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推理

Albert Camus

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维度，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类别——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正如尼采所说，如果一个哲学家要自己的哲学受到重视，那他就必须以身作则；要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们就会理解到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因为这种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心灵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应该更深刻地分析这些事实以便使精神明了它们。

如果要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急迫呢？我会回答说，根据它要进行的行动。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然而，当这一真理危及他的生命时，他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悖论性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亡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那些要冒险去死的人和那些以十倍的热情渴望生的人都只有两种思考一切基本问题的答案的方法：一种是帕利斯的方法，另一种是堂吉诃德的方法。事实推理法和抒情诗式表达法的平衡是使我们能同时获得激情与清醒的唯一途径。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悲怆情调的主题中，玄妙经典的辩证法应该让位，让位给更加谦逊的精神态度，而这种态度既来自常识，又来自同感。

人们向来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首要的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自杀了，说他在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完全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与自杀的开始并无关联。隐痛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隐痛。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确定的。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

然而，如果说要准确地确定思想何时决定死亡以及采取什么微妙的步骤是很困难的事，那么，从死亡行动中得出其所预定的结果则比较容易。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承认，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并不理解生活。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回过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活着从来就没容易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地——习惯是可笑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那么，这种难以尽述的情感，这种使精神生活失去对它来说是必需的麻木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呢？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仍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一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演员与舞台之间的这种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理解到：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这种荒谬感与对虚无的渴望直接相关。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讨论荒谬与自杀的关系，讨论在什么确定的范围内自杀成为荒谬的一种结果。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说：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笃信的东西必定会决定他的行动。因而，认为存在是荒谬的信念就必定会决定他的行为。人们自然可以好奇地问——清楚地而且不是故作悲伤地——这种推理的结果会不会要求人们尽快地离开这不可理解的环境呢？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准备与自身协调一致的人们。

这个问题清楚地提了出来，它似乎显得既很简单却又难于解决。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更为简单，或明晰性引发出明晰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验地，颠倒这个问题的各项，那就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结果，即“是”和“不”这两种结果。这真是妙不可言！但是，还应给那些没有得出最终结论而总是提出疑问的人留些地方。我这里稍微说点反话：其实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我还同样看到一些人，他们嘴上回答的是“不”，但其行动却证明他们想的是“是”。根据尼采的准则，这些人实际上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是”的。相反，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像在这样的地方那样深刻，在这个地方反而应该期望逻辑的存在。把诸种哲学理论与那些宣扬这些理论的人的行为加以比较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应该指出，在对生活意义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传说中的贝尔格里诺斯和善于预见假设的于勒·洛基叶之外，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丰盛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并不严肃对待悲剧的方式并不是那么严重，但用它最终可以判断使用它的人。

在这些矛盾和困难面前，是否能认为，在人们可能对生活产生的看法和人们为离开生活而进行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在这点上还是不要夸大其词。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比世界上的一切苦难更强烈的东西。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面对毁灭畏缩不前。我们在习惯于思考之前业已习惯于生活。在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消除的在先。最后，这个矛盾的本质寓于我们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这种“躲闪”既多于又少于帕斯卡的“躲离”。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另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而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

这一切使事情复杂化了。人们至此玩弄词句并且极力假装相信：否认生活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生活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不过，这些企图并非毫无用处。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共同标准。只不过应该避免被上面提到的混乱、不一致和矛盾引入歧途。应该避开这些，深入到真正的问题中去。一个人自杀是因为生活不值得经历，这无疑是一个真理——然而它是贫乏的真理，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对生活的诅咒，这种生活深陷其中的失望是否就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产生的呢？生活的荒谬性是否就迫使人们或通过希望或通过自杀来逃避它呢？这就是必须集中揭示、探寻并且阐明的问题。荒谬是否决定死亡？应该在所有思想方法和超然的精神活动之外，给予这个问题最高的重要性。“客观”精神总是能够把差异、矛盾、心理引入所有问题之中，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研究中、在这个情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里需要的只是一种非正当的，即逻辑的思想。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合乎逻辑总是很容易的，但要从头至尾都合乎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对于自杀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机会：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遵循我要指出其根源的推理才可能得出，在这个过程中绝不能带有混乱的情感冲动，而只能依靠对事实的分析。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开始了这种推理，但我尚不知道他们是否坚持了下去。

在揭示了不可能构成统一的世界时，雅斯贝尔斯大声疾呼：“这样的限制把我引向我自身，我在自身中不再能躲避在一个我只能表象的客观观点的后面，这样，无论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这时，他继许多作家之后又提到这荒芜缺水之地，思想在其中已是山穷水尽。继许多作家之后，是的，也许是如此。但是，有多少人急于要从中挣脱出来啊！许多人，以及许多最卑微的人，到达了这一思想在其中摇摆不定的最后关头。这些人于是放弃了他们曾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生命。另一些人是精神骄子，他们也放弃了，但他们是在最纯粹的反抗中，进行了思想的自杀。相反，真正的努力则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并仔细地观察遥远处的奇异植物。执着和洞见，二者是这非人游戏的特殊旁观者。荒谬、希望和死亡在游戏中角逐争斗。精神在阐明并重新经历这种基本的而又微妙的争斗的种种面貌之前，就已经能够分析它们了。

荒谬的墙

像伟大的作品那样，深刻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其有意识要说的多得多的东西。心灵中发生的不断的运动及冲动同样发生在行为与思维的习惯之中，并且在心灵本身未察觉的诸种后果中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情感携带着各种不同的天地——光明灿烂的或贫困痛苦的天地——与自己一起遨游。这些伟大的情感用自己的激情照亮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遇到了适合于它们的气氛。有嫉妒、利欲与利己的世界，还有慷慨大度的世界。一个世界，就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或一种思想立场。对于那些特定的情感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那些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情感来说将会更加真实，而这种不确定的情感就像美给予我们或荒谬引起的情感那样，既是混乱的，又是“确定”的，既是遥远的，又是“在场”的。

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感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荒谬感是赤裸裸的，令人伤感，它发出光亮，却不见光迹，所以它是难以捉摸的。而这个困难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也许，真有那么一个人，他于我们永远是陌生的，而且他身上总带有某种我们抓不住的不可还原的东西。但是，我实际地熟悉一些人，我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活动的总体以及他们的经历在生活中造成的结果分辨出他们来。同样，对于这些分析无法把捉的非理性情感，我也可以实际地确定和评价它们，这是通过将它们的所有结果汇集到理智的领域，通过把握、关注它们的一切形态，通过勾画它们的世界而进行的。确实，从表面看来，我见了一个演员一百次，也不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但如果我总结他所演的角色，如果我说，在我列数他演的一百个角色之后，我对他有了一点更深的了解，那么，人们会感到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表面的悖论也是一则寓言，其中包含深义。它要说，一个人既通过他的表演，也通过他真实的冲动确定自己。一些更深的，心灵不能达至的情感也都是如此，而这些情感是被它们自己所激发的行动以及自己以之为前提的精神立场部分地泄露的。读者因此可能感到我在确立一种方法。读者还会感到，这种方法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认识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都包含着形而上学，它们不知不觉地泄露那些它们有时声称尚未被认识的结论。因而，一本书的结局已经寓于它的开头部分。这个关联是不可避免的。我在此确立的方法承认这样一种情感：任何真实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唯有显象(apparences)能被揭示出来，唯有相应的气氛能让人们感觉到。

这种不可捉摸荒谬的情感，我们有可能在理智的、生活的艺术或艺术自身的世界(这些世界是不同的，然而却是兄弟般相关联的)中遇到。开始是荒谬的气氛。终结则是荒谬的世界，以及照亮世界固有面貌的精神态度，这种照亮是为了让精神态度已经认识的世界的独特的、无可改变的面貌显现出来。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伟大的作品通常产生于路口或饭馆的喧嚣声中。荒谬也是如此。和其他一个世界比较，荒谬的世界更是从这卑微的出身中获取它的崇高。在某些处境中，一个人对其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回答说“没什么”，这可能是一种伪装。被爱者清楚地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坦诚的，如果这个回答形象地表现了心灵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空无(vide)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心灵则徒劳地寻求重新连接这些行为的纽带——那么，它就是荒谬的最初标志。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绝大部分时间里这条道路很容易沿循。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它唤醒意识并且激发起随后的活动。随后的活动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枷锁，或者是确定性地觉醒。觉醒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结果：自杀或是恢复旧态。厌倦自身中具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在此，我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而若不通过意识，则任何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观点并不包含什么独创之处。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一段时间内，这就足以概括认识荒谬的起源。一切都起源于这平淡的“烦”。

同样，在平淡无光生活的日日夜夜，时间带着我们往前走。但是，我们带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刻总会到来。我们是向着未来生活着的：“明天”，“以后”，“你到那时”，“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明白”。这些悬而未决的设想值得重视，因为它们最终都与死亡相关。然而在某一天，一个人确认或者说出他三十岁了。他就这样确定了他的青年时代。但同时，他是通过时间而处于青年时代的，他在时间中取得他的位置。他认识到，他在某一时刻处于一条他承认必须穿过的曲线那里。他是属于时间的，并且通过这种突然抓住他的恐怖，认识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明天，在他本该全身心拒绝明天之时，他还是寄希望于明天。这种肉体的反抗，就是荒谬。

更低一级是陌生性：发现世界是“密闭无隙”的，发现一块石头是多么地陌生于我们，并且是多么地不能归结到我们这里，以及自然、一道风景又是多么地能够否认我们。在任何美的深处都包含着某种非人的因素，这些山丘，这宁馨的天空，这些树影就在这一刻失去了我们赋予它的梦幻意义，从此就变得比失去的天堂还要遥远。世界原初的敌意经过千年又与我们相遇。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认为是它的种种形象和轮廓，而从此，我们丧失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力量。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这些被习惯掩饰着的背景又变回为它们之所是。它们远离我们。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日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几年，可能我们甚至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但时间还没有到。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就是荒谬。

世人也散发出非人的因素。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在玻璃隔板内有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却看见他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不禁会问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我们所是的形象感到的巨大失败，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我们某些时刻在镜子里看到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拍的相片上看到的熟悉而又令人厌烦的兄弟，同样还是荒谬。

最后，我转到死亡以及我们对之的态度上来。对于这一点该说的都已说了，所以应该不再悲伤。然而，人们对如下一点永远不会过于奇怪的：每个人都像无人“知道”死亡那样生活。这是因为，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死亡的经验。从确切意义上讲，只有被经历的东西，只有被意识到的东西才能成为被经验的。我们只勉强能够谈论其他人的死亡经验。这是一种替代，一种思想观点，我们永远不能过于相信它。这种通常的伤感是没有感染力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确定无疑的方面。如果时间使我们畏惧，那是因为它带出了问题，结果随之而来。在这里，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有关灵魂的所有美好词句都将要再次接受对立的考验。灵魂从惰性的、拍击已不再对之起作用的身体那里消失而去。遭遇的这种根本而又确定的一面就成为了荒谬感的内涵。在这命运的死亡之下，无用性显现出来。在支配我的环境条件的残酷的数学面前，任何一种道德、任何一种努力都不能先验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一切都有人说过和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此只不过是做一简要的概括并且指出这些明显的论题。这些论题几乎出现在所有文学和哲学的著作中，它们也是日常谈话必不可少的话题。根本不需再创造它们。然而，为了随之能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确定这些事实。我再重复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谬已发现的，而是荒谬的结果。如果人们确信这些事实，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该走至何处以囊括全部应有的结论呢？是应该自愿去死，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希望？在此有必要预先在“理智”层面做同样简要的清理工作。

思想最初的活动就是区分真伪。然而，思想只要对自己进行反思，首先发现的就是矛盾。在这里想要有说服力是徒劳的。多少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能比亚里士多德对此揭示得更清楚、更雄辩了：“可笑的是，这些意见的论断往往是不攻自破的。因为断定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就断定了相反的论断也是真的，因此，也就断定了我们的论题的假(因为相反的论断不允许它是真的)。如果有人说，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论断也是假的。如果有人宣称，只有与我们的论断相反的论断是假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论断才不是假的，那我们似乎就应该被迫承认有无穷多的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做出一个真论断的人同时在宣称这个论断是真的，以此类推直至无限。”

这个恶性循环是这样一系列的第一步，在这个系列中，关注自身的精神在一种令人眩晕的旋转之中迷失了。这些悖论的简单明了使得它们自己成为不可还原的。不管运用什么文字游戏和逻辑的技巧，理解首先就是去进行统一。精神最深刻的欲望，即使在其最复杂的活动中，也会与面对自己环境的人的潜意识感情相汇合：它是对亲密友爱的要求，是对光明的渴求。对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把它归约到人类那里，给它打上人的烙印。猫的世界不是蚂蚁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是人格化的”，这个显明的道理没有其他含义。同样，努力要理解世界的精神，只有当它把实在用思想的语言表达出来时，它才能够感到满意。如果人们承认世界自身也能够去爱、去忍受痛苦的话，那就与世界和解了。如果思想在诸种现象的变化的镜子中发现一些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能够用同一原则概括这些现象并且能够概括自我——我们就能够谈论精神的一种幸福，享受幸福的人们的神话只不过是对这的一种可笑的模仿。这种对统一的思念，这种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人类悲剧的重要运动。但这种思念是一个事实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思念应该立刻被满足。如果通过越过欲望与成功的鸿沟，我们与巴门尼德一起断定“一”的实在(不论是什么样的“一”)，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可笑的精神矛盾中去，这种精神断定存在着总的统一并且是通过断定自身的差别和多样性来证明，而这种差别和多样性是它声称要去解决的。这另一个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仍然是自明的。我还要重复说，这些自明的东西自身并不令人感兴趣，它们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人们从它们之中得出的结果。我还知道另一个自明的真理：人是要死的。人们可以列数从这个真理引出极端结论的种种思想。在本书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参考我们认为是知道的东西与我们实际知道的东西之间经常存在的差距，应该不断地参考实际的赞同和伪装的无知——这种无知使我们带着那会把我们整个生活都搞乱的思想(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它们的话)生活。面对精神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恰恰应该完全地把握住把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创造隔离开的东西。只要精神在其希望的平静世界中默默无言，一切都显示出来并被安置在精神怀念的统一之中。但这个世界在其最初的运动中就破裂崩溃：无数闪着光的碎片呈现给了认识。永远不应该希望恢复那给予我们心灵平静的熟悉而又宁馨的平面。经过多少世纪的寻觅探索，经过多少思想家的放弃，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对于我们的每个认识都是真的。除了那些职业理性主义者之外，人们今天都不再希望获得什么真实的知识。如果一定要写一部富有意义的人类思想史，那就应该从人类思想绵绵不绝的悔恨、从人类思想的软弱无能的历史写起。

对于什么人，对于什么东西我能真正地说：“我了解这个！”我的心，我能感受到它，我断定它存在着。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它，我也断定它存在着。我的全部学识就到此为止，其余的都是一种建构。因为，如果我试图把握我认为确定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给它下定义并概述它，那就只会有一股水流从我手指间流过。我能依次描画它能具有的一切面貌，以及人们赋予它的一切面貌：教养、出身、热情，或安静、伟大，或渺小。但人们并不把这些面貌相加起来。这颗是我的心将总是不能确定的。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和我企图提供给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于我自身将永远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中就像在逻辑学中一样，有各种事实，但却没有真理。“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话与我们的布道者所说的“你要有道德”的话具有同等价值。二者都揭示了一种怀念，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无知。这是对伟大论题玩弄的贫乏游戏。这些游戏只在它们是相似的范围内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