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代之绘画

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盖是时，文明肇始，事务渐繁，结绳之制不足该备，不得不别创纪载之法。而纪载之法，必先诸数与形，取其简而易明，便于常用。故画卦所以明乎数，而文字始于象形。以象形而言，即含有图画之意。文字与图画初无歧异之分。例如日、月、木、子、鱼等字，即谓之图画亦可。迨后制作日繁，绘画之事则以五彩画十二章，藻火、粉米、山龙、黼黻之属为旗常、衣服之装饰，彩色之用因以发达，华丽壮美以兴起诚敬欢悦之感情。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钟鼎彝尊既有文字，又有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互相表见。盖其时，因文明制作渐兴，而文字绘画为民情民性表示之要素，故特显著也。

古者画人姓名多不可考。《云笈七签》载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灊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又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又《画史会要》：“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盖是时，绘事已见端倪，姓氏之可考者如此。夏禹铸鼎以象神奸，殷高宗以形求得傅说，此为人物画之滥觞。至周之世，画之用渐广。《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以象山水鸟兽。又：“大司徒之职，掌建邦土地之图。”明堂四门，画尧舜桀纣之像、周公相成王负斧扆之图，以示鉴戒。由此观之，当周之世，山水、人物、鸟兽之画则已备具，而钟鼓、鼎彝、旗常、衣裳之制无不需用绘画者，其美术工艺亦可云发达矣。

春秋战国时代，楚于先王庙、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之神、古圣贤之像。宋元君召画图众史，而以解衣槃礴为真画者。庄子客有为周君画策三年而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像。韩非子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客对曰：“犬马难，鬼魅易。”韩非子可为知写生画之困难者矣。然此等画现时不可得见，究不知形状如何。其惨淡经营，推究理法，可见概也。

三代之时，吾国美术盖由自然之发达，尚未受外国艺术之影响。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其版图扩张，渐与外国交涉，西域之美术渐次输入。始皇元年，西域骞霄国画人烈裔者献刻玉，善画，口含丹青，喷壁成龙及山川、禽鱼、鬼怪之属。(见《拾遗记》)其征信不可考，亦可知吾国绘画与外国接触之一端。始皇时有阿房宫之大建筑，虽其形状难详，据史所称，壮丽瑰伟可以想见。此种艺术之进步，于绘画亦大有连类之处。始皇席祖宗雄霸之业，上接周代文明之盛，加以好大喜功，开拓边宇，交通外国，其所发舒，益为宏远。自三代至秦，学术文艺思想为之一变。

第二章　汉代之绘画

汉继始皇四海统一之后，治理天下前后四百余年，可谓极盛矣。当汉之时，远承春秋之战乱，近接秦政之苛暴，民力疲惫，一世之风趋于厌苦烦闷之境。于是文、景相继笃尚黄老，持清净无为之道，与民休息。武帝崇尚儒术，整顿文教，使张骞广通西域，威令极于边陲，一时有振作之气象。设学官，置博士，一以儒术为政治之本，于是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学者辈出，文教大兴。苑囿宫殿之盛，亦于此时见称于史籍。外国之动植物、珠玉珍奇之品随时输入，天马、葡萄之镜背图案，即所以夸汉皇之威灵，纪方物之奇异也。其余如雕刻及铜人、石像等，亦足征技工之进步。

汉代文运之盛，绘画亦随其步武而日新。汉以前史迹多朦胧不得明确，自汉以来乃有事物可考，如石刻画尤为明征，而技艺由此日进。佛教画亦渐输入。图画之鉴赏，实自汉始。盖汉代之绘事，于种种之点大为发达。今征诸史册，武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书画。甘泉宫中画天地太一诸鬼神，明光殿画古烈士之像。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于麒麟阁，鲁灵光殿图写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神灵等。画题之种类渐多，用途亦广。元帝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画工辈出。盖当时宫廷已有尚方之画工如毛延寿辈，此为后世画院之滥觞。

后汉明帝好文，雅爱丹青，别设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等撰诸经史，更命画工画之。又创鸿都学，搜集天下之奇艺，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于云台。明帝继光武中兴之后，改光武之柔道政策，开西域诸国之交涉。当时班固之弟班超于西域屡建战功，盖远绍武帝，再宣扬国威于异国，使之通款入朝。而交涉由是频繁，佛教之东渐由是起，佛教画之端绪亦可见矣。明帝梦金色之佛身，遣蔡愔使月氏求佛教之经典、雕像、画像，传写数本，安置于南宫之清凉台高阳门；又白马寺之壁上作千乘万骑绕塔之图；又保福院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此等画为吾国佛教画之嚆矢也。

前汉以来，楼台中多陈古圣贤像。光武与马皇后尝观览之，指娥皇、女英之图，顾谓后曰：“恨不得妃如此者。”及观尧帝之像，后指之，曰：“陛下百僚之臣，恨不得如此者。”帝顾而笑。灵帝光和元年，画孔子及七十二门人于鸿都门。献帝时，成都学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之名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他郡府厅事壁间、郡尉之府舍，皆施雕饰，山海神灵、奇禽异兽，极其炫耀。

时至汉代，绘画之需用如此之盛，画工亦随之益多。后汉画工之著者，蔡邕、张衡、刘褒、赵岐等，尚方之画工则有刘旦、杨鲁等。其中张衡，南阳西鄂人，善画神兽；刘褒作《云汉之图》；蔡邕工书画，善鼓琴，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世。灵帝召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兼命为赞及书，时称三美。其画迹今已无存，不知其形状如何。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嘉祥武梁祠、嵩山三阙之画像石刻尚存，多画帝王、圣贤、孝子、烈士、战争、庖厨、鱼龙杂戏等，刻画朴拙，亦可想见当时衣服、车马、风俗之制度。此其最著者。其余散见于他处者甚多，古拙大抵相类。盖汉时绘画及雕刻不如后世之精巧，笔法浑古，有雄厚之气象，与书法同风，乃至砖瓦、偶像、工艺诸品，皆可推知其有一贯之特征也。

第三章　六朝之绘画

汉纽既解，魏、蜀、吴鼎足三分，中原逐鹿者五十余年。转瞬见六朝之兴亡，所谓五胡乱华，南北纷争，其间扰乱凡三百五十年。然六朝帝王将相多好书画，于国家丧乱之际，而收藏赏鉴尚称隆盛；加之汉以来与西域交通，佛教思想浸入中国，虚无厌世之学风并庄老之玄谈，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盖国家争乱，政治颓靡，社会人民几无以自聊，故不得不借佛老之说、美术书画之趣以安慰其精神，有所寄托，逃脱烦恼。故当时佛教号称极盛，石刻造像弥山满谷，几乎人持佛号，家然净灯。如龙门造像，即可知当时风俗及美术之一斑。佛像佛画输入中国为一大机会，而吾国绘画界亦新添一异彩也。

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画题如佛道、人物、牛马、山水、花鸟、鱼龙、车马、楼台等，其范围甚为扩张。南齐谢赫之《画品》、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陈姚最之《续画品》等，盛行于世。

山水画之肇端，盖由北方胡族侵入中原，汉族渐次南下，四围之境遇，遂使汉人开山水之端。其原因实为老庄哲学之影响。老庄之学崇尚清静，爱好自然，时与南方山水之自然美相接触，自能启发其山水画之思想。然其时，山水画尚未能独立，大抵皆为人物画之背景。由此观之，与西洋画若同其径路。

当六朝时代最为重要者，则为由佛教传播得来之宗教画。当时之佛教徒，非印度之宣教者即本国之求法者，对于佛教非常信仰，以绘画为宗教的敬虔之事业。传教之寺院，宛如由其宗教理想所幻出之一大美术研究所。同时道家虚无恬淡之说，亦与之相颉颃，绘画雕塑之像设以为宣扬道教之具，故绘画有道释之一科，为人物画主要之画题，此时可谓极信仰画之隆盛。信仰之念后渐退减，遂变为审美的观念，卒至为历史人物、风俗画等助长之资。

第四章　魏晋之绘画

魏有高贵乡公曹髦(曹髦之迹，独高魏代，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又有《於陵子黔娄夫妻图》)、杨修、桓范、徐邈，吴则有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妹)、曹不兴，蜀汉则有诸葛亮、诸葛瞻、李意其，然其中惟曹不兴尤显。

不兴，吴兴人。赤乌元年，帝游青溪，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不兴图之。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又连四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不兴尝从天竺僧康僧会见西域佛画仪范，因以写之。不兴之画，为后世人物画之所祖，亦受佛教之影响也。

西晋荀勖、张墨称为名手，入东晋则更加多。明帝善书画，以王廙为师，尤长佛像，精鉴识。及胡族入洛阳，魏晋以来名迹概遭焚掠。至明帝再搜集法书名画。其后桓玄篡立，此等名迹悉归桓温家。

东晋之名手如卫协、王廙、顾恺之、戴逵戴勃父子、史道硕兄弟，并为世重。而顾恺之、陆探微及宋之张僧繇，并称六朝三大家。卫协，曹不兴之弟子，道释人物冠绝当代。尝作《七佛图》、《穆天子宴瑶池图》。谢赫云：“卫协以前之画尚未精微，至卫协始加细密；于形似未优，于骨法则卓然矣。”

弟子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博学有才，所著有《魏晋名流画赞》及《论画》。所画种类极多，自佛像、帝王、将相、列女以至龙虎、神兽、鹅鹄等，无不俱备。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兴宁中，瓦官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睛，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得百万。

王廙，字世将，琅邪临沂人，工书画。晋室过江，廙书画第一，为明帝师。尝作《孔子十弟子图》，以励其兄子羲之。羲之书为古今冠冕，丹青亦妙，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其子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温峤、谢安、嵇康、王濛、张收皆以善画称。

魏晋间文人弄笔，儒雅风流，耳濡目染，盖一时之风尚然也。且书画同途，善书者类能画，如蔡邕、谢安、王廙、羲之父子，皆以书法著名，涉及丹青，自能入妙。

第五章　南北朝之绘画

刘宋之武帝受东晋之禅位以统御南方，而北地为拓跋氏所盘踞，是谓南北朝。声名文物、风俗习惯因地势而生差别，书画亦然。雄峻峭刻成为北派，软美蕴藉成为南派，亦自然之势也。南方陆探微、张僧繇声名最著，北方则曹仲达、杨子华、萧放、刘杀鬼等颇为世所称。

陆探微事宋明帝，常在侍从。其画多佛像及古圣贤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画有六法，自古鲜能足之，至探微得法为备。又作一笔画，连绵不断。盖王献之有一笔书，因创一笔画，以书法移于画。其用笔之妙，当可想像也。其子绥洪及绥肃，并传乃父之法。袁倩、顾宝光皆出其门。

陆家一派之外，则有吴暕，刘胤祖、绍祖兄弟，谢庄、谢灵运兄弟。顾景秀字骏之亦刘宋武帝时有名者，创赋彩之新制，能变古法。又宗炳、王微皆为山水名手。宗炳，字少文，亦有一笔画。东坡《书宗少文一笔画》诗云：“宛转回纹锦，萦盈连理花。何须郭忠恕，匹素画缫车。”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丘壑，各有画序，意远迹高，盖为文人画之先率者也。当时北魏如蒋少游、扬乞德、王由等，皆善佛道人物，为北方画苑之名家。

南齐谢赫，尤长人物，不俟对看，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存形似，毫发皆无遗失。别体细微，多自赫始。盖顾恺之以后，貌写人物，其法至此大备。尝作《古画品录》，品第陆探微、曹不兴等画家二十五人为六品，以六法为标准。其所谓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摹移写。此六法乃古来画家对于画之心得，而谢赫综合安排，成为条件，为后来评画之所祖。

谢赫之外，毛惠远、惠秀共事武帝，官至少府卿，师法顾恺之，画体周赡，意匠不穷。武帝将北伐，画《汉武帝北伐图》以备观览。其子棱亦善画。刘瑱篆隶、丹青并为当世所称。惠远善画马，瑱画妇人，并为当世第一。姚昙度以魑魅鬼神著。章继伯、蘧道愍并善寺壁，兼长画扇。沈标、沈粲专工绮罗屏障，笔迹调媚。

萧衍受南齐之禅即位，是为梁高祖武皇帝。为人英迈，通文学，好绘事。其子绎，字世诚，是为元帝。元帝之长子方等，皆能画。元帝尝作《山水松石格》，有《职贡图》及《游春白麻纸图》。方等尤能写真，座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

武帝之世，张僧繇为古今之巨擘，六朝艺苑放一异彩。僧繇，吴中人。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唐李嗣真《后画品》云：“顾、陆人物衣冠信称绝作，未睹其余。至于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惟‘六法’兼备，实亦万类皆妙。”其画今日虽未得见，然当时佛法盛行，印度、西方之美术确有所传染，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其法不用笔墨钩勒，以重色青绿朱粉适宜染晕，开一新生面，所谓没骨法也。其法盖由印度染晕法脱化得来。其子善果、儒童并师其法。

张氏之外，当时名手有袁昂、焦宝愿、嵇宝钧、解倩、陶弘景等。宝愿画树色皆出新意，点黛施朱，不失轻重；宝钧意兼真俗，赋彩鲜丽。又萧贲于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至陈之文帝，锐意搜求古画，所得八百余卷。陈亡，遂归于隋之皇室。陈之名手为吴郡之顾野王，字希冯，善草木虫类。

节录唐张彦远叙南北朝时代师资传授：

晋明帝师于王。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卫协。戴逵师于范宣。逵子勃、勃弟师于父。(以上晋)陆探微师于顾恺之。探微子绥洪、绥肃，并师于父。顾宝光、袁倩师于陆探微，倩子质师于父。顾骏之师于张墨。张师于吴。师于江僧宝。刘胤祖师于晋明帝。胤祖弟绍祖及子璞并师于胤祖。(以上宋)姚昙度子释惠觉师于父。蘧道愍师于章继伯。道愍甥僧珍师于道愍。沈标师于谢赫。周昙研师于曹仲达。毛惠远师于顾。惠远弟惠秀、子棱并师于惠远。(以上南齐)袁昂师于谢、张、郑。僧繇子善果、儒童并师于父。解倩师于聂松、蘧道愍。焦宝愿师于张、谢。江僧宝师于袁、陆及戴。(以上梁)田僧亮师于董、展。曹仲达师于袁。(以上北齐)郑法士师于张。法士弟法轮、子德文并师于法士。孙尚子师于顾、陆、张、郑。陈善见师于杨、郑。李雅师于张僧繇。王仲舒师于孙尚子。(以上隋)二阎师于郑、张、杨、展。范长寿、何长寿并师于张。尉迟乙僧师于父(尉迟跋质那，在隋朝)。陈廷师于乙僧。勒智翼师于曹。吴智敏师于梁宽。王知慎师于阎。檀智敏师于董。吴道玄师于张僧繇。卢棱伽、杨庭光、李生、张藏并师于吴。刘行臣师于王韶应。韩幹、陈闳师于曹霸。王绍宗师于殷仲容。(以上唐)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幽于蓝，或冰寒于水。似类之间，精粗有别。

第六章　隋朝之绘画

东晋自元帝以来凡二百七十年，隋文帝灭北周及陈，南北两朝对峙之局皆席卷而兼并之，大似秦始皇之兼并六国。结果北朝之风抑，南朝之习改，清谈绝迹，经学代兴，南北朝思想之藩篱自然打破，而绘画亦融和南北风尚之特色。展子虔、董伯仁应召入朝，其初图样各异，后乃互采其意以相资益，由是亦可见一斑。

文帝倾心政治，主节俭，崇文教。于东京观文殿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来之法书；西曰宝迹台，藏古来之名画。开皇二十年，命侍官夏侯朗作《三礼图》。炀帝即位，于洛阳起显仁宫，长安至江都设离宫四十余所，又造汾阳宫，当时土木建筑凌驾汉武，加之寺观邸宅连年造筑，其装饰绘画之需要可想见也。又炀帝撰《古今艺术》五十卷。

名工辈出，如展子虔、董伯仁皆相继入朝。其他阎毗、杨契丹、郑法士兄弟等，皆事隋室。阎毗、杨契丹并长衣冠车马。阎毗传其技于立德兄弟，杨契丹为当时写生家之泰斗。郑法士师法僧繇，独步江左，最长人物、楼台。其层楼添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杂英芳草，暧然有春台之思。盖楼台为界画，如展子虔、董伯仁皆擅长，故界画于隋朝大为发达。法士之弟法轮、子德文及孙尚子，皆擅名于一时。尚子善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惟须发独尔调利。他人效之，终莫能得。法士之画派，当时袁子昂、陈善见、刘乌及唐初之阎立德兄弟并传其法。

自唐以降，发展之气运，其影响及于山水画。展子虔经北齐、北周，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自足，可为唐画之祖。其后阎立本、李思训皆宗其法。

此等诸家之外，江志之山水木石，李雅之佛像，皆一时之选。又西域之东部，土尔其尉迟跋质那，印度僧昙摩拙叉及跋摩擅西域画，其画风影响及于中国。跋摩善画十六罗汉像。炀帝晚年，国用不足，内乱频仍，群雄蜂起，遂以前朝之法画名书载往扬州。中途船覆，失其半。其一半传于唐室，即《贞观画史》所载者也。

要之，六朝画艺于各方面发展，而宗教画为中国画史上一大重要之点。自汉代以降，中国绘画发达之大势，六朝绘画为进于唐代之过渡时期。虽其画风巧致，尚存汉时古拙之余韵；至于写生之技能，则远胜于前代，然未若唐朝之精整。盖过渡时代之现象，尚未进于确然融浑大成之运。绘画至唐，乃达于完备之域，于画史上开一新纪元。写生技巧之胜，因其遗迹及雕塑、书法等可推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