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域外探险者笔下的西部镜像

19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将目光聚焦在中国西部绝非偶然。它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西部文化自身的积淀和魅力绝非依赖主流话语的亲近和疏离而存在，不管是边缘化还是处于文化的中心，文化遗存都以隽永、悠远的惯性和独特的方式镌刻着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宋元以降逐渐淡出世界视野的西部，再一次被世界重新“发现”只是现实提供了一次新的契机而已。但问题的另一半却出了麻烦，这就是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国对外开放是在列强的武力侵略下进行的，国势积弱、战乱频仍、学术凋敝的社会现实，只能提供一个不平等的契机，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当一些东西方寻梦者的探险、考古变成劫掠文物的时候，“中国学术史之伤心事”（陈寅恪语）和一个民族永远的伤心史也就拉开了序幕。所以，在剖析这类探险者留下的记游文学之前，不能不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代的“伤心事”进行一番反省：尽管将东西方探险者的西部探险一律说成是外国殖民者的文化侵略有欠公允和科学，但模糊学术考古与文物劫掠之间的基本界限，一味回避和美化探险者的文化破坏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在承认这些探险记游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回避某些作者在其中流露出的“对中国民族的误解和污蔑”^[1]，以及由于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偏见与局限。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纯粹的探险者和宗教徒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西部，他们或探险，或传播宗教，或游历考察，用生命和梦想写就了一批弥足珍贵的记游文学作品。其中渗透着的人道情怀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理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应与前者分别对待。

由于写作体例的关系，这里的考察重点将不得不放在20世纪以后的探险记游作品上，但对于斯文·赫定等跨世纪的探险者却只能是一个例外。1900年是外国探险者西部探险的一个重要界碑和分水岭。在此之前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探险家为主；之后以斯文·赫定发现楼兰为开端，加入了英、法、美、德、日等国的探险家。就在这一年，被埋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被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而这只是他西域探险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劫宝者……同时，与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还有随之掀起的对西部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民族史诗传统的偶然发现^[2]，一举改写了黑格尔有关中国“没有民族史诗”^[3]的错误论断。所以说，是探险者的“大发现”掀开了中国西部新文学萌动的序幕，从此，这一“抵进本土”的思潮一直伴随着20世纪的西部文学。

就这样，带着拣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寻梦，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带着掘宝之梦，一批批东西方探险者、旅行者踏上了漫长的中国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在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和游历，并在人类文明史上镌刻下了各自的名字，尽管有的人至今没有定论。他们是：科兹洛夫（俄国），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瑞典），C.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及两位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戴安娜·西普顿（英国），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尼尔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法国），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日本），冯·勒·寇克、艾米尔·特林克勒（德国），亨廷顿、兰登·华尔纳（美国），亨宁·哈士纶（丹麦）等等。由于罗列的名单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因此，遗漏者的作品风格只能通过有限的代表性作家的描绘来了解。随着数以万计珍贵文物的流失海外，一个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西部镜像”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被勾勒了出来。赢得了巨大声誉的探险者，在出版了一大批浩繁的探险科考报告的同时，使学术之外的风格多样的探险记游织就了一道奇诡的西部风俗画和风情画。他们九死一生完成的探险，是20世纪初西部人文地理的“现场直播”，由于其“记录的中国与生活，已经是消逝的景观”，所以，“它们的另一个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种生活形态和社会状态的记录”^[4]。从探险记游的艺术视阈和总体风格来看，无论是大漠深处的生死之旅，还是征服雪山冰川无人区的历险，都流溢着历史沧桑感和生命的悲怆感，充满了鲜明的人格力量和地域文化色彩。优美而严酷的景色、独异的民俗风情、艰苦凶险的旅程、生与死的抗争、文化反差带来的主体感受，在探险者风格化的细致、准确的描绘中得到了完满的展示，从而使其迸射出了生命的张力和独特的美学精神，这就是西部探险记游文学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所赋予的西部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酷烈感。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记游作品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鄙视和轻薄，这一由文化差异和主体身份不同所带来的对“西部镜像”的扭曲应该给予严肃的批判。具体到作家个体，风格化遂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记。

斯文·赫定（1865—1952）探险的传奇色彩和九死一生的遭遇，只有河口慧海和大卫·尼尔等人的经历可以与之相比。但是，赫定在为数不少的科考报告和探险记中，对这一历险的文学描述是极为节制的。在《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穿越亚洲》《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罗布泊探秘》《丝绸之路》《大马的逃亡》《游移的湖》《我的探险生涯》等相继问世的著述中，大片文字被详尽的考古分析、遗址形态的介绍、路线的选择等占用，留给文学化的生命体验虽然不少，但却常常散落在烦琐的科考与记述文字中。即便在文学色彩比较集中的《生死大漠》和《失踪雪域750天》等历险篇章中，早期的记述和二十年之后的回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充满生动、逼真和浓烈的现场感，因为那是刚刚探险结束的产物；后者则更多带有反思和怀旧的散淡与沉思。赫定在文学修辞方面的谨慎和俭省，完全缘于一种考古学者的缜密思维而非纯粹文人的视角和激情，他更多追求的是一种探险、考古的体验和感受而非一种艺术家的感性冲动。但这并不是说赫定的文字是理性的、缺乏修饰和激情的，相反，他很好地统一了这一切，从而使得他的文字既简练、干净、准确而又生动、优美，充满人情味。下面就是赫定与他的探险队在冒险夜航玛旁雍错湖（玛法木错湖）并进行科学测量后，在船上的一段记述：

夜的女神以她那雪白的长袖把大地映成一片银色，但天空还是逐渐变成淡蓝色。晨光从东方升起，东面的山头上已经涂上了淡淡的一层晨曦。不久，山影越来越清晰，像是用黑布剪成的图案一样明快。云彩灿烂地飘在湖的上空，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玫瑰色。湖水把这玫瑰色的彩影倒映在平静的湖中，让湖盆里开出和花园里一样鲜艳的玫瑰，而我们则在这荡漾不定的玫瑰上航行，鼻子里嗅着的尽是早晨的清气和空气中纯净的朝露。后来玫瑰色渐渐变淡，大地又换上了明亮的光彩。

从这里的描写可以看出，赫定对西部自然人文的认识是充满欣赏的，因而他的观察别具一格并赋予了审美意味。他尊重民俗风情和民族感情以及他对生命的怜悯之情，缘于他的高尚品质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而，才有他与罗布人几十年的友情以及探险队员对他的忠贞不渝，才有20年代中的中外科考团的合作与西部之行。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他受益匪浅，他得到了包括罗布人、藏民在内的许多西部人的真诚帮助，并幸免了国人愤怒的声讨，尽管他也在一系列考古之后卷走了数千件文物。在大漠无人区的“野骆驼乐园”，他不加掩饰地表露了“好久以来，我就渴望得到一张野骆驼的皮”的心情，但当探险队员将射杀野驼变成一种取乐时，赫定立刻给予了制止：“这种没有目的的杀戮使我很惭愧，我不得不明确禁止以后再枪杀野骆驼。”^[5]这种细节却很少出现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杜特雷依、科兹洛夫等人的笔下，相反，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中却出现了无节制的滥杀牦牛、羚羊、野驼的行径，甚至将枪口对准了质朴的人并使三十多个无辜的藏民丧生；法国的杜特雷依因野蛮对待藏民而被愤怒的人们枪杀并投入了通天河的激流。而赫定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带着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以及对中国人的挚爱走向西部的，因此，对人和自然的尊重与理解一直伴随着他的探险历程。赫定的坦诚还表现在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上，他以自己严密的实地考察证实了李希霍芬关于罗布泊游移的假设，推翻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中国地图错绘了罗布泊位置的看法；并毫不留情地批评并澄清了英国同人自称发现了珠穆朗玛峰的观点，认为早在英国人发现这一山峰的一百三十年前，中国人不但发现而且早已在《皇舆全览图》中标明了它的位置。总之，赫定的记游作品一直贯穿着抒情主人公——作者自身的生命感受和理解，流溢着一个考古发现者而非掘宝者的审美愉悦和生命体验，而这一切的出发点皆缘于他的人性化的视角与情感。

兰登·华尔纳（1881—1955）的心态和初衷与赫文·斯定完全不同，他使自己首先成了一个掘宝者而非考古发现者，关于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想从敦煌“带回壁画”这一蓄谋已久的计划中，这在他早期的书信和言谈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所以，“怨羡”情结一直伴随着华尔纳的中国之行。这位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并在日本留学，这使得他对包括敦煌艺术在内的东方文化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尽管如此，华尔纳1923年的考古之行却还是给中国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并将自己的名字从此与盗贼与掘掠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归根结底源于他的“怨羡”情结和他破坏中国艺术的卑劣手段。他羡慕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却又十分鄙视中国的落后和积弱，常以一个富强民族的优等心态俯视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甚至在剥去敦煌壁画的时候也念念不忘为这一卑鄙的行径找借口，其借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人类的艺术瑰宝。这一强盗逻辑的深层次就是他过度膨胀的民族优越感湮没了对一个拥有宝藏民族的尊严的足够重视。于是，羡慕加剧了怨恨，怨恨又反过来激发了羡慕，相互激发和相互扭结的这一“怨羡”^[6]心态，随着他对中国辉煌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几乎导致他的毁灭。近乎病态的“怨羡”情结使他无视中国民间的愤怒又组织了1925年的再次劫掠计划，但高涨的排外情绪最终使其彻底折戟沉沙。正因为华尔纳的这一“怨羡”情结左右着他的中国之行，因此，不剖析他此间的心态是无法准确把握他的记游作品的。

华尔纳诗化般的笔法和灵动的语言，使《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充满了抒情与纪实相结合的风格，从而使其所表露的内心矛盾、复杂的感情蒙上了一层迷雾般的忧伤。一方面，他对贫穷和战乱造成的废墟发出痛心和忧虑；另一方面，嘲弄、反感、蔑视中国人的口吻、言辞随处可见，如：“门外，一个身材矮胖，蓄着褐色胡须的法国人和讨厌的中国人的交谈声不绝于耳”等。一位叫詹魁德的农民为华尔纳一行做饭，可他的描写依然充满了嘲弄：

在这个乡村里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食物就是这堆面粉。他那双手，接触过牲口的粪便，抓过母猪，捏过鸦片烟管，擤过婴儿的鼻涕，整理过骡马的鞍鞯，现在则深深地插入到面粉中……（《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

如果不是怀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一个饥肠辘辘的异乡旅人绝对不会对做饭的主人产生这样奇怪的联想。

言辞之外随处可见的傲慢和偏见，使得华尔纳与中国民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很深的隔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惊异于华尔纳描述景物、情致、风俗时的用词准确和魅力四射的艺术感受力。实在难以理解，一个在情感上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美国人，一个满嘴衔着“肮脏”“丑陋”“可恶”“讨厌”等词语并将其强加给中国百姓的外国人，又怎样用一颗艺术之心去观察、审视西部乡间的景致？但是，这是事实，他的描写确实优美而充满情趣，这不能不令人惊异而又佩服。请看一段华尔纳对乡间情景的描述：

村子的马路旁摆动着两扇大门，五辆大车笨重地移进用篱笆围住的院子里，卸了挽具的焦躁不安的骡子再也耐不住了，立即倒在松软的地上打起滚来，一股扬起的尘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这些骡子各自找到一块滚动的地盘，那种通常卧在炉前地毯上的大牧羊犬随即跳了起来，围着骡子转了一两圈，又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后退了回去。骡子的蹄子痉挛地踢动，尾巴像划船桨似的摇摆，它们在地上滚着，好长时间不起来，不过，它们确实需要尽情地磨蹭解乏了……一群母鸡咯咯地从一个狭小的洞口进进出出，这个洞口使它们逃脱了老鹰上百次的追捕。装扮得像牧师一样的喜鹊，它们套着白缎子般的袖子，翘起了黝黑的马甲，立在装满豌豆的柳条筐上啄着豌豆吃，偶尔闪现出它的一只黑眼珠。在中国所有的人、鸟、动物中，这些喜鹊是最干净和最漂亮的。（《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

这种生动、细致、形象而富有情趣的描写，《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一书中比比皆是，充分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洞察力和语言表达上的缜密。此外，发自内心的忧伤一直伴随着他对中国文物的劫掠，从一路担心敦煌艺术珍品是否还存在到真正面对被毁坏的壁画，这一忧伤情绪弥漫着他的心境。他一再为自己蓄谋已久并持续了整整五天的剥画行为编织着各种自相矛盾的理由：“虽然我曾对自己的罪恶自责，但最终我还是决心必须从当地人的铁锹和无知的洞窟彩绘工的画笔下拯救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些珍宝。”如果离开“怨羡”情结，离开卑鄙的剥画行为与艺术家的道德、良知之间的纠葛、矛盾，又怎样解释这一“忧伤”呢？

在华尔纳之前进入中国西部的美国地理学家伊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却用人文情怀谱写了自己的探险之旅。他的学术专著《文明与气候》的“副产品”——《亚洲的脉搏》，虽然篇幅短小，却以其细致的笔触、深沉的思索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书写，成为研究20世纪初域外记游文学不能忽视的一部作品。尽管他远没有赫定、斯坦因等人在遗址发现方面有名，但是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迥然不同的立足点，却使他的探险与其他人有了明显的分野。他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真正目的，在于“他寻找的是绿洲/沙漠互相置换的规律，他体验的是几千年文明史转嫁给生态的沉重负荷”^[7]。他目力所及的历史故迹、自然现状和人类的生存，不断在验证和修正着他对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依存关系的反思，因此，亨廷顿缺少功利色彩的探险充满了隽永而深邃的人类学意义。

在描绘西部风情画、风俗画等方面，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1863—1935）的《死城之旅》是别致而又充满魅力的。他的记游以独特的抒情色彩和气质，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题材视阈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追求。无论是对人与自然的描绘，还是对动植物、鸟类的细致观察，都体现了纪实性叙事与浓郁抒情的相得益彰，从而使其叙事风格充满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韵味。这位由普尔热瓦尔斯基亲手栽培的探险家，在1907年的探险中终于实现了俄国人发现和挖掘哈拉浩特古城的梦想，其事业因此达到了高峰。就在这一次，他考察了青海湖，穿越了巴丹吉林沙漠，拜访了佛教圣地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并有幸观看了大法会。他的抒情笔调在表现迷人的风光、奇瑰的风俗方面又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使其所见所闻充满了迷人的韵味和美学情致。

大卫·尼尔、河口慧海、亨宁·哈士纶和传教士蜜德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及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戴安娜·西普顿等人是一群特殊的探险者。这不光是指其身份的特别，有僧人、传教士、学者、外交官夫人；以及经历的坎坷，如大卫·尼尔、河口慧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西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探险、游历的目的在于文化考察、传教、学道，因而其探险记游充满了对中国西部文化的痴迷、理解、欣赏。无论是对艰险旅途的记述，还是对自然、社会的观察，都深深地烙上了人道主义色彩和鲜明的主体形象。尤其是英国女传教士蜜德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的《戈壁沙漠》，其笔致的优美、细腻、恬淡和诗意化，在同时代的记游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这部出自女传教士之手的作品，记述了传教士三姐妹1920—1930年代以板车为家穿梭于西部戈壁大漠间传教的见闻，洋溢着自由、乐观、谦逊、幽默。“一种像诗人一样宁静冷凝的观照，透露在字里行间”，使其作品洗却了俗套和浓郁的宗教色彩，完全是心理感受的自然流露和赤子之心的抒写，因而，被誉为“含蓄的经典”^[8]。其实，这是三位女传教士第二次踏入甘肃传教的旅行记。早在1923年6月她们就从山西霍州辗转到达甘肃传教，并将在甘肃、新疆的见闻与生活写成《西北边荒布道记》一书，由基督教士季理斐译为中文于1929年出版。“她们以独特的身份、不可复制的视角”，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仍然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通道”的丝绸古道，真实反映了“普通民众生计艰难，教育难以普及”^[9]等社会现状。1926年，三人从兰州西向回到伦敦，又于同年从英国到达上海，再次前往甘肃传教，一直工作到1932年，并创作了旅行记《戈壁沙漠》。她们的两部旅行记对敦煌千佛洞的记述，受到了斯文·赫定等探险家的高度重视。

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居留喀什噶尔长达十七年之久，她的丈夫乔治·马嘎特尼是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1931年写就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充满了对人的尊重和理解，笔触洒脱、刚健而又充满诗意地发现着无处不在的美。凯瑟琳用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她在喀什噶尔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的美妙感觉：随着冻土的苏醒，果园“已变成了一座仙境，鲜花怒放，花团锦簇。那低沉的嗡嗡声，是数不清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采蜜时发出的”。在旅途中被大雨浇透，不得不屈居一个牛毛小店，端来热茶的维吾尔族妇女，“真诚友好，笑容满面”，温暖着身处困境的她。当她被水洼挡在路上时，一个清晨拾粪的汉族老人主动地帮助她走过水洼，“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而且这一切都做得极有风度，真使我感动不已……老人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凯瑟琳“细致、凝练的优美文句”和充满感染力的书写，使得去过喀什噶尔的读者，读了她的书，“就好像与一个久别的挚友意外重逢。从未去过的，也会在自己的向往中，为那遥远的异乡辟出驰骋思念的空间”^[10]。另一位外交官夫人戴安娜·西普顿的《古老的土地》，被视为凯瑟琳著作的姊妹篇，同样充满了细腻、生动的人性化抒写。她不仅用洗练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对喀什噶尔各族人民的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发现了生活在异乡的汉族人的“心病”（流放心态），无论是官员还是士兵都深深地沉浸在这一心态中。从小就有探险家梦想的戴安娜，如饥似渴地阅读探险家征服珠穆朗玛峰等险绝高峰的故事，并在克什米尔相识了探险家丈夫艾瑞克·西普顿——后来成为最后一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因此，《古老的土地》除过记述她的喀什噶尔生活见闻外，大量笔墨留给了两人的探险、登山故事，无论是他们的“幽谷寻芳”还是对扑朔迷离的西域奇迹——穹形山的追寻探索，都充满了曲折离奇的惊险和神秘感。学者杨镰指出，“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种结构了”，“无论是《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还是《古老的土地》，都为我们开启了进入历史的门户，并且恢复了为岁月消磨的生动细节”^[11]。这一评价是精准的。

丹麦人亨宁·哈士纶的探险记游《蒙古的人和神》之所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主要是因为作者进入了一个古老民族——土尔扈特人的心灵世界，并以“自己人”的视角展示了该民族的悲怆、辉煌的历史以及他们在20世纪初的光荣和梦想。他赋予了每一个神秘、传奇的人物以灵魂并使他们栩栩如生，他写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心声。因为他的真诚、善意，土尔扈特人向他敞开心扉为他歌唱，并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他们将祖先的故事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最信赖的人——哈士纶。而这一切都缘于哈士纶的一个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梦想，他曾那样渴望了解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啊！一段文字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当我的马匹再一次处于良好的状态时，我就要启程西行，向着那遥远的西部，直到我来到强大的土尔扈特汗王面前为止”，“我要作为一个牧民生活在游牧民族当中，我要坐在他们的篝火旁洗耳恭听。而汗王本人也一定会是我的朋友”^[12]。他最终做到了，这就是用心写就的《蒙古的人和神》。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插手西藏的英国为了独霸青藏高原，对西藏实行严密的封锁。但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和著名的法国籍东方学家、藏学家大卫·尼尔却先后秘密地潜入了青藏高原的腹地。作为一位执着求道的东瀛僧人，河口慧海此次的六年（1897—1903）西藏之行，其宏愿在于学习真正的佛教原典，因而，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探险家。他战胜苦难的独特方式和悟道式的心灵体验，使其探险记游充满了浓郁的东方色彩，这就是西藏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社会状态与东方僧人的情感、思维方式的碰撞与契合，从而形成的感悟式叙事风格。在“高原上的月下雪景”中，他这样描述了露宿野外的情景：“寒月照着浩瀚的原野”，“幻影般的群山，就像是神仙出没的地方”，他忍着浑身的疼痛，用坐禅的方式驱赶寒冷，“静心强迫自己进入坐禅的妙境”，想起了大灯国师有关坐禅的诗，“想着想着，逐渐忘却了痛苦，忘却了自我。又突然吟出两句而十分愉快：忘却自我于雪原，佛光普照解吾心。由于这些醒悟，这夜没有感到寒冷之苦，一直坐禅到天明”^[13]。在《西藏旅行记》《西藏秘行》中，河口慧海这一感悟式的记游写作风格得到了集中体现。片断的记述中夹杂着即景的赋诗和类似于佛教偈语式的主体的感悟与沉思，从而使其记游文字充满了宗教哲学的神秘感。

大卫·尼尔（1869—1969）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长着白种人的皮肤和黄种人的心灵”^[14]，怀着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热爱，在青藏高原留下了不屈不挠的足迹。早在1912年居留喜马拉雅山麓的时候，她就记述了自己对西藏腹地的向往：“茫茫无垠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在远方以一种朦胧的幻境为界，标志则是一种戴雪冠的淡紫色和橘黄色山峰的混沌外貌”，“这是多么令人永世难忘的景致啊！它使我流连忘返，宁愿永远置身于这种妩媚的景色之中”，“但是，西藏的自然景色并不是吸引我的唯一原因。作为东方学家，西藏的文明、人民也深深地吸引着我”。然而，西藏的对外封锁和各种阻挠使她的每一次进藏都告失败。她一直围绕青藏高原盘桓了十四年等待机会，直到1923年化装成朝圣者秘密进入才得到实现。在这次的秘密潜行中，她与义子云登喇嘛一路乞讨化缘，避开大道和人烟，日宿夜行，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了她梦寐以求的西藏腹地之行。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大卫·尼尔的此次西藏之行才更加富有神秘、传奇的色彩，而其旅途的艰险除过九死一生以外，几乎无法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因此，她的记游文学《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以其情节曲折、故事离奇、语言优美、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而在欧洲掀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这一部书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但对她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她还先后出版了二十六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论著。尤其是1931出版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不但是西方最早研究格萨尔的著作之一，而且成为目前已知的格萨尔七大分章本之一，这就是有名的“大卫·尼尔整编本”。

除此之外，此间的主要探险者还有沃尔克·贝格曼、C.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邦瓦洛特、伯希和、大谷光瑞、橘瑞超、冯·勒·寇克、贡纳尔·雅林、艾米尔·特林克勒等人，他们或以探险或以考古或以掘宝而闻名于世，其相关的记游文字都贯穿在其繁杂的考古纪实中，虽然不乏可读性，但与上面几位相比，无论是探险的目的还是文化差异制约下的“西部镜像”的构筑，都无有出其右者。因而对他们的讨论这里从简。

总之，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域外探险者的文化差异和探险目的不同，直接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初的域外探险记游文学对“西部镜像”的构筑以及对西部文明的传播。纪实与抒情的叙事中，探险者个性化的主体形象的凸现，决定了探险记游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因为，探险记游文学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独特展现与描绘，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这就是创作主体的参与、文化认知以及主体心灵的展露。自然物像与主体形象的结合与呈现，才是记游文学价值之所在和最高境界。

[1] 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美］兰登·华尔纳：《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姜洪原、魏宏举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35页。

[2] 西方世界对中国民族史诗的发现、认识，与近代以来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步的，详见本书第十章。

[3]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70页。

[4] 詹宏志：《新疆地理宝藏记·导读》，［德］阿尔伯特·冯·勒·寇克：《新疆地理宝藏记》，刘建台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8页。

[5] ［瑞典］斯文·赫定：《生死大漠》，田杉编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31页。

[6]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5页。

[7] 杨镰：《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代序）》，［美］亨廷顿：《亚洲的脉搏》，王采琴、葛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页。

[8] 詹宏志：《沙漠三人行：读〈戈壁沙漠〉》，蜜德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戈壁沙漠》，黄梅峰、麦慧芬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2页。

[9] 杨镰：《现代西行记（代序）》，［英］蜜德蕊·凯伯等：《修女西行》，季理斐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3页。

[10] 杨镰：《外交官夫人与喀什噶尔情结（代序）》，［英］凯瑟琳·马嘎特尼、戴安娜·西普顿：《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王卫平、崔延虎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8—10页。

[11] 杨镰：《外交官夫人与喀什噶尔情结（代序）》，［英］凯瑟琳·马嘎特尼、戴安娜·西普顿：《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王卫平、崔延虎译，第15页。

[12] 杨镰：《土尔扈特部落的光荣与梦想（代序）》，［丹麦］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徐孝祥译，新疆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页。

[13] ［日］河口慧海：《西藏秘行》，孙沈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8页。

[14] ［法］大卫·尼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耿昇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