的故事，这很有可能是贺文翰接受共产主义思潮的肇始。

另外一个问题：在上述几份由后来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即将被引用到的同类资料是否准确可靠？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怎样去定义一个真实的贺文翰。

在现有的文献中，几份关于贺文翰的直接材料都是通过后人回忆形成的，这些文章看上去随意而零乱，口语倾向强烈，并且在措辞上使用了较为强烈的革命话语表述，这就不免令人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官方修订的县志中，对贺文翰是否加入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予以确认；另一份材料则显示贺文翰的罹难十分悲惨，甚至连遗体都未能找到。据此判断，贺文翰的真实事迹或许鲜为人知，仅有的一些线索也可能是由亲故和极少数知情者口传而来。不过，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材料中，一些事迹的细节极为详尽，甚至不惜使用华丽的形容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极少知情者”这一事实。这为我们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贺文翰制造了太多麻烦。

不妨来看一个事实。在《明水县志》和《明水文史资料》这两种重要的文献中，对贺文翰的家庭背景都做了如下描述：

贺文翰，字荫林，1906年出生于友爱乡踊跃村贺家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

对此，贺明星在1948年写下的自传里，也有记载：贺氏家族最初获得六十亩荒地，大约是在1890年代，这是贺氏在明水的发端，后来因为贺奎赌博赢了钱，再次置地，时间大约在贺文翰出生八九年后。这一时期，贺氏的家业正蒸蒸日上，直到他罹难，也没有出现过“破落”迹象，倒是在1942年8月之后，贺氏又一次置办了六十多亩田产，家业由此走向顶峰。

“破落地主家庭”，这是典型的革命话语表述。如果非要如此表述，我们觉得将之施于贺明星身上兴许会比较合适。1948年，贺氏一百七十多亩田产已经被均分，贺明星与母亲谷丛惠及两个年幼的妹妹一家四口人仅得到田地四亩，房子半间，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其他浮财和金银首饰也全部被均分或没收，贺明星的一位长伯贺文胜也被枪毙。

必须十分在意材料中那些频繁出现的革命话语，警惕它对一个真实的贺文翰的遮蔽。

1.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404页。又据《明水县志》第68页记载，日本人对明水县的实际控制始于1933年，该年4月，日本人组建了第一个明水县伪政权：明水县公署，并在11月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
2. 赵熙和口述：《邓军和抗日十九旅》，《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3页。
3. 蔡华伟：《邓旅霍团抗日之战》，《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4页。
4. 赵熙和口述：《日本侵略军侵占明水县》，《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5.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页。
6. 《伪满时期我县行政区划》，《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7页。
7. 《贺明星自传》。
8.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1页。
9. 关于“侦缉”之说，仅见于《明水县志》第678页，其他资料中未提及。
10. 薛德安：《张甲洲：让周恩来热泪横流的抗日名将》，《文史精华》，2008.12，第31页。
11.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12.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8页。在另一篇在由蔡华伟署名撰写的《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文章中，关于贺文翰家庭背景的介绍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述。
13. 贺氏《谱书·贺门家史简述》中记载，贺文翰罹难会，家族“人口已到四十多，二百亩地两挂车，牲畜二十马和骡，房子四十差不多”。印证了贺明星在自传中的说法。
14. 贺氏《谱书·贺门家史简述》中记载“长兄土改遭不幸”，由此推测贺氏家族在贺奎三兄弟相继谢世后家业由长兄贺文胜掌管，“遭不幸”，极有可能是在土改中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