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庙传剑

从柏石曼的一张照片说起

1906年，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得到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批准，第二次来到中国考察。这一次，他花了3年时间，穿越中国12个省，行程数万里，考察了中国古代建筑，拍摄了数千张照片。

1909年春天，柏石曼从广东徒步进入福建，一路考察福建东部沿海城镇。对中国的寺庙建筑极感兴趣的柏石曼来到山水迤逦的福宁府，听说宁德霍童山支提寺有“仙巢”之誉，境内还有众多的佛教丛林，便打算在宁德逗留一段时间，对这里的古代寺庙建筑进行细致考察。

一天，春风艳阳，晴空万里，柏石曼登上宁德城西的白鹤岭，打算拍摄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建成的灵溪寺。他爬至半山，转身回望，被身后气势恢宏、美如仙境的山海奇观震惊了。

啊！山在海上，海藏山中，真是太美了！他立即端起相机，拍下了眼前奇妙的景色。

这张题为《福建省三都澳的城市和港湾》的照片，收录在柏石曼14年后出版的《如诗如画的中国建筑和景观》中。

后来，一位中国学者从柏石曼已出版的6册图文集中又遴选出数百张照片，编译成《寻找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一书，上面介绍的这张照片便收在其中。

这是一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画面的下半部分是白鹤岭及其山下阡陌纵横的田园，城区的屋宇鳞次栉比，绵延的城墙也依稀可辨。绿树掩映中矗立的几座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太尉宫、莲峰书院和圣教医院。画面的上半部分山海相依，一湖如镜，波光潋滟，舟楫点点，那是三都澳的洋面。近处3个岛屿——酒屿（今塔山）、金瓯山（今大门山）、猴头山（又称“乌龟山”）漂浮在湛蓝的海水中，若隐若现，宛如蓬莱。水天衔接处则是举世闻名的三都澳海港。

柏石曼拍的数千张照片几乎全是中国皇家宫阙、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唯独这一张照片拍的是闽东这个海滨小城及其周边的山海奇观。这是为什么？地方史专家的解读是：这一方土地“山光水色皆画本，鸟语蝉声亦吟情”。这位德国摄影家为宁德的独特风光深深地陶醉了！

感谢柏石曼先生为宁德人民留下这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宁德设县始于唐末，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居住。隋朝开皇元年（581年）以前，属于古温麻辖地。到了唐朝，废温麻置“长溪县”。唐开成年间（836年—841年），把长溪县的宁川和古田县的东北隅分割出来，设为“感德场”。所谓“场”，就是当时朝廷征收物产税赋的专门机构。这一带“煮海制盐”有丰厚的收入，设立“感德场”，征收海盐税，这对朝廷自然大有好处。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场”为“县”，于是，取“宁川”之“宁”与“感德场”之“德”，合而名为“宁德县”。

宁德县先隶属于长乐府，后隶属于福州府。到了元朝，长溪县升为“福宁州”，宁德县属之。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府”，称“福宁府”，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这便是蔡威称自己是“福宁府人”的缘由。

宁德县城东西窄，南北长，城墙一围，形同一柄芭蕉叶，因而别称“蕉城”。城邑虽小，却山海兼备，人文荟萃。“书成蕉叶文犹绿，霞染层林梦也香”，赞誉的就是历史上的宁德县城。

19世纪中叶前，宁德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地域。前人这样描述：“自浙东入闽至福宁州，皆羊肠小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

宁德周围诸县多在崇山峻岭中，百里之内没有一处繁华街市。向北出省界，300公里外的较大城市是浙江温州府，而两地之间向来只有零星的商旅往来。南边相隔两天路程的是福州城，因不算太遥远，又是省城所在，对宁德影响最大。

与一般山区县不同的是，宁德县城东南城墙外便是一片浅海，人称“东湖塘”，涨潮时一片汪洋，商船与渔船穿梭往来；退潮时滩涂无垠，“讨小海”的撑着滑板穿梭其间，拾贝捉蟹，热闹非凡。出东湖塘则是宽阔的内海三都澳，从三都澳向东过东冲口便是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了。

三都澳山峦环抱，腹大口小，海域面积731平方公里，其中10米以上的深水水域达174平方公里，是宁波北仑港的26倍、荷兰鹿特丹港的近8倍，称得上中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深水良港。沿岸怪石嶙峋，树木成林，春夏之际，碧水丹荔，相映成趣。诗人郭沫若曾题诗赞曰：“良港三都举世无，水深港阔似天湖。”然而在清末国门洞开之前，三都澳东冲口外“洪涛弥天，渺无涯畔”，风浪险恶的海洋一直是造成闽东封闭环境的一大地理因素。

魏晋之前，荒草蓁蓁的闽东土著居民多为越人。最早进入福建东北隅的外来客是一批军人和贬谪于此的刑余人员以及求仙炼丹的道士。南北朝后期，中原人“衣冠南渡”，闽东逐渐人丁兴旺起来。隋末谏议大夫黄鞠为避祸，举家进入宁德霍童溪流域，修水利，拓荒原，大力发展农耕。唐末，中原人再度大举入闽，从而加快了中原文化对闽东土著同化的步伐。南宋偏安东南，长江以北移民又大批南下，一些有较高教育水准的家族相继到达闽东，宁德县由此开始了“2状元60进士”的科举时代。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理学巨擘朱熹此时久居福建，并多次进驻闽东创立书院，讲学授徒，一批对理学深有造诣的闽东学者由此涌现。南宋宰相丁大全曾在宁德为官，并修通了宁德通往福州的白鹤岭古官道。宋末元初，福建屡遭兵燹，闽东也未能避免，致土地荒芜，人口剧减。到了明朝，由于地偏一隅，交通闭塞，山林未启，闽东又一次成为避祸移民的迁入地。

宁德虽然地偏一隅，却也英雄辈出。有些历史人物是宁德人世世代代难以忘怀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人：一是陆游；二是戚继光。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初入仕途，出任宁德主簿。34岁的陆游怀着建功立业之志，勤理政事，深得百姓爱戴。

霁色清和日已长，纶巾萧散意差强。
飞飞鸥鹭陂塘绿，郁郁桑麻风露香。
南陌东村初过社，轻装小队似还乡。
哦诗忘却登车去，枉是人言作吏忙。

这首题为《还县》的诗作，把宁德的田园风光和陆游巡视乡间、治理政事的情趣生动地展现给了后人。

在任内，陆游曾登上支提山，与华严寺僧人秉烛共语，并赋“七律”一首，题为《雍熙寺与僧夜话》：

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适逢支遁林。
共话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
现前钟鼓何曾隐？匝地毫光不用寻。
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

陆游对宁德有着深厚的感情，81岁后，依然怀念出仕宁德的一年时光：

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
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埔村折荔枝。

这位在中国诗坛上留下9000余首诗作的杰出诗人，以他“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情壮志和“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可贵操守，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宁德人。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腐败，海防松弛，福建沿海受倭寇侵扰日甚一日。1561年，倭寇进攻宁德县，占领了横屿岛。千余倭寇在横屿结巢筑屋，不时四处劫掠，无恶不作。史载当时的宁德“上下三百余里，三年渺绝人烟”。正在浙江平息倭患的名将戚继光率部自温州进抵福宁府，决定先捣毁横屿倭巢，然后乘胜南下，收复福清县的牛田和莆田县的林墩。

横屿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岛的西面距离陆地较近，涨潮一片泽国，退潮淤泥成滩，易守而难攻。戚继光率领戚家军8000余人先驻扎城关，后间渡兰田渡口，经五里洋潜入横屿鸳鸯头。在一个午夜，戚继光利用退潮时机下令攻岛。先头部队以“土橇”（滩涂滑板）代步，先行占据横屿岛滩头，后续部队每人背负一捆稻草，边走边扔，用“负草填泥”的办法在海滩上铺成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路，为大军开路。戚继光命令队伍摆成“鸳鸯阵”，交替穿插前进，自己擂鼓助威。在鼓声中，戚家军个个奋勇争先，冲上岛屿，与倭寇展开肉搏战，歼敌300余人。倭寇见大势已去，便向海上逃命，又被大海吞没600多人。倭寇盘踞3年多的横屿岛被收复，800多被掳的男女民众获得解救。时值中秋佳节，宁德城乡军民欢呼雀跃，共庆胜利。后来，每逢中秋节，宁德百姓都要举行游“土橇”活动，以纪念戚继光抗倭的丰功伟绩，后人还把当年戚家军扎营的地方取名“继光街”。

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说：戚继光率部攻打横屿，令其儿子为先锋，并在阵前传令：“畏缩观望者，斩！”他的儿子领兵到海边，见滩涂险恶，深浅莫测，不免犹豫不决而迟滞了进攻。戚继光不徇私情，立斩爱子，又亲自击鼓，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终于一举赢得了入闽抗倭的首战大捷。事后，戚继光泪洒战袍，在漳湾海边修建了“思儿亭”寄托哀思。

经年风雨，漳湾海边的那个亭子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的宁德县城到处可见戚继光的印迹，既有“继光街道”，又有“继光公园”，近年还建有“继光花苑”和“继光幼儿园”。在“继光公园”里不仅建有戚继光的巨型塑像，还重建了一座“思儿亭”，并立碑记其事。亭子正面廊柱刻有一副对联：“回头铸错成千古，含泪歼仇靖一方。”上联惜儿，下联赞父。

戚继光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气节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作为一种文化营养，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宁德人，也同样哺育了出生在这一片热土上的蔡威。

蔡氏家族的传说

福建蔡姓来自河南固始。蕉城蔡氏家族的先祖是北宋名臣蔡襄。

南宋时期，蔡襄的后裔从闽中仙游分居闽南泉州、漳州二府各县。至元末明初，因闽南、闽中一带战祸连绵，仇杀不断，蔡氏的先祖便避居到相对安定的闽东。

蔡氏家族进入闽东，又与这里的种菁种茶的产业发展有关。闽东虽属于亚热带季风区，但山区“山石嶙峋”，海陬“潮土盐碱”，土壤多酸性，水冷而雾多，不是粮食主产区，却偏偏适宜种植茶叶、大菁。

种菁制靛是一门极其古老的产业。中国人喜穿“蓝袍”，裁制“蓝袍”需要大量蓝色的植物染料，这就吸引了闽南、闽中大批流民来这里开山辟土，种菁制靛。蔡襄的后裔蔡南益就是其中之一。

蔡南益于元朝末年从闽南漳浦县八角井来到宁德四都蔡洋山（今属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种植菁靛。

蔡洋山地处宁德县城西，距城不远，与罗源县交界，数座山峰绵延数十里，山下是深谷幽涧，山坡陡峻，山顶却有数片小盆地。蔡南益在此搭起草寮，开荒畬田，种植大菁，制作染料菁靛，然后挑到山下换点儿盐巴、粗布、咸鱼之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栉风沐雨，胼手胝足，虽说过得辛苦，但一家人的温饱与生存不受太大威胁，也就定居了下来。这蔡洋山也因蔡家人的世代开发而得名。

历经数代人的劳作，蔡氏族人将荒芜的蔡洋山开辟成了茂林修竹、田舍阡陌的沃土，并修造了由城郊通往邻县罗源的石板路，家族中也开始有人读书，走科举之路。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蔡南益第七世孙蔡三溪率族人走出蔡洋山，迁居于宁德县北门外，开始了蔡氏家族新的发展阶段。

民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蔡三溪因种菁制靛积攒了一些钱，想做一点儿小生意。他的这点儿积蓄在城里人看来办不成什么大事，算不得做生意的大本钱。刚从山区来到城边落户的蔡三溪并不知晓城里米珠薪桂，生活不易，也不知晓在城里谋生有什么门道。一日，他进城到茶肆中向人讨教，茶肆闲人见这位呆头呆脑的山里人自称“有钱”，心中不禁好笑，便讥诮说：“现在蒙苗又多又便宜，买些存起，来年必赚大钱。”这“蒙苗”就是用一些不入等的杂鱼小虾加盐腌成的又腥又咸的烂货，专门卖给山区穷人下饭的“海味”。这东西来路多，销起来赚不了几个钱。蔡三溪不知被人作弄，听信其言，把全部积蓄都掏出来买了10多个陶瓮，腌制起蒙苗。但是，他住在北门外，有谁愿意跑上几里路去他家买这种到处都有的便宜货呢？

事有凑巧。那一年适逢倭患猖獗，海路禁绝，盐价一月数变，食盐成了抢手货。食盐没了，城里蒙苗也被人抢购一空。当人们得知北门外的蔡三溪家中藏有大量蒙苗时，纷纷涌到蔡三溪家抢购。这一下，让蔡三溪发愁了大半年的又腥又臭的东西居然成了无数人竞相提价抢购的奇货，最贵的时候，一汤匙蒙苗可以卖到一个铜板。蔡三溪凭着憨直和运气，用小钱做成了一笔大生意，淘到了第一桶金。

还有一个更离奇的传说：蔡家一位先人迁居城郊金溪村，以打铁为生。一日，有个山民挑了一块沉甸甸的铁砣砣请求蔡铁匠打制一把锄头，可这块铁砣砣用炭火烧了又烧，费尽气力，怎么也无法打造出一把锄头。蔡铁匠无奈，只好取出自家的好铁为山民打造了一把锄头。山民高兴地取走了。过了一些时日，这山民又陆续挑来好几块同样的铁砣砣，请蔡铁匠为他打制犁、耙、锄等农具。蔡铁匠不敢耽误农时，又用上了自家的好铁打造，而将这些不堪使用的“废铁”丢弃在了墙角。

数年之后，一位路过的客人吃惊地发现这些“废铁”居然是一锭锭黄金！这黄金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唐朝末年，黄巢大军过境时在山上埋下了宝藏。蔡铁匠和这位山民一样，从未见过黄金是什么模样，只因他恪守信用，帮山民铸锄，无意中发了一笔大财。此后，蔡铁匠用这黄金置买田产，造屋开店，铺路搭桥，成为一方富户。

家族历史的传说，往往是激励一代代后人的精神力量。

蔡三溪之后，子孙繁衍，瓜瓞绵绵，分支多房。蔡氏家族已不拘泥于从事一种特定的行业，其中有读书致仕的文人，也有富甲一方的商人，更多的是手艺人和务农的平民百姓。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袭扰闽东沿海，攻陷宁德县城。蔡氏家族中有一个叫蔡景榕的秀才被倭寇掳往日本西海道。船在海上航行了7昼夜，到了萨摩妙麂岛。蔡景榕被剃光了头，卖给日本商人当仆人。一天，蔡景榕到寺庙烧香，遇见精通汉学和中国诗文的日本和尚俊可。和尚见他举止文雅，问他姓名。他不懂日语，便向和尚索取纸笔，写下“大明秀才蔡景榕”7个字。和尚欲试其才，便指庭前芙蓉花让他写一首诗。蔡景榕睹物思情，立即提笔写了一首“七律”。和尚一看，文采横溢，赞不绝口，便用重金将他从商人家里赎出，留在寺内缮写经文。

蔡景榕身居异国两年之久，无时不思念家乡。一天，他抬头仰望蓝天，见鸿雁南归，顿时思乡心切，当即挥笔画了一幅《归雁图》，并题词表达归心甚切。俊可和尚见状十分同情，允许他乘漳州商船回国蓄发还俗。

蔡景榕回国后，便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成一部《海国生还集》，记述自己的奇遇。由此，蔡景榕成为宁德蔡氏家族中第一位留下文墨的奇人。

到了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的国门，福州与厦门成了“五口通商”的两个口岸。历来封闭的闽东与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了。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蔡氏家族又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就是蔡威高祖蔡志谅。

“蔡百万”与宁德文庙、蔡氏家庙

蔡志谅步入社会，使蕉城蔡氏家族进入了鼎盛时期。

蔡志谅，名“亨”，字“肇弼”，号“直卿”，人称“蔡百万”。他受过良好教育，入仕后曾为清朝户部江西员外郎，初授“中议大夫”，晋赠“通奉大夫”，诰赠“资政大夫”。他恭谨厚道又精明过人，尤善经商，多年经营茶叶、陶瓷生意，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宁德县首富。

蔡志谅目光远大，一生做成了对其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重建宁德文庙。旧文庙宋代始建，后五次被毁，五次重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蔡志谅独力捐资26800余两白银再建文庙。这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建筑气势宏大，构造精良，为闽东之最，他也因此得到福建巡抚、著名地理学家、山西五台县人徐继畬的褒奖。徐继畬上奏道光皇帝，又使蔡志谅获得了“户部候补员外郎赏加三级，给予其祖父母、父母三品封典”的殊荣。

徐继畬是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先祖。历史竟有这般巧合，时隔100多年的1986年，徐向前元帅又亲笔为蔡志谅的后人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第二件事是蔡志谅投巨资按“三品官员”规制建造了一座蔡氏家庙。

蔡氏族人迁入宁德县城不久，就在县城东关修建了一座祠堂，但这祠堂不足以彰显此时蔡氏家族的财富和荣耀。蔡志谅选择宁德县城中心的前林坪，决心另建一座更加气派的蔡氏家庙。

蔡氏家庙作为宁德蔡氏的一个支祠，是以乾隆年间大学士蔡新（漳浦人）的名义，依照山东衍圣公府和孔庙建筑格式修建起来的，前后历时3年。

建家庙的木材、石料早在修孔庙时就已置办。上等杉木是蔡志谅从闽北购置后，沿霍童溪放排而下，从八都入海运抵县城外码头的；石料则采自城南蚶岐村的汐里溪，由长乐籍石匠精心加工后，用小船运到城里。一批手艺精良的工匠都被集中到了蔡氏家庙工地上。

家庙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主体建筑五间三进，还有照墙、泮池、仪门、文昌阁等附属建筑。其中仪门建成牌楼式样，四角飞檐凌空欲飞，而享堂（大厅）又高出仪门2.5米，设7级台阶。整座建筑主次分明、古朴沉稳、气势非凡，既有明清两代官式建筑风格，又有浓郁的闽东特色。

在修建家庙中的传闻逸事，至今仍为宁德百姓津津乐道。蔡志谅曾为木料入城一事大伤脑筋，因为巨大超长的木料经南门搬运入城，要经过考坪、学前街、竹兜街、衙前街，约有2里路才能到家庙工地，而城内街道狭窄弯曲，房屋矮小，搬运不便，工匠一筹莫展。为此，蔡志谅上书朝廷请求破城墙搬运建筑材料。朝廷考虑到蔡志谅曾有独资建文庙的善举，特下谕旨，准许宁德城墙开一缺口，待木料全部入城后再行修复。蔡志谅又与沿途房屋的户主协商：“木料所经路段需拆除部分房屋。愿出让者按市价购买，不愿出让者先行拆除，待木料运完，蔡家负责按民居最高标准重建。”之后，蔡志谅果然信守诺言，为相关住家重建了房屋。

宁德文庙和蔡氏家庙的修建，既说明了蔡氏家族的声望与财力，又突显了蔡志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

蔡志谅做的第三件大事，便是精心培养了4个才智出众的儿子。

长子蔡步钟，宁德县学廪生。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历时十数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广开“输饷得官”的门路。蔡步钟贡献巨资，捐得“刑部员外郎”一职，不久被派往四川，在总督骆秉章手下担任谳局提调。这个职位虽然品秩不高，却与当地最高官员关系密切。蔡步钟凭着自己的机敏与干练，得到骆秉章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四川宁远府（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知府，后来又任雅州知府，开始领兵与清朝悍将唐友耕等一同平靖地方。

清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领近30000精兵进入四川的紫打地，准备抢渡大渡河，因山洪突然暴发，一河怒水，惊涛澎湃，抢渡不成，粮尽援绝，最后全军覆灭，翼王石达开被擒。一代英雄就此黯然谢幕，连他随身佩带的青钢宝剑也被胜利者蔡步钟收藏了。

正是这把青钢宝剑，为马文波将军寻找蔡威的故乡和亲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蔡志谅的次子蔡步镛和三子蔡步也都官至四品，身份显赫。四子蔡步銮虽曾候任知府，但从未当过实差。他一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也热衷于公益，常为修桥赈灾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因此在社会上有较高声望。

蔡志谅一门四俊，堪称望族。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蔡志谅继完成宁德文庙和蔡氏家庙两大建筑，又一鼓作气在家庙旁陆续修建了4座前后连贯、面阔五间的大宅院，从前街到后巷，门楼相望，高墙一体，足有200多米。蔡志谅作古后，4幢大宅由四子蔡步銮一房居住，长子蔡步钟、次子蔡步镛、三子蔡步则又分别在宁德城择地另建新宅。后来长子蔡步钟又生8个儿子，所建数幢大宅与家庙一巷之隔，占据了前林坪一条街，其中一幢“廉访第”官厅存留至今。

这些产生于晚清的房屋建筑十分考究，在宁德城里独领风骚。

宁德乡间每年有春节、端午和中元一年三祭的风俗。“中元祭祀”是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祭祖”，凡大家族对此节日极为重视。据蔡氏族人回忆：每年农历七月十四下半夜，“家庙蔡”的21房族人都会齐聚蔡氏家庙，大厅上悬挂祖先画像，廊前悬挂8对大宫灯，照得天井如同白昼。大厅上摆设八仙桌若干，上列各种祭品，鸡鸭鱼肉、应时瓜果、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给后人留下特别印象的是一只烤成金黄色的小乳猪。这个祭品当时少见，为蔡家独有，颇令民间称奇。在族长的主持下，按规定程序，鼓乐齐鸣，燃放鞭炮，焚香烧纸，行跪拜礼。祭祀完毕，各房头面人物齐聚一堂，大开筵席，再颂祖德。

这种举族云集的祭祀典礼，是家族地位的象征。

蔡志谅的后代拥有钱庄、当铺、鱼行、盐场、海埕，还有田产千顷，每年收田租1500多担。整个家族还有茶、麻、粮、纸、酒等商栈，经营范围遍及福宁府的宁德、福安、霞浦和省城福州等地。

家族中前后出过5个举人、20余个贡生，七品以上官员也有20多人。

蔡家虽然成了宁德第一望族，但蔡氏族人深知祖上筚路蓝缕，创业维艰，辉煌来之不易，所以族中定有族规、庭训，要求子孙后代和睦友爱，勤俭持家，礼贤乡里，广布善缘。

“以孝为先，与人为善；诗礼传家，尊贤重才；有难共助，和气致祥。”——这是蔡氏家族高悬家庙的祖训。

在家庙仪门上方还有一块镌有“孝友”二字的金匾，这是道光皇帝题赐蔡氏先人的御笔，其复制品在每一幢蔡家后裔的宅院大厅都能看到，既显示了荣耀，更是对后人的策励。

贤达蔡祖熙

蔡志谅的第四子蔡步銮在当地是个悬壶济世的名医。他生有“思孟”“思端”“思棻”和“思诏”4个儿子。长房思孟家无男丁，二房思端把自己的长子祖熙过嗣给他，这样，蔡祖熙就成了蔡思孟的独子、蔡步銮的长孙。

蔡祖熙生育四女二男：长女名“灼桃”；长子乳名“景芳”，学名“泽”，他就是本书所写的传奇人物蔡威；次子名“泽镟”；次女名“灼华”；三女名“灼芸”；四女名“灼实”。

蔡泽的生父蔡祖熙生于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蔡祖熙，字“普容”，号“绩夫”，自号“疾呼”。他的少年时代是中国社会进入历史大转折的年代——清王朝迅速走向灭亡，中华民国正在兴起。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蔡祖熙立下“匡扶时局”的远大志向。他读史研政，寻觅“有道安治”的真理。他十分崇拜变革图新者林则徐、康有为等人。林则徐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虎门销烟壮举使他“血气升腾”，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使他…“向往西学”。他研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中庸注》等著作，对康有为屡次上书要求变革的胆略十分敬佩。

20岁那年，蔡祖熙参加了清末科举考试。在答卷中，他撰写的第一篇答策《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论》用犀利的文笔抨击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宰相“位尊而去民远”的积弊，认为朝廷官员应“亲民近民，为百姓谋福祉”。他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有道则见》列举出“无道”与“有道”的种种现象，阐述了“有道”与“安治”的关系，提出了“君明臣良，风云际会”的观点，阐明了顺应时代、变革图新的思维理念。他的文章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说服力征服了考官。考官阅后批道：“扫尽陈言，独标新意。”京都“诏选贤良”的衡监堂作了总批：“独出心裁。”

蔡祖熙以出色的答策力挫群雄，考中了举人。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蔡祖熙奉诏进京，任翰林院编修，后任陆军部郎中。

在京城5年，蔡祖熙原本怀抱“匡扶时局”和“搏虎报国”的远大志向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衣冠日与朝士伍，眼中所见多懦夫”，让他很失望。清宣统三年（1911年），他被任命为湖南湘潭知府时，看到清廷日益腐败，清王朝即将崩溃，耻于同流合污，便毅然引退，与内兄林振翰回到了福建。

不久，震撼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冲击全国。蔡祖熙便与内兄林振翰一道，投身到光复福建的斗争中。

林振翰在福州创办《群报》，担任主笔。蔡祖熙与林振翰一道积极撰文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阴暗，宣传民主，反映民意，开展反封建斗争。此后，他与在福州的宁德乡贤石磊、内兄林振翰等一同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民国二年（1913年），福建省临时议会在福州成立，蔡祖熙与宁德霍童士绅黄树荣被选为第一届省议员。省临时议会名义上拥有议决权、监督权，但被一批军阀所操纵，议员们只能在会上“清谈”。蔡祖熙思想进步，力主革新，拘泥其中自然极感苦闷。“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议会被大总统袁世凯解散，蔡祖熙便返回闾里，在蔡氏家庙开办了新式蒙馆（私塾），致力于培养教育坊间一代新人。

他成了自己的儿子蔡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年代，许多有识之士郁郁不得志，都选择了归隐故里。蔡祖熙的族兄蔡祖霖于1906年也辞去南昌知县的官职，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李烈钧的反袁起义，失败后回到宁德，精神失常，终日癫狂。蔡祖熙的另一个好友刘廷珍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进士，曾在东北盖平县任知县，此时也辞官回乡，筑庐隐居。这两人与蔡祖熙年龄相近，又是志趣相投的好友，他们的遭际和处世态度，使蔡祖熙对仕途失去信心，便在蕉城西山下“结草庐以自娱”。

不久，他与黄树荣、郑宗霖等人创办了“留云诗社”，得闲时既诗酒相娱，又纵论国事，在坊间一时领风气之先。

蔡祖熙曾在《题耐庐》一诗中这样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白岩之下路崎岖，新有草庐在其隅。
庐中主人自称耐，诗酒日与白云俱。
半生不负匡时略，十载奉檄官陪都。
强邻犯境势正逼，正冠危坐惊胡雏。
胡雏惊避名远播，忽弃鬓绂寻归途。
归来筑庐西山麓，颜曰耐庐聊自娱。
耐庐未成我已出，齐廷六载徒滥竽。
衣冠日与朝士伍，眼中所见多懦夫。
边警朝朝益威迫，感慨时局谁匡扶。
主人平日对我耐，偏我不耐常疾呼。
疾呼不听转招骂，坐负昂藏七尺躯。
吁嗟乎！
中原睡狮终弗醒，徒手搏虎胡为乎。
何当弃此返闾里，从君耐庐为耐徒。

这首诗既吐露了蔡祖熙对“朝士”“懦夫”的愤懑和官场腐败的痛恨，也抒发了自己“徒手搏虎”和“匡扶时局”的远大抱负，表现出“偏我不耐常疾呼”的豪爽个性。诗中“中原睡狮终弗醒，徒手搏虎胡为乎”两句显然是“五四”先锋的语言，展示了他在“强邻犯境”之时期待社会变革的急切心情。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福建省国民议会恢复，蔡祖熙踌躇满志，重返福州。时任宁德县知事（民国改“知县”为“知事”，后称“县长”）的好友黄式苏（浙江乐清人，早年参加光复会，与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等多有交往）登门相送，并作“七律”一首执赠。从此诗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二人的志同道合和忧国忧民的士子之心。诗曰：

三年小隐草堂身，谈笑犹能迂吏亲。
再起何妨聊别我，一鸣遮莫便惊人。
艰难自仗同舟济，疾苦需从前席乘。
未许去兵毋高论，由来止沸待抽薪。

黄式苏对蔡祖熙的人品评价甚高，他在另一首赠诗中有“蔡君诚信人”的美誉。

据《周墩区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由省议员蔡祖熙牵头，联合闽东五县议员向省议会呈送《请愿书》，请求周墩区升格为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终于获准设立周宁县。”

周墩区位于宁德县东北部，地域广袤，群山逶迤，交通不便，归宁德县管辖。当时境内民众与士绅一致呼吁设立县治。作为省议员，蔡祖熙倾听呼声，牵头上达民意，深得群众好评。他因号“绩夫”，所以在当时的福宁府与黄砚夫、黄笃夫被誉为“三夫”。

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革命局势的剧变，使蔡祖熙精神更加昂扬。他回到闽东，出任宁德县商会首届会长，潜心在家乡振兴实业，积极筹资支援北伐战争。

不幸的是，正当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可以施展才干、造福桑梓的时候，却因常年奔走，积劳成疾，于1924年3月遽然病逝，年仅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