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解职

伪村长任上，贺文翰除了处理好种种“分内之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需要去面对：伪满政府和日本人。正是这些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和客观背景，为他日后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之后，明水县先后有13户56口日本侨民定居于县城，另有少量驻军。根据县志记载，1936年，伪满政权在明水县正式设立了警务局，设局长1人、首席指导官（日）1人、指导官（日）1人，下设警务、司法两个股警察训练所1处，全县又分设5个警察署，其中一个警察署的驻地就在通达镇。在距离通达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专门培育和饲养马匹的畜牧机构——种马场。作为一村之长，贺文翰的日常工作避免不了要与这些机构和人员发生关系。

贺明星在自传中说，父亲在担任伪村长期间，因为打过两次伪种马场场长，而被认为思想不良，遭到洗刷。这一事实，在傅祥增的回忆中也被提及，但情况与贺明星的表述略有不同：

种马场一个日本鬼子到村公所办事，话不投机和村公所职员争吵起来，这鬼子对那个职员不断地“巴嘎！”“巴嘎！”骂个不停。当时正巧贺文翰进屋，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上前冲着鬼子厉声喝道：“不许胡闹，为什么骂人？”那鬼子欺负中国人欺负惯了，哪把一个小村长放在眼里，他就冲着贺文翰“巴嘎！”“巴嘎！”地骂起来，贺文翰毫不示弱，也用日本话“巴嘎！”“巴嘎！”地回敬他。那鬼子从来没有挨过中国人的骂，就攥紧拳头举起胳膊要动手打人，贺文翰眼疾手快，顺手在桌子上抓起一个锥子，大声喝道：“你敢动手，我就扎死你！”，那鬼子看这阵势，连忙放下手，松开拳，连说：“你的说话我不明白，你的说话我不明白！”边说边退到门边椅子上坐下，贺文翰拿起电话通知了警察署，不一会儿，署长杨小胡子来了，给那个鬼子说了许多好话，把他领走了。

贺明星在自传中说父亲曾先后打过两次种马场场长，而傅祥增的回忆中并没有出现打人这一情节，与之发生冲突的也不是种马场的场长，而是“种马场一个日本鬼子”。这次冲突是否对贺文翰产生过直接影响，上述资料并未说明，只有贺明星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在康德九年，因街村废合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场场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据此推测，贺文翰的解职应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关于这次变故，笔者认为，所谓“不会拍马溜须、不会奉迎上司、思想不良，打过两次‘根本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表象，或者是贺明星后来的说法。贺文翰真正被解职的原因，与日伪政权在农村基层组织的不断调整息息相关。

“九一八”之后，为了巩固基层统治权，日伪在殖民地推行严厉的保甲制度，农村行政组织被划分为：县——保——甲——牌——农户。1936年日伪颁行《暂行街村制》，在伪奉天、间岛、锦州、安东、热河等省试行。所谓“街村制”，是指基层政权组织在县城实行街制，在农村实行村制，最终形成伪满洲国的基层行政组织。1937年12月，伪满政府正式颁布《街制》和《村制》，并阐明：“这一新制度以民族协和为根本基调。街村被认为是法人。采用大街村主义。”之前的保并为街、村，甲改为屯。街村制的根本目的是将基层组织的行政和经济职能融为一处，更好地控制民众，加强对地方经济掌控和资源掠夺。

到1940年，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街村制已不能适应殖民需求。日伪认为，街村制“特别是在战时农产品的征收出荷、提供劳力等，只靠街村长是很不够的……在农村的物资收集、治安对策等，都要求加强行政基层组织的职能。”1940年12月，日伪颁布《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次年2月，以伪国务院训令下达各省，街村制被正式废除。

国民邻保制度完全是为了配合战时需求，它要求殖民地人民“必须适应国家各项要求，实现国民生活协作实践的态势”，使之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军需补给线”。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前所未有的企图榨取农民血汗，因而在推行中并不顺利。1942年4月，日伪再次翻新花样，颁布《自兴村设置五年计划》，以“重点主义”为根本思想，“以农指导为中心，指导该农村的农业生产力，以便于推行‘满洲国政府’的农产品出荷政策”，这仍然是一个旨在搜荷、榨取生产资源的制度，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支援”日军的太平洋战争。

从“保甲制”到“街村制”，再到“国民邻保制度”以及“自兴村建设”，日伪殖民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和压迫，原先相对宽松的组织体系日趋法西斯极权化，所甄选的基层组织代办人员也更加被要求绝对服从于“国家”意志。贺文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遭到解职，在日伪政权眼中，像他这样的地方精英，不过是殖民者的一颗棋子，能用则用，反之则弃。

解职之后，贺文翰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工作，也失去了从事地下反抗活动的掩体。不久，他从通达村村公所搬回县城的住处，与夫人谷丛惠朝夕相处。时年十岁的贺明星正在东三道街第一校读书。一家人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

但是，厄运很快就来了。

1.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478页。
2.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438页。
3. 《贺明星自传》。
4. 傅祥增：《贺文翰先生二三事》，《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5页。
5. 《贺明星自传》。
6. 据李淑娟的研究，街村制正式废除于1941年2月，按照此时间节点推测，贺文翰的解职应在1941—1942年之间。
7.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8.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9.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0.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1.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2. 《贺明星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