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将军问剑

老战友的心愿

3年前，即1982年春节，北京城里虽然还是寒气砭骨，但春寒料峭中，杨柳枝头萌动着新春的气息。

这一年春节，在香山附近的一处寓所里，迎春鞭炮声中传出几位老军人豪爽的谈笑声。寓所的主人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徐深吉将军。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者满头银丝，双眸明亮，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多年的战火烽烟留给他的是豪爽的性格和健壮的体魄。

徐深吉将军是湖北省红安县徐家河人。1927年，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从一个交通员一步步成长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团长，跟随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将领转战鄂豫皖，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后来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领导岗位上任职。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20世纪80年代，尽管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无数先烈用鲜血写就的火红的历史并没有褪色，依然深深地烙印在这位将军的记忆中！

20世纪60年代开始，徐深吉将军就参与了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起草工作，成为徐向前元帅家里的常客。那部收编了红四方面军80多位老同志回忆录的战史资料长卷《艰难的历程》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等多部著作，倾注了这位老将军10多年的心血。78岁那一年，徐向前元帅亲手把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佩戴在他的胸前。

徐深吉将军即将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徐向前元帅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就交给他一项任务：“尽早把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定稿！”于是，这位文武兼备的老将军又把手中的一支笔当作驰骋疆场的一支钢枪！

这一年春节，他把两位老战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和已经离休的国家邮电部原部长王子纲请到了家里。

春节嘛，“邀来老友共相聚，开怀畅饮话当年”，当是人生晚年之乐呀！更重要的是，他们担负着徐向前、李先念两位老首长交办的任务，必须对红四方面军的战史资料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史料搞得详实准确，把相关的人和事核实清楚。

春节聚谈，轻松欢快，又不失为一次战史拾遗的好机会。

宋侃夫和王子纲两位老战友都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的创始人，跟随徐帅南征北战，在他们的脑子中珍藏着一部活的历史。

这一年，宋侃夫还没有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他比徐深吉将军大一岁，乐得接受这位老战友的邀请，一大早就拄着拐杖来到老将军的家里。

宋侃夫是江西萍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书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在杭州被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到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担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1年冬进入鄂豫皖苏区，参与创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务处处长，长征中出任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湖北省工作，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1978年10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已经离休的国家邮电部原部长王子纲与宋侃夫同龄，身体似乎更加硬朗些。他是河北省定县人，原名“杨炳玉”，19岁时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天津译报馆当译电员，后被中央“特科”调到上海参加无线电技术培训。1931年，奉命进入鄂豫皖苏区，参与创建无线电台，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无线电台第三台台长。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电信”二字。他生命中最艰险的阶段是在工农红军西路军喋血大漠的时期，在茫茫戈壁中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几番恶战，血染祁连山的悲剧令他刻骨铭心……

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三位老战友平时难得见面，此时新春佳节，他们欢聚在徐深吉将军家里纵情叙旧，几乎无话不谈。

他们谈亲身经历的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大捷、血战漫川关、决胜空山坝，也谈兵败鄂豫皖、黄柴畈大突围、二越秦岭、三战关中、翻越大巴山、保卫万源城；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果敢机智，也谈张国焘的刚愎自用……

他们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多少征战事，尽在笑谈中！

说着说着，话题便集中到鄂豫皖苏区无线电台的创建上。

一谈起电台，他们显得格外兴奋。

“鄂豫皖苏区的第一部电台就是在你们手上创建起来的！”徐深吉将军称赞，“侃夫、子纲，还有蔡威，你们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情报侦察工作的‘三杰’啊！”

宋侃夫说：“蔡威，二局局长蔡威功不可没！”

“二局专门负责侦察工作，在国民党军密电研究方面，蔡威的贡献最大，成绩最突出！”王子纲说。

谈到蔡威，三位老战友话语滔滔，交口称赞。这位操着一口“福建官话”的战友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几十年来，他们魂牵梦萦，谁也没有把蔡威忘却！

在蔡威离开的日子里，在工农红军西路军中的一段经历，令宋侃夫、王子纲两人刻骨铭心：

那是在蔡威牺牲后，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党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宋侃夫、王子纲率领三局的电台随部队一起渡过了黄河，二局的电台却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挡在了河东。已经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后来因敌情发生变化，宁夏战役取消，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继续西进。

中共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建立甘北根据地，并向新疆方向前进，打通国际路线。西路军远离党中央，远离主力红军，孤军西征，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对青海国民党军马步芳部的密电研究工作跟不上，对敌情所知甚少。马步芳的骑兵在荒漠戈壁上机动性强，飘忽不定，横行无忌，经常突袭西路军，而大漠深处的西路军对马家军的行踪却难以把握，常常吃亏。以往侦察敌情主要靠蔡威领导的二局电台，对马家军的密码，蔡威了如指掌。蔡威牺牲后，对马家军的密码侦察工作一时未能跟上。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焦急万分：不能掌握敌情，这仗怎么打呀？

显然，此时的情报工作关系到西路军的生死存亡！

陈昌浩说：“如果蔡威在身边，如果蔡威这尊‘军中活菩萨’还能洞察马家军的行踪，我们何至于如此被动……”

军情紧急，徐向前、陈昌浩找来宋侃夫、王子纲二人，下达了一道命令：“你们马上把马家军的密电侦察工作抓起来！”

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但掌握马家军密码非一日之功！宋侃夫、王子纲提出了条件：“给我们3个月时间。”

“3个月？不行！”急性子的陈昌浩几乎吼起来，“时间就是生命！必须……越快越好！”

“是！越快越好！”宋侃夫、王子纲深刻理解这“快”字包含的分量！

于是，他们立即架起收报机，不分昼夜地侦听、搜索……没过几天，终于从国民党兰州行署副主任朱绍良的电台中顺藤摸瓜，掌握了马家军的密电码。

……

宋侃夫、王子纲二人的这一段回忆，让坐在一旁的徐深吉真切地感受到研究敌军密电码的艰辛和蔡威曾经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称赞说：“蔡威同志是我们无线电侦察战线的光辉榜样！”

“蔡威对无线电侦察工作的贡献是独特的！特别是他对四川军阀的密电研究，在我们红四方面军可以说数量最多，贡献最大！”王子纲怀着深深的敬意反复说这两个“最”字。

“蔡威，还有子纲同志，那时我们三人亲如兄弟，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工作。我们是兄弟之情加革命情谊，情深谊长啊！”宋侃夫动情地说，“蔡威这样的一位好同志，这样的一位好兄弟，离开我们快46年了。想到他，想到那些往事，我就心里难受，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

“是呀，想到蔡威，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王子纲也说。

徐深吉表示赞同：“我们有责任宣传他的特殊功绩。”

“我们这些活着的老同志、老战友，有生之年，无论如何要把蔡威的籍贯和后代查清楚，找到他的亲属，通知他的亲属，否则，我们无法向蔡威烈士、向历史交代啊！”宋侃夫这一席话，说出了王子纲、徐深吉的心声。

可是，蔡威的亲属又在哪里呢？他们仅仅知道蔡威是福建人，至于家住福建什么地方，在哪个地区、哪个县市、哪个乡村，他们一点儿也不知情。

三人紧锁双眉，静静地思考着，沉默着……

“这样吧，”宋侃夫打破了沉默，“我提议，由深吉同志写一篇纪念文章，送给《福建日报》发表，把蔡威的事迹好好宣扬一下，说不定会引起他的亲属和知情者的注意，这样，也就可能找到他的家乡和他的亲属了。”

“好主意！”王子纲兴奋地说，“我赞成！”

“这是个好办法！”徐深吉这些年都在搜集整理军史资料，执笔撰文不成问题，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好，我会很快把稿子写出来！”

宋侃夫又说：“我再找一下马文波和陈福初同志，他们和蔡威在一起的时间也很长，而且朝夕相处，感情很深，说不定对蔡威的具体情况知道得更多。”

“如果需要我做点儿什么，侃夫同志，你说一声，我一定尽力去办！”王子纲十分恳切地说。

春节相聚，三位老战友就这样完成了追寻蔡威烈士故乡和亲人的第一次筹划。

投石问路

接受嘱托后，徐深吉将军立即与总参谋部某部的马文波、陈福初、李永悌、胡正先等几位老战友作了沟通，从他们的记忆中补充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春节期间，他几乎没有休息，叫来助手一起查阅军史档案。查阅中发现一张“花名册”记录着“蔡威，福建福鼎人”，他兴奋异常，文思泉涌，立即挥笔疾书，很快写成一篇缅怀蔡威的文章。

1982年2月24日，徐深吉将军的署名文章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

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回顾我党我军光辉业绩时，人们总是把今日的胜利和昔日驰骋疆场、壮烈牺牲的英雄联系起来。但对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为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后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作为一个经过艰苦岁月而幸存下来的老战士，我更是心潮难平，他们的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蔡威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是一篇寄托着老战友们一片深情的文章，也是寻找蔡威祖籍及其亲属的投石问路的一枚小石子。

文章中，老将军简要介绍了蔡威的生平：

蔡威同志1906年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县的一个小康家庭，在上海大学读书后，又在亚美无线电学校进修过无线电。上海大学是在1922年创办的，瞿秋白、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等均在那里任过教。蔡威同志就是在那里接受党的影响，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

徐深吉将军的回忆文章全文3000多字，发表在《福建日报》文艺副刊“武夷山下”头条位置，标题十分醒目。

无独有偶，此后不久，远在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将军在《战胜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名英雄，英名永在——怀念蔡威同志》的回忆文章。在这篇6000多字的长文里，将军深情回忆了蔡威1931年至1935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表达了对这位英烈无限的崇敬之情。文章最后说：

革命胜利几十年了，也未曾听说有谁打听过蔡威的下落。据此，我怀疑蔡威同志是否还有另一个姓名。这是可能的，在那残酷的斗争岁月里，参加革命的人为了不牵连家属亲友，大多是要更名改姓的，来自白区的知识分子尤多如此。可惜战争年代无档案可查……据讲，蔡威同志对战友亲自说过：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他在学校搞革命活动时，曾被国民党抓捕，经他母亲花了很多钱才保释出狱。这些情况，都有助于查证烈士的祖籍及其亲属。因此，我希望同时代的战友，能有更多的回忆，为这位无名英雄谱写传记。我也希望地方民政部门，继续进行查找，以慰烈士英灵。

肖全夫将军的文章后来被王子纲部长推荐给《人民邮电报》全文转载。《人民邮电报》向全国发行，王子纲部长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蔡威、学习蔡威，并借以寻找蔡威。

两位将军，两篇文章，是不灭的记忆，是深情的缅怀，是对战友的追寻，更是对弘扬红色精神的强烈的社会呼唤！

张白弟是蔡威吗？

好消息首先从闽浙交界的福鼎县传来。

当时，福建各地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机构刚刚恢复重建，地处闽东北的福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简称“福鼎县委党史办”）建立不足半年。徐深吉将军的回忆文章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当天下午，福鼎县委党史办干部庄友柱一上班就看到了。

“啊！蔡威是福鼎人？”庄友柱感到意外。

庄友柱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曾在福鼎县教育局工作过几年，利用业余时间进修了法学。他知识面广，查证推理能力强，像所有法律工作者一样，遇到问题总爱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读着徐深吉将军的回忆文章，被蔡威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虽然调入县委党史办工作刚几个月，研读过不少地方革命史、党史资料，但从未听说有“蔡威”这个人。徐深吉将军回忆中的蔡威，无疑是福鼎县最早入党、最早参加革命的一名红军干部。这是福鼎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发现！

蔡威究竟是福鼎何区、何乡人？他的亲属还在不在？有没有后代，情况如何？庄友柱和他的几个同事都一无所知。

寻找、查证蔡威烈士，意义特殊，刻不容缓！

为此，庄友柱专程跑去福州拜访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纪委副书记的福鼎籍老红军王烈评，告知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王烈评听了，也很感动：“小庄，寻找蔡威亲属是一件大事，你要尽快着手调查。蔡威是不是福鼎人，首先要查清楚。”

在王烈评的支持下，庄友柱立即给福建日报社发去一封公函，请求报社提供《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作者徐深吉将军的通讯处。

福建日报社很快让他与徐深吉将军取得了联系。

徐深吉将军得知此事，喜出望外，没有想到他这篇投石问路的文章竟如此迅速地有了反响。他马上给庄友柱写了回信：“我之所以在《福建日报》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就是想在蔡威烈士的故乡寻找到烈士的后代。希望福鼎县委党史办大力支持、配合。”并且提供了蔡威生前战友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陈福初、肖全夫、徐明德等人的通讯地址。

据此，庄友柱立即给这几位老首长一一发了函，请求他们提供更多有关蔡威烈士的资料。

几位老将军、老部长接到福鼎县委党史办的来函，喜不自禁：“我们有望找到蔡威的亲人了！”他们立即复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许多蔡威烈士的相关资料，也提供了一些可供查寻的家庭情况。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将军还寄去了载有他的纪念文章的《战胜报》。

一封封的复函、一声声的嘱托，都满怀老将军、老部长们对蔡威烈士的缅怀之情、眷念之心！

蔡威是福鼎人？他的家乡在哪个区、哪个乡、哪个村呢？“蔡威”是真名还是化名？庄友柱的脑海里天天盘旋着这些问题。

就在函调的那段日子里，庄友柱也查阅了福鼎县好几家蔡姓家族的族谱，同时走访了曾在上海求学的几位老人和长期在本县工作的老同志。

一天，他走访了福鼎县政协副主席李海。李海当年是隐蔽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曾在国民党福鼎县政府当过议员，交往认识的人多。据李海介绍，福鼎县管阳镇西山里有个名叫“张绍榘”的失踪者很有调查价值。李海说：“张绍榘读过高中，其家庭确系‘小康’之家，有可能外出念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鼎外出读书的人不多，张绍榘便是其中之一。而且张绍榘至今下落不明，其妻姓蔡，有可能更名蔡姓参加革命，而亲属认为他失踪了。”

于是，福鼎县委党史办决定对张绍榘展开调查。

张绍榘确有其人，因为皮肤长得白，乡间人都叫他“白弟”。张家兄弟姐妹共五人，白弟排行第四。大哥张绍周还健在，住在北京。二哥张绍华和弟弟张绍毅都在本村。还有一个姐姐张瑶英，已经过世了。相比之下，大哥张绍周对白弟的情况了解更多一些。

庄友柱马上给北京的张绍周发了信。几天后，张绍周复函称：“张白弟（张绍榘别名）的情况，我知道得很简单。他是在四川大学毕业以后，在校被吸收在教务处工作。后因该处中共地下党组织暴露，他随后就失踪了。”

张绍周提供的情况虽然简单，但至少有两点与蔡威相似：一是张绍榘读过大学；二是他可能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踪。庄友柱认为，对这个张白弟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

这一年的12月底，庄友柱和他的同事又一次去了管阳。这一次，他们走访了张绍榘的私塾同窗张芝玉和同宗侄儿张时康，并查阅了管阳《张氏宗谱》。

据张芝玉回忆：“张白弟是我的私塾同学。如果他还活着，岁数与我差不多，也应该是66岁左右。”

张时康也说：“白弟曾在温州念过高中，毕业后出走。如果还活着，今年应是67岁左右。”

《张氏宗谱》上记载：“张绍榘生于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二十日申时，后失踪。”

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庄友柱做出了基本判断：出生于1916年的张绍榘与徐深吉将军回忆的1906年出生的蔡威年龄相差10岁。张绍榘不可能在1926年10岁时在上海读大学，12岁时入党。因此，福鼎县委党史办决定暂时终止对张绍榘的调查。

正当此时，张绍榘的一个侄儿张时锐（张绍毅的儿子）多次来福鼎县委党史办反映，其伯父张白弟年龄是78岁，而不是68岁，并说《张氏宗谱》是管阳大地主张文山叫他的一个心腹修的，张文山一派的人对张绍榘一家有成见，故意将张绍榘的年龄写错了，甚至连他的父亲张绍毅的名字都没有写上（经查，《张氏宗谱》上确实没有张绍毅的名字）。

张绍榘的其他族亲也给蔡威烈士生前战友写信，并寄去许多证明材料，说明张绍榘确是出生于1906年，而不是1916年。

老首长们在回忆中曾提到“蔡威祖辈有人中过举人”，在北京的张绍周及其孙女也给老同志写信反映，他们的先祖中有人当过“审判官”。

福鼎县委党史办的调查与张绍榘亲属的反映不一致，这引起老首长们的思考：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志士因投身革命而与家庭失去联系，以至于失踪或者牺牲了，他们的亲属和后代都不知晓，还在不断寻查中，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此情此理，无可非议，可是，这些年张冠李戴认错了人、冒充冒认别有所图的事也屡有发生。

张白弟是否就是蔡威呢？在京的几位老将军、老部长通过电话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未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既然张绍榘的大哥张绍周就在北京，我们何不前往拜访一下？”宋侃夫提议。

“对！趁热打铁，明天就去！”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陈福初表示赞同。

第二天上午，宋侃夫、马文波、陈福初约了徐深吉、王子纲一同驱车来到张绍周家。

年已八旬的张绍周是一位搞技术工作的老知识分子，看到这么多老首长来到家中，喜不自禁，热情相迎。

寒暄中，几位老首长心中不禁暗喜：眼前这位老人的外貌多像蔡威啊！

张绍周明白首长们的来意后，便把张白弟的情况又做了一番介绍。他所说的和福鼎亲属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看得出，这位老知识分子说话是严谨的，诚恳的，并无故意造假之嫌。

或许是心情太急切的缘故吧，有两位将军几乎当场就认定张白弟就是蔡威。

马文波将军虽然也想很快找到蔡威的亲人，但他多了一层考虑：外貌相像不应成为主要依据，必须查到“实证”。他突然想起蔡威生前在金川河畔对他说过的一件事——蔡氏家族中藏有一把石达开佩剑。

马文波将军突然问：“你们家中是否有一件传家宝？”

张绍周蹙眉寻思：“传家宝？……”

马文波将军提醒说：“一把石达开佩剑。”

“石达开佩剑？”张绍周又寻思了一阵，便十分肯定地回答，“没有！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而我们张家地处闽东北小镇，他的佩剑怎么会到我们那里呢？”

“哦？”马文波将军没有再问下去。他的这一声“哦”似乎在提醒老战友：不可操之过急！

走出张绍周家，马文波将军才对大家说：“这件事我不会记错！这是当年蔡威亲口对我说的。他从无戏言，不会瞎说的。”

蔡威温文尔雅，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从来不苟言笑，这是熟悉他的战友们都知道的。蔡威说家里藏有这样一件“传家宝”，就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大家也都同意马文波将军的意见：再做进一步调查！

特别工作小组的查证

南国早春，花团锦簇，生机盎然。

1984年2月12日，由中顾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带领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联络员小组抵达福州。

中央本来安排宋侃夫去上海当联络员，领命时，他向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提出：“给我调个地方，让我去福建吧。我们有个战友名叫‘蔡威’，是福建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至今还没有查到他的祖籍和亲人。我想借这个机会让福建省委协助查一查。”

中央非常理解从革命战争烽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的这种心愿，同意改派他担任福建整党工作联络员小组组长。

宋侃夫一行下榻在福州西湖宾馆。

新上任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对宋侃夫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这位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的老同志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中央派他来福建指导整党工作，项南感到由衷的高兴。

同项南一起来看望宋侃夫的还有福建省委副书记伍洪祥，人们都尊称他“伍老”。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第一次见面，宋侃夫便道出自己的一桩心愿：“中央本来安排我去上海，我向中央请求来福建，是想借此机会办一桩私事。”

“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办的，你就交办，我们尽力而为。”项南说。

“是这样，你们福建有一个红军烈士，名叫‘蔡威’，是福宁府人。当年他跟我们一起受上海党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苏区，是我们党培养的早期无线电通信专业人才，为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牺牲在长征路上，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我们几个老战友都想寻找到他的亲属，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但还不能确定，必须做进一步调查。这件私事，得请你们帮忙办。”

“哎呀，这哪是私事？分明是一件大事哦！”一说到革命先烈，伍洪祥就动感情了，“我们福建红军、游击队战士在长征中牺牲了一批，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一批，在3年游击战争中也牺牲了一批……初步查明全省烈士有50000多人，还有不少同志失踪了，无法查清。这两年，我们都在查访。革命胜利这么多年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些英勇牺牲的先烈！”

“伍老兼任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主任。”项南说，“这件事就请福建省委党史部门的同志协助查一查。”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一定想办法查清！”伍洪祥向宋侃夫表了态，并很快把这项任务落实下来，交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和原福宁府所在地——宁德地委党史办开展调查。

伍洪祥十分清楚：与英雄辈出的闽西一样，在血与火的岁月里，闽东同样是英勇不屈、红旗不倒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自1934年成立之日起，坚持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红军主力长征后，闽东红军在闽浙两个省20个县的广大区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就在蔡威烈士牺牲前后，闽东红军还经历了名闻遐迩的官岭、坂头、百丈岩和亲母岭战斗。“百丈岩九壮士”的事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120名红军战士被3个连的国民党军包围，支队长阮吴润率20名红军战士奉命掩护撤退，血战到最后的9名勇士毅然登上陡峭的百丈岩，向国民党军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砸烂枪支，纵身跳崖，全部壮烈牺牲。

亲身经历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伍洪祥自然把查访烈士家乡和烈士亲属的下落看作神圣而紧迫的工作。

福建的整党工作全面铺开了。宋侃夫忙着开会、听汇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指导整党工作，稍有闲暇，便惦念、询问寻查蔡威祖籍地和后代的进展情况。

当时，宁德地委党史办根据省委的要求已经介入了此项工作，但除了福鼎张白弟这条线索外，并无其他进展。

时间过去几个月了，张白弟就是蔡威吗？这个问题还一直悬而未决。

在北京的几位老首长得到宋侃夫的情况通报，感到很焦急，因为宋侃夫在福建帮助整党时间只有一年，他们生怕错过这一难得的寻找机会。这时，马文波、陈福初两位老将军提议“双管齐下”：以总参谋部某部的名义，让福州军区也介入调查，把情况搞清楚，该确认的确认，该否定的否定。

于是，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成立了。

南国8月，烈日如火。特别工作小组的刘友燧（宋侃夫的老秘书）、黄仕珍（福州军区某部参谋）和杨的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干部）从福州驱车8个多小时奔赴福鼎。他们不想惊扰福鼎县委，当晚只与庄友柱交换了意见，决定第二天就出发去管阳、白琳、点头3个乡开展调查。

特别工作小组的行动似乎有点儿神秘，因为寻找蔡威烈士亲属的事在闽东北这个小县城已经传扬开了，他们想尽量避免意外的干扰，让调查工作进行得更顺利些。

然而，这一次查访，让庄友柱感到意外！

在管阳，特别工作小组召集张氏家族部分老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词：“张绍榘是1906年出生的。”

庄友柱询问张芝玉、张时康两位老人：“上一次调查，你们都说张白弟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大约六十六七岁，这次却说是1906年出生的，相差10年。为什么前后两次说法不一？”

两位老人支支吾吾，推脱说：“记不清楚了。”

看来，受访者受到了干扰。老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张白弟被确认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一名英烈，这不啻是张氏家族的无上荣光。

座谈会后，特别工作小组又到管阳西山里张家所在的村子，访问了一位名叫“杨月英”的张家媳妇。杨月英回忆：“我8岁来到张家，给白弟近房侄儿当童养媳。第二天，就是我来到张家的第二天，白弟父亲过世了。办丧事时，我还看到张绍周和张白弟两兄弟。”杨月英的记忆很清晰，说的话很坦诚。据推算，杨月英8岁那一年，应是1932年。

得知张绍榘的姐姐张瑶英家住点头乡，特别工作小组又立即前往。

张瑶英已经过世了，只有她的女儿方素琴在家。她显然并不知道来访者的身份和动机，便把自己知道的事如实说了出来：“我外祖父共有5个孩子：大舅张绍周，二舅张绍华，下面是我妈，再下面就是三舅张白弟……我8岁时看到过张白弟舅舅。那时，我们家住在福鼎城关。有一次，他来我家，坐在桌边念英语。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方素琴时年58岁，按年龄推算，那次见到张白弟应是1934年，而张白弟那时正在读中学。

关于张白弟的年龄，管阳张氏家族座谈会上的众口一词与杨月英、方素琴两个人的回忆显然是矛盾的。

当晚，特别工作小组回到福鼎县招待所，讨论分析调查的结果。

学过法律、有过律师查证工作经验的庄友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张绍榘的年龄尚不能肯定，理由有三：一是在座谈会上，张芝玉、张时康为什么推翻原证词？讲不出理由，只说‘记不清楚’；二是根据杨月英、方素琴两人的年龄推算，她们亲眼看见张绍榘的时间是1932年和1934年，这时，张绍榘还在中学念书，推算他的年龄也才十七八岁；三是据张绍榘的二哥张绍华讲，他今年虚龄79岁，出生在1906年农历五月初十，张绍榘怎么可能与二哥同一年出生呢？”

庄友柱的分析有根有据，福州军区黄仕珍表示同意。

在福鼎查访无果，怎么办？宋老的心情焦急！

庄友柱提议：“张绍榘在温州一中读过书，老同志回忆他在上海读过大学。我们工作小组可分成两路，一路去上海调查，一路去温州一中调查。”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3天以后，庄友柱和他的另一位同事去了温州。

温州一中即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其校史馆资料非常齐全。庄友柱查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一本《同学录》记载着“张绍榘·福建福鼎（籍贯）”字样。

这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证明张绍榘确实在温州一中读过书。

庄友柱又到该校教导处，请求提供张绍榘的学籍卡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籍卡片终于找到了，上写：“张绍榘，男，19岁，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入校，家住福建省福鼎管阳西山里。”卡片背后记着张绍榘1935年度、1936年度及1937年度上、下学期的学业成绩。卡片上还贴有一张张绍榘半身免冠照片，上面注明：“张绍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毕业。”

据此，庄友柱确认：张绍榘出生于1916年，19岁即1935年入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后改名“温州一中”），1938年在该校高中部毕业。这与《张氏宗谱》的记载及杨月英、方素琴的回忆相符。

张绍榘1938年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高中部毕业时，蔡威已牺牲两年了。由此可见，这个张白弟绝不是蔡威！

于是，庄友柱写成了《关于张绍榘是否就是蔡威烈士的问题调查始末》，呈送宋侃夫、徐深吉、马文波等有关老同志及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张白弟这条线索的调查就此结束了。

与此同时，宁德县也展开了调查。

在宁德城关——蕉城，蔡氏家族远近闻名。这个家族中有没有叫蔡威的人呢？似乎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叫蔡景芳、学名蔡泽的青年，50多年前在上海失踪了，其三代嫡亲几十年苦苦追寻，至今杳无音讯。

宋侃夫家的来客

有关张白弟的调查终止之后，在京的几位老将军、老部长思念蔡威之情不但没有冷淡，反而与日俱增。

大约过了半年。一天，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宋侃夫家大院门口按响了门铃。门卫打开小窗口，问：“你找谁？”

“我是福建来的，找宋侃夫爷爷！”年轻人说的是福建普通话。

门卫向宋侃夫通报后，便打开大门，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幢二层小楼，说：“喏，宋老就住在那幢楼。”

年轻人按门卫指的方向慢慢走向小楼。他毕竟是生长在小县城的一个小青年，来到北京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大”——大城市、大街道、大宅院、大首长……现在要求见的这位宋爷爷也是个大人物，见了面，将会怎样呢？

小楼的门开了，迎接他的是宋侃夫的家人。

走上二楼，他看见一位老人端坐在桌子后面，神色有点儿冷峻。

“宋爷爷好！”年轻人自报家门，“我叫蔡述波，是从福建省宁德县来的。”他递过一张中共宁德县委党史办出具的介绍信。

宋侃夫点点头，示意年轻人坐下。

年轻人又递上一沓带来的材料。宋侃夫戴上一副老花眼镜，慢慢地翻看材料。

“蔡威是你的什么人？”老人问。

“是我的爷爷！”蔡述波的回答很肯定，“我带来了爷爷的一张照片。”

宋侃夫接过照片，端详着，凝视着，思考着，过了许久，才摘下老花镜，几乎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蔡述波，又是许久没有说话。

这一刻，蔡述波感觉时间很长很长，好像长达几十年！

“你是坐火车来的？”

“是的，从福州坐火车来的。”

“来北京住哪儿？”

“住在大姑婆家。我大姑婆就是我爷爷的大姐，她还健在。”蔡述波回答。

过了一会儿，宋侃夫说：“你先回大姑婆家等几天，把住址留下，有事再通知你。”

蔡述波写下大姑婆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便告辞了。

走出大院，蔡述波的心情并不感到轻松。第一次见到祖父的老战友宋侃夫，他很紧张，也很拘谨。宋爷爷不多问话，神态上还有些疑虑，是不是不相信我？是不是怀疑我假冒蔡威的小孙子上门诓骗他老人家？……回到大姑婆家，他有点儿坐卧不安。

等待是很折磨人的，但等待中隐藏着美好的希望。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大姑婆对蔡述波说：“不必急，是真的假不了。”

她找出一张蔡述波父亲蔡作祥的照片，说：“这是你爸爸的照片。你爷爷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蔡述波拿过照片一看，是他父亲于“文化大革命”前拍的一张免冠照片，年龄大约30岁左右。

“下一次，你把这张照片带去，让宋爷爷他们看看。”大姑婆嘱咐。

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天，宋侃夫的司机找上门来，告诉蔡述波：“明天上午，宋老在家等你。”

第二天上午9点，蔡述波再次走进宋侃夫家。

这一天，宋老的家里多了三位老首长——王子纲、马文波、胡正先。蔡述波一进门，三位老首长就不住地盯着他看，上上下下打量他，却都不出声，那目光既谨慎，又亲切。

在三位老首长目光的审视下，蔡述波显得手足无措。他不敢问三位老首长的姓名和职务，只感觉他们一定是祖父的老战友。

蔡述波从小提包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了过去，说：“这是我父亲的照片。我大姑婆说，这张照片很像我的祖父。”

照片在几位老首长的手上传看。突然，几位老首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像！非常像！”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蔡述波看到几位老首长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

于是，问话开始了：“你家在什么地方？”

“福建省宁德县。”蔡述波回答。

“福宁府在什么地方？”

“福宁府？”蔡述波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知道。”

宋侃夫拿出一封信，问：“你哥哥是叫蔡述道吧？”

“是的，是叫蔡述道。”

宋侃夫接着说：“你哥哥刚刚来信，说他做了调查，现在的闽东地区就是过去的福宁府，宁德县隶属于福宁府。”

王子纲接过蔡述道的来信看了一下，说：“不错，是福宁府，不是福鼎县，这就对上了！”

马文波问：“你祖上有谁在外地做过大官吗？”

蔡述波想了想，回答说：“有，听说我的舅公林振翰在宁波当过盐官。”

“还有谁在四川当过官？”

“在四川当官？”蔡述波眨巴着眼睛，“没听说，好像没有。”

马文波进一步追问：“祖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宝贵东西？”

蔡述波想了很久，回答说：“除了房屋，其他的没听说。”

“你家是否有一把祖传宝剑？”马文波单刀直入地问。

“祖传宝剑？”蔡述波思考了一阵，还是回答，“没听说。”

尽管四位老首长心中有了九分的把握，从年轻人送来的材料中已经得悉他的爷爷就是蔡威，但由于发生过险些把福鼎的张白弟误认为蔡威的事，因此不得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四位老人没有立即表态，没有立即确认，但从他们亲切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蔡述波的关切和信任，而且他们脸上都洋溢着找到蔡威烈士后代的那种情不自禁的欣喜。

马文波将军确信：蔡威生前对他说过家里藏有石达开佩剑，那肯定是存在的，蔡述波不知其详，情有可原，他年龄还小嘛。蔡家的老人肯定知道这件事。只要做进一步调查，石达开佩剑之谜一定可以解开。

当即，四位老人做出决定：由马文波将军代表他们专程去福建，再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这一天，蔡述波走出宋侃夫的家，心情显然轻松了许多。他仰望蓝天，感到祖父的在天之灵似乎在护佑着他。

蔡述波离开北京时，宋侃夫请他带一封信给福建省委党史办的杨的莺：

蔡述波一回福州，就把此信交与了杨的莺。

杨的莺一口气看完信，高兴地对蔡述波说：“有希望啦！有希望啦！”她认为没有必要再对蔡述波保密了，就将信复印了一份，让他转交宁德地委党史办副主任黄垂超。

蔡述波回到宁德，听说黄垂超生病住院了，就直奔宁德地区医院，一踏进病房，就喜滋滋地说：“黄主任，有希望了！”

黄垂超是个细心人，听完蔡述波对上京情况的讲述，又认真看了宋侃夫的信，对蔡述波交代说：“马文波将军5月份会到福建来进一步调查核实。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你祖父的有关资料和物证都做充分准备，配合组织上搞好调查。”

蔡述波也到宁德县委党史办汇报了赴京拜访宋老的情况。党史办的同志一致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全力配合，做好准备，迎接马文波将军的到来！”

追踪石达开佩剑

马文波将军南下福建之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早在5年前，马文波将军特地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清史》仔细阅读。他想，蔡威祖上如果有人在四川当过大官，那么，蔡家先人就可能在《清史》上留下蛛丝马迹。

一有空闲，他就研读《清史》，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的章节。

研读中，他终于发现：蔡氏家族在福建的最早落脚地是泉州。

这一发现，使他感到蔡威踪迹的存在。他不顾身患高血压和冠心病，毅然决定赴福建泉州调查。正当准备启程时，医生来干预了：“不宜远行！”夫人金瑞英也劝阻：“听大夫的话，等病情稍好了再去吧！”

这一等，两年过去了，直到1985年春，健康状况略微稳定，他带着老战友的重托，决定南下福建。

这一年6月，宁德蕉城悄悄传开一条小道消息：北京一位将军要来调查蔡家的事，蔡家又要出贵人啦！

小道消息得到了证实，来的正是马文波将军。

马文波将军中等身材，国字脸，戴一副淡青色墨镜，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虽已75岁，但依然英姿勃发，沉稳而潇洒。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兼任外交部副部长，常随周恩来总理接待外宾，协助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他的记忆力惊人，那么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那么多中国外交使领馆海外驻地、那么多中国外交官的名字，都烙在他的脑子里，随时都能准确说出来。

要寻人，先寻剑。马文波将军抵达宁德，安顿甫定，就提出“先与蔡作柯老人见面”。

蔡作柯已经80多岁了，是蔡氏家族收藏石达开佩剑唯一健在的见证人。此前，宁德县委党史办青年干部陈国秋做过相关调查，并事先向马文波将军作了汇报。

第二天上午，蔡作柯老人在宁德县文化馆陈馆长陪同下，来到马文波将军下榻的宁德军分区招待所。稍事寒暄之后，老将军开门见山地向蔡作柯老人提出：“谈谈那把石达开佩剑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把宝剑有3尺多长，在剑柄的前面刻有‘青钢宝剑’4个字，剑身上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的确是件珍品。”蔡作柯老人平静地介绍说，“它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随身佩剑，后来成了我们蔡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我听蔡家的长辈说，每有祭祀活动，常拿出来舞弄它，日久天长，竟把剑柄上原来的漆带给磨破了。有一次，因为听说真宝剑削铁如泥，他们找来一把砍柴刀，刀锋朝上放在条凳上，举起青钢宝剑，猛力朝砍柴刀砍去。结果，砍柴刀断了，而那把宝剑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把剑还在吗？”将军问。

“交上去了。”蔡作柯回答，“1956年，我们这里征集历史文物时，我的母亲交上去的。”

“交到哪里了？”马文波将军追问。

“听说是中国历史博物馆。”

老将军停了一下，说：“来福建之前，我们已经查过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未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

原来此前，马文波将军曾叫部下丁德润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近代史组询问，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近代史组的同志提醒了一句：“请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查一查，如果确实上交了，说不定会收藏在那里。”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保存在太平天国京城南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马文波将军说：“那就请南京军区的同志帮助查一查吧。”

当天，电话通向南京，说明原委，请求协助。南京军区的同志热情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下午，回话说：“我们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查过了。馆方说，这里不仅没有收藏，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世上还留有一把石达开佩剑。”

……

“肯定是交上去了。”蔡作柯的语气也很肯定。

“有谁可以证明呢？”

“我们县的第一任文化馆老馆长可以作证。”

此时，坐在旁边的宁德县文化馆年轻的陈馆长插话了：“我没有见到过这把剑，但听老馆长讲过，是他经手送到当时的福安专署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宁德县属福安专区管辖。老馆长现在泉州，他可以证明。”

“石达开兵败川西，他的佩剑为什么会到你们闽东的蔡家呢？”马文波将军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关键所在。

“是这样的，”蔡作柯回忆，“我祖父的祖父，也就是我们的高祖蔡步钟，在清朝的时候曾任四川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府，官署就在今天的雅安。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正是雅州知府的辖区。石达开兵败被俘时，恰在蔡步钟任内，于是石达开的这把佩剑也就到了我高祖的手里。后来，我高祖被封为云南按察使，有一年回乡养病，就把剑带回了宁德。这把剑乃是稀世珍品，我高祖留给长子长孙作为传家宝。我是蔡步钟的长门嫡孙，这把剑也就自然传到了我的手里。”

这时，陈馆长对蔡作柯说：“方才你说石达开是‘兵败被俘’，恐怕错了，他是‘自投清军’，是降清。”

陈馆长也查阅了一些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就有记载：石达开“至大渡河，为川军唐友耕所败。至老鸦漩，势穷乞降，送成都斩之”。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印的《辞海》中也记载：石达开于“1863年在四川紫打地（今安顺场）失败，6月自投清军被杀”。

“不！石达开不是乞降，而是兵败被俘。”蔡作柯老人说话的语气很坚定，“我们家不仅保存了一把石达开的青钢宝剑，还保存了一本石达开的‘口供’。这本‘口供’我看过多遍，那上面写得很清楚，是兵败被俘，而不是投降。”

“这本‘口供’现在哪里？”与马文波将军一起来的丁德润感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急忙插问了一句。

蔡作柯老人不无遗憾地说：“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口供’放在家里，后来找不到了。”

显然，“投降”和“被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评说历史人物千秋功过的重要依据，也是与石达开荣辱攸关的大节。如果这份“口供”确如蔡作柯所言存在，那么翼王石达开的这段历史就应该重写，我们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位被“天王”洪秀全封为“五千岁”的“翼王”，应该重新做出历史评价。

虽然这份石达开的“口供”不是马文波将军要寻找的，但它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石达开佩剑保存在蔡家的真实性。这是马文波将军一行原先完全没有料到的。

马文波将军的调查仍在继续。在宁德三天，他又邀请蔡家几位年长的人来座谈，还找来当年与蔡威同在上海求学的女画家潘玉珂回忆与蔡威的交往……

三天查访，让马文波将军确信：宁德——曾经的福宁府，就是蔡威的故乡！

马文波将军提出，要去蔡威的故居看一看。

第三天晚饭后，蔡述波、黄垂超、陈国秋三人陪同马文波将军和夫人金瑞英走进了蔡氏家庙隔壁的蔡威故居。

这座坐落在蕉城前林路文昌巷的深宅大院是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建的，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6扇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纵向多进，四周砌有高大的防火墙，其外观规模宏大，十分气派，具有浓郁的闽东地方特色。

蔡威就是在这座宅院里出生和长大的。

这时，蔡氏家庙连同蔡威故居被一个单位占用，居住着几户人家。

薄暮时分，灯光昏暗。马文波将军走进蔡威童年住过的房间，停住了脚步。

老将军沉默着，慢慢地抬起头，从上到下仔细观看，一句话不说，也不问。

他默默地巡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似乎在跟他逝去的老战友对话，悄悄地诉说着什么……

他的夫人金瑞英也不说话，陪同的几个人员也大气不出。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凝固了。

过了好一阵，老将军才说出一句话：“房子不错，规模很大，是个大户人家的房子。”

离开前，将军留下一句话：“地方政府要好好保护啊！”

因为将军的这一句话，于是，几经曲折，便有了今天的“蔡威事迹展陈馆”。

将军问剑，并不到此为止。返回福州后，马文波将军立即派他的两位助手前往福建省博物馆，寻查青钢宝剑的下落。

几天后，在福建省博物馆历史部藏品卡上，查到了这样一份记载：

后来发现，福建省博物馆的这件藏品，有剑没有鞘。为什么呢？据说，日军侵占闽东时，一个日军大佐不知从何处打听到蔡家藏有一件稀世珍宝——石达开佩剑，便上门搜查。蔡家人怎么也不肯交出这件传家宝，谎说“剑已丢了”，只交出剑鞘搪塞了事。

日军投降后，时任宁德县承审员的胡尔瑛（福州人）登门观摩了这把幸存的青钢宝剑，偶发感慨，写下一首“七律”，题为《观石翼王剑口占》。诗曰：

慷慨河山百战中，燮门一溃负初衷。
十年如见横腰壮，三尺犹留杀血红。
成败事还归气数，摩挲我自拜英雄。
而今胡虏猖狂日，匣底伤心莫效忠。

诗末还有一注释：“邑人蔡步钟任四川雅州知府，与总兵唐友耕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乃得其佩剑。”

这是蔡氏家族曾拥有石达开佩剑的又一明证。

至此，蔡威生前在金川河畔对马文波说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

马文波将军追寻石达开佩剑，不仅解开了1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谜团，更重要的是，一位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一个隐名了50年的密电研究奇才，一名被誉为红军“军中活菩萨”的功勋卓著的无线电侦察战士，闽东人民的好儿子蔡威的身世之谜，被追寻、被发现、被揭秘、被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