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审美幻象的研究阐释

审美需要的历史内涵及其转化

在现代美学的理论发展中，“审美需要”问题一直被排斥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在古希腊哲学中，审美需要是一种世俗性的需要，从属于生理性的需求，与精神的超越性和纯粹性相对立。在柏拉图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中，这种对立是能够超越并且相互转化的。到了现代社会，在浪漫主义文化和美学理论中，柏拉图的基本思路被颠倒过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化了。从卢梭开始，审美需要被作为一种自然的需要而与现实功利以及世俗性文化相对立。审美需要成为反对拜物教、反对将人性神圣化的一种激进的文化要求。

浪漫主义美学理论通过对“想象”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个体内在世界的自由性和至上性。自弗洛伊德以来，审美需要等于自然性，等于自由的理论公式，以及审美需要与文化压抑的二元对立关系，都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但是，欲望的自然功利性与审美需要的自由内涵在理论上的矛盾，却是浪漫主义美学思路所无法解决的。这一点，早在近代美学的定型阶段，康德就已经意识到了。康德写道：

这个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超验概念既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因为它没有赋予对象（自然）以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以唯一的样式来表述我们关于自然对象的反身里取得一个相互联系的经验整体时必须怎样地进行，结果是判断力的一个主观的原理（原则），所以我们也会高兴（实际上是摆脱了一个需要），好像那是一个有助于我们企图的好机会，我们在那些单是经验的规律里碰到这样一个系统化的统一性：纵然我们一定必然地承认在这样一个统一性面前我们是没有能力把握和证明它的存在的。

康德指出，审美对象是自然和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审美需要和审美判断则存在于自然的和个体的一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从主体方面对审美判断的前提和实质作了系统的清理和理论定位，对审美需要的二重性及理论实质，康德却表示了沉默。在康德之后，叔本华把审美需要看作人的意志的内在要求，即摆脱痛苦、恐惧的要求，让叔本华感到绝望的是，这种需求与人的自然欲望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欲望既是产生意志的根据，也是意志的最大敌人，由此形成的内在紧张，使人类的彻底拯救几近于不可能。

在当代理论研究中，审美需要是一个虽然十分重要但又没有得到认真研究的理论范畴，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是作为审美心理学的问题来研究的。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视野中，这种倾斜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机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在这里一般性地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生产与消费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对象性的存在是两者统一的基础。需要和消费是主体与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消费生产主观形式上的欲望对象，在没有物化和实践以前，欲望对象的塑造主要以人的内在尺度为根据。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暂时无法实现之间的矛盾，主观视野中的对象必然不同于现实中的直接对象。欲望的无限性与现实的外在性和有限性所构成的矛盾，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的整个历史。从理论上说，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理论主要从物质方面，从对象化存在方面研究了主体以及主体构成的复杂层次；美学以及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则从主体方面，从个体的欲望及其文化转换方面研究现实生活关系与人的理想性存在的矛盾冲突，阐发在社会必然性的沉重压力下，人类内在尺度的存在方式及其文化表征。从这个角度研究和思考美学问题，马克思必然不同于康德的理论视点：把现实的审美需要而不是理想化的想象作为审美心理学研究的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单一学科的狭隘视野来分割和限定这种复杂性，其结果只是因为理论表面上的科学性而牺牲掉人文科学的根本目的。从学理上说，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盲点，就在于无法说明人的心理状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现代心理学详细地研究了人的心理内容的生理基础方面，以及在心理投射方面的具体机制。但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史的事实是，文化现象决不是人的生物学内容的直接展开和简单的对象化“在个性心理结构和它的心理生理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改造的关系。由于这一关系，它就产生出一种质的特殊性”。当代人文科学的任务，正在于对这种特殊性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在美学方面，也就是审美需要问题的理论分析。

一、审美需要：欲望的对象化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审美需要并不是一种“遗传上的遍及全人种的定性”，而是具体的现实生活关系在个体心理上的主体性表达，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是借助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实现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欲望的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财产在英雄时代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烈的欲望（booty and beauty）｛战利品和美人｝。最古老和较古老的习俗都无法抵抗它。

《古代社会》是早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摩尔根通过对亲属关系的深入研究，探讨了欲望表达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烈兴趣，促使马克思转向从个体与欲望对象的复杂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问题。

欲望与文化、欲望与财产、欲望与美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通过对人类学文献的广泛研究，马克思再次提出并深入思考了在写作《巴黎手稿》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对象化交流关系。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与自然界相分离的，由于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是感性的和物质性的，由于与自然界相分离，只有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才能直观自身的整体性，因而同时又是超感性的。这种辩证关系统一于人的对象化过程，其中基本的规律就是“美的规律”。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敏锐地意识到，由于社会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这种辩证的对象化机制在历史和现实中始终是断裂的，而且努力在现实中发现解决这种矛盾状态的可能性、动因和力量。

在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借助于人类学提供的丰富材料，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后期妇女形象在文化表征方面的变化，重新思考了“感性的、自然的”欲望对象的二重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二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化，成为人文科学研究中真正棘手的理论难题。在早年撰写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肉体的受动性、欲望对象的异在性，把欲望和欲望对象、内在世界和外在的现实必然地分离开，又神奇地、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把人的问题转化为神秘的哲学之谜。在《费尔巴哈论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哲学必须把人的感性的、肉体的、受动性的方面，作为哲学的基础和前提。

从受动性的角度研究人的存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论的直接对象。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像浪漫主义美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直接同一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分离，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以及人类组织成社会，必然导致这种直接同一状态的破裂，也就是说，陷入到衰败的和反人性的状态中去。人与自然的联系必须经过对象化（实践）这个中介，人只能把握他自己所创造的对象，这是马克思从维柯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阐发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比浪漫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家们深刻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不是从自然同一性——异化——反异化这种因果性思维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只能通过对象化的方式才能实现发展自己和把握现实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论地说明从自然同一性状态到现实中个体的对象化方式之间的转换中介以及具体的机制。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文科学工程，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不同的对象化机制作出系统的研究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能停留在理论假设及其哲学性分析的水平上。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除了现实问题的直接需要以外，还应该看作是对《巴黎手稿》以及《费尔巴哈论纲》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的一种阶段性研究和解答。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杰出的典范，现代人文科学的几个重要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美学都从中学到了许多基本的观念和方法，这一点，我们只要举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丹尼尔·贝尔的社会学研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研究以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德里达的哲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的理论建设就足够了。

在美学方面，关于欲望的对象化机制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中受到极为高度的重视，这种重视与本杰明、阿多诺、巴赫金等人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理解分不开的。本杰明和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欲望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分析审美文化以及当代艺术问题的理论方法。巴赫金则通过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方法与语言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探讨了在极度异化的状况中，把握现实的可能性和条件。

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交流关系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以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对象之间的深度断裂和危机为背景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关于交流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从关于交换关系的经典性研究开始的。在1847年12月撰写的一则笔记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交流关系（在经济学中就是交换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马克思写道：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几乎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需求。需求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首先取决于世界各国相互对产品的了解。如果说，在发展过程中，需求创造贸易，那么，最初的贸易又是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需求的增长，直接和首先以各国现有的产品进行交换为保证。需求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等等，而带有广泛扩展的性质。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交换关系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1）需求是交换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以个性的形式，体现着社会性的内容。2）交换媒介是交换关系的对象性和物质性表征。3）需求和交换关系都是历史地发展的。4）交换媒介的抽象化、普遍化，是交换关系的结果，也是个体需要进一步丰富化的必然要求。在我看来，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论基石仍然是对象化关系的理论，只是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对象化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研究和思考的，这种社会性所包含的理论内容，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

关于审美需要的理论研究，马克思较之于一般的美学家和心理学家深刻的地方正在于这里。马克思认识到，即使在前阶级社会的原始文明中，个体欲望的对象化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既是个体欲望的某种让渡，也是个体欲望对匮乏性的日常生活的某种超越。在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阴影还没有渗透和腐蚀这种对象化机制时，这是一种“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由于马克思没有机会系统地完成他设想中的人类学研究，也由于马克思的后继者们过于简单地继承和阐发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事实上被埋没了。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才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阐发出来。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研究和理解《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对象化关系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后来表述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就较容易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意识形态理论是对象化理论的深化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达。

二、从自然欲望到审美需要

长期以来，关于审美需要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主体性的角度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研究思路长于说明欲望怎样从生理性的需要转化为审美需要，但却无法说明生理需要为什么转化为审美需要以及这种转化对主体的影响，也无力分析扩大需要的根据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关于审美需要的理论从主体与对象、需要与满足的互动性关系入手，通过深入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复杂关系来深化对主体的研究和思考。

关于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人与对象的劳动关系的论述中找到分析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两种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状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哲学中，“自然力”是一个较为复杂难解的概念。人的身体和内在的欲望作为一种生物现象和生理现象，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随着分工的发展，主体逐渐地个体化，人的受动性的特点成为本质的特征，个体的自然需要只能从异在的对象上得到满足，这就使自然需要的概念具有了社会的含义和复杂性。当社会通过阻隔和延宕自然需要的满足，从而获取控制和支配主体的权力时，所谓自然需要，事实上就是社会性需要的转化形式了。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自然力是在交换关系中的自然力，是转化为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力，因此，这种自然力事实上必然经过社会和文化的编码，处在一定的结构关系中。

自然力、财富以及满足三者所构成的关系在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问题虽然彼此具有很大的差别以及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是，在这些不同的问题之间却具有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早年曾经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做过规划：先用不同的小册子分别研究经济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然后再用一部著作说明整体的联系，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绝对没有超出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小册子’”。因此，在整体联系的基础上，对道德、艺术、法律、政治问题作出系统地研究，就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学与经济学以及伦理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浪漫主义美学极力遮蔽和否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活动通过幻想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仅是欲望的对象化和现实化，而且也是个体社会关系的表征和物化。作为一种理论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从对象化的媒介物、从商品和货币的角度来研究人的欲望以及社会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欲望的对象化以及个体对媒介物的需要是同一种生产方式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或者是同一种社会关系的两种运行机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必然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和文化机制的复杂性，在这里，欲望、自然力、自然需要都获得了它的社会—文化内含和历史性。

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正是从美学问题，从“美学上的假象”入手开始讨论的。马克思指出，鲁滨逊一类故事所创造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剖析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象，对现代资本这种十分神秘的现象作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指出，自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共同体基础上的，而近代社会则是建立在货币这种异化的共同体的基础上的。这一重要的区别支配着主体的需要、能力，以及欲望的表达方式等等。马克思写道：

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表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因为对形象的欲望与对财富的欲望具有某种历史的共同性，因此，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分析欲望的理论原则，对于审美需要的理论研究也是有效的。

从自然的欲望过渡到审美需要既是一个社会性的历史过程也是个体性的情感过程。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审美心理学着重研究了问题的个体心理方面，文艺社会学则致力于分析审美需要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从学理上说，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把这两个方面简单地结合起来，而应该通过探讨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具体环节而实现的。伊格尔顿在1990年出版的《审美的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身体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个体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媒介。根据马克思的著名研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身体也已经商品化，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劳动者身体的进一步分裂为前提的。分工、交换以及由于交换所刺激并产生出的新的欲望和需要，使身体沿着享受和禁欲两极逐渐分裂，马克思指出，这种分裂过程与身体被从社会有机体中剥离开来的过程是一致的。身体的赤贫和无所依托，以及身体被作为商品出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对于主体的分裂以及身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分离，马克思的态度非常特别：既不采取简单的情感性的拒绝态度，也不简单地为致富欲望所唤起的巨大潜能和无比的创造力喝彩。马克思倾其一生之努力，就在于力求在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以修复欲望过分膨胀后在主体方面造成的创伤。

A·海勒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一书中指出，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是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她根据对马克思的理解，把需要划分为直接的需要、激进的需要和真实的需要三个不同的层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中，所谓直接的需要也就是致富的欲望，这种需要是一种内在化和主体化了的商品要求，它以自然化的形式，强有力地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欲望流动方向和轨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激进的需要是一个较为复杂也十分辩证的概念。所谓激进的需要，一方面指根据人的内在尺度，对“恶”以及历史进步中的悲剧性作出批判和否定，并努力追求审美超越这样一种需要；另一方面也指个体由于受限制、被剥夺以及内在虚弱而表现出来的激情、亢奋以及破坏现实的要求和倾向。激进的需要虽然以幻觉性的存在为其形式，但事实上却是匮乏和空虚的一种情感性表征。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主体所形成的约束和压抑，这种压抑最初主要表现为欲望匮乏的空间化形式：诸如机械劳作、饥饿、失业、贫民窟等等，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欲望及其满足能力的关系，从而把个体的社会性恐惧转化为对审美形象的依赖。在审美的领域里，欲望的满足被推向无限遥远的地平线，高悬在非现实性存在的一端，使个体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满足。这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内在矛盾的文化，它把个体的现实存在和欲望的深度满足推向彼此尖锐对立的两极。

2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在生理和空间形式方面的匮乏得到了基本解决或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但令人吃惊的是，人类的恐惧和内在焦虑并没有解除或缓解，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在性解放和体育狂热退潮之后，人们在历史的河滩上再也拾不到可以珍藏的贝壳或石子了，只留下腐臭的淤泥和刻骨铭心的孤独。在现代社会，自我的不断膨胀和发展，使个体深深地陷入自恋和自我放纵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其根源在于对欲望自身的恐惧，以及欲望表达机制方面的严重残疾。恐惧感在20世纪西方文化中成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中心概念之一，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化危机的一种表征。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恐惧的内涵不仅指个体对日常生活异化状态的消极体验，而且也指主体对强大而无限的异在对象的消极体验。在量的方面，恐惧以造成肉体方面的深度创伤为标志；在质的方面，主要指剥削和压抑的主体形式，与剥削的生理形式和社会形式相一致。

关于恐惧的产生及其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给予了极度的关注。马克思从男女两性关系怎样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和历史地转变为社会性关系的过程入手，仔细地研究了与这一转变过程同步的从神话到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宗教把人们对神、对神圣性存在的敬畏，巧妙地转化为对世俗性权威的敬畏。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化，这两种敬畏也就具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前者是丰富的、生动的、可交流性的，后者则是浅薄的、僵硬的和不可交流性的。通过对人类学材料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确认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全方位的，与货币从第二等价形式向第三等价形式的转变，以及与母权制习俗向父权制法律形式的转变相一致。货币以及父权制法律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把无限性的东西永恒化、固定化和物化，把欲望及其实现分离开来，把实践变成实行。对于个体来说，欲望的对象也就转化为异在的主体，敬畏也就转化为恐惧。

婚姻制度、货币体系和法律规范是对人类身体的外在限制和约束，使欲望的投射机制趋向两个固定的中心。对于单个主体来说，这种规范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扩大了自然主体的欲望，把“自然力”提升到社会性的对象化机制中来；另一方面，它又阻塞和截断了欲望随机流动的渠道和可能，然而，由于人的身体作为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必然要求与外在世界进行全面的接触和交流。当个体的欲望在劳动领域、伦理领域以及生理欲望的领域都受到约束、扭曲和抑制时，不同方面的欲望能量就会转化为情感性的要求，从而使审美需要上升为一种基本的需要。

1.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页。
3. P·布律诺：《心理分析和人类学：个性理论问题》，见《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页。
4. 马斯洛：《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2—39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9页。
7. 同上，第38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页。
10.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
12. 同上，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