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横滨高工

1928年8月的一天，我在塘沽登上了东渡的轮船。船开航了，岸上的景物渐渐模糊，那块生我养我的大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着。我胸中涌出从未体验过的离愁别绪。然而，当时我未满20岁，血气方刚，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想着奋斗自强的未来，心情顿觉开朗，充满美好的憧憬。

初到他乡异国，人地两生，我找到在京都学习的中学时代同窗史钊（字殿昭，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请他帮忙选择学校，熟悉风土人情。史钊说，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情况不同。有些人忧心国事，立志学习日本的富强之道，以振兴中华，他们肯下苦功钻研学问，以求学到真才实学；有的人则纯粹是为了混张文凭，便于回国找事。如果想学知识，就必须首先打好日文基础，再考个好学校，认真读几年书。他建议我先入为留日学生补习日文的东亚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东京。补习时间只有半年。我没有沉湎于东京的繁华世界，连强烈的好奇心也未能一一满足，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同时思索着半年之后的去向。

在初到东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从东京市面上看，日本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与中国的多数进口货截然不同。在中国，封建官僚和洋行买办们买进的多是手表、饰物和各种奢侈用品。这里见到的则主要是工业用品和科技书籍。这使我深受触动。我渴望学习日本人的“专务实用”，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有所建树。而且这时我已有一子一女，也想早日谋生自立，不宜入大学。1929年3月，从东亚预备学校毕业后，我即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

横滨自1889年设市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大阪的第三大城市。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学府，现已改为横滨大学。横滨高工的校长铃木正雄和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正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比较友好。

应用化学科当时有三个外国留学生：我、郭振乾和一个姓朴的南朝鲜人。郭振乾是台湾嘉义县人，农家子弟，生活比较困难。由于都是中国人，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一开始我们的交往比较困难。郭讲一口闽南话，我很难听懂，而我的话，他听起来也很困难，我们只好笔谈，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六席（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住到了一起。他帮助我学习日语，我帮助他学习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翻译文稿。

1930年，静宜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日本。我们结婚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求学，很少在家，只有寒暑假回家探亲。静宜独自置身于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感到很孤寂，而且对旧礼教的那一套心怀不快。所幸我给她介绍了一些我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静宜常与他们往来，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懂得了一些反对封建礼教和妇女应力求经济独立的道理。

有一天，她在沈兹九创办的《妇女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养蜂的文章，并认为养蜂可以作为妇女自谋经济独立的一种职业。静宜很高兴，很想尝试一下。胡曲园等朋友也都赞成。于是，静宜买了养蜂书籍和四箱意大利种蜜蜂，在家中东面空院里养起蜂来。她一人亲自操作，不知挨了多少次蜂蜇。她辛苦了三年，4箱蜂繁殖成24箱。由于当时蜂种求过于供，静宜就在北京安定门外买了一个大车场的旧址，自建房屋数间，找人助理，开办了静宜养蜂场（这是北京第一家女子养蜂场）。但静宜养蜂不是为了采蜜，而是分蜂、卖蜂种。头一二年赚了一些钱。在来日本的前一年冬天，静宜养的蜜蜂全部冻饿而死，但在日本还有预订的蜂种尚未提货。因此静宜关掉养蜂场，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来到日本。

静宜的意思是把蜂种贱卖掉，收回部分现款。可是我有些于心不甘，总想把事情做到底。听一个日本技师说，北海道的蜜源很好，我们夫妇租了一节车皮，带上约200箱蜜蜂，和郭振乾一起跑到北海道。很不走运，我们遇到了北海道20年未遇的大暴雨，结果失败而回。这一下把我们搞得很惨，不得不向一位华侨借了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