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的死，震惊了道光帝和整个朝廷，更震惊了他的家乡——陕西蒲城。当朝君臣的震撼刺痛会快速消逝，而家乡人的惊愕悲伤、家人亲族的茫惚无助，应会持续很久很久。
既是阁老又是枢臣的王鼎，出身寒素，一生亦不改寒素。清廷对枢机大臣除俸禄之外，还有各项补贴赏赠，但若仅此收入，也只能满足养家糊口和必要的排场。王鼎府中一向拮据节俭，并没有多少积蓄。立朝四十余年间，他以刚正廉洁著称，“少食贫，既贵不改寒素，奉入所余，辄以赡亲友。薨之日廪无余粟，椸无新衣。清操介然，外吏入都或公
轩所至，馈方物，虽故旧不受。生平不受人请托，亦不请托于人”
。多年前与亲弟的一封信中，王鼎忆及早年艰辛，以“备极苦况”四字画出，读来令人酸鼻。他自奉至简，却能尽一己之力，努力帮助亲族和桑梓，或也正由于此。
第一节 诗书飘零
王氏为蒲城大姓之一，却非当地世族，原籍在山西大同（一说为太原）。当宋室南迁、中原离乱之际，一位叫王信的晋籍人士，悄然在蒲城尚义里安家，是为王鼎及族人所称的始祖。
王信，字好古，号外翰。择此字与号，似可见出他对儒家道统的尊崇痴迷，亦多少传递出那种饱学之士的自诩。然生当乱世，王信只做了一任陕西宜君县教谕。虽是偏远之地的小小学官，却也让子孙后代有了“诗书传家”的骄傲，播撒下一粒读书种子。
一、落籍蒲城
宜君县地属鄜州，与蒲城相距约百余里。为什么在宜君任职的王信，不留在那里，而要流落于人地生疏的蒲城？其七世孙王臣在《王氏家谱序》（后文中称《家谱》）中写道：
我始祖，晋之云中人也。少领乡书，屡北南宫之战，已乃除谕宜君。宜之多士获饮，春雪标韵，罔不诚服，竟师者。寻遘胡氛横翳，烽燧阻绝，而弗克归也。遂南游于蒲，悦其风土而侨居之。
对于蒲城尚义里王氏的始祖王信，此为最详细的一条记载。作序者王臣，明天顺八年甲申科第三甲进士，历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郎中，山东盐运使，弘治二年升任山西左参议。这是其为官的最后一任，却正可以往祖籍之地寻根。在他的笔下，始祖王信才华茂著，早年中举，然一次次会试挫败，不得已做了县学教谕，又因金兵进犯，有家难归，选择在蒲城定居。
据史料记述，当时宋金交战态势颇为错综。双方在陕西皆屯重兵，置官守，金国据有长安、鄜州、延州等地，而稍远州县则仍听命于南宋皇室。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发布讨金檄文，指挥五路大军进逼长安，在富平一带与金兵接战。其中赵哲所部正从宜君南下，而蒲城为必经之地。只不知王信是否随大军前来，是否在那之后流落当地。宋军在富平之战中遭遇惨败，金兵一路向西追杀，直至邠州，缴获大批辎重粮草，却与紧邻的蒲城擦边而过，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这应不是王信经历的第一次战乱。家乡云中，先陷于辽，再陷于金，而他仍能够习学儒业，考中举人，经历险阻，往北宋和南宋的京城参加会试，自具一种坚贞执着！约六百余年后，裔孙王鼎的科举之路也不平坦，后虽高中金榜，官位显赫，而行事做人，血脉中仍流淌着祖先的精神基因。
从现有资料看，王信原本只是暂住，并未想在蒲城安家，是蒲城人的真诚感动了他，“越数载，里人恬于公谊，公亦恬于里人之谊，扳留缱绻，而公遂无东意矣。乃卜蒲尚义之廛，列籍附版焉”。由此可推想，当陕西沦陷数年间，满脑子忠君意识的王信，大约还是想去追随新帝，其次返回到故乡的。那时的中原处处烽烟，遍野饥民，不独到不了江南，就连回乡也是千难万难，最终只好在蒲城落户。个中艰辛和不得已，后人当难以想象。
蒲城是个好地方。
蒲城位于川土沃美的关中平原，是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文化的古城。这里有尧山、龙山、卧虎山，有伏龙塬、九龙塬、紫荆塬，而主要面积则是平衍腴厚的原野，洛水与白水蜿蜒流过，历朝皆视之为粮仓，尤以小麦为盛。王信在这里居住下来，渐渐获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后来子孙繁衍，再也没有离开。
二、有明两进士
王信是一位苦读饱学之士，也算做过官，经历过战乱，见过大世面，虽杂处于市井之中，仍显得与众不同，以“雄才大度”的气质为人敬重。影响所及，他的子孙颇多读书人，一代代如接力般在科举做官的路上奔波。这是一条充满生存艰辛和精神折磨的路。精诚所至，王信后裔中倒也有着不算太少的幸运者，以王鼎功名职衔最盛，是所谓“位极人臣”。这是王鼎自己的话，唯言说时的语气不独毫无骄矜，而且满涵感伤。
创修族谱，并为作序，极力夸赞始祖人品的王臣，为王氏迁蒲后第一个进士。在他之前的数代，整个家族人丁稀疏，不少人名下都注明“无子”，正是多数家族播迁之初的大致状况。王臣考中进士，光大门楣，同时也不能不背上族人乃至亲戚的重负。成化间关中大饥，王臣任职户部，接下来又是掌管山东盐运的肥缺，于是亲族络绎而来，“多就其禄食以活，其后子孙蔚起，仕宦接踵，为关中名族”，说的便是其在家族史上的扶危救难和振兴作用。而我们知道，王臣为之付出了仕途和名声的代价。
这一作用，实际上没有描述的那样直接。王臣二子，曰玲，曰珑，都没能考中举人，所任也不过韩王府典膳、忻州吏目之属。他们的儿子，则连这种小吏也做不成了。从《家谱》可见，蒲城王氏的九、十、十一世人丁兴旺，却几乎没有出什么人物。族中为下一代命名，竟有选择“烦”，“风、雨、雾、霜、露”者，已有点放弃追求的样子了。族人性格中虽遗传了几分老祖宗的豪杰之气，由于大多不读书，便显得等而下之，“性多憨直使气，邑人恒惮之”。这样一些人聚族而居，彪悍躁急，既擅于外斗，又时生内讧，令当局头痛不已。明万历十四年（1586），知县大人亲自出面，将这一大家族分成四支，化整为零，大约也是为了管理方便吧。
天启五年（1625），第十二世族人又考中一名进士——王道纯，亦在第三甲。王道纯仕至山东巡按御史，官职不高，职权甚重，在朝中以正直敢言大得令名，连素来严苛的崇祯帝都对之青眼有加。崇祯五年（1632），孔有德等在吴桥叛乱，骚扰山东，道纯督令地方大员讨捕，见其拖延，遂连续上疏，奉钦命往登州前线监军。岂知新换的主帅，仍是畏惧不前，一意用抚，很快便被困于莱州。道纯坚持用兵进剿，百计调度，毅然斩杀伪装乞抚、实则刺探的叛军来使，激切上疏：
贼日以抚愚我，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亡，三抚而黄县失，今四抚而莱州被围。我军屡挫，安能复战？乞速发大军，拯此危土。
生当大明朝濒亡之际，内阁首辅如周延儒、温体仁皆柔佞刻忌之辈，道纯一个小小御史又有多少能为？朝廷主抚议，道纯被召还京师，即上疏论劾失机的大员，后见周延儒庇护，一并加以弹劾，骨节铮铮。越200年后王鼎以死谏诤，那种忠正刚烈，那种奋然不顾身家性命的精神，在他的这位先祖身上，已约略可见。
与当政者公开相搏，结果自不难想见，王道纯很快以“监军溺职”被贬归故里。回到家乡的他仍然关心时政，“罢归家居日，凡官府政事，系民间利害，无不关白，民皆德之”。关中诸县，很快就成为官军与农民军反复绞杀之地。李自成到达后曾闻名征召，道纯拒不赴。崇祯十六年秋，蒲城被攻破，指挥抵御的知县朱一统投井自尽。王道纯也被抓获，押送到李自成大营，由于坚执不从，最终在山西平阳被杀害。具体情形虽不见记述，然《明史》本传称“道纯抗节死”，县志也说其死得很壮烈。究实言之，应说是很悲惨，道纯横死于异乡，“遇害逾年，始获骸骨归葬”。《家谱》世系表未见道纯有子嗣，是其乡试同年李馥蒸远赴平阳，寻找到他的遗骨，扶榇归乡。
在叛降丛生的崇祯末年，有多少宰辅督抚觍颜改仕新朝，作为弃臣的王道纯，则以一死保持了对明王朝的忠贞。短命的南明弘光朝，还特别赐予他一份恤典。
三、吴三桂屠城
清朝入关之初，李自成退守西安，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率兵一路尾随追杀，这里又成了大顺军与清兵厮拼的战场。交战未久，清兵攻破潼关，大顺军败退商州，西安和关中地区皆望风易帜，倒也使当地百姓免除了一场战争蹂躏。
改朝换代，对于读书人自是锥心之痛。顺治六年（1649）春，前明降将王永强、高有才率部起事，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延安移师南下，连下十余州县，沿途受到热烈响应。蒲城全城士民更是开门远迎，在文庙隆重安设崇祯帝牌位，哭祭行礼，一时间同仇敌忾，群情激昂。
也是明朝降将，做了清朝平西王的吴三桂统兵前来，激战中王永强阵亡，高有才败走，大队清兵抵达蒲城，县城中只有极少数守军。吴三桂以为唾手可得，引铁骑骤临城下，喝令打开城门。没想到当地民众登城拒守，邑人秦一藩及米贞颐、屈谐吉等在城楼戟指责骂，痛斥汉奸，并发炮轰击。吴三桂猝不及防，几乎被炮弹击中，羞怒之下，督所部猛轰猛攻，终于登墙入城，接下来大开杀戒。可怜蒲城两万多居民，除先期躲避出城的一万多人，留城中的男丁几乎全部被杀，妇孺也死伤无数。那些指名斥骂吴三桂的人，皆被一一查获，残忍杀害。秦一藩为明万历四十年举人，曾任安徽太平知县。几年前李自成部攻打蒲城，他就站在城墙上，与朱知县并肩作战，劫后余生，这次终于死难。“新鬼满城哭，通宵呜断猿”。屠城之后，蒲城百业萧条，很久才渐渐复苏。
秦、米、屈三姓，多是蒲城世族和大族，伤残虽重，也成为族中后人的骄傲。因资料匮乏，不知王氏在这场巨大灾难中的具体表现，但记载称邑中大户早出城躲避，可推知王氏一族大约没有人出头抗清。清朝入主中土，于顺治元年（1644）即宣布开科取士，二年颁《科场条例》，而王鼎第十三世祖王克敬，便参与了在西安举行的乡试。
这是清王朝初开科举的第一届乡试，诸事繁杂，虽延迟至十月举行，也只有顺天、江南等六省设考，陕西即其一。当时明崇祯帝新亡，南部多地仍奉朱明正朔，不少读书人抵触拒考，王克敬则奔赴秋闱，得中举人。克敬不一定能代表整个家族的观念，却表现了家族中读书人的抉择。
就在清兵血腥屠城的当年秋天，第十二世、增生王人龙续修族谱，于小序中提及这一历史惨案，曰：“己丑大兵之后，遗亡无存。”雍正间，十五世王修作《族谱序》，亦说：“不幸遭己丑之变，只字片纸无复存者。”他们的具体所指，应是家族收录的相关史料，当然对这场大浩劫也充满谴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管王氏家族是否已然归顺新朝，其对大战之前的匆忙奔窜、城破后的百业凋敝和丧乱情状，必然刻骨铭心。
第二节 进入新朝
王克敬后来选任广西融县知县，虽未能再中进士，却在改朝换代之际，为族中读书子弟开启了一个新路径，也引领了蒲城王氏的仕宦辈出。自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即以王鼎这一支论，几乎每一世次都有考中举人甚至进士者。
一、高祖王炳
得蒲地风物水土之滋养，王信的后裔可谓枝叶繁茂，至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五百多口男丁；到清雍正朝，更是“支流蕃衍，合计三大支约有一千三百余丁”。流传既久，时常连辈分也难分辨，各支之间也不尽和睦。“虽士农工商、贫富贤愚家殊人异，大抵性刚使气者甚多。其于宗族间一言不合，辄相争斗，甚至集众持杖，登门喊骂，绝不念其为同宗者……”此情此景，在我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农村，应都是常见的。王鼎这一支，既非长门，又较少中科举、登仕版者，类似之混沌族人当为数不少。
即便如此，该支仍不乏潜心向学、发愤读书者。康熙二十九年，王鼎的高祖王炳考中举人，再经过十多年的科场蹉跎，终于在四十二年得中进士。他是王鼎本支的第一个举人、第一个进士，也是蒲城王氏入清后的第一个进士。对于族人地位的提升，对于本支的振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引领作用。
王炳，字文蔚，可证其志向甚高，然入仕之路显然很不顺畅，见于记载的只是做过一任广东高要知县。查清宣统《高要县志·职官表》，王炳于康熙五十年到任，具体任期也不是很清楚。从表上看，在他任知县后的12年间，并不见别人接任。可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两榜进士出身的人，会在一个小县做上这么久的县太爷，或有漏记，亦未可知。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一般三甲进士即可外放知县，王炳却经过了整整八年，其间有多少人生曲折、宦程坎坷，亦难以知晓。可推测的是：王炳在科试之路上走了太久，举进士时年事已高，再遇上丁忧之类，稀里糊涂做了几年官，也就罢咧。
从宣统《高要县志》看不到对王炳的评价，倒是乾隆《蒲城县志》说他“善政宜民，清廉懋著”。王炳有两个儿子，也都是读书人，都以学业优良成为贡生，命运却更为不济：长子名堂，一辈子显然没弄出什么名堂；王鼎的曾祖父为次子，名垣，雍正十三年（1735）拔贡，又六年考中举人，也没有闯过会试这一关。拔贡和举人都是可以直接授官的，大多需要“候补”，至于能否补上，那就看各人修为了。终其一生，王垣未曾入仕，仅留下一部薄薄的诗文集，今天早已失传了。
二、祖父与王杰的交谊
王垣仅有一子，便是王鼎的祖父王梦祖。
从目前所能得见的史料中，可知王鼎与祖父的感情很深，似乎超过了他对父亲的爱。王鼎成为翰林学士后，曾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及爷爷，语句间充满敬爱之情：
吾家诗书出身，爷爷以大学问、大品行终身不第，岂惟乡人重之，即今海内名儒，亦皆以为古谊君子也！
此言不虚。科举制度，给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带来希望，但也困扰羁绊了无数饱学有志之士，让他们终生奔波于应试之途，几乎每一届都有几位七八十甚至九十岁的应试举子，令人唏嘘。王鼎在家信中称扬祖父有“大学问、大品行”，感慨他的“终身不第”，并为其德行和声誉自豪，皆出自私衷，是他与弟弟的私下交流，并没有什么夸耀的意思。
王梦祖天资聪慧，七岁丧母，哭祭尽孝，一如成人，令观者感慨怜惜。王垣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十分疼爱，见其体弱多病，不让他上学，而梦祖嗜学如命，执意要读书。王垣见状欣喜，常也亲自指点教诲。梦祖擅文词，精通音韵之学，称名乡里，交游遍及周边数县。时韩城人王杰在家读书，与梦祖同为贡生，同样久试不得意，又都属于家境贫寒、志趣高远之士，两人常往来聚会，接谈甚欢。
造化弄人，尘世间众生总是分为幸运与不幸。王杰“端凝好学，见于幼稚。长以拔贡生得教谕，未任，遭父丧，服终贫甚，为书记以养母”。无奈之下的王杰离乡背井，先后入为尹继善、陈宏谋幕僚，见识日广，学问大为长进，更以代拟章奏的一笔好字，给当朝天子留下深刻印象。乾隆二十六年春闱，已然36岁的王杰参加会试，殿试进呈时本来将其卷列为第三，乾隆帝视试卷上字体似曾相识，加上得知他出生于关中，遂御笔钦点为状元。王杰成为入清以来中国西部的第一个状元，自此入翰林，值南书房，不到十年便是内阁学士，再升任刑部和吏部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仕途上一路顺畅。而王梦祖盘桓故里，虽苦读不懈，却始终过不了乡试大关，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到大户人家坐馆。
四十八年春，王杰丁母忧回乡，居韩城两年多的时光，与王梦祖重叙友情。但地位之悬殊，旧日的平等相交想已不复存在。不管怎样，王梦祖曾多次去看望这位老友，也把自身境遇说给他听，说东家待之不薄，所教弟子也淳厚用功。他还盛邀老友到东主家中做客，接待馈送，留给王杰很好印象。其时王鼎已十六七岁，天性诚实淳厚，加以格外用功，被祖父视为光大门楣的希望。梦祖一定会将爱孙的情形讲给老友听，或也领着孙子去拜见这位状元前辈，惜乎未见记载，只能猜想推测了。
王杰服阕回京后，梦祖还曾寄信求他为东家撰写祝寿文，已任兵部尚书、政务繁忙的王杰自然不无谨慎，要求将所拟之文寄京审读删定，对老友已是给足了面子。
三、盛世的大饥荒
天灾人祸，在关中这块沃土上也是不断发生。
乾隆末年，连年用兵，加上贪腐流行，大清国势盛极而衰。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连年荒歉，更是民不聊生。王鼎一家四代读书，且人丁稀疏，不事产业，又没有什么店铺和土地，日子甚是艰难。
王鼎家族，一直靠爷爷支撑。虽不能确知王梦祖的生卒年，然一向称其为“兄”、“大兄”、“大哥”的王杰，在乾隆六十年已然71岁，梦祖应还要大上几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以这样的年龄，坐馆授书已是不太合适，也就没了束脩养家。其是整个家庭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可当连年遭灾时，王梦祖退馆回家了。更严重的是，一家子仍然做着科举入仕的梦：梦祖自己是贡生，儿子镇淮为太学生，孙子王鼎为县学生，都在这条路上苦苦求索，虽有灾荒，所不顾也。
国子监学和县学都会有一些津贴，但很是菲薄。这种情况下，养家过日子的责任，大约要女人多分担一些了。王鼎的母亲原氏，就是这样一位贤惠勤勉、勇于担当的女性，县志记载：
原氏，王文恪公母。幼读《孝经》、《列女传》，通大义。年十六适丽亭封翁，事姑赵太夫人能得欢心。太夫人常言曰：“母贤，子必克家，惜吾老不及见耳！”家贫甚，恒月夜纺绩，以伴子读。及子登仕籍，尤不忘寒素，勤操作，惜衣食，而于施济则不悭。邻媪有贫乏者辄赒之。卒之日，停炊者数十家，妇女之吊者盈门……
既曰纺绩伴读，当在王鼎少年时期，已是家中贫甚。可知其家境况之差，应是穷窘多年，又不独荒歉时节。这样一个大家庭，这种由来已久的贫苦，靠纺绩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但原氏唯有纺绩，一则聊胜于无，二来陪伴灯下苦读的儿子。
第三节 清贫中的苦读
王鼎在贫困中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坚持读书，在贫困中考索探求儒学经典的旨义，也一天天感受体味着世态炎凉。他居住的街巷原名当铺巷，扑面而来的尽是市井气息。人情势利古犹今，谁识英雄是白身。家中虽有一些举人、贡生、太学生的名分，但没有入仕，没有官职，在世人眼中与“白身”无异。生在这样的家庭，又坚持走父祖的科举之路，王鼎必然要遭受众多白眼，只有以困穷自我磨砺，更加发愤读书。
一、半斤面
家乡至今流传着王鼎的一些逸事，有两则流播较广，都与贫穷和苦读有关。
一个是“城隍庙偷油”。讲述王鼎因家中实在太穷，买不起灯油，万般无奈，便在夜间潜入城隍庙内，在长明灯盏里偷取一些燃油。时间一长，城隍老儿见出蹊跷，定睛一看，乃天上文曲星是也，这还了得，急令属下暗中相助……这个故事的后半纯属演义，而一个读书之家在夜间点不起灯，竟想到偷城隍庙的油，倒是实情。王鼎家中贫困，可知到了何等地步！
另一个故事叫“半斤面”，十分真实，也让人们对其家境有更多了解。说的是家中断炊，母亲原氏让王鼎外出借粮。有道是“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更何况一个读圣贤书、自期甚高的年轻人。但作为儿子，他不忍心看着母亲一次次去娘家，那边也不富裕。王鼎无奈放下书本，拿起一个面袋子，往亲友邻舍家求告，可圆圆的一圈走过来，凡是能想到的人家都去了，只借到半斤面。王鼎羞愧万分，回到家中，一笔笔写下“半斤面”三个字，贴在自己读书的案头。
多年后，王鼎中进士，入翰林，开始有了一笔微薄官俸。与同年中富裕之辈置办宅第轿马不同，他一直是节衣缩食，克己奉家，常挤出些银子寄回蒲城。老家的状况由是大为改观，很快也成了亲邻告贷的对象。主持家事的四弟开始有点托大撒漫儿，王鼎没有反对，但在信中劝弟弟量力而行，讲了几句道理，接着便忆起此类屈辱往事，写道：
我家二十年前，备极苦况，从未见有亲友持一二百钞、一二斗米至门者。兄至今念及，心犹恻然！
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他官职渐高、俸禄渐丰之后，王鼎越来越多地主动资助亲友和家乡人。因为他最知道求人的滋味。
二、学宫与考棚
19岁时，王鼎补诸生，入蒲城县学读书。清代对各府学、县学的廪生和增生都有明确限额，以岁、科两考一等前列者遇缺递补。这里的记述有点不太清晰，不知王鼎补的是廪生，还是增生。对于他这样一个家境贫寒的生员来说，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廪生每年有廪饩银四两，增生则没有。不管怎样，成为生员，是科举漫漫长途的重要一步，否则连参加乡试的资格也没有。
蒲城为关中大县，一向有重学之风。明正德间开始扩建文庙（亦即学宫），增修先师殿、戟门、两庑；至嘉靖间又建造明伦堂、讲堂、教官宅，以及东西号房20间。明世宗更定祀典，诏令全国打碎孔子塑像，以木主代之。圣旨传来，蒲城的学官和士子对孔子雕像不忍毁坏，便设法“用墙隔遮”。这在当时可是有些政治风险的，惟以敬重至圣先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明清易代之际，蒲城两经残破，学宫颓败不堪。入清之后，主政者多重文教。康熙三年（1664），新任知县邓永芳拜谒文庙，见殿宇墙垣触目凋敝，毅然捐出俸禄，规划整修，“凡颓者竖之，缺者增之，逐处检阅，重加构造。至礼门、义路、两斋、明伦堂及四周宫墙，亦莫不葺筑一新”。至乾隆三年，知县郭芝再兴大工，新建大成殿、名宦祠、乡贤祠、鞍架房，修造了许多供士子读书考试的房间，还在大门前砌了一座琉璃翠屏。蒲城一县的读书种子，终于又有了一块聚集治学之地。
由于重视文教，在相邻数县，蒲城也是一个府院考试的中心。自明代万历朝，蒲城在县衙西侧设考棚，华州各县童生皆来参加府试和院试。后来因关中兵荒马乱，只有同州五县士子前来应试。康熙初年考棚坍塌，邑中议论纷纷，缺少修复的热情，别的州县也想将考场转移，知县姜兴齐认为：“蒲城数百年驻节之地，而一旦移之，其下走不足为东道主？何鄙彝尔耶！”在他的带领主持下，大家积极捐款，考棚迅速得以修复。日月荏苒，考棚仍不免破败，县中士子只好往同州赴试，就中种种不便，可想而知。至康熙五十一年，知县汪元仕带头捐资重修，“力请督学按临，与澄、白为一棚，而府试之往西安者，亦请封题代考，免士子跋涉之艰”。蒲城重新成为院试和府试的考场，虽未能达到旧日之规模，也属不易。如此看来，王鼎是在家乡参加的院试，省却了奔波跋涉，也节省了赴试的一些花费，算是一种幸运吧。
所谓院试，学政所主持之岁考、科考等项是也。王鼎能补诸生，必须要在岁、科两考中位列前茅。蒲城虽属大县，县学的学额也只有“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每届递补名额极少，有的年份也就是一名，竞争十分激烈。王鼎能补为诸生，大是不易。即使做了廪生，还要年年准备考试，必须考在优等，进入学政大人的名册，才有可能参加乡试。王鼎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徘徊于学宫与考棚之间，忍受着饥寒困苦，积聚知识学养，也砥砺意志。
三、得意秋闱
乾隆五十七年秋，又值乡试之年，王鼎前往省城赴试。我们不清楚这是他的第几次乡试，也许就是第一次。好在蒲城距离西安不到200里，又无山川阻隔，路上并不算辛苦。
清朝定制：乡试通常为三年一科，子、午、卯、酉年为正科，恩科另定。考试题目和方式基本沿袭明代，分为三场：第一场试时文，由“四书五经”中拈出七个题目，故又称“七艺”；第二场试论一篇，从《孝经》、《性理》等书中拟题；第三场出策问五道，涉及经史、时政和政治。每场考试间隔两天，整个儿考下来差不多要10天。考区内东西排列着一行行号房，行距四尺，每排约100间。号房是典型的蜗居，简陋狭窄，例为三尺宽、四尺深，也就一个多平方米室内面积。考生在这里白天答卷，夜晚歇息，乃至生火炊饭煮茶，除经批准后上厕所，考试期间不得离开半步。参加乡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辛苦活，既考学识才情，也考体格耐力。
西安贡院在城西南隅，颇有规模，不独要接纳本省生员，西北数省如甘肃、青海、宁夏，甚至新疆的士子也来应试。按照规定，考生不得携带木箱，所有笔墨文具，以及吃的穿的夜间盖的，必须放在一个有网格的柳条筐中。当开考的八月八日，1万多名试子齐集院外，贡院大开三门，搜检点验后放入，各自寻找自己的号房。官方在考试期间供应饭食，虽不充足，但对像王鼎这样的穷苦考生，已经省了一笔花费。
这一届陕西乡试，主考官为翰林院编修施杓，副主考为翰林院侍讲罗修源。施杓举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与后来大名鼎鼎的阮元、那彦成同在二甲，选庶吉士，未三年即命主持乡试，前程似不可限量。罗修源则是资深翰林，举乾隆四十年二甲进士，此年仍是从五品侍讲。陕西乡试的试题为“康诰曰如”一句，“君召使摈”一句，“如七十子不服”；赋得“观经鸿都”得“观”字。解元为大荔人淡士涛，王鼎考中举人，时年25岁。蒲城县同年中举的，还有张汝骧和刘鼎梅。今天已不能确知王鼎在榜上的名次，大约不会太靠前。通常说来，若是在前十名之内，撰作传记或墓志应会特别提及，而王鼎的志传中都没说到。
不管是第多少名，考中举人已让王鼎的家庭大有荣耀，点燃了家族振兴的希望，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转机。发榜后的鹿鸣宴上，王鼎和新科举人一起，依次领取了规定的赏赐：银花、彩旗、衣帽布料、荷包腰带等。宴会后，还要往布政使司领20两“旗匾银”。这些都在于让中举者夸耀乡里，以示对读书人的劝勉。而对于王鼎之类贫寒士子，倒是一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场及时雨。
第四节 会试两连败
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对王鼎的叙述，选择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这年伊始，从未离开过家乡的王鼎，已然行进在前往京师的应试之路上。多年苦读，终于得中举人，有了进京会试的资格，王鼎当与大多数举子一样，信心满满，渴望着连捷进士。连捷进士，是说在中举的第二年就考中进士，许多读书人都梦寐以求，有此殊荣和幸运者也不算少。王鼎从来不是一个特殊有幸的人，接下来两赴春闱，都遭遇了失利，铩羽而归。
一、关中的旱情
进入该年的第一天，是谓新岁元日，皇宫自是一派祥和喜乐。年逾80岁的乾隆皇帝在受朝宣表、祭祀、宴赏之余，仍不免想到上年遇灾地区的黎民百姓。作为一个帝王，老迈必然昏聩，老龄化常带来治理上的固执因循，以及对近侍宠臣的过分倚信，也会使他拥有更多的慈悲情怀，更为关注民间疾苦。无论是庄重的祭典，还是盛设的宴集，都会使乾隆帝联想到河南、陕西的灾民，担忧其如何度过年关，如何迎接春荒，一种焦虑涌上心头。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大清皇帝，军事上号称“十大武功”，此际却被豫陕等地的连年荒歉所困扰。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都难以为之排解分忧。
新岁第二日，乾隆帝接连颁发两道谕旨，一是延长河南彰徳、卫辉、怀庆所属各州县的施赈期限，二是扩大对陕西咸宁、长安等地赈济的规模。两省都因亢旱大面积受灾，生民艰难，王鼎所在的蒲城县亦列名其中。谕旨说：
着再加恩，将成灾八分之醴泉极次贫民展赈两个月，其成灾六分之咸宁、长安、乾州三州县极贫，并成灾七分之兴平、泾阳、三原、高陵、韩城、蒲城、武功七县极次贫民，俱展赈一个月。
展赈，即放宽赈济的期限。有司将灾情按照惨苦程度列为十分，蒲城县达到了七分，百姓之困乏可以想见。上谕中专门提到“青黄不接之时，小民生计维艰，口食恐不无拮据”，要求地方官员“实力查办，妥为抚恤，毋使一夫失所”，言辞中充满忧急关切。
如此大规模的灾荒，地方财政早已是东拼西凑、捉襟见肘，所能做的很有限。蒲城县位于关中地区东北部，境内多山地和黄土台塬，地势高燥，全赖老天保佑。一旦干旱少雨，收成便会大减，饥民多于其他州县。据县志记载，当年下发“赈银四万五千余两”，而至乾隆四十八年蒲城已有“五万二千三百七十八户，大小共二十八万二千六百七十三口”，即使全部分配到饥民手中，一个家庭怕是连二两都摊不上。发放赈银是要经过评估的，如王鼎家之类曾经的大户，眼下虽也穷得叮当响，可家中有贡生、国子监生和举人，怕也不在赈济之列。
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一家人为王鼎准备行装，送他往京师参加会试。蒲城距京师2500多里，即便每天抓紧赶路，也需要约两个月。礼部会试例于三月初九开考，此前照例要对赴试举子进行一系列资格认定，点验入闱，各地应试士子要提前赶到，方得从容应试。查礼部事例，各省举子应是由布政使司安排集体进京，“起送会试”也有着明确的时间规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限十一月起送”。王鼎随陕西试子团早早动身，于路说说笑笑，同时切磋学问，倒也不寂寞。
最大的难处当然是钱。家庭穷困多年，家乡受灾到了这番光景，又如何筹措盘缠？好在去年乡试得中后有一些赏银，清廷也为应试举子制定出相关资助和优惠政策：视路途远近，发给一定数额的路费；边远省份应试者允许驰驿，即使用驿站的马匹；雍正二年始还向进入考场的试子下发银两，后又赏给下第举人盘费；乾隆后期特许途中以“礼部会试”小黄旗标识。清朝待应试士子不可谓不厚，计虑也算周到，但还是想不到有的举子过于贫穷，即便有了这些优惠措施，仍然困难重重。
各地举子赴京参加会试的盘费，称“起送会试银”，以程途远近加以区别，陕西例为六两银子。王鼎的家实在是太穷了！就算有了路上盘费，像置办行装、文具也都需要花钱。总得有几身穿得出去的衣服，不是吗？可王鼎竟是没有。有一条记载，说他平日出门都要和爷爷换衣服，大约是没有一件像样的外衣。好在中举后的鹿鸣宴上赏了点衣料，母亲赶紧为裁剪缝制，勉强也就凑和了。
这是王鼎第一次参加会试，带着父祖的嘱托，洒泪告别慈母，信心满满地踏上往京师的路。蒲城有向学之风，王鼎乡试三同年，加上往届的举人贡生，一起赴试者大约不下10人，一个县如此，全省（加上甘肃）则可推知，这么多人会驰驿进京么？当不会。我们看到的记载中有允许云贵、新疆举子驰驿之例，那些地方才称得上“边远”。如王鼎等陕西举子，怕还是要自己想办法的。有钱人家会雇觅车马，携带书童，像王鼎大约能省就省吧。
二、分省取士之利弊
清朝科举基本沿袭前明，三年一届，每届取士300名左右，其改革创新之处，在于确立了“分省取士”的录取体制。
所谓分省取士，即根据该科录取总数和各省参加会试人数等情况，分配各省进士名额。自从设立科举以来，如何取士，一直困扰当政者：如果仅以考卷优劣论，必然会造成江浙等富庶发达地区遥遥领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僻远省份，则不免取中较少，甚至剃光头。若此不仅会扩大地域差别，也影响偏远和新收服地域的向心力，是历朝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乾隆帝钦命将王杰试卷拔置第一，主因便是大清立国100多年，西部还未出过一个状元，也是一片苦心。
为缩小这种差距，劝勉欠发达地区的士子刻苦向学，明朝洪熙间开始分南、北取士，宣德元年定为南、北、中卷制度。清朝初开科举，以参试举子较少，只能以文卷评定去取，但随着开科省份的增加，很快便于顺治八年宣布分地域取士，仍是明代的南、北、中卷模式。在实际考录过程中，分卷的方式仍显粗疏：康熙三十年辛未科，属于中卷的广西和云贵未中一人；四十二年癸未科，又轮到广东一省尽墨。臣下想了不少办法，还是很难保障不出现脱科之省。此事关乎国家抡才大典，康熙帝至为关心，于五十一年四月特颁上谕：
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甚属不均。今文教广敷，士子皆鼓励勤学，各省赴试之人倍多于昔。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着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数取中。如此则偏多偏少之弊可除，而学优真才不至遗漏矣。
皇上发了话，臣子们立即研究落实，于是自次年的癸巳恩科开始，分省取士制度正式确立。每个省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录取名额，称为“中额”。中额的确定，则是根据省份大小，该科参与会试士子的实数，由皇上最后圈定。
分省取士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是并未完全依据试卷优劣定去取，文化发达地区的士子往往受名额限制，难以有出头之日；二是由此产生了冒籍现象，即南方学子想尽办法移籍北方参加乡试，挤对当地考生；三是北方和偏远各省额数甚少，很多时候照顾反成为限制。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会试，陕西中额仅为两名。而去年新中举人就有63名，加上往届和有资格参试者，应有数百之众，得中的难度可以想见。这一年的阅卷似乎格外严苛，全国取中之数只有81名，不及通常科试的三分之一。王鼎无功而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述落第后的心情，试想又能记些什么呢？
三、刘墉受责
不久之后，乾隆帝即就此科的阅卷和取士，对正副主考官予以严词批评，可知减少录取名额并非出于旨意。
癸丑科正主考刘墉，出于仕宦世家。其父刘统勋仕至东阁大学士，一生清廉勤勉，死于上朝路上，可称鞠躬尽瘁。乾隆帝亲临其丧，见刘家寒素如平民，深为悲悼，回到乾清门，流泪对跟随的大臣说：“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刘墉以文词著称，更是写得一笔好字，多次主持乡会试，尽心尽力，从未有过疵议。没想到就在这一科，受到皇上的直接斥责。
此事发生在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前一天，乾隆帝出御太和殿，举行殿试揭晓的唱名仪式。次日，回到圆明园的皇帝连发两道谕旨，先是声言自己将于三年后归政，要在六十年春特开会试恩科，又定六十一年为嗣皇帝登基恩科。这对于王鼎等一干落第举子，当然是个利好消息。接下来的第二道谕旨，则全是针对该科阅卷而发：
向来顺天乡试及礼部会试，同考官分列十八房，校阅时自应各就所分之卷，尽心详阅呈荐。原不得彼此互看，至生弊端。并将本省应行回避之卷扣除。至于正副考官，系朕特派大臣，必当将各房呈荐之卷悉行批阅，如彼此意见相同，方能取中，何得亦同房考之例，各人分看？且正副考官将本省之卷回避不阅，则外间举子更可豫拟某主考分看某省，转至揣度钻营，是防弊而适以滋弊……今闻此次会试，考官系属分省阅卷，殊属非是！姑念相沿旧例，不加深究。嗣后顺天乡试及会试正副考官，务当将各房呈荐之卷公同批阅，庶不至以一人意见遽为定评，以至佳卷或有黜落，而文理平庸者得以幸取。
上谕措辞严厉，说该科正副主考官偷懒，未能将各房呈荐卷一一重加批阅；说各房同考官彼此交换试卷，可能造成通同作弊；又说房考个人权力太大，容易产生腐败。左说右说，颇有点儿自相矛盾。最要紧的当属分省阅卷，认为极不应该，命今后必须改正。
显然有人对皇上吹了耳边风，也显然没抓住任何营私舞弊的事实，只有泛泛议论一通。是谁打的小报告？推想应是和珅。他对刘墉素有嫌忌，得着个机会，就会上点儿眼药。幸亏刘墉一向做事清正，两位副主考也是廉洁之士，否则可就要出大娄子了。
清代对科举试卷的评阅要求极严。房考必须对每一份试卷明确评判，不取者要给出足够的理由。为防止遗落隽才，还设立“搜落卷”程序，由主考官对“落卷”（未取中之卷）再行检视，择优取用。这一点很难恰当把握，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王杰为主考官，就因搜落卷取中过多，受到皇上的批评。
搜落卷之后，还有发还落卷的制度，让落第举子得见房考评语，知晓自己考场失利的原因。不少房师都是循循善诱，指出卷子的缺陷或遗憾之处，令答卷士子收益多多。王鼎在归途中，应是携带着自己的那份落卷的。
四、王杰来信
两年后的乾隆六十年春，王鼎再赴会试，又一次品尝失败的滋味。
清代科举管理极严，也能反证各种关系网的存在，证明不少人都在奔走钻营。王鼎则不然。祖父的故交王杰为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又曾多次典试，是别人找都找不到的过硬关系，王鼎在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时，并没有去找。受挫归乡，一家人少不得总结经验，再赴春闱，爷爷专门给王杰写了封信，王鼎却攥在手里，迟迟不愿意前去走动。
等到三场考过，王鼎与其他举子一样等候开榜，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越等越觉得心里没底。该科为乾隆帝禅让恩科，额数虽稍多于上届，陕西也只有三个中额。踌躇再三，王鼎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王杰府上，心中当是渴望能得到些帮助。可时机不巧，王杰在宫中上直未回，等了一会儿，大约见王家人不甚热情，王鼎只有留下祖父的书信，惭愧离去。自此直到开榜，王鼎没有再去王杰府上，王杰好像也没有派人去找他。
王梦祖的信已然失传，所写当不外恳请关照之类。当年四月二十二日，即乙卯恩科开榜两天后，王杰给老友写了回信：
三月杪令孙来寓，彼时尚未退直，因未得相见。嗣阅手书，极承远念。比惟大兄百凡迪吉，阖口平宁，家乡连岁荒歉，拮据之况，而韩城闻尤甚也。令孙此番暂屈，可为扼腕。然指顾又届礼闱，可望扶摇直上。惟弟公务匆忙，至今尚未得一晤为歉……
公务匆忙是实，职责在身、不得不有所回避也是实。以王杰之秉性操守，以他一贯的做官做事原则，绝不会插手一个家乡举子的科试。常在皇上身边，王杰深知乾隆帝对科举舞弊之痛恨，平日里努力维护科场的秩序，又岂会自涉禁例！他也深知故乡老友的殷切祈盼，深知孙子得中对老友意味着什么，对王鼎的才学和刻苦精神，王杰多少有所了解，但不仅不能去帮忙推助，反而要刻意回避。
王杰是一个廉洁朴素的人，从不接受各项馈赠，府中也一直撙节度日。老友信中诉说了家中窘困之状，王杰在回信中表达同情，却未闻对赴试的乃孙有所资助。对王鼎的再次落榜，王杰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同时也有鼓励和对未来的期许。
他所能够做的，应也只有这些。
- 冯桂芬：《显志堂集》卷七，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文恪王公墓志铭（代）。时桂芬为翰林院编修，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卓秉恬撰文。
- 《王氏家谱》卷首“王氏家谱序”，以王臣仕至山西左参议，署“大参公”。蒲城《王氏家谱》，由王鼎博物馆马馆长赠以复印件，内容较简，涉及王鼎处仅在世系中列名而已。后简称《家谱》。
- 据《家谱》。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九“选举表”列于天顺七年癸未，卷十“人物志·贤能”又说是天顺八年甲申。核《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天顺八年甲申科”，知该科本应在前一年春举行，因试场被焚，会试推迟到当年八月，廷试再延至甲申三月，故亦可称为“癸未科”。
- 《家谱》卷首，王臣：王氏家谱序。
- 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〇，人物志·贤能。
- 《家谱》卷首，王氏家谱略叙（耀寰公）。
- 《明史》卷二六四，王道纯传。
- 康熙《蒲城县志》卷二，人物上。
- 屈复：《三月二十八日登东城感往事》，见于《蒲城县新志》卷六，艺文志。
- 《家谱》卷首，王氏家谱略叙（耀寰公）。
- 本段引文皆见《家谱》卷首，族谱序（子箴公）。
-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吏部·除授·进士授职。
- 乾隆《蒲城县志》卷七，选举一。
- 《蒲城县新志》卷六，艺文志，录有王垣《啸雪堂诗文集》一则。
- 《王鼎家书》第107页。
- 《蒲城县新志》卷一〇，人物志·儒林。
- 姚鼐：《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见于《碑传集》卷二八。
- 《王鼎家书》第134页，王杰与王梦祖书。
- 《蒲城县新志》卷一二，列女志·贤孝，原氏。
- 《王鼎家书》第120页。
- 康熙《蒲城志》卷一，建置·学宫。
- 《蒲城志》卷四，清重修学记。
- 乾隆《蒲城县志》卷一四，邑侯姜公修建考棚碑记。
- 《蒲城县新志》卷四，学校志·考院。
-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〇，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丙申。
- 《蒲城县新志》卷首，皇恩记。
- 乾隆《蒲城县志》卷五，田赋·户口。
- 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三章，自顺治八年下发举人参加会试路费，“自一二十两至数两不等，初向布政司领取，雍正八年改由就近饬各州县发给”。
-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九，礼部五〇，贡举·起送会试：“又定：举人会试，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陕西六两……”陕西比安徽竟少这么多，不知是何依据。
- 《清会典事例》卷三五〇，礼部六一，贡举·会试中额。
-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一，宰辅二十一·刘统勋。
-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戊子。
- 见《王鼎家书》页126—127，整理者误以为是王杰写给王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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