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海归学人

1987年12月底，我决定带全家回国。这一决定是以后持续至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要问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回国？许多人一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问同一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不少中国海外留学生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阻挠、冒着风险，回到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我认识的上中校友有吕保维（1916—2004，上中1935届、哈佛大学1947年博士，中国电波传播科学的开拓者）、杨嘉墀（1919—2006，上中1937届、哈佛大学1949年博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吕先生曾跟我讲起他回国时没有买到船票，是坐船的底层通铺一路颠簸回到祖国的。当年艰辛的场面与我们今天是无法相比的。我也与杨先生1997年一起参加了国际空间遥感与通信会议。与他们俩前辈交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新中国建设时期，以“两弹一星”为典型代表的新中国科学家，克服了重重困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一穷二白的国家奠定了工业与科技发展的基础，许多事迹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美国人写过“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讲述美国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而我们也更有理由写一部中国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我有一次与Stalein教授谈，我说中国还落后，许多工作还在摸索起步。但是他说：我没有去过中国，但看到过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逃荒的照片，那是一个什么景象！你们现在做得很不错，因为你们是中国，没有人会帮助你们，但你们现在许多都做到了，是了不起的。

有一首歌：“在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们就在你的形象里；当世界向你微笑，我们就在你的泪光里。”令人动容。

在经历了10年浩劫的“文革”之后，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是在祖国与人民的殷切期望中出国的，劫后逢生，也许我们比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这种殷切期望，而自觉地把这种家国重任放在自己肩上，这不是哪一个组织部门或领导所委任的。中国人生就的最终归属是中国的事业，这是难以割舍的。

西方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在科学问题的组织、课题立项、学术环境、研究平台、技术背景、信息资源，管理方式，以及生活环境等占有全面的优势。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后来者、是学生。我们在那里留学的确可以学到、做到国内可能缺乏的东西，优秀的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可以有很好的个人发展，在生活的舒适度上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