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尤利西斯》在巴黎

我第一次遇到乔伊斯，是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那是我的书店开张营业的第一年。

那是一个闷热的星期天的下午，阿德里安娜要去诗人安德烈·史毕尔（Andre Spire）家参加一个聚会，她一定要我陪她同去，她向我保证说史毕尔见到我会非常高兴，但是我还是不想去，因为我虽然很崇拜史毕尔的诗歌，但是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是一如往常，阿德里安娜还是赢了，我们一起前往奈伊里镇（Neuilly），当时史毕尔夫妇住在那个小镇上。

他们住在布隆涅森林街（rue du Bois de Boulogne）三十四号那栋房子二楼的公寓里，我还能记得那周围如荫的绿树。史毕尔长得有些像诗人布莱克，留着部《圣经》时代的大胡子和浓密的头发，他热诚地和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打招呼，并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耳语道：“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也来了。”

我非常崇拜詹姆斯·乔伊斯，他也在场的消息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害怕得几乎要立即逃走。但是史毕尔告诉我说是庞德夫妇把乔伊斯夫妇带来的，我能从开着的门中看到埃兹拉，我和庞德夫妇认识，所以，就进了屋。

埃兹拉果然在里面，四肢伸展着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后来曾为《信使文学期刊》（Mercure de France）写过一篇文章，说庞德那天穿着件蓝色衬衫，正能配上他的蓝眼睛，但是庞德立即给我写了回信，说他的眼睛根本就不是蓝色的，所以，在此我要把蓝眼睛的那句话给收回。

我看见了庞德夫人，就上前去和她说话。她正在和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人聊天，她向我介绍说这是乔伊斯夫人，然后她就走开了，留下我们俩自己说话。

乔伊斯夫人身材高挑，不胖也不瘦。她很有魅力，红色的鬈发配着红色的眼睫毛，双目炯炯有神，她的爱尔兰口音抑扬顿挫，还有一种爱尔兰人特有的高贵。我们能用英文交谈，这让她很高兴，因为对于别人的法语谈话，她一句话都听不懂。如果大家都讲意大利语，那就不一样了，乔伊斯一家曾经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住过，他们都会说意大利语，甚至有时在家里也用意大利语交流。

我们的交谈被史毕尔给打断了，他来邀请我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前入座，那天的晚餐是美味的冷菜。我们边吃边喝，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客人滴酒未沾。史毕尔多次试图往他的酒杯里斟酒，但是都被拒绝了，最后，他索性把酒杯给倒过来放在桌子上，这也就省去了所有的麻烦。这个客人就是詹姆斯·乔伊斯。后来，庞德把所有的酒瓶子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字摆开，这让他的脸涨得通红。

晚餐之后，阿德里安娜和哲学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开始讨论班达最近发表的关于当代最顶尖的几位作家的评论，他们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大家手上端着咖啡杯，有兴趣地倾听着他们的讨论。受到班达直接攻击的作家有瓦莱里、纪德、克洛岱尔，还有一些其他人。

我将阿德里安娜留在那里，让她为她的朋友们辩护，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书籍堆到了天花板，窝在角落里的两个书架之间的，是乔伊斯。

我用颤抖的声音问：“您就是伟大的詹姆斯·乔伊斯么？”

“对，我是詹姆斯·乔伊斯。”他回答。

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边——如果你也能称之为握手的话。

他中等身材，很瘦，有些驼背，但是举止优雅。他的手很引人注目，它们很窄，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戴着镶在厚厚的底座上的宝石戒指。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非常漂亮，闪着天才特有的光芒。我也注意到他的右眼睛看上去有点不正常，右边的眼镜片比左边的稍厚些。他的头发很浓密，深褐色，卷曲着，额头上的发际线很高，头发从发际线往后梳，盖过高高的头颅骨。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看上去最为敏感。他的皮肤很白，有些雀斑，而且泛着红晕。他的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他的鼻子的形状很好，嘴唇很薄而且线条分明，我想，他年轻时肯定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乔伊斯的声音很甜美，音质如同一位男高音，让人陶醉。他的吐字非常清晰，有些字的发音完全是爱尔兰口音，例如“书籍”（book）、“看”（look）以及一些以th开头的字，而且他的声音也是爱尔兰人独有的，除了这些以外，简直听不出他的英语和其他英国人的有什么区别。他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但是他选择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的发音都非常讲究。这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对语言的热爱和他的乐感，但我也觉得这可能还和他多年教授英语有关。

乔伊斯告诉我他最近才来到巴黎，庞德建议他把全家搬到这里，也是通过庞德，乔伊斯认识了路德米拉·萨文斯基女士，她让乔伊斯一家在她帕塞区的公寓里住几个星期，这样他们能有时间找一个稳定的住所。萨文斯基女士是乔伊斯在巴黎的最早的朋友之一，而且她还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翻译成法语，法语的书名是《达德勒斯》。乔伊斯的另一位在巴黎的较早的朋友是珍妮·布拉德利夫人，她翻译了《流亡者》。

“你做什么的呢？”乔伊斯问。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莎士比亚书店。我的名字和我书店的名字，都让他觉得很有趣，他的嘴角浮起一丝迷人的微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笔记本，记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他写字的时候把笔记本凑得离眼睛很近，这让我顿生一种伤感。他说他会来看我。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狗叫声，乔伊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苍白，他的全身在发抖。狗叫声是从路对面传来的，透过窗子，我看见一条狗在追一只球。它虽然叫声响亮，但在我看来，很明显它并没有要咬人的意图。

“它会进来么？它很凶么？”乔伊斯问我，他心神不安（他的“凶”这个字的发音很长）。我向他保证说狗肯定不会进来，而且，那条狗看上去一点都不凶。但是，他还是非常担心，每一声狗叫都让他害怕。他说他从五岁开始就一直很怕狗，因为“这种动物”曾在他下巴上咬过一口，他指着他的山羊胡子说，留这样的胡子就是为了掩盖那个伤疤。

我们继续交谈，乔伊斯的言谈举止都非常简单，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让我激动，但同时，我也觉得在他面前很放松。那次以后，虽然我一直意识到他是位天才，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别人比他更容易交谈。

这时，客人们都开始告辞了，阿德里安娜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去和史毕尔夫妇告别。我感谢史毕尔先生的盛情款待，他说希望我没有觉得太无聊。怎么可能无聊？我遇见了詹姆斯·乔伊斯。

第二天，乔伊斯就顺着我书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来，他穿着深蓝色的斜纹哔叽布料的西装，头上朝后戴着顶黑色的毡帽，在他窄窄的双脚上，是一双并不太白的运动鞋。他的手上转动着一根手杖，当他注意到我在看着这根手杖时，他告诉我这是爱尔兰梣树手杖，是一位在的里雅斯特港口的爱尔兰军官送给他的。（我心中暗想：“史蒂芬·达德勒斯，还带着他那根梣木手杖。”）乔伊斯的衣着总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态是如此高雅，他的举止是那么出众，所以，人们很少会注意到他究竟穿着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碰到什么人，他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走进我的书店，他仔细看着挂在墙上的惠特曼和爱伦·坡的照片，还有那两幅布莱克的素描，最后，他又仔细审视了那两张奥斯卡·王尔德的照片。然后，他在我的桌子边的那把并不太舒服的小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他再次告诉我是庞德劝他搬到巴黎来的。现在，他有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是给他全家找一个栖身之地；第二是让他们衣食无忧；第三是完成《尤利西斯》。第一个问题最紧迫，因为两个星期之后，萨文斯基女士就不再续租她的公寓了，到时候，他必须把他的全家安顿到另一个住处。

而且，他还有经济上的问题，搬家到巴黎来，用去了他们所有的积蓄，他必须找到一些学生。他对我说，如果我知道有人要找家教的话，能否把他们介绍给乔伊斯教授？他说他教书的经验非常丰富。在的里雅斯特港，他在伯里兹学校教过许多年的书，同时，他也教授许多私人学生。在苏黎世，他也是一样以教书为生。“你教过哪些语言？”我问。“我教英语，”他说，“‘这是一张桌子，这是一支笔’，还有德语、拉丁语，甚至法语。”“希腊语呢？”我问。他说他不懂古希腊语，但当代希腊语说得很流利，那是他在的里雅斯特港跟希腊水手学的。

很明显，语言是乔伊斯最喜欢的运动。我问他大概懂多少种语言。我们一起数了数，至少有九种。除了他的母语外，他还会说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还有三种北欧的语言。为了能阅读易卜生，他学习了挪威语；然后，就顺便学习了瑞典语和丹麦语。他还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他没有提到中文和日文，可能他觉得那是庞德的专利吧。

他告诉我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如何侥幸从的里雅斯特港逃离出来，奥地利人以为他是间谍，要逮捕他，他的一个朋友，拉利爵士（Baron Ralli），及时给他搞到了签证，让他带着全家离开了那里。他们到达了苏黎世，并在那里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我闹不明白乔伊斯哪里能有时间写作，他告诉我，他的创作都是晚上上完课以后才开始的。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眼睛所承受的压力太大，在他们搬往苏黎世时，他的眼睛开始有问题，后来越来越严重，他得了青光眼。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一种眼病，我觉得这病的名字倒挺好听的，乔伊斯则称它为“雅典娜的灰色猫头鹰眼”。

他的右眼已经开过刀，也许这是为什么我曾注意到他的厚眼镜片。他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手术的过程（我注意到，向我这样愚笨的学生进行解释，是他很习以为常的事）；为了说明得更清楚，他甚至画了一幅小画。他说他的眼睛做手术时，正患着虹膜炎，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做手术，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结果是让他右眼的视力受到损伤。

既然他的眼睛有这么大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写作？他是否有时会口述让别人来记录？“从来不！”他惊叹道。他总是亲手书写，他喜欢控制写作的速度，不想写得太快。他喜欢逐字逐句地推敲，看着自己的作品成形。

我一直盼望着能听他谈及《尤利西斯》，所以，我就问他此书的进度如何，他是否正在写。“我正在写。”（一个爱尔兰人是从来不会简单地回答“是”的。）这本书他已经写了七年，现在正努力要完成它，等他一旦在巴黎安顿下来，他就会开始工作。

一个颇有才华的在纽约开业的爱尔兰裔美国律师约翰·奎恩（John Quinn）正在逐批收购《尤利西斯》的手稿，乔伊斯每写完一个部分，就会誊清一份，给奎恩寄去，而奎恩则会按说好的价格把钱寄给他，钱虽然不多，但是够他补贴家用。

我提到《小评论》杂志，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一直想在上面发表《尤利西斯》，她的愿望达成了么？是不是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乔伊斯看上去很焦虑，纽约传来的都是令人担忧的消息，他告诉我，一有新消息他就会转告给我。

在他告辞之前，他问我如何才能成为我的图书馆的会员。他从书架上取下了《海上骑士》（Riders to the Sea），说他想借这本书。他说，他曾经把这出戏翻译成德文，在苏黎世时，他还组织过一个小剧团上演过这出戏。

我在借书卡上写下：“詹姆斯·乔伊斯，地址：巴黎圣母升天街五号，借期一个月，押金七法郎。”

听乔伊斯自己亲口告诉我他这些年来的工作境况，这让我非常感动。

詹姆斯·乔伊斯，由莎士比亚书店转交

现在，乔伊斯正式成为莎士比亚书店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人们经常可以在书店里看到他，很明显，他非常喜欢和我的同胞们交往。他向我吐露说，他喜欢美国人，也喜欢我们的语言，在他的书中，他就使用了许多美国土话。

在书店里，他也遇到了许多年轻的作家，并与他们成为朋友。例如，罗伯特·麦卡蒙、威廉·伯德（William Bir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还有作曲家乔治·安太尔。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乔伊斯简直是上帝，但与他交往时，年轻人更把他当成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需要崇拜的神灵。

至于乔伊斯，他将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与他平等的，不管他们是作家、孩子、服务生、公主还是女仆。不管谁说话，他都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让人觉得无聊的人。有时候我注意到他在我的书店等我时，会专心倾听我的门房告诉他的长长的故事。如果他坐出租车过来，在司机说完他要说的话之前，乔伊斯绝对不会打开车门出来。乔伊斯本人也让所有的人着迷，没有人能顶得住他的魅力。

我总是爱看着乔伊斯顺着小街走来，手上转动着那根梣木手杖，帽子朝后戴在头顶上。“多愁善感的耶稣”，阿德里安娜和我常常这样称呼他，这个叫法其实是我从乔伊斯自己那儿学来的。还有一个名字是“歪歪的耶稣”（他说“歪歪”这个词时把音拖得很长）。

他还能把脸皱成一团，这也常逗我发笑，因为他皱脸时，就变得像猿猴一样。至于他的坐姿，我就只能用“散了架了”来形容了。

乔伊斯喜欢感叹（他的女儿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是“感叹号”），但是他用词却永远都很温和适度，他从来不说脏话，或使用任何粗俗的词语。他最喜欢用的感叹词是意大利语的“对了！”，他也常常叹气。

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很不张扬，他从来不用太极端的词语，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他也最多用一个“烦”字来表达，他不会用“很烦”，只是“烦”。我想他非常不喜欢“很”这个字，“为什么要说‘很漂亮’？”我有一次听到他抱怨说，“‘漂亮’就够了。”

他总是礼貌有加，而且特别会为别人着想。我那些不讲规矩的同胞们来来往往，很少和别人打招呼，仿佛我的书店是一个火车站；如果他们要和别人打招呼，那也是随随便便地“嘿，老海”，或是“嘿，鲍勃”。在这个非常随意的环境里，唯独乔伊斯一人最正式，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在法国文学界，人们早已习惯了以姓氏来称呼一个作家，虽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泰斯特先生和查勒先生这样的人物，但却不会有人称呼他们的作者为“瓦莱里先生”或“普鲁斯特先生”。只有在你师从于他们时，你才会称他们为老师。瓦莱里总是叫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叫我“西尔维亚”，我们所有的法国朋友也都这样称呼我们。我知道这种习俗简直让乔伊斯震惊，他以身作则，试图以“莫尼耶小姐”、“毕奇小姐”的称呼来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唯一的效果是让所有的人都只敢叫他“乔伊斯先生。”

“乔伊斯先生”如果在女士们面前提及某些事时，他就会变得有些古怪。在阿德里安娜的书店里，莱昂——保尔·法尔格经常面对一些男女混杂的听众讲故事，他的那些故事会让乔伊斯脸红。但是法国并不是一个男人们聚在一起偷偷寻乐的国度，男女关系很放松，所以女士听众们一点都不觉得窘迫。我敢肯定乔伊斯很为他好心的女编辑担心，因为她被暴露在这样的言语之下，但我已经早就习惯了法尔格的这些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