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见过面吗

据说，1933年冯雪峰在苏区时，曾对毛泽东说，有个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真正懂得中国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还有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又据说，1972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用过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姑且不去说它。但是，鲁迅和毛泽东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到底是否见过面，倒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为此，学术界曾经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争论得烽烟四起，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现在争论虽然是烟消云散了，但结论到底怎样？很多人对此却还不甚了了。

许广平、冯雪峰都说没见过面

本来，鲁迅在世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过两人是否见过面。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人谈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

第一个是冯雪峰。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接触鲁迅，两人一起编辑《萌芽》月刊，后来冯就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33年底，冯离开上海到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当时正值毛泽东受到王明路线排挤，冯与毛泽东相谈甚洽，因而过从甚密，两人经常作竟夜长谈。冯常向毛谈到鲁迅，使毛对鲁迅大为折服。后来冯于1936年4月底受命回上海重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首先通过鲁迅了解情况，他也向鲁迅谈到毛泽东的很多情况，使鲁迅对毛也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解放后，冯雪峰又筹建了鲁迅著作编刊社，苦心研究鲁迅，写了《党给鲁迅以力量》和《回忆鲁迅》等回忆录，被鲁迅夫人许广平称为研究鲁迅的“通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首次谈到：“鲁迅先生没有和我们毛主席见过面，也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接触……”明确说两人没有见过面。他是既与毛泽东深谈过鲁迅，又与鲁迅深谈过毛泽东的人，是毛、鲁两人间精神联系的纽带，他的话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1959年，鲁迅夫人许广平在她写的《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党的一名小兵”》中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见面，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倾心拥护，诚恳接受的。”

这就是说，鲁迅身边两个最熟悉的人，一致说：鲁迅没有与毛泽东见过面。由于当时没有人出来专门就此讨论过，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专门来谈这个问题。但他们两人都谈到了鲁迅与毛泽东相互之间的精神联系，和通过冯雪峰及其他渠道得到的相互的印象。如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新文化的“总司令”，鲁迅觉得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气”，而从没有谈到相互间是否见过面。

本来，这样两个人说了如此明确的话，按说可以定论了。然而不。1918年到1920年毛泽东两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期工作，其时鲁迅正在北京工作，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人很有见面的机会；尤其是，毛泽东曾于1920年4月7日专程造访北京新街口八道湾胡同11号鲁迅故居，但———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捉弄人———他是去拜访周作人的。这未免使人们感到有些遗憾，于是，一些有着类似“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们就开始内查外调，挖地三尺，希冀有所发现。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位精于此道的资料名家，首先出来打破僵局，惊爆了“毛泽东会见鲁迅”的大新闻。这人就是沈鹏年。说到沈鹏年，大凡从事鲁迅研究有些年头的，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是20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故事片《鲁迅传》的资料组主要成员。在筹拍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不少鲁迅的相关资料，后来编成了《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一书，很长时期中一直是鲁迅研究的入门必读书。

但读过那本书的人们也都知道，书中有很多资料是不可靠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人们对沈鹏年鲁迅研究的基本概念：一曰起步很早，二曰资料不少，三曰不太可靠。由他来爆这个大新闻，老实说，人们的心态是：有些期待，也有些担心。

沈鹏年初爆大新闻，陈漱渝、唐天然起而指斥

1982年2月，上海《书林》双月刊当年第1期发表了沈鹏年的《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文中说，1960年，沈在为《鲁迅传》搜集资料时曾到北京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请他回忆相关情况，当时周作人告诉他，1920年4月7日毛泽东来到八道湾拜访了鲁迅。周作人还拿出自己当年的日记为证。当时周作人的日记一般是秘不示人的，但他向沈出示了那一天的日记，上面写着：“毛泽东君来访。”沈得到这一珍贵资料，感到十分宝贵，但因限于当时条件不便发表，现在更加感到这一资料的重大意义，就决定拿出来发表，以引起重视。为了可靠起见，沈还作了一番考证。他的证据大致如下：

①1917年3月30日，周作人在赴北京就任北大教授途中，在上海逗留一天，在书店里购买了提前出版的《新青年》3卷2号，读到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到京后，周作人推荐给鲁迅读了该文，引起鲁迅对毛泽东的关注；

②毛泽东当时发表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沈说，周作人告诉他：“这篇《征友启事》后来由北大学生邓康（即邓中夏烈士）拿到《北京大学日刊》上重新发表，我把它拿给鲁迅看过”，使鲁迅“在寂寞中感到了慰藉”。

③“五四”运动后，鲁迅又读了毛在《湘江评论》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认为“是值得重视的一篇好文章”；1919年1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就想见鲁迅。周作人回忆：毛经李守常（李大钊）介绍，几次到北京大学和我联系，希望和鲁迅会见，但鲁迅正在绍兴，还未返京，没有见成。后来鲁迅要我请李守常转告毛泽东，请他到八道湾来晤谈。经李守常和毛泽东约定，已经是一九二年的四月初了。李守常要我告知鲁迅，毛泽东准备一九二年四月的七、八两日内到八道湾来。四月七日下午，教育部本来有例会，鲁迅上午在家等候，访者未来，他匆匆吃了午饭，说是要去教育部“应一下卯”，……回来时，毛泽东已来，于是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地畅谈了半天”。

④可以证明此事的，还有钱玄同、贺树和茅盾。贺曾亲耳听毛泽东谈到他会见过鲁迅，茅盾则鼓励沈“多花些时间研究”，“花一辈子研究都值得”。

沈鹏年的“惊人发现”一经披露，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各报刊争相报道、转摘，一时颇为热闹。但同时，鲁迅研究界人士则多持谨慎态度。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立即写了全盘否定沈文的文章，投给《书林》，但《书林》婉转地拒绝刊登他的驳论。陈即转投当时还是内部刊物的《鲁迅研究动态》，并在该刊（1982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一篇蹩脚的“创作”———〈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辟谬》，全面批驳了沈的所谓“实录”。

陈漱渝的观点大致如下：

①沈鹏年自称是“电影《鲁迅传》资料组组长兼顾问团秘书”，“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曾五次到北京，对鲁迅生平事迹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茅盾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多次到周作人那里去“挖掘”有关鲁迅的重要材料。陈指出，报出一大堆头衔并不能说明他的资料一定准确。

②据沈说，周作人表示，“现在真正了解鲁迅的，是毛主席。对鲁迅的思想和业绩作出了全面评价的，也是毛主席”。陈认为，这根本不符合周作人对鲁迅的一贯评价，他在鲁迅生前就暗中攻击鲁迅；鲁迅死后他说鲁迅是“个人主义”，后期“又有点转向虚无”了；对鲁迅墓的铜像，他说是“头戴纸帽之形象”“献丑”“一幅讽刺画”，他根本不可能如此赞扬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

③据《周作人日记》，1917年3月30日他在上海买的书刊中根本就没有那一期《新青年》，只有《小说月报》等。实际上，当时《新青年》已搬到北京去了，那一期是4月1日出版，周作人不可能在上海买到它。沈说当晚鲁迅、作人两人谈到此文，也不可能。《鲁迅日记》上记载，他们谈的是《艺术丛编》等书。

④对毛泽东的笔名“二十八画生”及《体育之研究》一文，周作人过去曾有谈及，评价并不如沈鹏年所记录的那么高；周作人在《红楼内外》中说该文“大概很是平常”，内容早已忘记，甚至把该文错记作“随感录”，其实该文是长篇文言文。这又与沈所记大相径庭。

⑤毛发表征友启事时还不认识邓中夏，《北京大学日刊》也没有发表毛的《征友启事》，沈所言都不确。

⑥《湘江评论》每期都送鲁迅两册，并无证据。

⑦毛确实到八道湾去了，但是去访问周作人的，系出于对“新村运动”的兴趣。周作人于1919年去日本接家属回京，在日本时访问了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办的“新村”，回来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发表，引起了毛的兴趣，邓中夏、高君宇还曾邀周作人去演讲新村见闻，所以毛有意访问周。

⑧毛要会见鲁迅，鲁迅12月底已回京，为什么要等到次年4月？1920年鲁迅已很少去教育部“应卯”，既然有客，为什么偏要去“应卯”？这天是周三，既然有例会，为什么前后几个周三都没有会？为什么毛访问鲁迅，而鲁迅在日记中不提，而周作人却写得那么清楚？都证明毛不是访鲁迅，而是访周作人。

⑨至于旁证，钱玄同、贺树的儿子都答称没有听其父说过，贺也不是沈所说的“新民学会会员”，而茅盾则有相反的表现。鲁迅曾问茅盾：“你认识朱德、毛泽东吗？”茅盾介绍了朱、毛的情况后，鲁迅笑道：“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已有了家眷，不知他多大岁数了？”这正表明鲁迅根本没见过毛。

⑩陈还举出冯雪峰的一段回忆。1933年底，毛泽东在瑞金时曾告诉冯：“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因此，陈漱渝得出结论：沈鹏年的所谓“实录”，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就在陈漱渝发表此文的时候，党史研究专家唐天然发表了《毛泽东没有会见过鲁迅》一文，也完全否定沈鹏年的说法。

当陈漱渝将上述文章投给《书林》后，《书林》在1982年4月20日给他退稿时，曾有这样的话：“关于毛泽东同志是否会见过鲁迅一事，《书林》第3期刊用了二封来信。第3期稿已发往工厂排印。关于这一问题，本刊打算到此告一段落。”因此不欲刊登了。

同年6月，《书林》第3期真的发表了两封读者来信，但基本上都是对沈鹏年表示支持的。第一封信是沈鹏年的老友宋涛写的。他说，1946年10月下旬，他曾和沈鹏年一起，听上海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日语教师贺树谈过此事。贺树介绍了“五四”前后毛泽东与鲁迅见面的情况，宋和沈当场都作了记录。只是后来宋的记录“早已亡佚”，而沈鹏年的记录稿却因为“藏诸名山”，所以“安然无恙”。他还听说贺树夫人张琼“在生前抱病时曾专门写了这件史实的回忆录，这可以确信她老人家也是了解内情的”，因此，他可以证明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第二封信是曾经为贺树夫人张琼整理回忆录的钟向东写的。他的信简要介绍了张琼提供的情况，恰好用来作为宋涛信的佐证。他引述张琼的谈话说，贺树1918年曾听过鲁迅的课，所以认识鲁迅。

钟向东还说：“据张琼回忆，贺树曾告诉她毛泽东与鲁迅见面好像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贺树也在场。”但是，“因为张琼同志本人说过，贺树同志去世已卅多年了，记忆中很可能有不完善不准确之处。另外，就我个人来说，限于条件，也无法一一进行核实”。

当陈漱渝看到《书林》1982年第3期的上述两封信后，就给《书林》编辑部寄去了《回忆录要存真求实———〈关于《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的两封来信〉质疑》一文，要求发表。

在文中，陈漱渝愤愤不平地说：“我原以为，《书林》准备刊登的两封来信可能与我的文章的观点大同小异，或者能用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否定我的看法。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再发表我的文章当然都是一种多余的事情。待我拜读了这两封信后，不禁大为失望。因为这两封信出现的谬误，与沈鹏年的文章比较起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对宋涛的信反驳说：如果宋所说的情况属实，那么沈鹏年在1946年就已听说过“毛鲁会见”这种说法了，可是沈鹏年不是说他是1960—1961年间才在北京首次听周作人说的吗？宋的说法与沈的说法明显矛盾。所以陈说：“宋涛来信的本意是为老友助一臂之力，不料反帮了沈鹏年的倒忙，使读者不能不对他们的话都投不信任票。”

对钟向东的信，陈漱渝找来了张琼生前有关回忆资料，其中这样说：

贺树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旁听鲁迅先生的课，遇到以记者身份经常来北大的瞿秋白，由瞿秋白的介绍认识了鲁迅。……据贺树同志说：鲁迅先生之所以注意毛主席，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常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毛主席经常向鲁迅介绍马列著作；另一方面，毛主席也常去听鲁迅讲课，听到精彩处，常轻轻拍手。此后，鲁迅先生曾去找过毛主席，并邀他去自己家。……鲁迅曾向李大钊问起：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小组里学习情况怎样？李大钊同志说：非常好！这是中国的优秀人才，大有作为，不是小有作为。鲁迅说：彼此所见皆同。鲁迅曾对贺树和瞿秋白多次夸奖毛主席说：你们今后至多是他的帮手，我的眼力是不会错的。……在以后的年代里，鲁迅先生通过宋庆龄等同志和毛主席曾多次通讯。

对此，陈漱渝提出四条反驳意见：

①1918年时，鲁迅还没到北大任教，瞿秋白也还没担任《晨报》记者，还没见过鲁迅，怎么会充当贺树结识鲁迅的介绍人呢？

②毛泽东于1918年8月19日到次年3月12日，曾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那时候鲁迅还没有到北大任教，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旁听鲁迅的课；这期间，鲁迅只去过北大两次，一次是为学生做入学保证人，另一次是参加北大游艺会。鲁迅从未通过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借书。

③李大钊与鲁迅谈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小组”中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则根本不存在这个小组。李大钊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1920年3月，但是秘密的，到1921年11月才公开，所以当时鲁迅根本不知道这个会。另一个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是1920年秋冬才成立，那时毛早已离开北京了。

④鲁迅对瞿秋白夸奖毛泽东以及鲁迅通过宋庆龄与毛泽东通信云云，同样无法令人置信。当时毛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不是算命先生。宋也从没有提到鲁迅通过她与毛通信的情况。

陈漱渝用周恩来的话批评《书林》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又说：“如果刊登了与历史真实不符，甚至是弄虚作假的文章，则应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指明谬误，澄清事实；而不能拒绝批评，文过饰非。”

1982年7月22日，《书林》编辑部复函给陈漱渝，退回了上述文章，并提出四点反批评：

①陈判断“宋涛来信的本意是为老友助一臂之力”，根据何在？陈文中“并未提出宋为人不实的任何证据，殊难令人信服”。

②陈引张琼生前一再声明因事隔多年，细节可能不准确的材料大做文章，“不知用意何在？此种材料，包括先生的宏论，本刊不宜公开发表，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③沈鹏年文章发表后，本刊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本刊“缺乏全面反映，确是一大缺点，今后有机会准备加以补正，但如先生之大作，充满‘大批判’式的语言，甚至随意在文中给对方扣上‘上海滩的文痞’的帽子”，“实不敢苟同”。

④反讥对方违反鲁迅《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精神。

陈漱渝接信后，又写了《读信有感》一文，连同上文和《书林》编辑部回信，一起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上。在《读信有感》中，陈漱渝又对《书林》编辑部指责他所说的宋涛“为人不实”、其文章“助一臂之力”等语作了反驳，并认为张琼的回忆如果“属于组织机密”，那为什么《书林》抢先透露？如果其细节准确性很差，则全文的真实性就值得考虑了。他认为张琼的回忆“并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不准确，而是基本情节失实”。编辑用“宏论”一类词句挖苦作者，“那就真难免有攻击之嫌了”。陈又认为：他自己的文章“确有一些指责沈鹏年的语句，其原因在于这场争论已超出了一般学术之争的范畴，而是伪造与反伪造之争”。他还认为《书林》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先以“打算到此告一段落”为借口压制批评，后又专在态度、语气上挑毛病，而有意回避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这一实质性问题。

在同一期《鲁迅研究动态》上，还发表了唐天然的《历史岂容编造》一文，也赞同陈的意见。他指出：许广平、冯雪峰、茅盾等都曾谈到毛、鲁未曾见面，沈却置之不顾，伪造史实，耸人听闻，欺世盗名。他又以王士菁的回忆为依据，指证沈的误说。据1952年与冯雪峰一起在鲁迅著作编刊社工作的王士菁说，当时周作人曾把自己1920年4月7日的日记夹了一张小红纸条，给王看，王把它借回社里报告了冯雪峰。冯就“通过当时一位审阅《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负责同志（指胡乔木———锡荣按），向毛泽东同志当面询问：周作人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否还见到过鲁迅？”“毛泽东同志答复说：他早年在北京，是会见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唐天然说，他问过王士菁先生，周作人拿出日记时，是否谈到过毛泽东同志访他的那天，也和鲁迅见了面？王说，“当时周作人没有提到，后来也从未谈起。”因此，所谓“毛鲁会见”，纯属沈鹏年的“向壁虚造”，“而两封来信中的回忆，恐系误传，不足为凭”。

沈鹏年再谈毛鲁会见，陈漱渝等再次痛斥

发表上述文章和信的这一期《鲁迅研究动态》，署1982年7月8日出版，但其中有的文章写于7月下旬，实际出版应在8月初。紧接着，沈鹏年又发表了《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记张琼同志的两次谈话》，再次详述张琼的谈话，补充细节。他说：“张琼同志断言毛泽东同志见过鲁迅。其根据她说是毛泽东1922年亲口告诉过她。”沈还谈到，冯雪峰原来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后来经指出其误，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沈鹏年说：“后来，冯雪峰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果然在《回忆鲁迅》的重印本中把所谓鲁迅与毛泽东‘没有见过面’的字样删得不见了。”

对此，《鲁迅研究动态》（1982年第8期）发表了强英良的《“毛泽东会见鲁迅”说实误———从冯雪峰著〈回忆鲁迅〉的版本说起》一文，重引冯在《回忆鲁迅》1952年版第178页“对于毛泽东———对于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天才的倾服”的话，说明，作者对于1957年版为什么删节，是本着“只留记事部分，而把议论部分删去”，而这句话因为夹在一大段议论当中，所以一同被删，并非作为史实删去。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作者自己对1952年版所作手改本排印，其中“没有见过面”的这段文字依然存在，并没删去。强英良强调：“关于毛泽东与鲁迅是否见过面的问题，冯雪峰一直是依据毛泽东亲自与他的谈话来说明问题的：这两位中国革命的伟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按照沈鹏年的说法，冯雪峰似乎先说了没有见，后经人指出又改正了，而后来却又坚持己见，“如此三翻四复的手法，非冯雪峰同志所能做也！”

1983年，沈的文章又刊登在10月23日《团结报》上，陈漱渝见后，又于12月4日在该报发表《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再次予以反驳。陈认为这个材料是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后来，沈自己也承认：张琼的回忆有八处失误，但失误的责任全由于张琼当时身罹绝症、记忆力严重衰退，而闭口不谈自己作为作者、引用者的责任。陈漱渝认为沈鹏年这样说对张琼是不尊重的。陈认为事到如今，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这场争论应该可以结束了，学术界如再被这种造假的东西充塞，将会给健康的学术空气带来严重危害。

沈鹏年三谈毛鲁会见，陈漱渝唐亮仁联手批驳

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沈鹏年似乎并不以为意，仍力持己说。1983年，沈鹏年又在山东《临沂师专学报》第2期上发表《三谈毛泽东会见鲁迅———记贺树同志1946年的谈话》一文，用九个版面的篇幅更加详细地列述了所有新老证据，试图作最后的翻案努力。该文主要依据贺树1946年的谈话，着重考证了三次会见的经过及其证据。他强调：当时贺树的谈话，虽然是在“病魔缠身，死神威胁之际”，但是是“在反复思考、经过准备后”才向沈、宋讲述的，当时他是很“清醒”的。他责问：“贺树是谁？现在有人否定他的存在”，“贺树事迹明明载于《五四时期的社团》，陈漱渝却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中竟说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中无贺树的名字”。沈根据贺的谈话梳理了毛、鲁三次会见经过，大致如下：

第一次是在1918年秋冬，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当时毛在该馆任职，鲁迅常去北大，故两人会见“完全可能，亦属正常”。证据之一———贺与孙伏园熟悉，而“孙与鲁迅极熟，在鲁迅支持下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告诉贺树不少有关鲁迅的情况”。证据之二———1918年冬，毛告诉贺：“胡适讲研究学问，应该立足于中国，颇有道理，但他要青年学‘阿几米德精神’，在国破城陷时还埋头研究室，显然不妥。遇见鲁迅时，以此相询，鲁迅认为，阿几米德是伟大的，然而他在国破城陷时还埋头研究室，只换来屠夫的一刀，此种精神，未敢苟同。”鲁迅还说：“阿几米德的精神，决不是引颈就戮……”由此可知，他确实是见了鲁迅的，否则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第二次是在1919年2月2日。这天北大举行游艺会。当时，北大为筹募画法研究会资金，于这一天举办了一次游艺会。鲁迅当天下午参加了游艺会，而当时毛泽东仍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正巧北大法科有一间图书阅览室，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有权支配使用，故可提供毛鲁会见的场所，故“鲁迅参观北大游艺会，能与毛泽东相晤”。又据贺树谈话：“农历除夕下午，听沈尹默对李大钊说，‘周大一丝不苟，要看游艺会，自己掏钱购入场券’。……李大钊说：‘周先生是教育部的，理应发请柬送赠券。’接着他又代向友人借来名贵字画，补送赠券，沈尹默深以为然。”“当时，沈李便托贺树送去。贺树从鲁迅寄寓的绍兴县馆回来，便告知毛泽东，相约在年初二同候鲁迅。”贺树谈话中还有一证：那天看了展览后，“走出展览馆，周作人去北大礼堂看话剧，鲁迅应毛泽东之请，去图书馆阅览室休息晤谈”。

第三次会见是在1920年4月7日。根据孙伏园1960年4月26日谈话和沈尹默1960年6月10日谈话，沈鹏年提出四点论据：

①教育部在午后照例休息，从不开会。所以，鲁迅记“午后会议”，是故设烟幕，实际是有重要活动；

②因为毛泽东是反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的著名群众领袖，所以鲁迅有意回避他的名字；

③《鲁迅日记》没有写明“毛泽东君来访”，并非不存在他见过毛泽东的事实；

④4月8日鲁迅休假在家，那天孙伏园去看他，鲁迅曾“谈起毛泽东来访的事”。

此外，沈鹏年还提出，“毛泽东于1918年10月至1919年2月在北大任职”，“其间，鲁迅去北大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议五次”，“可与毛泽东相见”。

沈鹏年提出的其他论据都是属于推论，是还可以论辩的，但是他提出的孙伏园、沈尹默的回忆，如果属实，那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陈漱渝认为那是伪造的。如果这确实是伪造，那么事情就严重了。

1984年4月，陈漱渝在《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了《史料，不容掺半点假———三驳“毛泽东会见鲁迅”说》的近万言长文，再次全面论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结论是：“跟‘一谈’‘二谈’相比，‘三谈’兜的圈子更大，文章篇幅更长；但有一点一脉相承———都不足征信。”

陈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谓毛泽东会见鲁迅的事，在文献上绝无记载，毛泽东和鲁迅本人均未谈及，鲁迅的至亲好友也都不了解或明确否认此事。提出此说的沈鹏年又并非这一事件的目睹者。沈立论的唯一依据，只是一些逝者的“回忆实录”，但这些逝者生前均未公开发表这批“回忆实录”，更没有对沈鹏年的记录签字认可。所以这些“回忆”究竟是否出自这些逝者之口，究竟是否属实，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

陈首先对三个证人的证言提出质疑：

①关于周作人：沈鹏年说这是1960—1961年间周作人亲口对他说的，当时尚属于“孤证”，而“忽忽二十年后”才找到旁证。可是一年后，他又说1946年他就亲耳听贺树说过此事，而且“毛鲁会见”由一次变成了三次，有造假之嫌疑；

②关于张琼：沈所谓张两次谈话中的错讹迭出，经陈批驳，沈承认其中有八处失误，但都归咎于张琼“身罹绝症”，“记忆力严重衰退”；

③关于贺树：沈说陈“无视他的存在”，陈指出：他只是认为贺不是新民学会会员，而是文化书社成员，并不是“无视他的存在”，但存在又不等于回忆一定正确，况且这回忆又不是出于他本人之手。因此，上述三人的回忆资料都不足以成为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佐证。

对于沈就三次“会见”的经过的考证，陈分驳如下：

第一次

沈说毛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鲁常去北大，因此会见“完全可能，亦属正常”，但也只是“可能”而非事实。孙伏园“告诉贺树不少关于鲁迅的情况”，当时孙并没有编《晨报副刊》，已见破绽。沈又说，毛告诉贺他拿胡适的观点询问鲁迅等事情，亦难以自圆。事实上，胡提出“踱进研究室”，是在1922年前后，在1918年胡适根本没有这样的言论，何来“以此相询”，所以“遇见鲁迅”也没了来由。

第二次

1919年2月2日北大确实有游艺会，鲁迅也确实去了。但这只是“能与毛泽东相晤”，而不是“已与毛相晤”。而所谓贺树的回忆反倒出现了矛盾：沈尹默所有的回忆，没有一次提及这事；李大钊并不负责入场券代销等事，他无权派贺树送赠券；贺树只是北大旁听生，派他送赠券没有由头；他与鲁迅“也不可能亲密到连除夕下午都厮守在一起的地步”。据鲁迅日记，他的入场券是从沈尹默那里购买的。据《北京大学日刊》，最初规定北大同人每人限购两张，后因销路不佳，放宽限制，于是周作人又增购三张，而鲁迅并未见增购。可见，北大送来的三张票，是给周作人的。周作人又转送给鲁迅，鲁迅又将其中两张送人，自留一张。可见与李大钊、贺树等毫无关系。又据资料，当时并未发过请柬，所谓李大钊说要发请柬，也无事实依据。

还有，鲁迅与周作人同去参加游艺会，鲁与毛会见，周作人怎么办呢？“贺树谈话”说他去大礼堂看话剧了。但是，在下午五点他们双双离开游艺会时，离话剧开演的时间还有不少，没戏可看。所以，这纯是沈鹏年精心设计、想人工制造一篇死无对证的“革命佳话”。

第三次

沈的根据是孙伏园1960年4月26日的谈话和沈尹默1960年6月10日的谈话。但陈认为：既然他们都在六十年代已证明这件重要的史实，为什么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绝口不提呢？既然孙、沈在六十年代已证实此事，为什么沈鹏年却说在八十年代才得到印证呢？至于所谓“孙伏园的四点说法”更是破绽百出：

①教育部午后“照例休息”的说法根本不实。查鲁迅日记，他所主持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议，基本上都是下午。就以沈鹏年说的“从‘五四运动’至毛泽东离京的一年间，三百六十四天，‘午后’都是休息，没有会议”，但查鲁迅日记，这期间起码有十次在部里办理会务的记载，其中有两次明确写明是“会议”，沈的说法又是不确的。

②鲁迅因为毛是反对军阀的著名群众领袖，出于谨慎而回避其名，则周作人比鲁迅更谨慎，何以不回避呢？要说群众领袖，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比毛泽东知名得多，鲁迅为什么不回避他们，倒单单回避毛呢？

③《鲁迅日记》没记载并非没有这事实，这话孤立地看并不错。但是，日记没记的，虽不等于必无，却也决不等于必有。相反的证据却有：1954年冯雪峰通过胡乔木面询毛泽东，问周作人这条日记是否真实。毛答复说：他见过周作人，没有见过鲁迅。在其他场合，毛也说过类似的话。

④所谓4月8日鲁迅休假，孙伏园去看他时鲁迅提起毛来访的说法，也无印证。鲁迅日记并没记孙来访。即使他曾经访周作人，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也去访了鲁迅，更不能证明鲁迅曾谈到毛来访。

通过上述指陈，陈漱渝总结说：“综上所说，可知沈鹏年呕心沥血写出的‘三谈’一文，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在读者心目中留下的以伪造史料见长的形象；只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一切谎言都是蹩脚的，都是不能长久欺蒙读者的。”

最后，陈漱渝引用丁玲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所撰序言中的话说：毛和鲁两人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生前是否见过面而有所增减。他们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早已由他们各自的业绩而确定了的，并不会因为是否见过面而有丝毫变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殚精竭虑虚构出一个故事，说毛泽东曾经去访问过鲁迅”。

此后，沈鹏年一时沉默了。但他并没有服气。1985年初，沈鹏年向他所在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党组织递交了两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毛主席与〈鲁迅传〉演员谈话———1961年5月1日接见赵丹的谈话记要》。其中记录，当时毛主席说：“鲁迅在北京时，我是见过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见到鲁迅，先在北大，还去他家登门拜访。……我在北大图书馆每月挣八块钱，生活很苦，鲁迅在教育部，要为我谋个好差事，我志不在此，婉言谢绝了。”又说，“冯雪峰偏要说我和鲁迅从来没有关系”，“在瑞金时，瞿秋白告诉我，他写了一首长诗讽刺胡秋原，用了一些辱骂和恐吓的字句，鲁迅不以为然，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

如果这个材料属实，那倒是极权威的依据了。毛泽东本人这么说，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但这时候，又有人跟他较真了。1987年12月，《鲁迅研究动态》发表署名“唐亮仁”的《他在“学术争论”背后干些什么？———记沈鹏年造谣撞骗的几个事实》一文，揭露沈三个事实：一是编造毛主席谈“见过鲁迅”的材料；二是编造周总理谈“毛鲁会见”和周作人问题的材料；三是在一些老同志的“谈话记录”中掺假。

第一个问题

据沈说，这份记要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要他整理的，而且是这位书记和赵丹一起坐了小车把沈接到友谊咖啡厅见毛主席的。在“记要”末尾，沈还注明：这是经过这位书记和石西民同志审阅的。可是，经沈所在单位调查，结果却是：那天毛主席并没有单独接见赵丹，只是在联欢会前于锦江饭店接见过上海各界代表，其间虽有赵丹，毛主席也没有谈及他自己与鲁迅的关系。而所说的那位党委书记，5月1日在登泰山，根本不在上海。而石西民则两次说：“196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小住，我没有约赵丹去晋谒毛主席”，“记录上说我曾经审查这篇记录，也是毫无印象”。那么是否可能派人去作记录？石西民说：“从来不曾有过类似的做法和习惯。”一位《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就5月1日见到毛主席的情况采访赵丹，他也证实：采访中“并未听到赵丹谈起什么毛主席对他说当年见过鲁迅”，“也未听到说毛主席曾单独接见过他”。当时主持《鲁迅传》创作的陈鲤庭说：“从同年五月起，主演鲁迅的赵丹同作为导演的我……为促进剧本完稿，同编剧陈白尘逐场交换修改意见，补充情节构思……前后长达三四月之久”，“当时都热衷于探索‘五四’时期鲁迅同李大钊，同进步青年相联系的史实……赵丹也没有提起过据传是出自于毛主席之口的有关毛鲁交往的谈话。”

第二个问题

沈鹏年同时上交的另一份材料题为《周总理有关〈鲁迅传〉的几点指示———1960年4月3日于中南海紫光阁》，其中说周总理这样说：“毛主席很早便和鲁迅接触”，“他在五四以后曾去八道湾拜访鲁迅，讨论‘过激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早年两次到北京，和鲁迅交往，也和周作人相识”。这份材料中还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同他协商的结果”，“将来适当时候要为周平反”等等。据调查，1960年4月3日，周总理确是在中南海举行家宴，招待抗日时期的文化人张瑞芳、陈鲤庭、柯灵、郑君里、白杨等同志。陈鲤庭、柯灵趁此机会，就《鲁迅传》创作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向总理请示，总理作了简要的解答，但根本没有谈到“毛鲁会见”及周作人任伪职之类的话。记录是由柯灵整理的。沈鹏年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接见，更谈不上作记录。又据沈说，齐燕铭陪同接见，而据原文化部领导同志证实：纯系捏造。齐燕铭当时分管文物、戏曲，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接见。

第三个问题

沈鹏年在《文教资料简报》上发表了《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用访问王定南、许宝和袁殊等人谈话的方式，企图说明周作人的“落水”是由于中共地下党“决定动员周作人出来抵制缪斌”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本不愿意，“后听说这是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便不再坚持了”。后经王、许、袁等当事人出来声明辟谣，并写信向上影厂揭露沈的劣行，证实上述耸人听闻的“内幕旧闻”全都是沈鹏年的伪造。

骗局败露，原来如此！

至此，争论的结果实际上已不言自明了。对沈鹏年提交的材料，这次不是由学者来考证、论争，而是由单位组织调查，并由健在的当事人出面揭露其伪，这下，就彻底打破了沈鹏年的种种辩解。调查结论表明，沈鹏年关于周作人的材料，关于周总理谈鲁迅、毛主席接见赵丹等材料，全都是假的！本来，人们对于他早先抛出的某某人回忆“毛鲁会见”等种种材料，总觉得虽已被百般批驳，但空穴来风，总不会无缘无故，错误总不免，但或许还不至于完全捏造，多少存有一星半点可议之处，而别人的论证也还未尽严密完满。但是，现在人们确凿地看到，沈鹏年伪造材料确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是一个任意编造“神话”的“老千”，他提出的材料一再被证明是伪造的。谁敢说他这一系列相关的材料中，除了那些由组织调查证明是假的以外，其余全是真的吗？那么，对于原来争论中的一些疑问，还有什么进一步争论的必要呢？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几乎绵延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激烈论争，闹了半天，原来是一批认真的学者在跟一批假材料打斗！最终结局表明：这并不是一场学术论争，而是一场学术与伪学术的较量。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了本来就不存在的“毛鲁会见”之不存在，而在于说明了伪学术的必然破产。

续记

本书出版后，学术界对此事似乎不再有兴趣关心，基本不再有讨论，连提及的人都鲜有。2009年，沈鹏年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行云流水记住》，该书没有收他谈“毛鲁会见”的文章，但在后记中，他还是重弹老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引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金1992年4月25日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冯雪峰1952年在回忆录中说毛鲁未见，1954年张琼见到毛泽东提起此事，毛表示：“他写错了，你叫他纠正。”因而1956年冯的《回忆鲁迅》再版时不见了“毛鲁未见过面”的说法。然后，沈鹏年加以发挥，举出冯雪峰在两个版本中的文字为证，称“冯雪峰公开纠正‘毛鲁未见说’”。又举刘金2006年3月7日发表的《“毛鲁会见”不妨存此一说》，提出：“我认为：张琼首先提出的‘毛鲁会见’不妨存此一说。”接着指出：“刘金同志以知情者的身份，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的《新闻出版报》及《吹沙居乱弹》一书中，一再写道：‘现在有人一口咬定：“毛鲁会见说”是“沈鹏年伪造”的，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

但是，这里有几个地方，沈鹏年回避了。

一是，关于冯雪峰两个版本说法不同，是否“公开纠正‘毛鲁会见说’”，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第二版没有了原来的内容，怎么就成了“公开纠正”？这样偷换概念，是很不诚实的。

二是，当时冯雪峰为什么要修改说法？事实证明：不是因为要纠正自己原来的说法，而是因为要删去大段议论，而那一段话正是夹在其中的，也就一并删去了。

三是，我在本书中已经引强英良1982年的文章指出，1981年出版的冯雪峰手改本《回忆鲁迅》是持“未见说”的。可是，沈鹏年2009年写的上述后记，却只

提冯雪峰1956年的修改，而闭口不提冯雪峰1981年亲手恢复原来说法的版本！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蒙混之嫌！

沈鹏年在引刘金文章时，给刘金的定位是“知情者”，刘金是哪件事情的知情者，却含糊其辞。刘金只是张琼回忆材料的知情者，但光说“知情者”，乍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整个事件的知情者，事实上张琼的说法也已经被多人指证为不实。

至于刘金文章中说“现在有人一口咬定：‘毛鲁会见说’，是‘沈鹏年伪造’的，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这话也要分析。刘金的话，也可理解为：这事不是沈鹏年首先提出的，而是张琼首先提出，因此，至少不能由沈鹏年一个人来承担；如果这是伪造的，那么张琼是始作俑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口咬定是沈鹏年伪造，那就确实“不实事求是”了。刘金显然是没有看到众多揭破这一“神话”的系列文章和有关单位组织的调查材料。刘金文章仅引沈鹏年发表于《书林》上的文章，而没有提到陈漱渝屡次批驳的文章，恐有失偏颇。

如果只是一般的各执其词，或者众说纷纭，则自然不妨存此一说。但是，对一个漏洞百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毫无实证意义，早已被学术界揭破的无稽谎言，再给予“存此一说”的待遇，那就只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混乱。

参考文献：

《党给鲁迅以力量》，冯雪峰作，《文艺报》1951年4卷5期。

《回忆鲁迅》，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

《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版。

《书林》（双月刊）1982年第1期、第3期。

《鲁迅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第4期、第8期；1984年第5期；1987年第12期。

《团结报》1983年10月23日、12月4日。

《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鲁迅日记》1918—1920年。

《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

《文教资料简报》1986年第4期。