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秉烛谈》

止庵

《秉烛谈》一九四〇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后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后编进《秉烛后谈》。“两篇小引”附记有云：“《秉烛谈》已出版，唯上无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烧失了。”《秉烛谈》以后几种著作，出版时逢战乱，多少都有波折，此书之印行拖了数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说：“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而相比之下，就中“关于一种书”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于《夜读抄》。集中“明珠抄”原系发表在《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部分作品（同时为这副刊写作的还有俞平伯和废名），近乎专栏文章，但是写法也与《苦茶随笔》之“关于十九篇”及《苦竹杂记》里《情理》等文区别较大，还是“读书录”或“看书偶记”，不过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顾平生著述，很是强调《赋得猫》这类文章：“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不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雅片烟都是。”（《知堂回想录后记》）“说道理”、“讲趣味”和“古怪题目”，周氏的读书录，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划分。“古怪题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周氏中期绝大部分作品，而此类文章特别之处，在于多从某一特殊文化现象开掘（所谓“古怪题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终触及所属文化系统的本质问题。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于作者的特殊知识、特殊趣味和特殊发现，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关系，可以说因知识而有发现，因发现而有趣味，而发现和知识又都包容于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谈式的，虽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却仍是随笔而不是论文。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考虑，“古怪题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后来说：“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我看旧的文集，见有些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至今还是喜爱，此虽是敝帚自珍的习气，但的确是实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也是针对这类作品说的。

《赋得猫》开头讲到此文写作过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题目”与“草木虫鱼”尚有一点区别。“草木虫鱼”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乃以“赏鉴”为主，此类文章则不然，纯是文化批判，虽以文章论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侧重点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后文章，以“古怪题目”与部分读书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强。应该指出，这种批判同时具有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其写作的缘由或多或少得在现实社会中去找。作者一再说：“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苦竹杂记后记》）这话本是半真半假，多半还是不能不如此，盖“不从俗呐喊口号”是一方面，“国家衰亡，自当付一分责任”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早在《闭户读书论》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此种象征意义，毕竟只是意义之一，而且并非主要方面，可以说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标的，在作者看来，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终极意义。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四〇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二十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