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华盖集续编

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作者:鲁迅 著


华盖集续编

小引

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编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从一月以来的,大略都在内了;只删去了一篇。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许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发表。

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鲁迅记于厦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

无花的蔷薇

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176)

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勗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177);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3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178)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5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9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无花的蔷薇之二

1

英国勃尔根(179)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180),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2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181)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5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182),仅有一点相像。

6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7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183)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8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月十八

“死地”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184),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185),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186)。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187)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空谈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188),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189)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190)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无花的蔷薇之三

1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191)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2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192)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 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

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4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193)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194)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5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195)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6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196)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

因为《语丝》(197)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

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卍字旗(198)。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199)。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200),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

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201)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202)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

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〇〇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203)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马上日记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204)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记于东壁下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还写这个,仿佛有点多事似的。因为这是十天以前的事,现在倒已经可以算得好起来了。不过余波还没有完,所以也只好将这作为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205)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206)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几天和季茀(207)谈起这些事,并且说,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用不着向什么博士化冤钱。第二天,他就给我请了正在继续研究的Dr.H.来了。开了一个方,自然要用稀盐酸,还有两样这里无须说;我所最感谢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为难。(208)向药房去配药,可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是托Fraeulein H.(209)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

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检查我自己,并不发热,舌苔也不厚,这分明是药水有些蹊跷。喝了两回,坏处倒也没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紧,便照例将它喝完。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210)

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

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或者简直不算事。

质问之后的第三瓶药水,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先前的闷胡卢,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里,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

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病略见好,H就攻击我头发长,说为什么不赶快去剪发。

这种攻击是听惯的,照例“着毋庸议”。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屉。翻翻废纸,其中有一束纸条,是前几年钞写的;这很使我觉得自己也日懒一日了,现在早不想做这类事。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进字纸篓里时,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现在钞几条在这里,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赏”罢。其余的便作为换取火柴之助——

“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茶香室丛钞》卷四第二叶。)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同上卷八第七叶。)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霁野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的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211),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

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

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风。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212)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213)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药房时,外面正有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一柄浅蓝色的旧洋伞正挡住药房门。我推那洋伞时,斤量很不轻;终于伞底下回过一个头来,问我“干什么?”我答说进去买药。他不作声,又回头去看口角去了,洋伞的位置依旧。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

药房里只有帐桌上坐着一个外国人,其余的店伙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饰干净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觉得十年以后,他们便都要变为高等华人,而自己却现在就有下等人之感。于是乎恭恭敬敬地将药方和瓶子捧呈给一位分开头发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说。

“喂!”我实在耐不住,下等脾气又发作了。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这一个“喂”字的功用就和国骂的“他妈的”相同,其中含有这么多的意义。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将五分钱让去,真是“从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风度。

我付了八毛钱,等候一会,药就拿出来了。我想,对付这一种同胞,有时是不宜于太客气的。于是打开瓶塞,当面尝了一尝。

“没有错的。”他很聪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点头表示赞成。其实是,还是不对,我的味觉不至于很麻木,这回觉得太酸了一点了,他连量杯也懒得用,那稀盐酸分明已经过量。然而这于我倒毫无妨碍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对上水,多喝它几回。所以说“唔”;“唔”者,介乎两可之间,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话也。

“回见回见!”我取了瓶子,走着说。

“回见。不喝水么?”

“不喝了。回见。”

我们究竟是礼教之邦的国民,归根结蒂,还是礼让。让出了玻璃门之后,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行到东长安街左近,又是军警林立。我正想横穿过去,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我说只要走十几步,到对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结果,是从别的道路绕。

绕到L君(214)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我说,也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这里等一等罢。他说:不成!你贵姓呀?这使我很狼狈,路既这么远,走路又这么难,白走一遭,实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钟,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说有这么一个人,要在这里等一等,可以不?约有半刻钟,他出来了,结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你三点钟再来罢。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回家看日报,上面说:“……吴在长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系吴由保定启程后,张其锽曾为吴卜一课,谓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吴颇以为然。此亦吴氏迟一日入京之由来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不如也卜一课,以觇晚上的休咎罢。但我不明卜法,又无筮龟,实在无从措手。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法,就是随便拉过一本书来,闭了眼睛,翻开,用手指指下去,然后张开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辞。

用的是《陶渊明集》,如法泡制,那两句是:“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详了一会,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日记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15),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216)(Boris 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217),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218)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219),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220)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221)(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222)(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223)

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224)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225),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226)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27)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28)(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29)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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