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亦官亦商的家庭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如今常州已是江苏的省辖市，地处沪宁铁路中段，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工商业十分发达。可是，在我出世时，它只是苏常道的一个以梳篦业闻名的县城。我的祖父在家居的篦箕巷内开了个篦箕作坊，我父亲无意经商，一心要在科举上博取功名，祖业由叔父继承。

我父亲吴师善，字雪鸥，曾考取拔贡。先娶妻杨氏，生大姐、大哥（早年夭折）、二哥。杨氏故去后娶我的母亲王德芳为继室。母亲生下二姐、三姐、三哥和我。

我生于1906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时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的年代。190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继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又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它们纷纷夺取“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蓄谋瓜分中国。我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资产阶级爱国运动渐次高涨。我的前半生便是在这个苦难而动荡的时代中，艰辛而曲折地度过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民国以后，我父亲看到科举之途已经不通，乃在县里教书。1913年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从此踏上了仕宦之途。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州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先后两次当过国务总理。靳云鹏和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我父亲在靳云鹏的督署里当个高级幕僚，颇受信任。

我五岁开始入武进县的一个私塾读书，后转入县立小学。七岁时我随母亲离开家乡，到济南父亲的任所就近入南新街第一小学学习。毕业后曾在济南大明湖旁的正谊中学肄习半年。1918年，靳云鹏到北京任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我们和父亲一起，举家随靳到京，住进靳府。直到后来，我父亲当上北京劝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二哥和三哥也分别担任劝业银行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的副经理，家中经济比较宽裕，我父亲买下一所大宅院，我们才搬出靳府。

新宅院坐落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东面的王驸马胡同（现改称南颂年胡同）三号，门口有两棵大槐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前后共有四进房屋，东西还有跨院。从大门直到内宅，全以廊相连，雨天可以照常通行。后来，父亲为了庆祝自己的花甲寿辰，同时也为我结婚准备新居，在宅子的东院建了一幢西式洋房。此外，父亲还在常州购置两所市房，另在常州西郊夏溪镇置有田产300亩。

全家的财务大权由二哥吴镜予掌握。他精明强干，交游甚广。三哥吴志清不大理家事，一心茹素信佛。他自北大经济系毕业后，担任了天津劝业银行负责人，银行倒闭后，到南京社会局任职，40岁时辞世。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敬爱的是二姐吴婉。她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中，居然能摆脱枷锁，从山东济南女师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北京女师大和男女同校的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教书。她与天津慎昌洋行留美工程师吴庆衍结婚后，生有四个子女，怀第五胎时做人工流产，不幸为庸医所误，于1934年死于非命。为抚养子女，吴庆衍又娶我三姐吴瑛为继室。

我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深得父母钟爱。我出生那天，恰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我父亲认为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希望我读书上进，光耀门庭。他曾想让我婚后夫妻二人一齐去德国留学，并为我们准备了留学所需要的外币。当时父母年事已高，而且由于“父母在不远游”思想的影响，我恳请父亲取消了这个计划。然而，我没想到我以后的生活竟与父亲的希望相距如此之遥。1926年，父亲病故，棺椁停厝在京郊柏林寺。后来我们夫妇同三哥、二嫂、二姐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常州，安葬在夏溪田产的坟地里。

二　习文习武的中学

1918年，我奉父亲之命入北京正志中学（我毕业前改名成达中学）求学，学名吴鼎。该校设在骡马市大街广东学堂的旧址。它原是段祺瑞的得意门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徐树铮所创办。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各地军阀竞相培植亲信，扩充势力。徐树铮原意要把学生训练成文武兼备之才，因而采取军事教育的办法，制定严格的校规。学生一律住校，星期日早出晚归。上下课作息时均吹军号，每天上军事操练课一小时以上。我的体质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学校聘请的教师质量较高，大多数学有专长，特别是语文教师。以首次翻译外文小说见称于世的林纾（琴南），桐城派名儒姚永朴、姚永概两兄弟，当时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学认真，文采飞扬，使我获益匪浅。教数学的王则先老师教法得当，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教我们德文的李彦士老师是德国留学生，可惜教学效果不佳。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音乐老师高书庭，他教唱的《马赛曲》我至今记忆深刻：

咄嗟其起兮吾我青年，时其至兮，来日光天。

苛政猛虎兮犹自肆贪焰，残民以逞，赤帜高擎。

残民以逞，赤帜高擎。

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王卒怒吼兮，屠人如营。

尔子为虏兮妻为奸，尔项为扼兮尔背为钳。

趋集尔群体团，趋厉尔甲刃环。

前，前，速前！溅彼民贼之秽血，以粪我田！

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萌生了爱国反帝思想。我的中学教育中有爱国主义的成分，我们的毕业歌中唱道：

“乱世如麻，乱世如麻，此事非闲耍。丈夫报国心，对枕头，宁安寝。用我祖遗钱，卖我北庄田，趁一帆风留学欧西善。潜艇飞机一一加研练，海陆空一一咸能战，内治外交一一叫人羡，才是中华好青年。珍重少年莫把韶华贱。”

它鼓励青年人奋起，学习欧美，富国强兵。

对我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学的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每星期都举行定期的小聚会。大家志趣相同，共同探讨一些国家大事。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共产党人，如胡曲园、胡的爱人陈珪如、李述礼等。我后来一直同情共产党，并曾加入共产党组织，都是与他们这时的影响分不开的。

三　家长做主的婚姻

我结婚较早，中学尚未毕业就订了婚。女方是靳云鹏的亲戚。旧社会的男婚女嫁，往往秉承于父母之命，撮合于媒妁之言，尤其重视门当户对。靳云鹏的四妹夫高焕章，当过山东省警务处长和济南市警察局长。高氏夫妇生有一子一女。子高福民是我正志中学的同学，青年时因病辍学，中年即患肺痨早故。女名高静宜，幼年常随母亲到靳家。我父亲是靳云鹏幕僚中的红人，因此与高焕章很熟悉。两人在杯酒言欢之际，便把我和静宜的终身大事定了下来。三哥受父母之命，到济南高家下聘，办好订婚手续。

当时我正在中学读书，事前一无所知。初闻此事，感到很突然，但我当时受旧思想的影响较深，认为婚姻自应由父母做主，只是觉得过早订婚，有碍专心读书而已。

1922年冬，在我父亲60岁寿辰时，他决定为我完婚，了却一桩心事。这时高静宜的母亲病故，她父亲感到失去慈母的爱女如能早日出嫁，也算是如愿以偿。所以双方很快就谈妥了。1922年末，我从上海同济大学返回北京，与静宜结婚。那日悬灯结彩，大开盛宴，贺客盈门，喜气洋洋。我岳父为嫁女所办的妆奁衣物，连同现金共耗资两万元以上。婚礼采用中西合璧方式，有主婚人、订婚人、介绍人及男女傧相。男傧相是我中学的同学董鸿诏、陈同。女傧相是我的二姐、三姐。

静宜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受过“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洗礼。婚后她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

“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济南时，静宜正在济南七年制的竞进女子学校读书。竞进女校的学生们在校学生会的领导下也积极参加了运动，举行讲演会，抵制日货，实行义卖。静宜当时不过15岁。某次在济南第一女子师范召开的讲演会上，一位叫张惠贞的同学慷慨陈词，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激愤之至，她竟操起剪刀划破自己的手指，写下“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的血书。会场气氛一下达到沸点，四处是哭泣之声。静宜也激动万分，回家后向母亲诉说了开会情况，禁不住喊出了“打倒卖国贼曹汝霖”。这使她父亲十分紧张，他怕静宜在学校闹出事来，从此再不许她去竞进读书了，还请了一名秀才教她和她的嫂子及叔伯姐姐在家读古书。可是这并没能把静宜的思想封锁在闺阁之中，她仍然不断地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地丰富自己。

我们结婚之后，她给了我不少帮助。我从青年到现在如果说还为国为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静宜的帮助下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