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书写《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即《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序言时，我们的思绪常常不自觉地游离到文学之外。遥望西部，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对奇诡的自然造化的神往，还有对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断探寻的冲动。地处欧亚内陆的西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几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的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通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无论是“喜马拉雅运动”与青藏高原的隆起，还是昆仑神话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哺育与想象，从远古的地质变迁到人文化地“根”的溯源，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昭示意义。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的海洋，1925年至1927年，美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迭部一带流连忘返，他由衷地慨叹：“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古象雄文明、神秘的楼兰古国、大地湾早期农业种植与建筑艺术、闻名世界的彩陶艺术、遍布各地的青铜艺术、横贯数千里的石窟长廊等历史遗存。还有与水有关的文明进化烙印：亚洲最大的古象——黄河古象，就发现于陇东马莲河畔；河西走廊昌马盆地发现的生活在大约1.1亿年前的“甘肃鸟”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填补了鸟类进化史的空白。这种鸟，长有翅膀，能像鸭子一样潜水，以鱼、昆虫为食，偶尔也吃植物……一切都说明了西部高地很久以前水草丰茂的事实。面对洪荒时代留下的久远的刻痕，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洪水过后的西部高地，不止一群人沿着洪水退去的足迹远行，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迁徙，那也许就是人类最初的足迹。总有一些隆起的高地牵挂着我们的梦想，因为文明进化的阶梯在此完成。人类进化源头产生裂变时的巨大能量——文明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人类的旅程。考量人类文明的进程，缺失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这是人类经常面临的课题。就像一个人，虽然到了暮年，但总忘不了童年，因为童年孕育着巨大的光芒和能量，滋养了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人类也无法忘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童年，不管走得多远，也需要在此寻找力量。文明的进程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回望中完成。

对于中国西部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正是源于以上思考。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差异日益凸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们产生了建构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经过多次学术碰撞和交流，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架构呼之欲出。2000年，我们拟订了写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纲，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于2002年申报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地通过了立项。然而，研究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坦的。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足有千种之多，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言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撰写宗旨就凸显了出来：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既要成为我们的研究视角，又要成为我们观照一切西部文学的价值理念。于是，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湮没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我们撰写《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主体架构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也成为这部文学史修订版的一个基本遵循。

鉴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在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史料和资料的搜集。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发出大量信函向西部作家征集资料时，一捆捆书籍和雪片般的信札如期而至。新疆作家陈漠的来信道出了许多西部作家的心声：“我虽是一个文学新手，但却有着极其虔诚而积极的期待。关于中国西部文学，我从来没有消极过。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西部作家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保持一种健康而平和的心态。我们应当站在人类应有的精神高度从事我们的生活和写作，我们应当把生命一般宝贵的写作生活建造得更加朴素和动人……我心中的西部文学一直在远处金光闪烁着，在远处等我、在远处发出醉人的咆哮。我是怎样期待这一切呀！我等待着那条通往来日的秘密通道！”甘肃作家柏原在信中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是主流话语对放逐已久的西部文化的深切关注，这一写作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在当下的意义……”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许多作家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如此尽心尽责并表达了深切的期盼，他们对西部文学发展的那份诚意和热望使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研究工作有半点马虎。

如何确立撰写的总体思路和方法当然也是成书的关键。首先，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和时段上下限是个难点。在空间区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成为我们划分西部边界的内在标准。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要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是以游牧文明为背景的融汇了游牧、农耕和前工业的文明范畴（另外两个中国的文明范畴是：中部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范畴，沿海都市以后工业与后现代文明景观呈现的文明范畴）。在时段划分上，我们本着西部文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参照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不唯政治标准划分切割的理念，对西部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尽量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其次，作为文学史观照的主体对象的作家作品，我们既要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人文理性的价值观去概括其总体特征；同时也要以微观细致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去进行工具性的梳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成为我们内在的撰写视角。在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这部文学史的内在的审美逻辑线索和文化精神线索的贯穿。因此，确立了西部文学“三画”（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来剖析文本。唯此，我们才将获得对西部文学最准确的文学本质的美学把握。

在新世纪的这十几年中，有媒体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空白——全面系统地勾画了20世纪西部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过程。由于文学史收入的作家比较全面，阐述独到，而且叙述方式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所以，文学史不仅走进了高校，也走到了研究者案头，可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时间的刻度里……而我们始终认为，这部文学史之所以会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源于对西部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其实我们的研究只是打捞了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闪烁的贝壳而已。正如初版序言结尾写的那样，2004年出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所以说，时过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就是我们不断追踪、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西部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2017年。修订版增加了两章十五节十六余万字的内容，对四个章节给予了大幅度修改、删减，还对通篇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来自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文学研究者进行了为时三年的修订，除一批年轻的文学研究新锐参与外，这一次还邀请到了贺仲明、李玲、陈霖、黄轶等文学研究专家加盟。修订版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正如研究者说的，十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飞天·大学生诗苑》是文学期刊中增补的内容之一，这个栏目曾刊载约一千一百人的两千三百多首诗歌，涉及三十多个省市的五百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学生。一批已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如叶延滨、徐敬亚、叶舟、于坚、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从《大学生诗苑》寻觅到当年脱颖而出的踪迹。可以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次修订，在原文学史1949—1979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几位作家都未到过西部，而西部却又成为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为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书写和文学史书写所独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系列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实际上他本人是1977年才来到中国的，应该看到那些历史小说是来自于他对中国西部的想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三十五部，其中“天山系列”有二十部，而纯粹以天山为背景的有十二部。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的故事就完全发生在新疆。当然，金庸其他作品中涉及西部的篇幅没有《白马啸西风》这么重，但这些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较认同“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弋舟对此作出的呼应，他说：“‘西部特色’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主题表达中，坚持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人性价值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题材领域里我们在多种选择中，可能自然生态的描写，风景、风情和风俗的描写应该成为我们的长项；而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也应该成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此类缺失的重要元素。所有这些特质的挥发，一定会使西部文学的特征予以凸显，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新的迷人的风景线”^[1]。这也正是我们追寻和期待的。

最后，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为本书撰写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的西部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没有他们的奉献，此书的写作肯定会受到阻遏。再者，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的支持，在文学史出版十年后提出修订的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修订工作的完成。没有上述热心者的无私帮助，此书的问世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深知西部文学研究尚有许多盲区，亟待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去关注、去开垦，尤其是那些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囿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对其展开大规模的翻译和研究，只是关注了翻译成汉语的部分作家作品。在此，我们深表遗憾。这部《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存在的缺憾，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和修正。当然，我们追踪西部文学的目光也是不会停止的。

丁帆 马永强

2018年4月2日

[1] 弋舟：《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