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晋代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风姿潇洒、心定气闲的隐逸诗人。不错，这确实是这位大诗人最好的自画像。因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留下了类似的抒写。从最初五柳先生的箪瓢屡空、忘怀得失，到临终前的从老得终、奚所复恋，从辞官归隐时的如释重负，到躬耕田垄后的无怨无悔，从在现实生活中与村民相处的自得其乐，到对理想境界桃花源的美好憧憬，无不一以贯之地表现了远离世俗尘嚣、安贫乐命的洒脱和闲适。所以他很早就赢得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桂冠。

然而，当人们进一步走近他时，又不难发现其实诗人的内心，并不一直像他在多数场合所显示的那样静如止水。相反，在不少时候，他的情感又是十分激烈的。且不说少年时曾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的激情，成年后在《感士不遇赋》中借古叹今，在《闲情赋》中抒发追求理想的执着，直到晚年，他还“慷慨独悲歌”，以激愤的心情赞美敢与命运抗争的夸父、精卫鸟，并在《咏荆轲》一诗中歌颂舍身报国的英雄。因此前人又说他的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熹《朱子语类》）。如果联系有关他辞官彭泽令是为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入宋后没有一篇作品题刘宋年号的传说和实情来看，那么他的心高气傲和难忘世事，又是非常突出的。

怎样理解诗人在创作中显示出来的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矛盾呢？其实这也并不难解。因为人的本身就是诸多矛盾的集合体，再加上时代、社会、出身、个性、遭遇等因素的作用，写出的作品自然不可能面目一致。最可贵的是作家能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中，始终真实地再现真实的自我，不作掩饰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坦诚地呈现出来。而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的诗文也正是这样的作品。晋宋之交的时代使他看惯了动乱和篡夺，市朝竞趋的社会让他深恶虚伪和狡诈，名勋后裔的出身给了他高贵的血液，不受拘羁的个性促成他率直任真，初仕终隐的遭遇赋予他豁达的胸襟。他以真诚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清新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混浊，同时又以古人为榜样来笑对贫富生死，以朴素的笔墨来传写喜怒哀乐。他的诗文之所以倍受后人的推重，即与他这种处世为人和创作的同样真诚有关。诗文即人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也就是历代和陶之作虽然汗牛充栋，却很少能够企及陶诗的原因所在。

在晋末宋初，陶渊明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他嗜酒，但因家贫而不能常得，亲友知道他的爱好，有时就请他去喝。他总是有邀必至，一饮必醉，醉后自去，从不客气。有一年过重阳节，恰巧没酒喝，他就坐在菊花旁等人送来。他喜读奇书，却不求甚解，遇到会心处便欣然忘食。他又好古，曾多次自称羲皇上人，自比葛天氏民。他爱弹琴，身边的琴却从不安弦。他不在意人生的富贵通达，也看轻世间的喧闹浮华。他乐意和乡间老农论麻话桑，和知己谈诗说文，甚至在为饥饿所迫时宁愿向人乞食，也不愿与官场俗吏委蛇周旋，或对达官贵人低声下气。即使身患重病、面临死亡，他也毫不畏惧，自己预先写好挽歌和祭文。在他一生的性情和行事中，都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的典型风骨。他的坦然和执着，使他的人格显然高出时人和流辈。

在历史上，陶渊明又是一个深有影响的大诗人。他的诗文尽管不显于时，但从梁代起就好评如潮，不仅后起效法、和作代不乏人，而且论者称誉褒扬有加。除了他首创田园诗、最先大量描写田园风光和农耕生活，在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外，纵观历代的评论，大致有两点最可留意。那就是从总体倾向来说，陶诗“语健而意闲”，原因在于“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而陶正是“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子语类》）。由此入手可以把握他创作的主要脉搏。从具体风格来说，陶诗又具备寓奇于常、似癯实腴的特点。也就是说诗人的取材不外日常所见，但表现的意趣却往往出奇制胜；写出的语句没有什么特别，而蕴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如苏轼就曾以“暧暧远人村”、“采菊东篱下”等句为例，说“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正因为如此，后人学陶，大都只能得其一端而已。如沈德潜《说诗晬语》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由此可见其大家风范足以垂典百代。

走近诗人，展现在你面前的，将不仅是一个平淡而又真实的人生，而且还是一个能折射出时代和自然风采的丰富的情感世界。让我们和诗人一起去体味盛夏时卧北窗下遇凉风的快感，或感受荷锄夜归秋露沾衣的滋味，在菊花盛开时一醉方休，在赏析诗文时陶然忘机，从脚踏实地的生活中去寻觅一些真诚和灵感，在心与心交流之时去获取几分朴实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