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赵南星

“以整齐天下为任”

赵南星

Zhao Nanxing（1550～1627）

赵南星，明代政治家、文学家，既是“东林党”的首领，又是散曲作家。字梦白，号侪鹤。明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光宗立，任太常少卿，晋升左都御史，他一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充军代州至死。作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人皆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振纪纲自皇帝始

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庸懦，纪纲废坏，政治极端黑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皇帝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指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帝能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说：“臣等虽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苍穹；臣等虽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虽鞠躬殚力，不如皇上之一举动足以维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赵南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不意如此，视我辈薄游时便如隔世。虽有曲逆梁公，缚手无策。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

认识到了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赵南星遂力图改革，对皇帝进行劝谏，希望其“一念猛省”，顿改前非。他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

改革官场作风

明代后期，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任上胡作非为，官场中歪风盛行。其一，是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得意，一些无耻之徒又用剥削来的钱财大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其三，重交际、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多置政务于脑后，把大量时间花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

对于这些歪风，赵南星主张坚决予以扭转。一是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二是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然贿赂，数额很大。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奏请皇上不允许上级接受下级的所谓“书帕。”其次，他主张对求官者加以严惩。当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求官者即三五成群，等在外面，求升、求调或阿臾奉承或给官员写信。赵南星入主吏部后，雷厉风行，革除了这一弊病，所有人都不得求官。求官人害怕他的威严，一般不敢再犯。三是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天一早就要入官署办公，午后公事完毕后回到家，才能与朋友交往。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作威作福等不良作风。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贬为庶氏为民，充军代州。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